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外交文化本原
一、整体主义一元“天、道、仁”之思
1.“天”、“道”、“仁”合一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不同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系统在维护、坚持、捍卫自己合法性、真理性和主体性方面的意志、想象、创造力、生产力、持久力和文化思想资源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以理性、上帝和罗马法相互融为一体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归之为“天”、“道”、“仁”合一的文化之流。可以说，中国文化发之于《易》，成之于“天”、“道”，归之于“以仁(人)为本”。首先，中国文化肇始于古代先哲记事作《易》。由此，中国先哲进一步把握到天地创造不已的精神和“刚健、文明、中庸、刚正、生生不息、日日以新的天地之道”。他们还认识到，“天地法则，人得之为德，继之为善，成之为性。而所谓圣人者，不过是知天地之理，达万物之性，以化成天下。”因而，在本体论上，相对于西方文化本原始于个体主义理性与上帝二元并存，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即物质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都是整体一元论，即，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而使两者成为一个互为存在统一体的是运动；运动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媒介体、中介体，是介质；没有动、运、行就没有一切。例如，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的旨归，是一个发于己，归于己的形而上“自本体”的存在(实在)。整部《周易》强调的就是运动，认为运动是一切物质和生命存在的形式。换句话说，对中国先哲来说，世界是一个无时无刻、无始无终的运动之流；存在(实在)就是变化与运动，因而“变”、“易”是天地根本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所谓整体主义一元论，就是把和谐视为事物自然发展的状态，是自然法则的本性所然；自然规律倾向于和谐状态，而不是失衡的状态；任何事物首先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经由的路径是，由统一到不统一，到复归于统一。如染漱溟言：“由调和到不调和，到复归调和”。
中国文化思想中形而上之“天”、“道”，指的是类似于(但又不完全相同)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印度佛学中“大梵天”或“空”“无”，或类似的、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超理性的观念存在。即，中国先哲把“天”、“道”作为太初及认知对象的存在，它既不可名状、超越现实，又是宇宙万物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所谓“太极”、“太一”、“太虚”、“太和”、“太始”及“道”、“性”等观念，都是指宇宙中万事万物一切的开端。在现代哲学意义上，“天”、“道”，代表了一种如同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的世界整体性的存在。它们指的是，超出逻辑规定的神秘的、元逻辑的存在、规定；超过一切规定的存在和规定；决定一切规定或规定一切的规定者；不动的动者、世界的第一推动力和终极存在。老子曾形象地将之表述为“恍兮惚兮、其中有精”，而此“精”就是“道生一”之“一”。
在古代中国，“天”曾有过主宰一切的人格神的含义，它等同于“帝”、“天帝”、“上帝”，是远古时期中国先民心中广泛存在的原始信仰。《春秋》之后，“天”的内涵及外延范围缩小了，它仅指的是自然存在的宇宙，相当于“万有”、“大全”或“大一”。如，在《易经》中，“天”已经转变为自然之天，并与地并举。此后，“天”又被道家完全自然化了。在道家思想中，“天”成为运行在天地万物之中的“天之道”。在道家看来，“道”既“出于天”，是“天之行与常”，又是“人对天欲有所思，欲有所议而得出的形而上观念抽象”。即是说，道家把“天”与“道”看做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如，中国哲学家吕嘉戈认为，中国文化本原中的“道”指的是客观自然和自然界的客观绝对真理；“德”则指的是客观真理具体化为各个事物的运行、发展规律与法则。根据这种道德本体论，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即物质、精神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
自古以来，中国先哲信奉“天道”为一的思想，而不像西方及印度传统文化那样，认为事物表象之后还有一个本体和真如；前者为虚为幻，后者为真为实。如成中英言：《易》“卦辞中元亨利贞的元宇即意涵万物之本源的意思，由元而亨而利而贞即显示了本源的发展致用与稳固贞定的过程，自然形成了一个保和太和的时空宇宙体系。《易》中包含了自本而体面用的本体的概念已呼之欲出了。周易所包含及呈现的本体宇宙是一个上下、左右、内外、前后互连贯通的生命发展整体”。同时，由于中国人心中“天”的概念是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因而内心有一种使命感，信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天命”所包含的道德性由于人对自我反省的体验由外在之源转化为内在之源，即外在“天命”转化为内在的“天命”了。儒学经典《中庸》中说的，“天命之谓性”体现的就是这种“天命”内化为人性之道德情操的自觉转化。而《大学》的核心思想旨归——“明明德”，进一步“开创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为人与为君之道，体现了儒学的实践性，加强了合外内之道之中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向度”。但道家在接受“天”的自然化的同时，并不接受“天命”的道德的内在化或道德的内在转化。老庄认为，“道”本“无为”、自然，并非对人类是仁慈，而是与人类意志无关的必然性，“天之道”即“天命”之所在；“道”涵盖天地万物，因此无所谓“天命”。如，庄子认为，事物的本质在“有”“无”之间，人可不必执著于“有”而逍遥于天地万物之中。庄子主张，人应当努力使自己圆融于道之本与体及万物一体的变化之中，并以“天”的精神为本心，与天地生化之道通为“一”，以便做到既内在又超越而又不拘束于小知小德，并“得其寰中以应无穷”。荀子进一步认为人道不同于天道，人道非“天命”而是人为。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还认为，“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公义心。墨子的“天志”观，把“天”视为类似于基督教上帝的人格神。因此。墨子坚持把“天命”中的道德意志转化为“天”的积极与持续活动的意志。
基于对“天”、“道”的认识及对人性内在的肯定，孔子建立了“肯定当下即是，确又不断生生不已，去旧生新，不守古常”的“仁学”，其精髓是肯定人具有求索人类至善之信仰的本能。如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即诚，恕即仁。”所谓仁即人性或隐藏在人心中内在的善性，也泛指“人之间的道德关心”。孔子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来自于宇宙的生生不息、进化不已的总进程或系统；作为万物之灵和宇宙生命进化的最高产物，人不单单是一个生物本体存在，人还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本体存在。因而，人的生命意义、价值在于自强不息，尽人事以成全人界；参天地，赞化育，以替天行道。即，通过理解自己的内心到理解宇宙世界万物的道理，最后达到个人与宇宙之间的冥合(合而为一)，使个别同于普遍，个体融于整体，瞬间同于永恒，短暂的个体生命，融合于永恒的宇宙生命之中。儒学认为，天生人，造人，“天”、“道”生成世界万物，目的是为了让人去发现与享受它们；人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可以最终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解救自己。换句话说，仁即是人，人的本体是仁，或人的本质特性在于其仁性，人因为有了“仁”才成其为人。据此，儒家强调，天地人三者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存在，缺一不可，并基于天地人三才同德的根本认识，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及其提倡的民本思想，与现代西方建立在主体性原则之上的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有根本的差别。儒家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以仁为本”。而“以仁为本”就是“以他为本”，突出、强调的是他性原则，即他者为自我存在的条件，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的存在。值得指出的是，他性原则的他者，是泛指一切外在于自我的，诸如社会、国家、家庭、大自然等客观存在的事物。“仁”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其要义在于肯定他者为自我存在的客观条件。没有他就没有我。我与他是同一的存在之物的两个不同的形式。在认识论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建立在肯定“他性”为第一原则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充分肯定他性原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哲学、政治智慧。除了儒家，先秦时期中国其他诸多思想派别也都信奉他性原则。如庄子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
在“天”、“道”、“仁”本体思想影响下，中国文化在远古时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做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在这个统一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冲突、对立和差异等现象，都是构成未来和谐与同一的条件。整个客观世界呈现出“有”、“无”两种形态，二者通过彼此的互动，创造、生成一切“实在”。因而，“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这个“一”就是生生不息之“天”、“道”、万物。儒家所谓“唯达者知通为一”，就是主张通过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包容、超越差异与对立，达到感性与理性互通、相互超越，与天地之道同参的理想境界。如《易传》言，“与天地相似，故不达；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道家则把世界万事万物视为“道”的存在方式，视“道”为客观物质世界自己生成的运行规律，运动的过程中的诸种条件的自然生成，因此，他们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其之所以存在，为的是完成生命界的和谐。换句话说，在道家看来，万物皆为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同时是道，又是“道”化生的结果，因而没有绝对不动的存在物和绝对的“有”和“无”。如老子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归根曰静。”庄子认为：懂得“万物齐一”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种快乐来自于这个人已经与世界万物，与自己、他人、社会存在在思想上达到了和谐同一，他已经在思想上与客观世界的运行法则同一了，与道齐，与道为一，也即是归根于静了。西方人自古至今也一直在找寻这个根，不甘承认这个根就是“无”、就是静、就是原始宇宙间相对的静止状态。
(2)中国文化传统把心、物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人的心性、灵魂与人的肉体，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宋儒提出了“一本而万殊”的天道一元整体世界观，以“一本”重新表述了客观世界的一切“实在”。再如，程颢、王阳明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认为，仁者应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人生的依归。周敦颐指出，太极本无极，无极就是太极的恒常和单纯状态，并不等于虚无和了无所有。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实践中觉识到，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来自于有与无的相反相成；有与无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时间是事物和生命的具体化过程；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存在和永续不绝的生化过程，它肇始于原始的统一与和谐的开放的整体，并在变化过程中保存、表现出了其原始的统一与和谐。即，万物同出于道而又归根结底复归于道；世界同一性与多样性是一个存在的两种表现形式和必然的方式。就是说，“一”只能存在于多之中，反之，任何多样性的存在中都有同一，也就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互为依托、相互印证的存在。这一点与西方的“绝对实在”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的传统是寻求在变化、现象之外的更深层次的“实在”。从天人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出发，西方人永远看不到这个“实在”就是“天”及其自身作用之“道”。从政治上看，这个道可“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即得道者将获得天下的民心，从而将无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