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历来都是党和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字方针内涵十分丰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那么，我们如何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呢？即新农村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寻求什么样的途径？这是至关重要的。
毋庸置疑，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推进这一系统工程，“十一五”期间的重点任务就是要突出抓好“六新”，即培植新优势、培育新农民、发育新组织、形成新机制、资源新配置、塑造新风貌。农民组织化程度，与农业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一样，是农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有利于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也有利于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发育新组织的重点就是发展农村各类组织，尤其是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因此，从长远来看，培育和壮大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使其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新农村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农村是整个社会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农村的发展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变迁。为此，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拉开了帷幕，其中乡村救济运动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它是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改良，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新中国建立初期，共产党领导了“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后，新一阶段的乡村建设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并且与乡村治理结构重构结合在一起。然而，1990年以后，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和农民负担加重，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对于乡村建设道路问题的探索又一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建设农村，如何使农民成为新型农民。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全面启动，这场新农村建设表现出城乡互动、工农业协调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并持续发展的强烈的时代特征，使我国的乡村建设迈向了康庄大道。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
民国时期的乡村改造运动是乡村建设的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再加上国内连年的军阀混战、封建地主的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的购买力锐减，土地价格下跌，耕地荒芜，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很多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农业经济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击。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农村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又成为左右革命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中心问题，各党各派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时，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重新整治中国社会，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改造运动。其中，领导这场运动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和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晏阳初。
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大意》中系统阐述了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和意义等，并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设想。一是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他指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实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二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和构造。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培养新礼俗，实现以礼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以法制为根本原则的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在乡村里还保存着许多，都市中则已被摧残无余，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因此，新礼俗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其重点就是在乡村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组织。从具体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以及民风民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根据以上理论和设想，梁漱溟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实践。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县有序开展了“政教合一”的试验。通过改革旧的行政方式，实行合署办公，该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他在县以下设乡学，以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他还将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变为乡学村学，以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乡学村学的设立和运作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包括改良种子，防病虫害，改进工具等）以及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推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场乡村改造运动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触动了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发展了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总体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民中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乡村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他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其他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四大教育”。根据从事农村平民教育的经验，晏阳初总结出中国人的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针对这四种大病，他摸索出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平教会的乡村改造运动针对性地实施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就是所谓的“四大教育”。通过扫盲，在人人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
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始尝试四大连环教育，以培养广大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等构成了实验的主要内容。在实验过程中，将四大教育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形成了乡村四大建设：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四大建设，使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融为一体，从而实现改造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这是贯穿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核心。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定县实验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四大教育”连锁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改造思想，说明农村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农村社会生产服务，为改善农民生活服务。但是，他把改造民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同样由于没有触及农村经济根本的土地问题，广大农村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农村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乡村改造运动为何失败？梁漱溟自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是社会改造的独立性和对政府依赖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政府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型关系对于乡村建设是有益的，而一旦这种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变成依附关系时，社会改造就有可能失去正当性，革命性会屈从政府的惰性而丧失动力。事实表明，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能有效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各种改革的措施，使乡村工作变成了地方的行政内容之一，往往是无法实现建设目标。第二点是乡村改造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整个乡村改造都是为了唤醒地方的自治力量，实现乡村的自治。但是，由于乡村建设不是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只是一种外力推动，不可避免出现了“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现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在原有制度的框架内实行浅层次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而最本质的土地制度不变的话，一切附着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制度都很难改革，无法激起广大农民的热情与向往。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承接历史乡村建设的认识基础上，乡村建设进行了一场“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改变了地主占有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克服农民个体分散小规模生产无法解决的问题，又组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样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当时对公有制经济的过分迷信和不切实际的追求，盲目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我国走上了一条违背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道路。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确定了人民公社初期形态：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建立公有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根据这一构想，几千农户组成一个公社，并且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起来。公社在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战斗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堂、幼儿园、理发室、中学等都是集体的活动场所，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经济完全计划化、对农民实行严格控制。然而，这场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归于失败。陆学艺、杜润生、林毅夫等认为：人民公社的失败是由于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的困难，导致对社员的努力激励不足。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非常困难，因此，监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中的积极性也就低。
（三）改革开放后乡村建设道路新探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作为出发点，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农产品的购销体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推行了村民自治等。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制度变迁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由上述制度变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日益降低，农民增收面临极限约束，农民的负担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学者开始了新的乡村建设道路的探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林毅夫、陆学艺等。
1999年，林毅夫提出了“新农村运动”的主张。他强调政府应全面改善农村的道路、自来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有了稳定的水电供应，有了平坦的道路条件，农民就会考虑买电饭煲、摩托车等消费用品，从而以消费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主张过高估计了农民的购买力，没有把农民的消费习惯也考虑在内等等，没有做好充实农民购买力的前序工作，即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切实让农民富裕起来，没有涉及到国家的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问题。所以，不是一种可行的农村建设方案。2000年，陆学艺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指出，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如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卫生、文化、图书等社会事业体制，同时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引入良性轨道。这一建议更具可行性。
更有一些热心农村事业的学者，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对乡村重建的理论构想付诸于实践。2000年以来，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与晏阳初、梁漱溟的思想一脉相承，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其中较有影响的一股力量是学者们推动的“乡村建设”实验，比如周鸿陵进行的“天村实验”、贺雪峰在洪湖搞的老人协会及温铁军的被称为诺亚方舟式的乡建中心实验基地等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还是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的乡村建设道路探索，都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历程，无论是失败的经历还是成功的经验，都为我们当前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建设政策，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形成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随后，中央再一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形成，它既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1.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对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系统解决
中央的一号文件深刻理解三农问题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以增强农业农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为政策导向，试图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的“三农”，有效地推进以新农村为重要内涵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改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包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可见，与历史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政府牵头的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2.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作为国策的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并非突生的事物，而是党中央在数个“中央一号”文件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近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三农”问题仍然历史性地存在着：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高度分散的农民的组织问题；作为农村主体性的农民的素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城乡居民赋税制度不统一，农民负担过重，等等。对这些历史性问题百年探索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为此，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无疑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形成的。
3.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对中国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近百年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程曲折，期间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新困境，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
形势紧迫，党中央不再满足于局部性的农村政策调整，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全面审视既往政策，以国策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制定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一是全面调整政府与农村的关系，如取消农业税，推进基层政府组织改革。二是实施国家反哺农村战略，高度重视新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快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制度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全面实施农村地区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等等，全面提升农民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能力。三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四是坚持以农民为本，建设社会主义主义和谐新农村。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长期过程。因此，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做起，使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完成重大转型。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温饱的努力和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透过新农村建设，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看到了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希望。
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的三个文明建设上，着力解决农村的发展缓慢问题。据此，中央相继采取了“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措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可喜的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落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近年来，在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广大农户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组织起来，自主兴办了各种专业合作组织，这是新形势下发展农村经济的一种生产经营体制的创新，是新时期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实践证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现代农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快速的促进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
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重点是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交通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信息工程建设；二是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农村经济建设。这三项建设中前两项国家已作了一些重大部署，如县乡公路改造、村级公路改造、“村村通”工程建设等重大建设工程的相继启动，国家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迅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重点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是如何把分散弱小的农民个体小农经济做大做强。农村经济要人人做大、个个做强是很困难的，所以“联合”就是最有效、最快捷的途径，而实践证明，“联合”又不能走“一平二调”的路子，也不能强行用外力去“组合”，所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种自由联合、自愿联合、互助联合的联合体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
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和企业发展情况，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主导产业共同从事产、加、销经营活动，能有效而快速的促进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
2006年，宁夏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00多个，会员达4万多人，平均每个组织会员在100人作用。据测算，除直接紧密地联结农民4万多人外，还间接地联结农民50多万人。其中，60%的合作经济组织与畜牧相关，有90%左右的合作经济组织集中在引黄灌区和枸杞、马铃薯、牛奶、清真牛羊肉等特色优势主导产业生产区。比如，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青铜峡市的日光温室生产发展迅速，各种作物的新品种层出不穷，特色西红柿、礼品西瓜等都取得了空前丰收，中庄、补号、永丰村的小弓棚西瓜也结出了丰硕成果。全市共落实西瓜种植面积7664亩，其中：小弓棚西瓜3799亩。截至2006年6月底，专业合作社收购、销售礼品西瓜240吨，露地西瓜3160吨，西红柿3260吨，产品主要销往西宁、兰州、新疆、武威、张掖等外省地区。亩产4吨的礼品西瓜收购价每公斤1.6元，露地西瓜每公斤0.7元左右，西红柿最高收购价每公斤4元，最低价也在1.2元，价格普遍高于当地市场价，从而既发展和壮大了特色优势产业，又提高了农民收入。
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在不断适应中调整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进行一次大调整后，对农村家庭经营制度，我们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它仍然是并长期是最适应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一家一户的经营又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了一定的制约。要看到，农民是农村最大的生产力，是构筑起农村生产关系的主体。只有农民联合起来，重组和优化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才能使农村生产关系得到新的调整，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新的发展。不过，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要尊重农民意愿，发展会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所以，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及其解放和推动农村生产力的作用，是渐进的和梯度的进行。
比如，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帮助农民群众增产又增收，解决“卖难”问题，2006年年初，由青铜峡市供销社和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牵头，与银川益利特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为菜农提供瑞克斯旺优质西红柿种苗31万株，聘请科技特派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蔬菜的育苗栽培、田间管理及病虫害的防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切实做好为蔬菜园区的农户提供产前的品种引进、产中的田间管理、产后的产品销售等一系列服务。积极帮助办理绿色通行证，打通销售渠道，协调张岗等运销专业合作社在外省地寻找销售市场，极大地提高了菜农种瓜、种菜的积极性。农民尝到甜头后，今年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有所扩大，规模效应逐渐体现。
3.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国内外实践表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有利于提高农户谈判地位、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为农村的综合改革，比如金融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创造有利条件。与非合作组织成员农户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收入上普遍较高。比如，固原市原州区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目前，全区各类涉农协会达到18个，吸纳会员1756人，入社（会）农户16290户，年可实现农民增收1336万元。2006年，彭阳县共有25个合作经济组织和1.1万个会员的供销社，形成了一支得力的队伍。其中，城阳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发展订单药材420亩，与农户签订种植购销合同167份，收购推销中药材350吨，助农增收27万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稳定的、直接的、长远的作用。
4.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素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载体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一是坚持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走农业现代化的路子；二是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两条路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缺一不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实际是农民现代化，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就是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经营主体，才有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不竭的动力和创造力，也只有农民成为现代农民，才真正称得上是农业现代化。我国农民成分大，组织程度低，生产经营过于分散，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如何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主体地位由弱变强？如何不断提高农民现代化的素质？只有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培育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把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也就是把农村劳动力、资金、资本、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使农民在这种合作中实现广泛地分工协作，以此推动农业的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业产业、走上农业现代化。显然，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农民走上农业合作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别无选择的道路。
（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有效推动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
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简单地讲主要就是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意识的提高，农民能有机会充分自由的参与讨论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农民搭建了一个组织沟通的平台。
通过这个组织，农民可以广泛地展开成员之间的沟通，农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以及农民群众与外界的沟通。通过组织，农民可以增加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机会和能力，增加表达观点的机会和信心，增加享受社会资源的机会和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真正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是农民自由沟通的平台，是农民自主决策的集体。现在我国工人有工会组织和各种专业组织，城镇居民有社区服务组织来关心，学生有学生的组织，青年有青年的组织，妇女有妇女的组织，只有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体，几乎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很少有沟通思想、获取信息、交流感情、表达观点、参与管理、享受资源的正式机会和场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正好提供了这个平台，给了农民这个机会。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的现代意识。通过参与和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增加了农民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机会，提高了他们对集体的认识，最终的效果是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农村的政治文明水平。
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提高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
现实表明，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意识并不强。但是，农民只要通过自己组织中的民主实践，就会很快感受到民主的美好，民主的不可替代。他们对民主会看得很重，参与管理会很认真，民主选举会很负责，全程监督会很到位。比如，近年来宁夏有些地方已探索出“支部+协会（合作社）+农民”的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
2.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提高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
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就有了说话的地方，也有了为他们说话的集体，农民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团结起来应对各种的权益侵害，从而保护自身的利益。既能加强农民（包括政府）在国际国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又能作为一个组织、一种手段更好的利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
3.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提高农民的发展意识
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活动，多走动走动，会看到更多地好的典型，能接触更多地农村星火带头人、致富能手等榜样人物，更多地感受现代生活的气息，感受外界先进的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现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科学管理方法等工业文明。这样会大大地刺激他们求富求强的意识。
4.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提高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
农民长期在个体封闭的小农经济体制下劳作，久而久之，他们很少能感受集体合作的好处，互助的意识也逐渐模糊，合作的精神也不断淡漠。而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的运作，农民能感受相互帮助、相互配合、互相支持的集体行动的好处，他们会亲身体验到集体的力量，合作的好处。
（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是构筑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
1.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塑造现代化的农民主体
构建和谐农村社会最根本的是要以培育现代化农民这个主体为目标。建设农业现代化需要培育现代的农民，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也要培育现代化的农民。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进程，始终以坚持互助、平等、民主、团结、诚信，热爱国家，关心集体为原则，并通过广大村民的群众性去传播、发扬这些合作精神。同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又从政治上、文化上和科学技术上不断对其成员进行培训，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培养现代农民的大学校。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为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培养合作文化
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很需要一种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就是合作文化的力量。对我国还处于相当分散和个体意识还很强的农民来说，这种合作文化比什么都重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以合作文化建立起来的，它以这种合作文化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民主团结、诚实守信、热爱国家、关心集体、救助他人。在这种合作文化的熏陶下，使我们的广大农村，人人诚实友爱，和谐相处，安定平安。
3.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架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
农民合作专业经济组织是加强农民与政府联系的纽带，是架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政府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经济组织向政府反映自己的要求、意见和建议。所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有效的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能有效的改进党对农村的领导和政府对农民的管理，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稳定。
4.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能积极的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的文明进步，重要的是要给农民沟通思想，抒发情感，接触现代文明的机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恰好可以给农民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交流活动多接触外界的各种先进的文明思想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而激发他们追求文明的热情。农民还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组织的活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带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在我国虽然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发展壮大，将全面推进农村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快速进步，随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随着加入合作组织的农民队伍的不断壮大，现代民主、现代文明、现代农业必将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产生最佳效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迎来健康快速发展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