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马湖派散文家群体中，向有俞平伯先生与朱自清并称之说。这不仅仅因为他俩是挚友，而且还因为散文作品上合致的原因，即艺术特质上有共通的地方。他们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每每成了例证的材料。“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道出了他俩文风的相似。对此，阿英在《朱自清小品序》里援引李素伯《小品文研究》一文里的话，细加分析：我们觉得同是细腻的描写，俞先生的是细腻而委婉，朱先生是细腻而深秀，同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是缠绵里满蕴着温熙浓郁的氛围，朱先生的是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如用作者自己的话，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他俩的相同，是在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时候，“以后，俞平伯是有一回向繁缛一方面发展的时代，直到《燕知草》将写成的时候，才回头追求那朴素的趣味，而二者又重复有些接近起来”。这话自有道理，从细腻委婉的描写，慢慢走入了素朴、自然。虽然有时仍有繁复雕琢之处，但真情实感的流露是为本质和内涵。一切大家皆从繁缛逐渐走向素朴，这是成熟的表现。俞平伯散文风格的发展，也是这种趋势吧。此中缘由，是俞先生的白马湖之旅。1924年初春，俞平伯赴白马湖探访朱自清，并考察春晖中学和宁波省立四中，兴许是白马湖的山间明月与奉化江上清风的灵性陶冶了他，他的散文创作热情勃发，文风亦有变化。《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作从他的笔端汩汩涌出。这仿佛只是写作体裁上的变化，却也包含着微妙的本质的因素。在这个地方，俞平伯简直称得上是个“典型人物”：他写新诗和小说的时候，正是文坛上用白话小说、新诗、新戏剧冲击旧营垒的时候；他写散文时，又值文坛上散文兴起。特别是北有“语丝”、南有“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勃兴。诗和散文毕竟不同，“诗像星光，不妨疏疏朗朗闪闪烁烁，散文像活水，要娓娓的流下去”。这大抵是俞平伯“转向”的一个原因吧。这年年底他的北上北京，又适时填补了周作人苦雨斋的寂寞。“周作人小品一派”，也就多了俞平伯的创作实践之功。
此时，周作人因胡适介绍在燕京大学教书，担课中国文学系新文学组，始时只是周一人，助教是许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讲师，他便是俞平伯。周的功课两小时，他先讲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便是俞平伯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周以为，散文可分作两路，一是叙景兼事的纪游文，一是说理的序文，大抵关于思想文学问题的。周所选的胡、俞之文，正是这两条路的代表作。周还风趣地说：我觉得这偶然便大有意味，说是非偶然亦可也。俞平伯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写于1925年4月13日。此文是篇叙景兼事的纪游文，如周作人所说的。它以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化为描写线索。作者竭力要创造的是一种有些许惆怅迷离、如梦一般的朦胧境界，追求一种不可着意的况外之味。作品是记事性的，并非在于美的景观的呈现，着重点也在于一种情感氛围和意境的描写，而不是重在客观景物的描写。所以周作人以叙景兼事的纪游文的视角选此作为课文。细读此篇的文字，能感受到俞文特有的涩味。涩，本来是为文之大忌，但是俞平伯却勉力追求，认为小品文字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此与周作人说的“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洵可谓同调。其意是说小品散文须有经得起咀嚼的回味与余味。就像饮浓茶，啖青果，初觉苦涩，慢慢品味，会感到愈品味愈有味，以至余味无穷。这种涩味，是俞平伯乃至周作人着意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周作人对白话文初期的一些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虽如玻璃球般晶莹透彻，却“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所以希望“杂糅调和”，“有知识和趣味”，文章带些涩味。俞平伯的这种试验，应该说是深得周的青睐的。
当然，俞平伯的这种文风，与他的性格也很有关系，批评家刘绪源所言甚是。他在《今文渊源》中是这样分析的：据叶兆言《陈旧人物》一书中说：“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祖父（指叶圣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自己面前尽情享用……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请他吃饭，来了几位老先生，都是会吟诗的……俞先生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朱自清在《〈燕知草〉序》中也说：“这一派人的特征……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在老一辈文化人中，尤其是那些文章漂亮洒脱的文人型学者，虽性格未必都像俞平伯，但不为外界喜恶所动、内心高傲而天趣盎然，却大约是共同的特征。
应该提及的是，俞平伯这种带有“苦雨斋”痕迹的文风，在现代散文史上影响很大，受其影响的正是学者散文，并包括一些学者的文论。它们写得萧散随意，文中夹杂并蕴藏尖新的学问，读者从审美愉悦中获取大量的学术创见或思辨哲理。后来的散文家，诸如金性尧、施蛰存、黄裳、邓云乡、谷林、李君维，乃至编辑学人舒芜、张中行、唐振常、钟叔河等，行文风格非现在的学院派模样，说到底，在文体上，还是连接着周作人、俞平伯的文脉。这当中，俞平伯的学生邓云乡就文论的模式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学术文章，有几种写法，一种是正式的国际论文式，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还有注一二三四，后列一大串作者、书名。读着前面的文字，还要不时去找后面的书名、人名，甚至附录、附表。读起来真是麻烦不堪，乐不敌苦，因之我很少读这种论文，也从不写这种论文。另一种是随文写出作者、书名及引文，再加以说明、解释、排比，以见源流，以明脉络，水到渠成，结论自出。这一种是读书笔记式的写法，如写得好，谈得有趣，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知堂老人最善于写这种文章，我很爱读，也很爱照这样去写，但难的是条理和剪裁，如条理不清，剪裁失当，就容易使读者感到杂乱。”
可见，做学术文章并非只是一种，读书笔记式的写法颇适于写学术随笔，亦可以写论文。这一点，只要不绝对化，不随意地排斥学院派论文，便是无可厚非的。
细究俞平伯的散文，颇有浓淡之别，因有两副笔墨。一是“纯粹的描摹”，绚丽而繁缛。二是“印象的抒写”，表现一种自然素朴的趣味。《湖楼小撷》中的《绯桃花下的轻阴》作者用重彩浓墨描述之。后来他觉得这样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便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便是力作，显然其笔墨已然淡了许多。它不是执着于静态的描摹写生，而是自然地、本色地“淡淡的说，疏疏的说”。久而久之，他的为文与“白马湖风格”产生了某种契合，或者说，已经自然地融入白马湖总体风格中了。
俞平伯是白马湖派散文家，又是周作人“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中的一员。这就使得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和周作人有了多一层的联系，不仅如是，还得到周作人的照拂与指导。对于“白马湖派”（我们社为其核心）同人刊《我们》的编辑出版，当时在北京的周作人甚为关注。故此，他们的书信往来甚为频繁。这些信札中，留下了周作人对白马湖作家的关心以及他“不脱浙东人的气质，希望写出白马湖的水色”的种种资讯。
俞平伯虽未在春晖中学教过书，然他与白马湖有过亲密的接触。他的散文《忆白马湖宁波旧游——朱佩弦兄遗念》，摄录了他的白马湖之旅。其中一个特写镜头，即是他应邀为春晖学生作了《诗的方便》的演讲。开讲前，夏先生上台把俞先生介绍给学生，称：“俞先生年纪比我少，学问比我好，他是一位开辟新纪元的诗人。”俞讲的诗的所谓“方便”即是指“诀窍”。他觉得“做诗”没有方便（诀窍）可言，“诗的写和做是内心的自然而然”，如若硬要找什么方便，“是从做人下手。能做一个好好的人，享受丰富的生活，他即不会做诗而自己就是一首诗。即使不是，其价值岂不尤胜于名为做诗的人。”他认为“写诗”是天分，“做诗”是功夫，“写的是适合诗的机，做的是充实诗的力”。“真的创作，实是具备这两种方法，是一半儿做，一半儿写的。草率粗直的不是诗，装腔作态的也不是诗”。并说，“这实在可以推及一般文艺，并可推到其他的事情”。第二天，俞平伯和朱自清一起离开春晖同赴宁波四中。次日上午，俞平伯又为四中师范部三年级的学生作了《中国小说之概要》的讲座。这是俞平伯与白马湖和宁波结缘的历史见证，也是浙东新文化史的一节“华彩乐段”。《诗的方便》演讲词，揭示俞平伯追求“自然”和“真诚”的文艺观。他的许多看法——诸如真诚、自然、表现自我、与生活结合、强调人格修养等，完全与其他几位白马湖派散文家的创作主张相同，这就使他很自然地融入白马湖文派中了。即此可见，白马湖文派纯粹是志同道合相凝聚，是“同志的集合”，其主要价值似乎展示了这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特定人群——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群可敬可爱文化人。这群人的聚合不仅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减弱或消失，相反却成就了终生的友谊，他们在秉性上或各不相同，行迹上或有分有合，但在精神上从未分离，从而构建了可称之为“白马湖现象”的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一现象中隐含着怎样的文化符号，直到我读叶圣陶所作的《俞平伯旧体诗钞序》才找到了答案：
在我与平伯兄六十多年结交中，最宝贵的是在写作中沟通思想。我们每有所作，彼此商量是常事。或者问某处要不要改动，或者问如此改动行不行，得到的回答是同意的多，可不是勉强同意，都说得出同意的理由……这样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从中得到不少乐趣。这种乐趣难以言传。
思想的沟通、文化立场上相互守望，以至为追求理想而奉献精神，便是他们聚合的基础之所在。
在此期间，俞平伯与朱自清、刘延陵、丰子恺一起在四中校园里的乐群亭，商议《我们》的有关事宜，商定为不定期刊物：哪一个月出版，就称《我们的×月》，这就有了1924年的《我们的七月》与次年的《我们的六月》的面世。这是白马湖文派活动的生动见证。虽为孤证，然凿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