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祐二年（1057年）一月，又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科考无数，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但论地位，这一届无与伦比。
前提是文学方面的。
中国文学史上盛称“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二宋六，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有四人是在这一届的科考中会聚，盛况可谓空前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
抛开这位“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神仙爷，说说这四个人。四人之中，欧阳修在当时为首，他是主考官。这是历史的契机，他此时整整50岁，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他成熟了，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体”，才足以载“道”。
这是个根本点，在这次科考之前，体和道之间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浅显地说，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辞藻为能事，谁会修辞，谁就是大家。这样一来，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极点的险韵、怪字，大家争奇斗艳，看谁能玩出见所未见的花活儿。
至于文章的宗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这个终极问题就无人在乎了。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注意，还不是大宗师，他非常愤怒。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像古人那样，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
得于国家有利，于民风有益，文章绝不是时装秀，科考也不是T台，这是要传颂万代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敲门砖！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百年，文教之盛，是自有文字以来所未有的。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四川境内。
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穷困地区，财富是这样，文化上更是。数遍整个四川，在这次科考之前，只出过两个进士。
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是位姓孙的中举。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他姓苏，叫苏焕，眉山人氏。就是在这一年，眉山当地欢庆新举人产生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少年变得沉默了。他就是苏焕的三弟—苏洵。
苏洵是一个快乐的青年，此前的岁月里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时他被震撼了，二哥的荣耀、父亲的笑脸，让他的一些东西开始觉醒，功名，原来是这样好的东西吗？他开始重新读书了。注意，是重新。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毋庸置疑，但就是玩心大，只此一点，就铸就了他一生的郁闷。
17岁时发奋读书，苏洵是真的努力了。三年之后，下一届科考开始，他一次性通过了乡试，沿着哥哥走过的道路，向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前进。这时他深信，世界是他的，功名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结果……他落榜了。
当时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或者有点惊讶，为什么没有考上呢？没有动怒，也没有半点的悲哀。他知道自己还很年轻，这时才20岁，再考就是了，想着我这么聪明，肯定会成功的。于是，他轻装返回家乡，回程的路上，顺便饱览了名山大川，江河湖泊。他的眼界开阔了，胸襟变得宽广了。
悲哀也在这时悄悄地降临。
他读书的本意是为了功名，这一点始终不变，贯穿了他的一生。可他的性格，却在另一条轨道上。他精力充沛，性格倔强，而且胆子超常的大。这几样素质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注定了他不会乖乖地听话，尤其是不会听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话。
这时他20岁了，此前只是个懵懂少年，他可以深信书本，去死记硬背，为了功名不顾一切。如果能在这一届考中，他就会沿着富贵之路顺利地往下走。可他没考中，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间，这就不好说了，他的心灵在成长，学识在按着他的天性，在选择性地积累。
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的局面了。
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历史可以证明，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都有他自我觉醒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任何伟人，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
苏洵一路漫步回川，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也有了人生中的首次挫折，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想不到的。他厌烦了书本，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默义等“学问”，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年纪轻轻，不务农、不经商，也不读书，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有时候却和一大群浪荡少年欢呼纵饮，旁若无人，但更多的时候是游山玩水，登临湖海，若有所思。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了婚的话，就真的像个世外散仙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4年，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妈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痛，而苏洵的痛苦更深一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所以还没有开始“养”呢！
他要给母亲以荣耀，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功名，无论如何他要快速得到功名！从这时起，从他27岁到39岁，共12年，他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那样：“苏老洵，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12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失魂落魄而归。他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真的就那么笨吗？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金榜得中，自己却一再地名落孙山？39岁那年，科考再次不中，他抑郁满胸，无可排解，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
历史的契机出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寻求心灵的安慰时，他的老父亲故去了。
苏洵千里奔丧，踉跄归家，细思量12年间双亲故去，自己年近40岁，居然一事无成！人生至此，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
某一天，他万念俱灰，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科考、功名，此生再也不想了……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扔掉了以往的所有，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苏洵在守孝期间百无聊赖，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博览了一遍。
那些书，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这道光束，由孔子点燃，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二百余年后有扬雄，后千余年出现了韩愈。韩愈至宋，已经近三百余年了，此间战乱频仍，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像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隅默默地若有所思，像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路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默了。
39岁起，至46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这是位有能力、有见识、办实事的人才。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这让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判若两人，年轻时跳脱浮躁，现在却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皇祐五年（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但是由于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战神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儿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就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强了很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色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他记忆力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已。他家太穷，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很重视文化，是他发掘了苏洵，并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他与欧阳修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本是冤家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是，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博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还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能给您破例呢？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剽悍了。比如，在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会振作。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是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时，现在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练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不留，怎么狠怎么讲，不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得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为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君王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期，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如诸葛亮就是这样说服孙权的。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迈古人，独步当时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这个大儒，准确地说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才，一直闷在蜀川之中苦思冥想，把先秦时代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离得太远了。其结果，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
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用10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自信可以击败对手。可是转念一想，又沮丧得要死，他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
他找到的是对手10年前的破绽，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相对10年前的！
苏洵就是这样，用先秦时的理论、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一片茫然，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父子三人灰溜溜地回川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当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难道就得到什么好果子吃了吗？研究历史，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像寻病根一样找到问题所在，好在现实中加以避免，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意义，而不是追念古代辉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
说到这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关于大儒这个词，对现实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作为百家学说，儒家的存在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这是积极的、了不起的。
但是有一点，儒家学说里有一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比如它是入世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军事、经济等。这就出世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得创新，得研究才能出现。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
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动不动开头就是“古人云”的原因。什么事都要看老祖宗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
这样行得通吗？！
不光是进入21世纪，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那就是后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闻名天下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恃才傲物，碰巧也是一样的自学成才。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
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说过了大儒，下面进入科考正题。
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考终于开始了。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苏子瞻），终于横空出世。
关于苏轼的才华，在中国已经是一个神话，被称为“坡仙”。当然，那是在他叫苏东坡之后的事了。
东坡这两个字其实一点都不美妙，是他个人的一次惨痛记忆。不过，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文采、书画才超凡入圣，达到了有宋一代才子第一的程度。
至于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每个时代的教育家都会强调，跟李白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不管人家李白是不是愿意，就下这样的定义。苏轼就很坦诚，他成年之后曾经交过一次底，说“书到今生读已迟”。
传说他的妈妈程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曾经梦到了一个俊俏的和尚向她顽皮地眨着眼微笑：“妈妈，我做你的儿子好吗？”苏轼由此诞生，这也是他一生喜欢与和尚为伍的一大原因吧。稍微长大后，他的父亲把他和弟弟苏辙送进了眉山当地的一座道观，跟道士张易简读书，学的主要是声律。
这是个关键点，是苏轼的造化，更是中国人的幸运。声律学很重要，它对苏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声律，败也声律。
声律，就是作诗赋词的技术。一个读书人，怎么能不会作诗呢？但就是这样尴尬，老苏就倒在了这上面。他什么都强，就是不会作诗。每次科考都是勉勉强强地凑数交上去，其结果自然是被考官扔进废纸篓。苏轼就不同，他的声律功力睥睨千古，傲视当代，宋词只要流传一天，就永远会有人记得眉山苏氏。
这就与苏洵有自知之明，把儿子送给别人来启蒙有关。不然，苏轼和苏辙就又是两位大儒，而不是坡仙与宰相了。不过不管是什么，他们都得先跟着同学们一起迈进贡院的大门，吃几天考生饭再说。
要说科考，在大家的印象里，估计就是在一座像省级监狱的高墙之内，排列着像一排排进口猪舍一样的低矮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大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唯一的出口就是标准的铁栅栏，走进来就上锁，每天只会递进来一些吃的喝的。
除此之外，严防烟火，因为就算有火灾地震了，这道铁门也得到交卷时才能打开！
基本上就是这样，在宋代比较特殊的就是时间和一些制度。
比如说主考官欧阳修，他就得在贡院里至少待上50天。至于为什么，请看他的工作量。他得出题，还要阅卷。每届至少一两千名的考生，每个考生都有声律、墨义等各种答卷，都得由专人抄写，让字迹不可辨认，光这一项工作，得多少个工时才能完成？
所以说考试嘛，不仅是考学生，更是折腾老师。而折腾，更是宋代科考的一大特色。
印象里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不这样，比如某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说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作“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帘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身难忘。
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已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又有糖尿病（史书记载），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这时一考生“扣”了过来。
——“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哄”的一声，周围彻底笑场，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科考之前，通过乡试的学子们的功夫！更绝的是大家都笑成这样了，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
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乐子就更多了。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6个字的评语。
——“秀才刺，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有个名目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纰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上示众，以儆效尤。
以此类推，欧阳修砍掉了绝大多数的“优秀”考生，也把人都得罪了。三年才有一次科考，大家都是按照老规矩老要求复习的，你凭什么这样难为人啊？！
考生们想不通，发榜之日在大街上把欧阳修拦住，那情形就像农民工找黑心工头要债一样，污言秽语，推搡叫骂，要不是当天遇上了巡街的禁军，大才子欧阳修就得进医院了。就这样，他回家后，院子里还被扔进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问候纸条。
这时候，苏氏兄弟已经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游玩闲走了。他们是幸运的，比他们的父亲幸运太多了。苏洵之所以总是落榜，除了声律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章的底蕴和之前科考的标准严重不合拍。而如果他教出来的两个儿子，还是遇上之前的考官们，可想而知结果是怎样的。
父子三人把家还，六行长泪落涟涟，一个字，惨；两个字，很惨；三个字，非常惨！
这就是这届科考的重要性和幸运点了。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装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就更是一句笑谈了。简单地讲，嘉祐二年（1057年）的正月，是三苏的幸运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就等着殿试时大显身手了。闲来无事，初到帝都，想想人世间最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在房门的外面，20岁出头的青年会闷在房里，一动不动吗？
苏洵与苏辙很可能一静到底，苏轼却一定会悄悄地溜出去，把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看清这举世无双的繁华盛景。
首先是回忆，他从西南方的四川来，正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都城的精华，即东京城外城13个城门（包括水门）中的正南方“南薰门”到内城，即皇城的“宣德门”这条御街。
进城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宽约120尺、植满垂柳的护城河，以及那条蜿蜒曲折，像一条游龙一样凹凸不平，不规则地建在护城河岸边的外城城墙。这道城墙很怪，让人看着高深莫测，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不够平整漂亮。
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他把这道城墙拆了，重新砌了一道整齐的矩形城墙。可惜在女真人的石炮打击下，很快它就塌了。只有到了那时，人们才会想起原先这道老墙的设计师——宋太祖赵匡胤。这道老墙在军事上有特殊效果，它的不规则能缓冲猛烈的攻击力！
这道老墙的里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封城，人口超过盛唐时长安城近10倍的人间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