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批斗会“歇人不歇马”。“星火燎原”上午批完了，“千钧棒”下午接着再斗；“千钧棒”上午在教室外看“星火燎原”批，“星火燎原”下午也来看“千钧棒”斗。
吴洪敏不象于方彪那样傻，在批走资派和批五类上不分主次、平均用力。他压根儿就没打算批五类，他觉得不批远比批的效果要好。于方彪净说些驴唇不对马嘴、让人笑掉大牙的话，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他只让五类分子们做这次大批判的陪衬，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批走资派。只有把走资派批深批透，才能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你他娘的到我跟前来！”吴洪敏打乱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原有的排列队形，扯着罗三九的一只耳朵，把他拉到了讲台上，“今日让你在主席台‘就站’，好让大伙儿都看看你这丑态”。
于法子对吴洪敏交给他的、让五类们‘表演节目’的指示领会不透，又一次凑到他跟前问道；“这‘坐飞机’的节目该咋个表演法儿？你不说细、说具体，我无从下手啊！”
“让五类们九十度大躬腰，头往上抬，手往后甩，”吴洪敏说，“那姿势不就活象是一架飞机吗？”
“这样的姿势怕是连一袋烟的工夫也坚持不下来。”于法子说，“摔个跟头会抢破脸啊！”
“额头抢出血来顺着腮流，鼻子里出血有嘴接着。”吴洪敏说，“摔破头、抢破脸的就不再‘坐飞机’了，没破的继续坐，直到五类们个个头上见血、脸上见红。”
“这……这……”于法子怕挨训，不好意思再往下说。
“让我替你说出来：这样做太残忍了。对吧？你是既想当造反派队长，又想做慈眉善目的菩萨，对吧？”吴洪敏有点儿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眼下革命大批判正深入开展，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已恨之入骨，你连五类分子脸上出点血都不敢看，那么你看到被打断胳膊、踹断肋条的五类分子，还要吓得捂起眼来吗？”
“吴队长，我听你的。”于法子正打算往五类们跟前走，忽又指了指罗三九，“他坐不坐飞机？”
“他不能坐。”吴洪敏说，“他‘坐飞机’就没法回答问题了。”
“吴队长，”于法子刚走到五类们跟前，忽又退了回来，“是让五类们自己‘坐飞机’，还是咱亲自动手？”
“亲自动手好。亲自动手能制造出一种对阶级敌人施行镇压的气氛。来来来，我先扯出个来给你做个示范。”吴洪敏走到于占吉跟前，两手拤住他的脑袋用力往下一按，只听“咔吧”两声，于占吉的腰和脖梗各响了一下。
“哎哟我娘啊！”于占吉口不自主地发出一声呻吟。
“在批斗会上喊‘我娘啊’起啥作用？再让你喊，我再让你喊！”吴洪敏飞起一脚，把于占吉踢倒在地，“快给我爬起来，按大躬腰的姿势站好。”
‘我娘啊’是‘我想你娘啊’的简称。于占吉边吧嗒着嘴暗中说话、边爬了起来。他发现趴在地上按大躬腰的姿势站起来，比真正意义上的站起来要方便得多，只需把腿竖直就行，上半身儿用不着动。
“躬，再躬，腿和上半身的角度，要象桌子腿和桌子面的角度一样，才算标准。”吴洪敏调整完于占吉的腰姿，又调整他的胳膊，“往后伸，往后伸，再往上抬，连头也得往上抬。好了好了，大伙都往这边看，这就是一架标准的‘飞机’。”
于法子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学着吴学敏的样子、让五类们一个个坐上了飞机。
“大伙儿静一静，批判大会现在开始。”吴洪敏昂头站在讲台上、比躬腰站在讲台上的罗三九，也没高出多少。
“今天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罗三九。在这次批判大会上，我们要肃清他在于家屋子的流毒，和他算总账。下面咱就一件事、一件事的和他摆，一条罪状、一条罪状地和他算。”吴洪敏指着罗三九大声问道，“你为啥瞒产私分？”
“你指的是哪一回？”罗三九回问道。
“就是一户分两堆，一堆上塞一个纸条儿的那一回。”吴洪敏说，“你这就是教着革命群众学做贼；一看你这贼眉鼠眼儿的样子，就知你不是个好东西。”
罗三九想说，刚吃了人家送的馍馍，回过头来就骂人家，你算个什么玩艺儿啊！有志气把私分给你的麦子送到粮所去，但他没敢这样说。
“瞒产私分”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农村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当时每人每天的定量，虽有先前的三大两、五大两猛增到八大两，但还是不够吃。
假如本生产队本年度所产的粮食、能达到每人二百九十二，粮站就不再供应了；假如达不到，不足的部分就由粮站补齐。粮站给的粮食就不按“人七劳三”分配了，有嘴的算一个，青壮劳力和捋胡儿老头儿、和没断奶的孩子一样多。
上级咋知道哪个生产队能吃到二百九十二、哪个吃不到呢？全凭生产队向上级提供的报表。
光凭下级的嘴胡诌咋行？上级不下来落实落实吗？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一般不来——既然群众相信党，党就相信群众。
前年麦收时节，公社动了真格的，挑选精干人员组成工作组、到怀疑可能有问题的大队监督夏季分配。派到于家屋子的是财政所的干事小汪。他在进村后召开的大小队干部会上说：“前几天公社组织专门人员，对各大队的麦地进行了估产，今年于家屋子的小麦又是一个丰收年。从财务报表上看，去年你们大队交售爱国粮一万四千六，每人分得小麦二十五斤，是交售爱国粮的先进大队。你们为公社争了光，公社也不能白了你们。临来前我已向公社领导建议，今年打算让每人吃到三十斤，你们看怎么样？”
大小队干部嘴上都夸汪干事处处为民着想，关心群众生活。其实在场的人谁都知道，分二十五斤和分三十斤差不多一个样。因为多分五斤、粮所就少供应五斤。
说“差不多一个样”，也就暗含着还有点不一样——队里分的五斤全是麦子，粮所供应的五斤，四斤是粗粮、一斤是麦子。
“从今年于家屋子小麦的长势看，”汪干事被大小队干部们夸得有些“喘”，“我估计‘人均占有’和‘交售爱国粮’两项指标，有可能双创新高。”
“汪干事是搞财务的，又是估产小组的成员，比我们有数儿。我估计你的估计一定能变为现实。”大队书记罗三九嘴上说汪干事有数儿，心里却深知自己比他还有数儿：村子里年年私分你年年估，你咋没估出各村私分的这一块儿来？越估不出来你就越估不出来，时间一长，你的眼力干脆就把私分的这一块甩出了圈儿外；时间一长你就可以达到明明是十斤、越看越象八斤的水平了。
“可话又说回来，是交售爱国粮的先进大队，并不意味着这个大队就不瞒产私分。”汪干事收起因被夸奖所呈现出的一脸微笑，表情随即变得严肃起来，“在这里还有一句话，我必须和同志们挑明，不论哪个生产队分粮食，我都得在场。这不是我不相信群众，而是领导交给的一项任务；这也不是领导不相信群众，而是为防止群众被冤枉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相信群众。”
“汪干事，有几句心里话不知该说不该说。”罗三九想借他这次进村的机会，冲公社党委发几句牢骚。
“你是大队书记，”汪干事谦虚地笑了笑，“我来这里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你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该说的。”
“我想托你给公社领导捎几句话。”罗三九尽量不让内心的火气外露在脸上，“依我看，夏季分配需要监督，秋季分配也需要监督，不光今年需要、年年都需要，不光三、五个村需要，村村都需要。过去的这些年里，各大队瞒产私分严重，就是因为缺少监督。”
“罗书记，瞒产私分的现象确实很普遍，你提的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很中肯，抽时间我一定向公社领导汇报。”汪干事打开了笔记本。
“不能记，不能记。你想让公社书记给我小鞋儿穿呀？我敢对着你胡诌是相信你，是发泄一下闷气让心里亮堂亮堂。”罗三九把汪干事已拧下的钢笔帽儿替他扣上，“我是大队书记，无权去管公社的事，我只保证于家屋子不瞒产私分就行。”
“那我就不必去干这费力不讨好的事了。”汪干事把笔记本一合说，“罗书记，进村后的这段日子我和你的任务一样，只保证于家屋子不瞒产私分。”
“汪干事，你把我看严了、我把两个队长管严了，谁还敢瞒产私分？愿意私分的社员有的是，但他们没有那个权力。”罗三九嘴上这样应付着，心里却在说，全公社三十八个生产大队，今年麦季只有八个大队派了工作组，这就好比三十八只羊只拴住了八只，不让这八只偷吃，却让那三十只随便啃。这合理吗？小汪啊小汪，为了不让于家屋子的社员们吃亏，我必须动脑筋、想办法，在你的眼皮底下瞒产私分。
少睡了大半宿觉，多喝了大半斤酒，罗三九就把办法想出来了。叫来两个队长一商量，没有一个不叫好的。
分粮的这一天，因为监督分粮的只有小汪一个人，所以两个队不能同时分。一队沾了“一”的光被安排在上午，二队安排在下午。其实上午分和下午分除了太阳不停在一个地方，并无多少区别，两队用的同是一个“贼办法”。只要这个办法能得逞，早分晚分一样赚便宜。
一队的麦场里已做好了开称前的准备，盖在两大堆麦粒上的草苫子，被徐徐卷起，保管员把磅称推了过来，会计把椅子当桌子，把裹了破麻袋片儿的两个砖往腚底下一塞，在椅子上摊开了“夏粮分配明细表”。
麦秸、麦穰、麦糠，统统被推到了四周，麦场里清扫得干干净净，准备用来堆放各户的麦子。生产队分粮时，不是直接让社员们领走，而是把各户应分的粮食装簸箩过称后，倒在麦场里，一户倒一堆。每一堆都塞上一张藏尾露头的纸条儿，上面写着户主的名字和人口数。人口相同户的麦堆排在一趟里，以便户与户进行比对。这个分法有利于干部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相互监督——相同人口的一趟麦堆中，哪堆大、哪堆小一眼就能看得出，哪个傻干部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分“人情粮、关系粮”？
罗三九就是从这种分粮方式中获得灵感，想出了在汪干事的眼皮底下、私分粮食的鬼点子。具体做法是：把一户变成两户，由一户一个户主变为两个户主。就拿于占吉这个五口之家来说吧，一堆麦子的纸条上写着“于占吉、五口、一百五十斤”，另一堆麦子上写着“于吉光、五口、一百五十斤”。
按道理讲，这种分法只适合于两口人以上的户，一口人的只有一个户主，该咋办呢？好办：一张纸条上写他的大名，另一张纸条上写他带姓的小名。假如大名、小名是同一个名呢？也好办：一张纸条上写他的名，另一张纸条上写他死去的爹的名字，照样能应付过去。
汪干事初来乍到，谁跟谁一家他弄不清楚，谁是儿子、谁是爹他弄不清楚，谁死谁活他也弄不清楚。难道说生产队里就没有内鬼、偷着向汪干事告密吗？大小队干部贪污的事有告密的，大小队干部想办法给社员们多分点粮食，没有一个告密的。假如真出来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告密者，那他在这个村子里也就混不下去了。因为对生产队里的每一个社员来说，嘴是最最重要的。生产队里开大会、商量大事小事都会有争论、有反对意见，唯独私下私分粮食、下户争取社员的意见时，社员们巴不得举起三只手来赞成。
一切准备就序，罗三九领着汪干事来到了一队的麦场。会计、保管员冲他点头儿，队长于法子朝他哈腰，社员们眯起双眼对着他甜甜地笑。所有在场的人都用一种假象，来欢迎这个不受欢迎的人。
汪干事瞅瞅会计，看看他手中的分配表，在表上随便挑了两行顺着往后看，他看见人口栏写着“1”、斤数栏就写着“30”，人口栏写着“6”、斤数栏就写着“180”，一点问题没有。汪干事又瞅瞅保管员，看看磅秤，测了测定盘星，称了称用于盛粮的几个簸箩的皮重，然后又站上去称了称自己，满意地朝队长一摆手说：“开始”。
负责分粮的社员们抬着簸箩、端着簸箕围到了两大堆麦子跟前，撮的撮、运的运，簸箩往磅秤上抬，过了秤往麦场里倒，纸条儿往麦堆上塞，一堆儿、两堆儿……一趟、两趟……麦堆儿越来越多，整个麦场眨眼间变成一座粮食的公墓。
“看看纸条上有自己名字的，就开始往家运吧。”于法子把手卷成喇叭筒、放在嘴上大声喊，“咱队里的麦场小，再不腾地方麦场里就盛不下了。”
围在四周等着领麦子的社员们，呼啦啦跑进了麦场里，一家人分成两伙（两口人的只得“一个人一伙”），一伙运应分的那一堆，一伙站在旁边假装还没分上、等着运私分的那一堆。
为防止一个人重复出现在领麦现场，罗三九还暗中嘱咐两个队的队长，让一口人的户只运一堆，另一堆找人替他运，以免引起汪干事的怀疑，让一粒老鼠屎毁了一锅粥。
其实罗三九大可不必做贼心虚，一个人重复出现在麦场上又咋啦？和别人帮忙不行吗？帮不在家的邻居代领不行吗？麦场里的现实情况是，汪干事压根儿没到麦堆跟前转悠。转悠也白转悠，看也白看，大白天两眼一抹黑，洋鬼子看戏傻了眼。除了一眼能分出男女，来十个分粮的他有九个半不认得。
也许有人要问，分配表上多出三户五户问题不大，一下子多出一倍的户数，万一汪干事对各生产队有个大体的了解，那可就糟大了。
有这种担心的人自以为比别人多了点心眼儿，干财务的人心眼儿能比你少？一队的会计从造表的那一刻起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用真户主的名字造了一份表，又用假户主的名字造了一份表，眼下摊在椅子上的是“真表”，等分完真表上的户数后，只需汪干事稍微一转身的工夫，“假表”就会从荷包里钻出来，接“真表”的班儿。
汪干事大部分时间是两手伸进裤荷包里，游走于会计和保管员之间。一会儿看看磅秤、看看分配表，一会儿又拿着会计开出的纸条儿，加上皮重和磅秤上的斤数相对照，结果是对照一个对一个。从分配表誉抄到纸条上的人数、斤数没错，落实到磅秤上的斤数也没错，倒到麦场里就一定错不了。汪干事满意地瞅了瞅麦场里的麦堆儿，心想，从源头上预防私分，没错！其实，象汪干事这样，能让大队书记紧张、心跳、睡不着觉的驻村干部并不多见。大多数监督瞒产私分的干部，都是宏观监督——进村后开个社员会，走马观花地看一遍，哼啊哈儿地指示上两句，围着麦场溜达上几圈，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罗三九陪着汪干事监督完了一队、监督二队，当二队麦场里的最后一堆麦子、被最后一户运走后，罗三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哈欠声不断，白白劳累了一天的汪干事，罗三九默默地说，小汪啊，我可不是存心耍弄着你玩儿，我是被逼无奈呀！要想对住你，就对不住全大队的社员，考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对不住你。在不知道工作组进村之前，今年我打谱儿每人私分二十五斤。你进村后说今年的麦子大丰收，争取每人分三十斤。而我用来对付你的这个鬼点子，私分的斤数又必须和社员应分的斤数相等，结果就出现了今天这戏剧性的一幕：我想私分二十五斤，你这个监督瞒产私分的，却硬要我私分三十斤。小汪啊小汪，我代表于家屋子全体干部和社员谢谢你了。
粮食经过人肚子这盘加工磨，变成了有机肥料，肥料施进地里又变成粮食，经过几番轮回后，罗三九以为早就没事了，想不到今天又被吴洪敏揭发出来。
“罗三九，你出谋划策搞瞒产私分，是不是带领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吴洪敏大声喝问。
“是，是。”罗三九“口是心非”，暗中骂道，这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真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产多少说多少，分多少说多少就行，用不着瞒产也用不着私分。面对吴洪敏的质问，他真想说不是。他喜欢说真话、不喜欢说假话，但说真话是和挨巴掌联系在一起的，必须在挨巴掌和说假话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结果他选择了说假话。
“罗三九，我再问你，于家屋子每人多少自留地？”这一问题是吴洪敏进教室见到罗三九后、突然想起来的，他对自己在临开会前想起这一问题很得意。假如没有这桩事，这个批判会还真就显得有些单薄。
“扑通，扑通！”吴学仁和罗守义支撑不住了，先后跌倒在地。吴学仁抢破了上嘴唇，鲜血“过河”流到了下嘴唇上，按规定他用不着再“坐飞机”了。罗守义只跌青了前额，但没破，还得继续坐。
“问你呢，你他娘的为啥不答？”吴洪敏冲着罗三九大声喊。
“扑通，扑通！”又有三个五类跌倒，三个脸上都流红。
“……”还没等罗三九回答，又是接连几声“扑通”。
也难怪罗三九不回答，“扑通”得让人没法说话呀！吴洪敏想，剩下的这些个“飞机”也熬不了多少时候了，等他们“扑通”完了再让他说吧。
当五类们个个脸上挂红时，吴洪敏并没兴趣看他们，而是往外瞅。他发现“星火燎原”的红卫兵倚门扶窗，争相往里看，就连于方彪也瞪大了一双贼眼。吴洪敏暗自得意：怎么样？这种斗法比你们那种传统斗法更有新意吧？你为斗五类分子磨破嘴皮、喊哑喉咙，我斗这帮家伙们、连动都用不着我动。长心眼儿强似长力气呀！
“吴队长，刚才你问的那一句、反正让‘扑通’声给混过去了，我看你就别再让罗三九回答这个问题了。”于法子凑到吴洪敏耳朵上说，“这个问题对咱们‘千钧棒’只有害、没有利。”
“那可不行！”吴洪敏从自我陶醉中回过神儿来，冲罗三九大声喝道，“你他娘的马上回答我，于家屋子每人多少自留地？”
罗三九说：“一分七厘一”。
“你仔细想一想！”吴洪敏厉声喝道，“按规定是这个数吗？公社里能允许你分这个数吗？”
“这……”罗三九无言以对，低下了头。
吴三九这一问，把屋里屋外的人全问糊涂了：难道这个数不对？难道这个数里还有阶级斗争吗？
这个数是不对。这个不对的数只有罗三九和两个队长知道。于法子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对吴洪敏很有意见：你怎么能在公开场合提这件事呢？当时咱三个人是咋说的，不是一口咬定把这事烂在嘴里吗？吴洪敏啊吴洪敏，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缺德呀！
可于法子也不得不承认，吴洪敏抓住了罗三九的要害，掐往了他的脖子。批走资派批啥？不就是批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吗？罗三九抽公家的地，补私人的地，给他扣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不大也不小。
生产队里的地论亩算，户里的自留地按分、按厘算。一分地一年两季，能打五、六十斤粮食。一人一年连明带暗、从队里分得的粮食不就一百来斤吗？难怪社员们说，鸡腚眼子是家里的银行，自留地是家里的粮仓啊！
罗三九刚担任书记的那一年，公社嫌自留地管理混乱，决定抽调专门人员，对各大队的可耕地重新进行丈量。从总亩数中抽出百分之五，作为社员的自留地，然后再按总人口平均，每人应分多少是多少，精确到厘、精确到毫。于家屋子大队走完这些程序，得出的结果是：每人应分自留地一分一厘七。吴洪敏嫌少、于法子嫌少，罗三九也觉得有点儿少。嫌少咋办？生产队长听大队书记的，大队书记按说应该听公社书记的，但这件事罗三九不想听公社书记的。不想听的原因是怕其他大队不听、暗中多分自留地，让听话的吃了亏。
多私分一次粮食赚一年的便宜，多分自留地可是年年赚便宜。对可耕地进行重新丈量前，于家屋子是每人二分自留地，现在差不多抽去了一半儿，真让人心疼啊！
三个当家的都想多分，多分多少呢？吴洪敏说，我看咱就还按每人二分分。于法子说，多分一厘也算偷、也算是做贼，既然偷多偷少都赚个贼名、就不如多偷点，我看咱就每人分它二分半。
“不行，不行。公社费了这么大气力整改，下一步定会下来核实。”罗三九说，“咱胡乱多分不行，得找个多分的理由、想个多分的办法，给自己寻个退路。”
吴洪敏挠了挠头皮说：“咱找个啥理由？”
于法子皱了皱眉头问：“咱想个啥办法？”
“一分一厘七，一分一厘七……”罗三九没回答两个队长的问话，只是一边来回走动、一边重复着上级给定的这个地亩数：这个数咋这么绕嘴呢？在地上溜达了一会儿后他明白了，原来“一”和“七”的发音比较接近，说快了的话，说的容易说颠倒，听的也容易听颠倒。
“有了。”罗三九停下脚步对两个队长说，“每人按‘一分七厘一’比较合适。上级发现不了咱就永远装糊涂，万一发现了咱还有点儿回旋的余地。”
“按这个数分咋就能有回旋的余地呢？”聪明的吴洪敏竟然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一分一厘七说快了和一分七厘一比较接近，万一多分自留地的事被泄密，上头儿下来追查时，咱就一口咬定听错了，错把‘一厘七’听成‘七厘一’了。”
“是个好主意。”于法子说，“不光赚了便宜，还多少卖了点乖。”
“真要等到上级追查下来就被动了。”罗三九说，“从源头上预防泄密，才是关键的关键。”
“全体社员都沾光的事，谁还去泄密？就象瞒产私分一样，这些年来私分了无数次，谁在公开场合讲过？”吴洪敏说，“除非那人是个大傻瓜。而从傻瓜嘴里说出来的话，就算是真的、也没有人认为是真的。”
让于法子连想都不敢想的是，今天吴洪敏为着争权夺利，竟然自己打自己的嘴，自己变成了“大傻瓜”。
私分的粮食只要进到社员们的肚儿里，就算进了保险柜，即使被公社领导发现，也拿他们没办法——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也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去得再晚点儿也许能掏，但那已是从连茅圈里往外掏粪了。私自多分的自留地，既吃不进社员肚里，也进不了保险柜，早被发现早退出，晚被发现晚抽回。
“罗三九，多分自留地的鬼点子是不是你出的？”吴洪敏边问边攥拳，看样子他已准备喊口号了。
“是”。
“这是不是带领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在我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承认。”
“打倒于家屋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洪敏振臂高呼，喊声震屋。
“打倒于家屋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人的声音还不如吴洪敏一个人的声音高。在屋外观望的、“星火燎原”的红卫兵们有理由不喊，屋内的五类分子没有资格喊，“千钧棒”的红卫兵们虽不想喊，但不得不喊。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洪敏觉得这口号的“全称”喊起来太麻烦，于是便把“于家屋子”去掉了，这样喊起来既简单、又明了。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钧棒”的红卫兵们，也觉得这样喊既简单又明了。
“打倒当权派——”吴洪敏觉得这个被简化过一次的口号、还是有点麻烦，于是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去掉了，这样喊起来更简单、更明了了。
“打倒当权派——”“千钧棒”的红卫兵们，也觉得这样喊起来更简单、更明了。
当吴洪敏喊“打倒当权派”时，罗三九先是一愣，紧接皱了一下眉头、眨巴了两下眼皮儿，眼睛珠儿便放出光来：兴你不仁就兴我不义。他一把抓住吴洪敏的胳膊大声喝道：“胆子不小啊，你可以打倒我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能打倒当权派。各级领导是当权派，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当权派，难道你都要打倒吗？”
听了罗三九这番话，吴洪敏如梦初醒，“醒”后脸开始变黄，腿开始变软，软得眼看就要站不住了，软得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罗三九拖起吴洪敏就往屋外走，他知道“千钧棒”的队员不好意思动拳，他知道“星火燎原”的队员们都在门外，他想借拳打人。
“你不光自己喊反动口号，还带领大家一起喊，该当何罪？”罗三九把吴洪敏拖到门口时，竟然忘了自己此时的身分，竟然忘了是在批斗走资派的现场，他面对屋内外的人大手一挥（这动作是他过去开社员大会时，最具号召力的一个动作）说，“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红卫兵同志们，受蒙蔽无罪！你们在不经意中被迫跟着喊反动口号，正是对吴洪敏喊反动口号的反证。他不光个人反动，还想带领大家一起反动，我们屋内、外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答应。”
罗三九的这番话，让屋内、屋外炸开了锅。于方彪带领“星火燎原”的人从外面硬往里挤，屋里盛不下，把五类分子的队列挤乱，挤到了墙角，成了真正的一小撮。
反动口号成了武斗的导火索，两个战斗队的队员们相互对打，打得嗷嗷叫，扇得啪啪响。自运动开始到现在，从来都是造反派看五类分子的“戏”，没想到两大造反组织、今天竟为五类分子们卖力地“表演”了起来。
“千钧棒”的人少、“星火燎原”的人多，俩打一个、仨打俩，“星火燎原”的巴掌、拳头疼了，“千钧棒”的腮和腚肿了。看“戏”的五类分子们不打算看了，但挤不出去；“演戏”的造反派们也不打算演了，但双方谁都不想说软话。最后，还是老天爷想了个让双方都能体面下台的好办法，它把脸一沉，教室里便暗了下来，既没有为武斗端灯的、也没有为武斗点蜡的，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变成“打瞎驴”了。
这一仗大长了“星火燎原”的志气，大灭了“千钧棒”的威风，这一仗让吴洪敏的腮肿成了小屁股儿，蜷缩在地上爬不起来了。要不是于法子躬腰攥住他的双手、硬把他拖到背上，这一夜他就得躺在教室里当门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