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家屋子接连迎来了两桩大喜事：吴洪敏和小果她娘、于法子和大运他娘，这两对新人双双在昨天登记，在今天结婚。
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村子里时兴喜事新办，这两对新人的喜事，比新办还新办，应该叫“喜事新新办”：锣鼓队不用了，喜屋以旧代新、嫁妆以旧代新，毛主席像下定终身；两人面对面借用喝交杯酒的动作，各自把红宝书往各自的胸口上贴了贴，就算结婚了。
说这两对新人“喜事新新办”，是指他们把结婚时那些烦琐的礼节简化了，招待亲朋的宴席去消了，但街坊们送来的人情钱还是照收不误。因为人情钱属于“往来账”上的钱，收了不能算收，应该叫“暂存”；支了不能算支，应该叫“暂付”，“存来付去”的换着好看而已。你有喜事不收，人家有喜事你不支，街坊们会说你井水不犯河水，会说你不懂人间事理。
于占吉把两张面额两块的钱递给吉亮说：“一户两块。”
“以前随人情，关系一般化的户咱都是随一块。”吉亮说，“这两户和咱家的关系都一般化，咱为啥随两块？难道您也想巴结当官的？”
“这两家咱虽都随了两块，但我还是按一般化关系处理的。”于占吉解释说，“这两对儿新人的婚姻，和一般意义上的婚姻有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婚姻是一男娶一女，这两对新人的婚姻是两户合一户。假如他们不是两户合一户，而是各娶各的、各嫁各的，我不得随四户人家的人情钱吗？所以看上去是一户随两块，实际上还是一户随了一块。”
上午去这两家送人情钱的街坊们，走在路上时还叽叽咕咕地议论：什么喜事新新办呀，说到底不就是为了省钱吗？到了下午，街坊们的看法就变了——两对新人合伙儿，把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来了。先别说请他们来演出花多少钱，光是给他们定在饭店里的那几桌饭，就比在村里省去的那几桌庄户席贵多了。到了晚上，那些说风凉话的街坊们，都开始为自己的“小人之心”脸红——公社电影队的马车也来了。
一个在路北演，一个在道南放；愿意看电影也行，愿意看戏也中。反正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都能提高思想觉悟。
一个在路北演，一个在道南放，这该咋叫呢？叫对台电影不行，叫对台戏也不中，就叫它对台电影戏吧。
过足戏瘾、电影瘾后，街坊们满意地说，请来宣传队、雇来电影队，这是两对新人撒向全村人的两把喜糖，这是对街坊们的最好答谢呀！
于占吉是个电影迷，也是个戏迷。假如站在两个场子中间的大道上，回过头来过电影瘾，轮过腚去过戏瘾，那该多过瘾啊！可于占吉没有去。因为今晚的电影和戏，有为大运他娘嫁人而庆贺的成分。一场又一场地批斗他熬过来了，一回又一回地打骂他熬过来了，这一次大运他娘嫁人他受不了了。如果文化大革命晚发动一年半载的，娶大运他娘的就是他，而不是于法子；如果以挨批挨斗作代价，能把大运他娘换回来的话，他愿意天天挨批挨斗。爱情无价呀！
“没去看电影、看戏的吗？”帽子家一拉风门子走了进来。
“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我正打谱儿去看的。”于占吉提起撑子，作出要走的架势。
“你去看的，我在家替你看门儿。”帽子家朝外面指了指说，“走吧！”
“你原本是来串门儿的，我能让你看门儿吗？”于占吉又把撑子放下了。
“知道你不去我才来的。”帽子家酸溜溜地看了他一眼，“怎么样，看见大运他娘嫁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吧？歪倒醋坛子了吧？”
“你咋单说实话呢你？”于占吉原本是想笑着说这一句的，不料怎么也没能笑出来。
“你这个平日里爱说爱笑的人，今日咧不开嘴儿了吧？过来、过来，我帮帮你的忙。”帽子家见他不往跟前凑，就转到他身后，把双手伸向了他的两个胳肢窝。
于占吉被迫咯咯地笑起来。
“这还差不多。今日我就是为着让你笑，才到你这里来的。”帽子家说，“潘家屋子那头儿催着吉亮去见面儿呢！”
“一趟趟地为孩子们的事干跑腿儿，这让我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呀！”于占吉抽出一支烟送到她嘴上，躬腰为她划火儿。
“今下午我到潘爱武家一串通，一家人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帽子家说，“模样儿长得好就是沾光，全家都相中了吉亮这张脸。”
“全家都相中了？”于占吉问道，“他们一家人怎么会都认得吉亮呢？”
“咱于家屋子的锣鼓队全公社出名。”帽子家说，“今日这个大队来请、明日那个大队来求，又加上潘家屋子人口多，人多结婚的就多，一听到锣鼓响就都凑过去看热闹，次数多了还不就认得了？”
“这闺女她爹叫啥？”潘家屋子四十岁往上的男人，于占吉能叫上名来的不少，他不认得潘爱武，说不定会认得潘爱武她爹。
“男人起了个女人名。”帽子家说，“叫潘十妮儿。”
“不认得，不认得。”于占吉说，“女人起男人名，男人起女人名，他家里这是咋弄的？”
“潘十妮儿亲姐、亲叔伯姐加起来一共是九个；亲哥、亲叔伯哥也有好几个，但都没活过三个月。潘十妮儿落生时，一家人既高兴又害怕，怕他不长命，就给他起个闺女名，让他的九个姐姐护护他、带带他吧。”帽子家说，“这潘十妮儿年龄比你小，看上去长相比你老。一圈儿胡子围着嘴，头顶前面掉没了毛儿。”
“他爹长得好看不好看与咱没关系，”于占吉问道，“他闺女长得咋样？”
“我看不怎么样，模样儿和从她爹脸上刻下来的一样。”帽子家说，“咱看着不怎么样白搭，只要吉亮相中了就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对，对呀！该我管的我就管，不该我管的我不管。”于占吉又问，“去的时候你说咱该准备点啥？”
“啥也不用准备，出上个光腚子人儿（一点彩礼也不用带的意思）就行。”帽子家说，“亲家那头儿愿意在这个月的月底以前见面儿，具体日子由咱定，让我问问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同意。”于占吉说，“一分钱也用不着咱花，哪有这种便宜事儿？”
“你同意了我也就该走了。魏家屋子八个高帽子，明日一早就得交货。凑巧家里又没有现成的，看来今黑夜我是甭想睡个囫囵觉了。”帽子家边往外走边嘟囔，“别看糊一个高帽子比糊俩灯笼还贵，糟蹋人的这种钱，我还真就不愿意赚呢！”
“妗子，你咋不玩儿玩儿走？”还没等帽子家伸手去推，风门子已被罗玉春拉开了。他叫的这个“妗子”，可不是把帽子家当成亲妗子提前叫着，他是把于姓人家都当做“姥娘家面上”的人看待。凡吉光他们叫婶子、叫大娘的，他都叫妗子。
“年下给我送的东西还少吗？没出正月咋就连酒带菜的又提溜来了？”于占吉亲切地数落着外甥。
“大舅，今后晌我得在您这里待到过半夜，干拉呱儿怕您打了盹儿，喝着酒拉能提精神。”罗玉春说，“公社革委组织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批斗大会，后日就在咱大队召开，目的是为下一步各大队夺权造声势、做准备。”
“规模空前？”于占吉晃晃悠悠倒退了两步，一腚蹾在了椅子上。
“大舅，用不着紧张、也用不着害怕，这一次是真正的文斗。不动拳、不动脚，批判你们是假，考察各大队新、老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批判能力才是真。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是拿你们当靶子，让新、老干部们练练准头儿。”罗玉春说，“刚进驻咱大队的工作组，分配给我的任务就是批判您和俺二舅，因为您俩都参加过国民党军。”
“玉春啊，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于占吉说，“只要对你的进步有利，你让我讲啥我就讲啥。”
“大舅，就把您和俺二舅参加国民党军的经过，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听吧。”罗玉春说，“这事我还从未听您提起过呢！”
“不光你，这边你表弟们知道得也不多。谁都喜欢大谈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没有愿意讲‘夜走麦城’的。”于占吉说，“抗战抗反了（当地对参加过国民党军人员的戏称）又不是件光荣事，谁愿意整天把它挂在嘴上？”
“大舅，您这就讲吧。不给我讲明白了，后日我咋批判您？”罗玉春边说边掏出了笔记本。
“这就讲？这讲这就讲。”于占吉破例没掏旱烟袋，而是从抽屉里摸出了一盒烟卷儿，“我和你二舅，都是从平原县第五乡村师范学校走出去，参加国民党军的。我比他早二年毕业，他比我晚二年参军。滕县保卫战，是我参军后亲历的最大一次战役，也是最后一次战役。唉——，不愿意去想这些事，一想脊梁沟子就发凉，身子就一个劲儿地缩，就觉得裤也肥、袄也大。咳，咳咳咳咳！”
“忘不了那一天，就算是爹生日、娘生日、我生日都忘了，也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天是1938年3月16日。之前，我们45军第127师，已在滕县城东关固守了七天，师长陈离亲自坐阵指挥。16日上午，东关南半部的寨墙，被日军炸开了一个十几米宽的缺口。在数十挺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日军窜入缺口外的壕沟内，接连对我守城部队进行了五次进攻，都被我们击退。下午傍落太阳时，日军又发动了第六次进攻，各种火炮增加到三十余门，集中轰击东寨门。并不断向城内和火车站附近射击，企图阻止我军的增援部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日军直扑东寨门，双方伤亡惨重。随后日军的第二梯队又冲了上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街道上前后左右有我，左右前后有敌；巷子里你中有我，我中有敌，街道上、巷子里都打乱了遭儿了。”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肉博战。说句真心话，我不是一般的害怕。让我用枪打敌人我敢，用刺刀刺敌人我不敢。”
“不敢是还没到时候！你说不敢杀鸡，假如你不杀鸡就杀你，你能不杀鸡吗？你说不敢杀人，假如——不用‘假如’了，敌人就在面前了，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能不杀他吗？以上所说的这些在脑子里刚一闪，就容不得我再想了，一个大个子日本鬼儿的刺刀，已冲着我的胸膛刺过来了。时间就是生命，这时才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人在求生时所发出的力，是这个人所能发出的力的极限，我居然把高我一头、粗我一圈儿的敌人的刺刀，从胸前拨了过去。刀尖儿带着一丝凉风从我耳边滑过，惯性使大个子又靠近了我一步。我趁他在还没站稳的当口儿一刀刺过去，正刺中大个子的胳膊，枪从他手上掉了下来。正当我挥刀朝他胸口刺去的时候，脊梁上不知被什么东西重重地顶撞了一下。紧接着，就有一个人的脊梁贴着我的脊梁溜了下去。我猛地回头一看，贴我身子溜下去的是我的一个战友。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日本鬼儿，正从战友的胸膛上往外拔刺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顶撞我脊梁的就是刀尖儿，只不过这刀尖儿是穿过战友的胸膛，隔着战友的脊梁撞向我的。”
“战友紧贴我的身子躺下了，为了国家、也为了我，躺下了。他把没用完的力气通过‘顶撞’，输送到了我的身上。我顿觉腿上的筋骨嘎巴嘎巴响，顿觉胳膊上的肉疙瘩胀得慌，我的牙咬破了我的唇，我的眼里在往外喷火，小狗日的‘娃娃脸’，俺爹俺娘就是为杀你而生下我的。娃娃脸啊娃娃脸，你不光杀死了我的战友，还让我错过了杀死大个子日本鬼儿的大好时机，你欠了我两条人命。今日不把你这红朴朴脸皮变成一张黄表纸，我就不姓于。”
“城内我军的喊杀声震天，日军的哇啦声刺耳。我挥刀朝娃娃脸刺去，几个回合下来，娃娃脸渐渐招架不住，一个劲地往后退。他慌不择路，从大街退到小巷，我追到小巷。这小巷里也在进行着零星的肉搏战，他被逼无奈又退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当我踩着院中的一片尸首眼看就要追上他时，他无处可逃，只得退到了院中的北屋里。”
“见我离他越来越近，娃娃脸不得不转身应战。又是几个回合下来，他已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了。我步步紧逼，一直把他逼到了一个墙角下，我那明晃晃的刺刀，透过他那软软的胸膛，戳到了硬邦邦的墙上。血从娃娃脸的嘴里涌出来，流不迭，又从鼻子眼儿里往外冒。娃娃脸的脸盘在变小，脖子在变软，头在搭拉、腿在弯，身子极不情愿地缩在了墙角下。见他红扑扑的脸蛋儿真的变成黄表纸的颜色了，我才敢把刺刀从他胸膛上拔出来——从肉搏开始到现在，我只刺伤了几个，一个要命的也没有，这回得玩儿个保险的。”
“杀了娃娃脸，忽然感觉到右腿的下半部有点儿疼，挽起棉裤一看，腿肚子上的那个伤口，足有小孩子嘴那么大。这是在肉博的过程中被娃娃脸刺伤的。”
“院外的大街上，已很少听到我军的喊杀声，满街筒子里‘哇啦哇啦’的，可能是鬼子的援军又到了。咋办？往院子外面逃，对于腿负重伤的我来说，无疑于自投罗网；院子四周的围墙越不过去，要想躲过这一劫，只有打北屋后墙的主意了。拖过两具鬼子的尸体当垫脚，从北屋后窗往外一看，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后面竟是一片树林子。”
“我用刺刀在北屋后墙上连剜带戳，很快就戳出一个比身子粗一圈儿的窟窿。探头往外一瞅，从窟窿到地平面足有四、五尺高，先往外钻头有危险，我就用枪一撑，先把两条腿送了出去。身子刚落地，远远看见树林子里有一个人，那人头上没有了军帽，认不清是自家弟兄还是日本鬼儿。我有些害怕，但很快就不害怕了——那人把枪当成拐棍儿拄，走起路来东歪西斜、摇摇晃晃，一看就知道是负了重伤。假如是自己人，就算他交了好运；假如是鬼子，就算他倒了血霉。还没等走到他跟前，我就从被血染红的军服上，认出是咱们的人。”
“他叫周明清，两条腿上各挨了一刀。我问他是不是想当逃兵，他拍拍双腿不好意思地说，不当逃兵就待在这里等死，死不了也是部队的累赘。我说我是剜窟窿逃出来的，咱兄弟俩就相互帮扶着捡条活命吧。周明清说，帮也是你帮我、扶也是你扶我。你还能一瘸一拐地往前走，我这身子离了拐棍儿就倒啊！我说我就算是你的一条拐棍儿吧。”
“天已暗下来，他把左手搭在我肩上，我用右手搂住他的腰，俺俩三步一住、五步一歇，顺着一条林中小道往前走，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走了多少路，总算看见了一个小村庄。我们来到村头一家亮着灯的院落跟前，刚一敲门狗就狂咬起来。一狗咬、狗狗跟着咬，不但把这一家的灯‘咬’灭了，相邻几户的灯也被‘咬’灭了。周明清说，咱再往街里走走，看看有没有亮灯的。我说走也白走，不等咱到狗就先叫，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家听见狗叫还敢点着灯？周明清说，老乡们也太不尽人情了，咱帮着他们打鬼子，他们连门儿都不让咱进。我说，这事咱也不能怨老乡，他们怎能知道咱是土匪、是鬼子，还是打鬼子的？我转身朝路旁一指说，老乡这不是还给咱准备了一个柴禾垛吗？钻进去睡一夜，总比睡在亮场子里舒坦吧？”
“正当俺俩朝柴禾垛走去的时候，大门突然开了，不是俺敲的那一户，是相邻的一户。从大门里走出一位穿羊皮棉袄、打白包头的老大爷，帮着我把周明清扶进他家里。”
“老大爷说，我是这村的村长。刚才你俩咕咕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孩子，委屈你们了。周明清抢在我前头说，谢谢了，要不是碰上您这位好心的大爷，今夜我这两条伤腿说不定就冻残了。老村长说，该感谢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在滕县城里打鬼子，为民除害，难道我连屋都不让你们进吗？他紧接又对老伴儿说，快添锅、点火，熬顿地瓜粥给孩子们暖暖身子。”
“身子被地瓜粥暖和过来了，周明清冻僵的腿因为有了知觉，所以伤口也就更疼了。豆大的汗珠儿从他额头往下滴，这些汗珠儿有喝粥热出来的，也有伤口疼出来的。老村长找来一个破棉袄，撕出一些套子烧成套子灰，敷到了俺俩的伤口上，紧接又把棉袄表儿撕成布条条，一边为俺俩包扎一边嘟囔，哎呀呀，口子咋这么深啊！可让那孩子们受了罪了。周明清说，再深也值，我这两条伤腿换了鬼子两条人命。老村长忙说，值，值。鬼子就象咱身上的饿皮虱子，捏死一个少一个，这帮没人性的东西们，可把咱老百姓害苦了。我说我比不上周明清，我只‘捏’死了一个‘饿皮虱子’。老村长咬起牙来又重复了一下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捏死一个少一个。”
“周明清对老村长说，我家是泗水的，离这里也就一百多里路，您能不能想办法儿给家里传个信儿，让俺爹派辆马车来接俺俩？老村长没好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刚进门就打谱儿走。坐马车坐上一百多里地，还不把你颠得昏过去？我说，他不能坐车我能坐，俺俩住在这里动静太大，走一个少一个。给您添麻烦不要紧，我是怕给您惹出麻烦来。老村长连说有道理、有道理，我设法儿弄辆毛驴车，派人先把你送到泗水。”
“第三天鸡叫头遍，老村长让我躺在毛驴车上，铺着驴吃的、盖着驴吃的，怀里搂着我和车把式吃的，悄悄出了村。一路上晚住店、早套车，仅用两天工夫就赶到了周家庄。周明清家良田百亩、院落三座，顾有长工短工，喂有大骡子大马，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明清他爹重赏毛驴车夫后，马上派人去接儿子。等他把儿子接回来，我也走不了了——我的伤口化脓了。”
“周明清把我称做救命恩人，明清他爹把我称做是他这个大家庭的救命恩人，因为他家就周明清这一棵独苗儿。”
“当时我是因伤口化脓不能走，看样子不化脓他们也不让我走。半年后他们让我走了，并且是他爷儿俩坐着马车陪我一起回来的——我说的‘他爷儿俩’不是周大爷和他儿子，是他和他的闺女。他闺女后来就成了你的妗子。”
“大舅，这事您不挑明我也估摸个差不多，”罗玉春说，“因为我知道俺妗子她娘家就是泗水的。”
“周大爷相中了咱这个家庭，你姥爷、姥娘相中了你这个未来的妗子，两头儿的老人家当场就定下了这门亲事。”于占吉说，“咱这个家庭虽不如他那个家庭富，但在咱这里也算是个富户。假如后来划成分分等级的话，四川的刘文彩算是一级地主，你妗子她娘家算是三级地主，咱这号的顶多算个五级地主。”
“大舅，你参加国民党军的经历就这些？还有吗？”罗玉春勉勉强强记满了一页。
“我把自愿参军到偷着跑回来的全过程，都给你讲了，还要我讲啥？”于占吉想了想又说，“我讲的这些你不一定都能用得上，要不咱爷儿俩再来个一问一答，你问啥我答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发挥发挥。”
“大舅，现在还说不到一问一答上。”罗玉春把笔记本掀到了新的一页，“俺二舅参加国民党的情况，您还没给我讲呢！”
“你二舅参加国民党军后打了几次仗我知不道，我只知道1949年他被解放军从江北撵到了江南，后又跟着老蒋从江南逃到了台湾。现如今他当兵还是当官我不知道，娶没娶妻、生没生子我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于占吉说，“玉春啊，你两个舅是两只乌鸦一般黑，在你要求进步的路上不是下绊脚，就是拖后腿，逢忙一点也帮不上。假如你这两个舅有一个当八路的，有一个当国军的，相互抵消抵消、中和中和也好呀！”
“大舅，临来前我对您报有很大的希望，但听您讲了这些后，感到非常失望。”罗玉春皱起眉头说，“俺二舅在台湾的情况您不了解，在大陆这边的经历又太简单，直接没法儿展开批判；您的经历虽比较复杂，但复杂白复杂，也没法儿批判。”
“没法儿批判？我使干唾沫蛋儿说了半天，难道对你一点作用都不起？”于占吉一听急了，“春儿啊，你认为咋好批判我就咋讲。”
“您讲的都是些实事儿，”罗玉春有些为难地说，“我也不能为着好批判，硬逼着您去撒谎啊！”
“大谎不能撒，咱撒点小谎还不行吗？也就是说，参加国民党军这样的大事咱不能改，但参军后所干的某些具体事可以改。”于占吉试探着和外甥商量，“你觉着我说的哪桩事不好批，我就想办法儿给你换一换。”
“杀死一个鬼子兵这桩事，我就没法批。”罗玉春说，“您杀死了一个鬼子兵，就算是抗日英雄，应该受到表扬才对。但我在批判您的大会上，能表扬您吗？”
“那……那就换成打死了一个八路军。我们和八路军也有擦枪走火儿的时候，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也有可能打死人。”话刚说完，于占吉忽又改口，“不行，不行，杀人是要偿命的。批也不要紧、斗也不要紧，割开皮剜我的肉也不要紧，千万别为着一句谎话，要了我的小命儿啊！我看咱就把‘打死一个八路军’，换成‘打伤三个八路军’吧。这样既有利于你批判，又对我无大碍。”
“行，行。这样一改，批判起来就有深度了，稿子写起来也顺手了。”自打进屋到现在，罗玉春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大舅，您再琢磨琢磨，当逃兵那桩事能不能也换一换？我发言的重点，就是批判您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可您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逃兵，这让我在大会上咋批判？要是能把当逃兵的事也换换，那就好了。”
“不想换便罢，要换还不好办？我看咱就把逃兵换成‘铁杆儿兵’。怎么个‘铁杆儿’法儿呢？”于占吉边挠头皮边琢磨，“咱就换成被八路军虏获后誓死不降，逃脱后冒着生命危险去追赶国民党军，由于在追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越追离国军越远，最后不得不回到村里。但身在老家心系部队，直到国民党被共产党撵到台湾，才死了心、泄了气。”
“这样换好是好，可您杀鬼子、当逃兵的事，这些年来不知跟村里人说了多少遍。如果咱按刚才您换的这些假事儿批，人家不说我在撒谎吗？”罗玉春既怕失去这两个得意的“情节”，又不得不这样问。
“春儿啊，你是个头脑挺灵活的孩子，在这事上咋就转不过弯儿来呢？”于占吉看着外甥着急的样子，心里直想笑，“是真、是假，不全凭我这两片嘴唇儿一张又一合吗？我说我过去是‘报喜不报忧’，光吹嘘自己如何杀日本鬼儿，只字不提打伤三个八路军的事；光说自己在国民党部队里当逃兵的那一次，不说被八路军俘虏后誓死不降，逃脱后偷偷跑回家，又偷偷追赶国军无果的那一次。经过这场触及皮肉——不对，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压抑在、掩藏在心底的这两条罪状，让我等不及、憋不住，如鲠在喉、不吐不为快了。”
“您出的这个主意对我写批判稿当然很有利，但对您有可能是引火烧身。”罗玉春说，“我怕他们借这个因由，下一步会对您进行专场批斗。”
“批又怎么样、斗又怎么样？这几年我不就是从批斗中走过来的吗？”于占吉说，“专场批斗会又不是专场枪毙会，怕啥？这几年我不要脸不要惯了，你把这些假材料当成真材料安在我身上，既能批得深、揭得透，又对你的前途有好处，而我该咋不要脸还是咋不要脸，模样儿和以前不会有任何改变，于占吉也成不了于吉占。”
“那……那我就听您的。”罗玉春想了想又说，“您参加国民党军的材料已经足够我批的了，可俺二舅参加国民党军的情况咱也得提一提，不批他几句，会让别人认为我有包庇他的嫌疑。”
“你二舅这些年来说了多少反动话，做了多少坏事我一概不知，可就像你分析的那样，不批他几句又不行？咋办呢？”于占吉倒背着手在地上来回踱了几趟后说，“春儿啊，有了。不光有了，我还按你的口气把话琢磨好了。你写上：俺二舅自打去了台湾后，誓死与人民为敌，我要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和他断绝关系。你写上：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贼心不死，假如参加反攻大陆的国民党军中有俺二舅，我就坚决要求上前线，和他斗争到底。”
“大舅，您这不是给我提供材料，您这是直接替我写批判稿啊！”罗玉春把钢笔往小荷包上一插，满意地合上本子正想起身，忽又坐下了来，“大舅，刚才咱只谈了你和俺二舅参加国民党军的事，有关您地主成分的事，我也得写上几句啊！”
“土改前我在家和长工一块儿下地，和短工一块儿干活儿，”于占吉说，“我待他们如同亲兄弟，从不小看他们，更不用说打骂了。”
“您家顾着长工、短工，就必然会产生剥削。”罗玉春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我就批判您剥削穷人行吗？”
“你姥爷、姥娘老来光吃饭不干活儿，算剥削；你妗子光管着烧火、忙饭，庄稼地里的活不闻不问，勉勉强强也算剥削；只可惜他们早已过世，这一次批判的是我。”于占吉说，“从春种到秋收，农田里的活离不开我，挥镰割麦，甩鞭子赶车，一年中亲自动手所生产出的粮食，足够三个人吃一年的。这样算来不是我剥削别人，而是变相地被别人剥削。”
“那……那我该怎么批您呀？”罗玉春为难地说，“光批您参加国民党军，不批您剥削穷人，我的批判稿就算是不全面啊！”
“我讲的是当年的实际情况，你在批判大会上真要把这实际情况讲出来，会让你我‘吃不了的兜着走’——你涉嫌包庇身为五类分子的舅舅，我涉嫌为自己的地主成分翻案。”于占吉说，“既是地主，就必然会剥削穷人。春儿啊，你写上你大舅长期剥削穷人的血汗——不，在这里用‘剥削’不行，既不确切、又不厉害，用‘榨取’比较合适，你写上你大舅长期榨取穷人的血汗，用穷人的血汗养肥了自己。”
“这一句挺好，您不教我，我还真就不一定能想出这么好的句子。”罗玉春的笔在写完这一句后，久久不愿放下，“大舅，这一句好是好，只可惜太笼统，缺乏具体事例。”
“那还不好办？你再写上你大舅曾用拳头——不，曾用皮鞭抽过一长工，曾破口大骂过一短工。”于占吉想了想又说，“不行，不行。打骂过一次太少，少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你写上你大舅曾先后鞭打过多名长工，破口大骂过无数个短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