——为固原文联30年而作
钟正平
有没有一种叠加的记忆，可以延续30年而成为生命的主题？有没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可以坚持30年而痴心不改？它让你的生命打上一种烙印，它让你时时感到自己的存在并从而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它让你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了与你性情相投的一个群体，你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也属于你，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你才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位置，你才有归属感，而且，在芸芸众生中，这一切都是无可替代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想当然是有的。
在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3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它证明你曾经这样生活过、存在过，在这个过程中，你追求过也失落过，你苦恼过也快乐过，你痛苦过也享受过。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时时触摸生命旅程的蛛丝马迹，感到自己曾经以那样的方式，和那样一群人，消费过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对我来说，过去的30年，生命中黄金般的30年，就一直与我并不直接就职的一个机构和两个文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机构就是固原市文联，这两个文字就是：文学。
文学，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职业。譬如我，一口气从事了近30年的文学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它在有些人来说是消遣，譬如普通读者；它在有些人来说是功名和荣耀，譬如作家诗人评论家们；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追求和梦想，譬如那些一辈子都做文学梦的人。
说到底，文学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享受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享受可以是痛苦，也可以是快乐；可以是折磨，也可以是狂欢，它充塞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罅隙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如果从2010年往前推，30年前的1980年，我正在读大一，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整天拼命读名著，那真是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买不到和买不起的书就抄，抄小说、抄散文、抄诗歌，甚至抄完了三十多万字的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还坚持每周写一篇“小说”和“散文”，这样持续了几年，到1982年大三时，就开始偷偷地尝试着投稿，但是许多“小说”和“散文”投出去都泥牛入海了。可以说，整个大学时代，我只做了一件事：读文学。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酷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人，一个不太读诗、也不懂诗的懵懂少年，他平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却是一首名为《致须弥山大佛》的“诗”，它写于1982年暑假我和中学同学骑自行车游历须弥山之后，被印在《六盘山文艺》（《六盘山》的前身）1982年第3期上，从此，这刊物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件珍藏。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找到尘封许久的这期刊物，发现在印有《致须弥山大佛》的这一页上，我不知什么时候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此诗是钟正平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西，有纪念意义，无文学价值。”
此后的几十年来，虽然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但却与固原市文联和《六盘山》编辑部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不管文联主席换成谁，不管编辑部人员如何流动更迭，都会很快成为熟人和朋友，文联几乎成了我第二个工作单位，文学的圈子成为我最重要最持久的社交圈子。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陆梅》发表在《六盘山》1984年第1期上，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散文《春》发表在《六盘山》1985年第2期上，第一篇获奖的小说《地软子的故事》发表在《六盘山》1984年第4期上，我最早的一些研究西海固文学的文字也是陆续刊登在《六盘山》上的……在我订阅和珍存的文学刊物里，《六盘山》是唯一每年订阅（后来是赠阅）并保存得最为齐全的文学刊物，2007年，我在离开工作了近24年的中文系时，将珍存的历年《六盘山》杂志捐赠给西海固文学研究室收藏。
在我踏入文学之门的最初日子里，米震中、屈文、任光武、李正声、王漫曦等，都曾做过我的文字责编，让我每每深怀敬意；还有那位“折拐子”和写散文都一样精深的李成福先生，书法和做人都一样实在的唐宏雄先生，成为与我心灵默契的私交好友；还有我的忘年交——曾任文联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而今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的高琨先生，他在晚年“闭门造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花儿散文”，他那银川的寓所，成了西海固文人们的民间沙龙；李克强、海军、刘文英等先后分管文联工作的市领导，范泰昌、李正声、王铎、马吉福、火仲舫、尹文博等历任文联主席，都成为永驻心间的兄长、文友和朋友，我工作之初的同事和领导丁文庆、慕岳、袁伯诚三位先生，是我文学职业的引路者和师长。而今，范泰昌、任光武、袁伯诚三位先生已经先后作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念想。
提到固原文联和西海固文学，有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就是10年前的2001年8月末，时任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克强先生，带领一大帮西海固的文友们，在须弥山隆重举行“西海固文学创作双十星”颁奖仪式，为西海固作家队伍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到西海固文学，还有两位女士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一位是时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的冯剑华女士。她像呵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地呵护照看过西海固文学的发生发展，她亲手编发了大量西海固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也是经她之手编发在《朔方》杂志上的；另一位是时任宁夏作协常务副主席的余光慧女士。她为西海固作家创造了大量学习、交流、开拓视野、成长成才的机会，许多西海固作家上鲁院，都是她亲自安排的，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外地疗养，也是她创造的机会。
也是造化弄人，虽然狂热地喜爱文学创作，却最终并没有真正地走上创作之路，没有在创作上弄出什么名堂来，这主要与个人的才情、努力和勤奋有关。多年来，我收集和珍存着许多创作素材，在有电脑之前，许多习作只开了个头或者写成个半拉子就撂开了手，至今沉睡在书橱里。有了电脑之后，写作是很方便了，时常有写的冲动，但总被人生诸事所打断，应付了别的，就懒得把键盘再敲完。包括后来搞评论，许多文字都写成了夹生饭，半生不熟地沉睡在电脑硬盘里，唯一的书稿《文学的触须》，也编成个半拉子放在出版社里一晃就是几年了。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我的慵懒和无奈：
在我的电脑里有一篇名叫《水色的泾源》的散文残稿，存储的时间是2006年8月，但写作的时间肯定比这要早许多年，内容只有开头的两段：
和一些这世上最情投意合的人，出门作一次短途旅行，到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尽情领略自然山水的秀色风韵，自由地聊，开怀地笑，暂时抛却尘世的纷争，拆除心灵的笆篱，个性与个性亲密无间、个性与自然融为一体，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人生行程！泾源老龙潭笔会，为一群散布在山区黄土地上的缪斯的钟情者，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欢乐开怀、纵情山水的人生机会。
几十个人，六月中旬的一天，从山区的四面八方匆匆赶至泾源。我这一路，六七个人，乘公共汽车一大早从固原出发，行至数十里后，固原特色的黄土山就被抛在了身后，扑面而来的是泾源的画山秀水。
……
文章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再写下去。我不记得那次笔会的准确年代了，只记得在泾源遇到了雨，那种画山秀水的环境里细细密密的雨，当时在泾源工作的文友王治平先生给我们弄了许多雨伞和衣物，让我们在欣赏雨景之美的时候还感受着友情之浓。肯定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回来后想写一篇《水色的泾源》，但却没有完成。
仿佛命中注定般，这些年来，我的许多文字，就是这样的半途而废。
山含秋色远，人在忆中近。
一晃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来，不论求学、工作、远足、近旅，大体都是在文学的圈子中度过的，生命之舟航行在文学的河道里，虽然收获甚微，但终归没有偏航。想想在我们生命最绚烂的年华，是文学圈子里这些情投意合的同行者伴随着我们前行的足迹，点缀着我们前进的航程；我们生命的星空，那些最常见最亲近的星辰，是文友们，是他们温暖和照亮着我们生命的空间；我们手机中存储的最多的名字，是文友们，是他们让我们在孤独寂寥时，可以顺手拨通一个号码，编发一则短信；只有和他们在一起，你才能彻底放开自己，忘了年龄和身份……我突然觉得，我当年在《水色的泾源》仅有的两段文字里，其实已经传递出了当时心里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和情投意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友情是多么珍贵的生命之珠，这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收获！
文联30年，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经历了多少人和事啊。匆促间提笔成文，一些记忆可能并不完全可靠，回忆也并不十分准确，它不能百分百还原历史事件的细部，但是，这些匆促间的回忆充满了温馨和感动，它提醒我们曾经那样活过，那样拥有过一些生命的美好时光。
生命是有彼岸的，而文学，却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钟正平 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固原市文联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