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文化逐步形成了从整体上由后向前、由整体到个别，从共相、抽象到具体、个别以及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即，中国人习惯从整体上看问题，按照整体主义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抽象，通过整体的抽象，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于先把大问题弄明白了，再讲小问题、具体的问题。中国文化还习惯于从上到下地看问题。即喜欢谈天说地，从天到地，从宇宙万物始，再到具体的人、事、物、非、理。一般是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如果大道理不通，往往觉得没有必要再讲小道理。按照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认为，天下秩序、国家秩序都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整体，因而不存在民主还是专制问题。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与个体的利益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天下就会趋向于稳定。而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自身的发展，就不会出问题，否则就会天下大乱。由于天下大乱不符合自然规律，所以总是要复归于天下大治，重新恢复上下有序的稳定、和谐，人民各安其所得的社会状态。自古以来，中国文化政治的问题意识之一是治乱。如赵汀阳言：对中国人来说，“政治就是治或乱。对统一和安定的迷恋或者对分与乱的忌讳，这样的意识是西方没有的。”因此，“中国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生命观和自然观”。“既然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而又‘天不变’，所以，人的生活、社会和历史也要同样生生不息，变化无情并且‘道亦不变’。”即是说，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自然是一切之本，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自然是取法自身，其他一切就必须取法自然。因而，同于“道”，或如老子说的“与道玄同”，就是同于自然、生命、社会，达到与“道”、自然同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正”的状态。而“任何想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这个意识是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
2.“中”、“和”、“正”一体
中国先哲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体悟出，万物化生、事物变化、天下太平都是“中”、“正”“和”相互作用，合而为一的结果。首先，在汉语中，“中”字代表宇宙空间的中位和万物创生的源头，它同“和”、“正”合而为一，表示事物“最可欲的存在状态”。如《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而“乾”(道或太极)即处于中位和“正”的状态之中的宇宙本体。基于此，孔子、孟子等儒者一贯主张“以正求中”，“以中匡正”，提倡“中庸之道”，把“中庸”提到了形而上本体范畴的高度。即，在孔孟思想中，“天”、“道”的一体两用；人生、社会生活中最高的德行、善与美等，都与“中”联系在一起。在儒家看来，离开了“中”就无所谓“真”、“善”、“美”；“天”、“道”自在中正、中庸、时中和中和之中。如，儒学经典《论语》讲中道、中行；《孟子》强调执中；《中庸》重视中和；《大学》倡言“诚于中，形于外”。如孔子言：“君子道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忌惮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国先哲认为，人要做到中庸，关键在于把握住“时中”，即中于时的智慧。换句话说，“君子的中庸是时中的中庸，是依时、依事、依问题而采取的中庸态度。”简言之，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既是价值，又是价值目标及追求价值的活动。如，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还强调，做人做事“无可无不可”，关键是要中于行，即，为实现一个道德理想，采取合乎理想的行动，达致一个适当的目标。同时，孔子本人在“践道”中遭遇的诸多磨难还使他认识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因此，孟子强调，“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所谓“中道”就是能综合各种不同的道理的大成之道。此道在儒家自然指的是“仁道”，即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与具体地应用切合普遍真理的“仁道”。而相对于孔子讲“中于行”，孟子强调“基于道而执中，即固执地使之切合仁道”。如，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还强调“执中”不是“执道之中”，而是执于“中道”，并要“反身而诚”，“推己及人”，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因为，在孟子看来，真正的中正道，是以实现世界大同为目的，推己及人的仁道。在《中庸》中，儒家“求中”之道发展为求“中和”与讲“中庸”、“中和”。如，《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中和”，在儒家看来就是天下之大道、大本或宇宙之本体。而且，作为宇宙之本体的中，是一个具有感应性、创造性与普遍性的实体，是一切创造、感应之源。换句话说，儒家以“中”字代表原初的人和人的本性、善性；同时又把“中和”当做原初的宇宙、人的自然状态。因此，儒家一贯倡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中庸》中的中节，指的就是《论语》中的“中道”，即“中”于心灵中所认知的“道”。同时，在《中庸》中，“中”被视为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和”；同时又把“和”当做处于运动之中的“中”。成中英认为，“所谓‘中和’，就是本体通过被认知而得以实现的过程。亦即人在具体的环境中去实现人的本性与宇宙的本性的过程。”“‘致中和’是从中来达到和，从‘和’里面得到‘中’”。这表明，儒家认为“宇宙不是命定的宇宙，而是趋向和谐的宇宙，以和谐为目的的宇宙”。而“‘中’并不含有妥协的意涵，其重点是如何切实地履行人性已达到崇高的目标，如何追求知识以实现善性”。如，孔子曰：“道之不行也，知之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其次，汉语中“和”字反映了中国先哲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体悟出，万物化生、事物变化、天下太平都是“合和生新”这一根本的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凡事因“合”而生，因“和”而立。儒家经典《周易》认为，阴阳和合与变易产生了天下“万物各正性命，不相悖害”的“太和”状态，即混沌世界自然生化出一种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存，且和谐统一的生命世界。所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事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因此，人的理想境界是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如，荀子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再如《国语·郑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又如《管子》言：“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儒家根据“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有助于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等之间和睦相处的“和合”之道。儒家还将因“仁”而生之义，称之谓“义和”，并认为，“仁”生“义”，“义”生“和”，“和”生“利”，“利”生“仁”是一个反复其道，不断循环往复的良性社会理性沟通过程。如《子夏传》言：“利，和也。”《周易·干·文言传》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儒家提倡的“仁”、“义”与“礼”就是一种现代的“予让原则”，或现代博弈论中的“回应性”模式。这一原则和模式将他者的心灵，即他人的价值观、生活想象和情感方式不可还原作为实现理性沟通的前提，并在考虑与他者的关系中引入了自愿的“克己”原则。如孔子言，“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即是说，只有考虑到他者的利益，使利益相关者都能获利，才能实现和谐。故此，中国民间一直流行诸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气生财”、“有理让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等说法。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利益冲突和仇恨的独特认识，倾向于把矛盾和冲突视为事情发展的一个阶段或者过程，相信最终都会走向“和合”。因为尚和之心必生礼让之风，唯其逊让方能求和。但这种“和”只能是一种不同之和，或和而不同。自古中国人认识到，世界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人的意识千差万别，世界正是以此生机勃勃；如果事事都无差别，人的见解千篇一律，世界就不仅仅变得苍白，而且更要归于死寂；生存之道的关键不在于通过消除差异性来求得同一，而是对差异作适度的调整，让差异不但能并行不悖，而且又能融化在一个整体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沟通的秩序。因此，对世界上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及彼此之间的利益、观念碰撞需要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和合精神，并通过存异和逊让求得和平与“共赢”。任何和平的秩序不仅只能建立在保存差异性之上，而且必须建立在“均”(平均、均衡)和“安”(安宁、安定)的基础之上。这就是中国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战略指导思想之所在。道家多从形而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谈“阴阳和合”，旨在强调事物之间存在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独立的“共生性”，并以此揭示事物运动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如老子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淮南子·天文训》曰：“道始于‘一’，‘一’而不成，故分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管子明确指出，“和乃生，不和不生。”可见，这种认为任何事物本体上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存在，主张包容世间一切差异的主动和谐化解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基本价值取向之一。而能否实现“和合”的关键在于，对人、对事，对一切事物是否做到了“允执其中”。儒家认为，义者，宜也，也就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存在的合理性。儒家与兵家所谓“义战”、“兵以义动”就是讲只能进行合宜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义又等同于时中或中和与适得，即得其所得；通过执中而治，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度，使事物处于一种暂时、合理的中间调和状态。如《礼记·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据此，儒家提出“欲致中和，凡事必叩其两端取其中”，主张做人做事不应热衷于胜者通吃，置人于死地，而应当追求一种互胜、互赢、共生。
自古以来，尚中原则和中庸之道与“和为贵”思想共同构成中国人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些价值也是中国人“为政”和“为人”的根本之道。中国文化历来推崇“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庄子认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已矣。”即是说，中庸既是“践道”的方法，同时也是“道”本身及“道”之用，所谓“道”中庸，反过来说，就是中庸即“道”，两个词指的是一回事。“中”也是指“践道”和“致中和”的过程中一切行为、状态，即所谓“用中之中”。而作为形容词的中，既是道、本，又是践道，务本；既是过程，也是行为和目标，是过程、目标和完成的统一整体或思与行的合一。如孔子言：“因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因此，汉语中如将中与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表示一种“基于本体之中及用中之中所发挥与实现出来的生活行为”。总之，中国文化精神之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求中，用中，执中，时中。“中”指向终极，“庸”代表了重视实用；“庸”、“用”合一意指平常、普遍而具体的日用生活或庸常生活之道、常道、常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庸显然非指“求得表面折中与妥协的中间路线”，而是指基于中之道，而行中之道的中用或用中。而能否做到“道中庸”的关键在于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在适当时间，做适当的事，说适当的话，采取适当的行动、行为和举措。时就是切合实际，主观与客观相互协调一致。在客观世界充分实现自己，在主观的“践道”中弘扬客观的“道”。如《大学》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