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什么都平平淡淡的人，那些中等之资的老师们，却常常坐在被遗忘的角落里。没有灯光，没有舞台，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自然也没有刀光剑影。他们同食堂里的厨师一样，永远都躲在里面，你每天享受他制作的菜肴，却很少去过问他是谁，他是怎么烹饪的，他有什么样的愿望和诉求，他面临着何种困难与苦痛，他是否获得过关心和理解。
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学校里，的确有许许多多这样一些看起来并不出色的人。他们从来不会给学校带来压力、制造麻烦，他们也很少有引人瞩目的才华和业绩。可是，他们却是学校的基石，无声地支撑着学校和他人的辉煌和光亮。
无视这些人的内心，学校就很难扎实和稳固。
更主要的是，漠视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不公平。更不必说，一个或者一群长期处于被漠视状态的老师，时日一久，同样会把这种漠视带给他的学生，带给更多的人。
作为校长，我们时常会呼吁老师们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和被漠视的孩子们。可是，我们却时常忘记了去关心和关爱那些更容易被忽视和漠视的老师们。
无论如何，只要存在教师的切身感受被忽视或漠视的现象，这就不是完好的教育，也不是完好的学校。
叩问教育的保质期
“你认为，什么时候举行毕业典礼更合适？”
在参加校长培训班的间隙，我向几位校长抛出了问题。
“当然早点好。”一位不假思索就回答。
“为什么呢？”
“夜长梦多。”
“能解释一下吗？”
“还需要解释吗？”
大家笑了。
的确不需要解释了，大家都懂的。
中学六年，是学生学习任务最重、心理压力最大的时期。中考、高考一结束，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会一下子释放出来。经历过多年的应试压力之后，他们需要放松，甚至放纵。一些学校里，考后出现了学生撕书、烧书、砸热水瓶、踢门板、敲玻璃，甚至打架斗殴等行为。
明智的做法就是，尽早让毕业生离开学校，减少事故的风险。一旦学生怀揣毕业证书，跨出学校大门，学校就可松一口气，不必再提心吊胆了。
否则，一旦发生学生违法或安全事故，无论是社会舆论、学校考核，还是法律责任认定，恐怕都和学校脱不了干系。
有位校长就说，那年高考完后，他们马上举行了毕业典礼，给学生发放了毕业证书。就在回家的路上，两位男生为了一个女生，各自叫来朋友进行“决斗”，其中一位男生被砍了十多刀，重伤住院，另一位男生被派出所抓了进去。
“幸好那天毕业典礼开得及时！”他心有余悸，而又万分庆幸。
我完全理解这种选择背后的无奈。
学校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只要孩子在未毕业前发生任何事情，无论发生在校内还是发生在校外，不管学校是否有责任，只要多带点人到学校闹一闹，总是能够争取到些许好处的。学校和教育局，一般都害怕家长把事情闹大，影响“稳定”大局，所以，即便自己没有法律法规认定的过错责任，也愿意忍气吞声，多出点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法制尚未健全、理性尚不发达的社会里，稍有些风吹草动，都容易让学校提心吊胆的。“离柜概不负责”，就成了时下学校的唯一选择。
但这终究不是我们想要的教育。
我们一直在强调，教育要“面向未来”，要着眼于孩子们明天的生活；我们一直在倡导，“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是有迟效性的，现在的教育，往往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才会显现出效果来。
所以李希贵曾说，教育要管二十年。
所以朱永新教授说，要教给学生一辈子有用的东西。
可是，看看我们当下的教育，有过多少对学生长远利益的考虑和考量？
不必说是学生毕业后，学校不必担负起什么责任来了。就是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种种或残忍或不幸或荒唐的事件，又有多少学校真诚地做过深刻的自我检讨和反省？
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郭力维，一个个本该在学校里安分守己读书，顺顺利利毕业的大学生，却纷纷走上了杀人的不归路。而更多的大学生，则选择了自杀，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因为内心的脆弱，而过早地夭折在了本该绽放的土地上。我们在为他们唏嘘叹息的时候，也惊讶地看到，他们所在的大学，何曾拿出足够的勇气进行过真诚而深刻的反省？
或许，在这些母校看来，自己的学生杀人或自杀了，是不光彩的，所以对此话题避之唯恐不及；或许，更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所以这一切都和他们无关。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选择沉默和逃避。
至于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中小学校长和老师站出来反思，甚至连他们的中小学母校的名字都无从得知，就更不必大惊小怪了。
或许，是因为没有勇气；或许，更是因为觉得没有必要。不是怯懦，就是冷漠。
可是，我们可以很乐观地展开想象。如果，如果他们幸运地成了院士，或者再幸运点，获个诺贝尔奖，那么，我相信，他们的母校，不必说大学了，就是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还有教过他们的“恩师”们，都会一个个从“地底”下冒出来，在媒体上畅谈自己的“教育贡献”。而这些“杰出校友”的光辉事迹，则一定会永远留在学校的校史馆里。
其实，连想象都是多余的。因为现实早已是如此，而未来也依然将会如此。
某位著名官员是华东某著名中学的著名校友。该官员在落马前，该著名中学一直对其敬若神明，将其“光辉”事迹供奉于校史室。该官员贪污事发，身陷囹圄之后，该校从此就对该著名校友的名字讳莫如深，急急忙忙“毁尸灭迹”。而在另一个现代化都市中，某知名大学，在其知名校友爆出性丑闻尚未锒铛入狱之际，就反应敏捷，迅速拆除了该校友捐资兴建的大楼上的名字。
他们都急于和这些曾经引以为豪的校友划清界限。他们从来不曾反思：假如我们的教育是真正对学生的未来持续有效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事情发生后我们今后在教育上做哪些努力，才可以减少或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我们一直用最动听的词语赞美的学校，我们寄予充分厚望的教育，竟然比众多制假售假、唯利是图的商人更加急功近利，怯于担当！
走进超市，你从货架上随便拿件食品下来，都有明确的保质期。比如“安慕希”希腊酸奶，常温下保质期是6个月；而“涌优零尚”风味酸奶，在良好的贮藏条件下，保质期是14天；“巨树牌”家常辣腐乳，常温下保质期是24个月。
在这规定的保质期内，产品的生产企业对该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有关标准或明示担保的质量条件负责，销售者可以放心地销售这些产品，消费者可以安全地食用。
走进药店，同样可以发现，每种药品都有其保质期，通常称之为有效期。药品的有效期是指药品在规定的贮藏条件下质量能够符合规定要求的期限。据说，这个期限是指药效损失10%所需的时间。如“来立信”乳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有效期为2年；片仔癀为5年；“一洲”清开灵片为3年。
而在建筑工程方面，国家同样规定了一定的保质期，这里称之为“保修期”。
国务院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看来，只有教育没有保质期和有效期了。
我不赞成对教育法律责任的任意扩大化。教育已经囊括四海、包揽五湖，不堪重负了。你看看那些动辄被人指指点点的校园安全事故的案例，就知道，校长和教师已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但是，教育需要勇于担当。我们虽然不能在法律责任上大包大揽，但是，在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上，要勇于担当。即，学校理当勇于担当道义。
有位班主任，在他的班级里，有个学生在中考后那个暑假中不幸溺水死亡。家长通情达理，倒也没来“闹”。尽管学生已经毕业，他却一次次去看望家长，每次看过后，总是觉得非常内疚。他私下对我说，虽然自己没有失职，放假前该提醒的提醒了，甚至放假后，他还特意给孩子的父亲和奶奶都打过电话，提醒他们不要让孩子擅自出去游泳。可是，这个孩子溺死后，他总是感到自责，总觉得如果和这孩子再多打几个电话，可能就不至于发生这种事了。“他很可怜，五岁时父母就离异了，一直是他奶奶带大的。他父亲虽然在家，可很少管他……”
当他满怀内疚地谈起这个学生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教育良知，什么才是真正的担当。
教育要勇于担当，而不仅仅只是尽法律责任。只有学校具备了浓厚的道义色彩，教育才会具备撼动人心的力量。
该在考评机制上，真刀实枪地做些改进和变革了。
比如，我们能不能把对小学的评价延伸到中学？能不能把对中学的评价延伸到大学？能不能把对大学的评价延伸到毕业后的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浙江省建立了高校新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通报制度，把大一新生的体质健康测试情况纳入对各地及各高中的教育质量调查和评价中去。这个举动是难能可贵的。希望这样的探索能够再多些，内容上可以更加全面些，力度上可以再大一些。
和当前只重视“当下”成绩和表现的评价体系相比，这样延后的跟踪评价，自然繁杂得多，也困难得多。但是，如果“百年大计”真的以“教育为本”，这样的繁杂和困难，也值得我们去尝试。
如果我们的教育，太过功利，太过精明，它就无法承载太多的东西。教育上的功利和短视，一旦形成惯性，远比现实生活中的豆腐渣工程和伪劣产品更加令人忧惧。
专业尊严来自哪里？
最近，河北涿鹿县教科局长郝金伦的辞职报告走红网络，读来令人唏嘘感喟。
在县教科局局长任内，郝金伦在部分学校、部分学科、部分班级推行了“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思维可视化技术、学习力课题、元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等新方法。这些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所不同。
郝金伦的努力得到了一些教育界业内人士的肯定，但也引发了当地部分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课改后课堂上教师讲课不足，希望恢复到“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的传统模式上去。最后当地政府下令停止这些探索。
他无奈，只有愤而辞职。在接受澎湃新闻网采访时，他说：“‘三疑三探’这种模式很好。北京十一中学李希贵校长……所有内行的人都觉得很好，外行人充满了焦虑。打个比方，做一个肿瘤的手术，这个是非常专业性的，但是病人家属都在要求怎么做怎么做，这是在干预。很可笑。这是非常极端的比喻，但是很恰当。”
我不知道这件事最后是否会出现“剧情反转”，我也不敢说他的所有主张和措施都是科学合理的，但从他的辞职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理解是深刻的；从他采取的一系列课改措施看，他的做法是专业的；从他经常下基层学校去调研和指导课改的新闻看，他的态度是务实的；从他不畏非理性的质疑和非议，力行改革的决心看，他对教育是有真信仰和真追求的。或许可以责备他在和家长沟通方面做得不够到位，或许可以责备他作为局长不够稳健和慎重，但是放眼全国，像他这样能够怀揣理想、深入一线、勤于钻研、大胆探索、勇于担当的局长能有几个？
当地十万家长中，仅仅有部分家长反对，就匆匆停止了业已取得良好开端的课改探索。而且是全面停止！
我相信，如果没有数百名家长的告状和上访，如果一切都平静而平和（但任何改革不可能风平浪静，尤其是改革之初），河北涿鹿县政府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非专业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无疑将浇灭那些对教育还抱有真感情和真追求的教育人的激情和梦想。
而且，我深信，这件事，无论如何，将会成为教育史上一件同课改一样值得讨论的典型事件。
教育的专业尊严，再一次跪在了非专业的“暴力”面前。
这样的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些新鲜活泼的例子。
有位校长说，校长和老师在家长面前根本没有面子。他的学校发生过多起家长集体来“闹”的事件。或者因为某教师普通话不够标准，或者因为某班级班主任是体育教师，或者因为教室里没有空调，或者因为部分重点班的教室和普通班（在家长看来是“差班”）的教室距离太近，或者因为学校坚持让学生到毕业前夕还做值日，甚至因为某个教师怀孕了请了几次假。
他语带讽刺地说：“现在，我这个校长，最好不用做任何决策，凡事请家长来决定就行了，甚至老师们如何上课，也请家长来指教一番才安全呢。”
还有一位校长说，家长动辄向教育局和县长、市长或者厅长写信。只要对学校的作息、作业甚至一些兴趣小组的活动安排等有一点点不满意，就去投诉。或者就在论坛上，不负责任地乱发帖子，制造轰动效应，以引起领导注意。而上级部门呢，收到投诉信或看到“舆情”，就要你限期答复。有些问题，学校反复答复了多次，家长还是无理取闹、纠缠不休。比如，有个家长为了达到给自己的孩子更换班主任的目的，先后写信投诉十来次，学校疲于解释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