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初三，一些老师认为，学生不必值日了，因为学习任务重，没这么多时间打扫卫生。也有老师抱怨，说不必这么重视卫生，又不能给学校挣名声，学校还是靠升学率。还有老师提议，学校经费充足，校园清洁任务可以承包给家政公司，许多学校都是这么做的。
当越来越多的学校把校园卫生任务外包给一些公司的时候，我们面对自己的坚持，确曾有过担忧。学生学习已经十分辛苦，还要腾出时间来打扫卫生，还要因为打扫不干净被扣分被批评，好像有些“残忍”。
我曾邀请一些老师参与讨论。多数老师还是认为需要坚持卫生包干制度，甚至需要进一步强化这种做法。有老师坦言，现在的学生不是没时间打扫，而是没有兴趣打扫。一些学生不必说做作业不认真，连上课都想着打游戏、玩手机。让他们在课余时间做做清洁工作，也是一种锻炼和调节，有利于身心健康。还有老师认为，教育应该对学生起到补偿作用，学生缺什么，我们就该补什么。现在的孩子太娇气，从不干家务，确实需要让他们做点事情。这些有见地的老师让我们坚定了原有的认识。
我们后来还推出了承包洗手间的做法，号召学生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来承包学校师生洗手间的清洁任务。我们原以为，没有学生会来响应。但经过德育处和班主任的动员后，许多班级的学生踊跃报名，前来“竞聘”洗手间清洁员的岗位。
有两个男生，在初三最后一学期，离中考只有四个月的时候，承包了其中一个洗手间的清洁任务。他们买来了拖把、刷子、清洁球和抹布，每天一下课，就到洗手间查看卫生，如有脚印或污迹，就拖洗擦净。他们还搬来了花盆，点起了檀香，制作了文明如厕的提示语。他们把洗手间装扮得洁净美丽。
我多次在洗手间碰见他们，问他们：“会不会影响紧张的学习？”他们憨厚地笑笑，说，不会，这样就当是在锻炼身体，很好。
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愿意热心帮助和服务他人，也敢于挑战自己。在他们毕业之前，我请他们到我办公室，送给他们一本澳大利亚的力克·胡哲的《人生不设限》。我给他们留了一句同样的赠言：能超越自我者，必能超越他人；能扫净厕所者，必能扫净天下。暂且不论我的留言妥当与否，我希望，也相信他们，能够从这几个月打扫厕所的经历中获益良多。
我们坚持让学生自己打扫，绝不是为了省钱，也不是因为固执。
教育不仅仅是成绩，学习也不仅仅是成绩，学生需要的远不仅仅是成绩。
值日，更不是为了保持卫生而已。
在我看来，学生值日，首先是为了承担一份责任。
学校是学生的校园，政府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为的就是让学生得到健康成长。而成长，不独是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学生需要时刻感受到，自己不仅是被服务者，也应当是一个服务者；不仅是一个受益者，也应该是一个贡献者。他们享受良好的办学环境和条件，也理当履行相应的义务。值日，就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教育仪式。通过每天的清扫使他们知道，他们每天都在享受他人的服务，同时也应当每天思考如何担当起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责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他们学会了认真对待自己的值日任务，他们就和那些满腹诗书却四体不勤的书呆子做了诀别。
值日的意义自然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学习如何面对未来独立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在家里，不必说扫地，就是洗碗，也常常只有在学校布置或者父母催促的情况下偶尔为之而已。当他们成人之后，他们需要学会的，不仅是工作，还有生活，离开父母后独自幸福地生活。扫地，洗碗，擦马桶，是具体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今后独立生活能力的组成部分。校园里的值日体验，有助于他们获得这些能力。而学生在校园值日过程中，还可了解季节变化和草荣花枯，学会如何与人合作。这些，都是不可忽视且无法替代的。
值日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让人变得内心洁净，有利于学生养成一种宁静自足的精神生活习惯。古人早就倡导“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种生活，让筋骨得到舒展，让身体得到放松，让意志得到磨炼，让内心变得宁静而洁净，让精神变得富足而强大。曾国藩就认为，看一个家庭能不能兴盛，看三点，一是子孙睡到几点起床，二是看子孙会不会做家务，三是看子孙爱不爱读圣贤书。把清扫庭院这件常人眼中的“小事”，重视到这个程度，是极有见地的。
因为这些认识，我们坚持让初三学生始终做值日，直到中考前一天。而中考后，学生参加毕业典礼，结束后，依然请他们做最后一次值日，让他们把干干净净的班级和校园，交给学弟学妹们。
值日，俨然成了我校学生的一项日常修炼。
“假如你命该扫街，就扫得有模有样，一如米开朗琪罗在画画，一如莎士比亚在写诗，一如贝多芬在作曲。”这是美国年度教师雷夫最喜爱的一首诗。李希贵评价说：“像莎士比亚写诗那样去教学、去带孩子们看球赛、去带孩子们旅行……于是，雷夫的莎士比亚式态度造就了一群小莎士比亚。”
谁能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扫地之类的琐事，谁就一定能够享受到生活的清洁和人生的美好。
不久前，一位朋友送我一本书。书的扉页是他自己的书法作品：尔扫佛地，我扫心田。据说，这是他送给一位寺庙住持的书法作品。
扫地，原来，扫的不仅是地，更是心田。
该为什么而读书？
有一件事，有必要作为一个案例，载入教育历史，以供警示和思考。
这关乎教育的真实和尊严，也关乎教育“为了谁”和“为什么”的根本问题。
2000年，株洲二中的尹健庭老师因为其一番“怪论”而一举成名。
尹健庭原是湖南省重点中学株洲二中的语文教师，其撰写的教学论文《入学教育课》表达了以下观点：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读书考大学，是为了自己，不是为别人。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比如生活愉快，人生充实，前途美好，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一个聪明的儿子。所以，我强调读书应该是为了自己。
这样的观点，放在今天，谁若借机兴风作浪，必为千夫所指。但十多年前，似乎不同。
文章被学校推荐到株洲市教研室参加论文评比，获二等奖。不料被“举报”到《中国青年报》，该报在2001年4月3日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批评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和争议。
株洲二中迫于舆论压力，匆忙做出解聘尹老师的决定。而后，株洲市教育局发文，宣布解聘尹健庭，且株洲市（含五个县市区）的所有学校皆不能聘其当教师。
尹老师在浙江两位律师支持下，状告株洲市教育局，胜诉。法院裁定，撤销株洲市教育局做出的在株洲地区限聘尹老师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