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散文家的夏丏尊先生，至今人们还纪念着他，并对他的思想与学术成果饶有兴味，这恐怕是治学者的最大幸事了。在夏丏尊先生工作过的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竟有那么多以后成为大师级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于人文领域显示出集团性优势，以及学者们卓有特色的整体风格，于此形成的“白马湖派”，则无疑会长久地给人们以启示。
大凡文派的形成总要具备一些条件，诸如所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主张和艺术风貌等等。同时，又要有自己公认的领袖，哪怕是精神领袖。在这个领袖人物周围有着一个创作群体，这个群体又有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风格。白马湖派也有其“冠冕”人物，或者说是枢纽性人物，他就是夏丏尊。夏丏尊于1922年进入白马湖，时年三十六岁，他以长者风范，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他实际上即是春晖中学“同志集合”的轴心。夏丏尊在开明书店的同事赵景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诗赠学者徐重庆一首七律，诗有如是一联：“秦淮灯影我们社，白马奔腾夏丏尊。”寓意是说，“我们社”的主将是同写《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朱自清与俞平伯，而白马湖派之首领则是夏丏尊。你看，白马湖与夏丏尊的重叠影像，竟是如此深深地烙印在白马湖作家群的心中。难怪乎，白马湖同道称夏丏尊为“夏先生”“丏师”，乃至后来称之为“丏翁”。
夏丏尊的精神领袖地位是在白马湖派的形成和发展中，由于个人条件突出，其业绩卓著而被日渐确立的。
春晖中学初创时，夏丏尊是实际筹建班子的重要成员，春晖的举足轻重的筹划与执行，夏都倾注了自己的心力。这里仅举一例，便足以豹见一斑。春晖中学的校名是夏丏尊与经亨颐酌定的。陈春澜作为建校出资人，有一天，他约经、夏二人在白马湖畔勘察校址，三人联袂缓步湖滨。在和煦的阳光下，面对这山清水秀的眼前景致，夏先生情不自禁朗诵起苏东坡“溶溶晴港漾春晖，芦笋生时柳絮飞”的诗句（诗见《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寒芦港》），此句一出引发了经先生的诗兴，他也吟出了戴叔伦《过柳溪道院》中的“溪上谁家掩竹扉，鸟啼浑似惜春晖”一联。不意之中，两联均有“春晖”两字，就这样在幽雅的吟诵间，把校址勘在白马湖畔，校名拟定为春晖中学。夏先生还说，春晖之“春”，与春澜先生之“春”同义，正可纪念先生热心为家乡办学的善举与盛意。
夏丏尊安身立命于教育事业，他的教育理念充满着国际化的眼光。以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而言，夏先生就极有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视野。1923年10月他写的《学生课余阅读书目》中说：“我们以为，我们学生所读的书，应照下面所列的两个条件决定：一、做普通中国人所不可不读的书；二、做现代世界的人所不可不读的书。这是我们大胆决定的方针。”且他所开的书目，皆涉及古今中外。强调的是中外文学的会通，中西博取。这种阅读理念影响到后来的朱自清。朱在清华大学执教时，他与杨振声共拟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总说明》（1929年）中便明确指出，中外文学上的贯通，其目的是“比较研究后，我们可以舍短取长，增益我们创造自己的文学的工具。这也与我们借助他们的火车、轮船、飞机是一样的。借助于他们的机械来创造我们的新文学”。这种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乃至会通文理的倾向，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学术思想与风格，那就是后来被王瑶称谓的“清华学派”之说。由此可见，夏丏尊的教育理念与实践是领先于白马湖诸位同行的。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白马湖文派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缘由，但夏丏尊在其中的声气鼓吹、组织联络作用亦不可小觑。夏是春晖出版主任，他主编的《春晖》半月刊之索稿，有类似于出版社的组稿。夏十分关注白马湖派作家群体的创作，并密切地注视其创作动态，随时保持着沟通与联系。众所周知，夏丏尊的家——平屋是白马湖作家活动中心，一班先生聚集在他的周围，足见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他主持的《春晖》半月刊在白马湖派形成中的意义，似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估量。
白马湖派作家群体作为《春晖》的基本作者，其创作自然而然得到夏丏尊的鼓励与扶持。朱光潜的处女作《无言之美》（1924年冬脱稿于白马湖畔），即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朱光潜说：“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我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朱光潜在春晖教英语，《无言之美》的约稿，使其开辟了新天地、新领域。后来夏丏尊主编《一般》，又约在英国的朱光潜写稿，夏把它编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予以出版。
当时的夏丏尊兼任着宁波省立四中的教职。宁波四中是新文化社团雪花社的活动之所，他们办《大风》社刊，仿效《语丝》风格。夏也予以全力扶持。《大风》后来出文艺刊物——《山雨》，由在春晖执教的张孟闻、王任叔等主持编务。夏更是给予全力指导，《山雨》的刊名就是由夏丏尊题签的。《山雨》陆续在春晖编辑出来，刊物通过李匀之在上海印刷、发行，颇有影响。张孟闻还把刊物寄给鲁迅（此事可参见鲁迅《我与〈语丝〉的始终》一文）。所有这一切，夏丏尊都给了悉心的照拂。
春晖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王文川的，在他《怀念母校》一文中是这样写丏师的：“我们的语文教师是夏丏尊先生与朱自清先生。这两位老师讲课都非常生动。特别是夏丏尊先生教文学作品时，充满感情……这两位老师对于培养我们的写作能力，十分重视。夏先生往往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给我们批改作文，指出我们错误的地方，加以详细说明。遇到好的作文，他就张贴出来，叫我们大家去看，予以表扬。”这个王文川，在丏师的帮助下，春晖毕业后偕同其他七个同学去日本留学。王在日本出版诗集《江户流浪曲》（1929年6月出版），资助者又是夏丏尊（据作者称，他是在夏丏尊恩师的帮助下，由学费中节省了钱自费出书的）。丰子恺为其作书封设计，星夜寒空之下，小船静泊江上，舟上人正低首沉思。丰之设计正表现了诗人的这种心境。王文川的诗是写实的，杜甫式的，平实可诵。集中最精彩的是《夜中的东京流浪》一首，其他如《失望的恋》《朋友我无须你安慰》《绣花女》也不错，《牛吃草》（童谣）又平易可诵。读王文川的诗，仿佛看见了一个谨严沉默的人。这种诗风显然是受着他的老师——夏丏尊的影响。夏文中的“作者的性格”，既单纯澄澈、蔼然可亲，又丰富多彩、耐人寻味；他的文风平实质朴、清隽意长。夏文的这种感召力和他本人对后进的提携，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在客观上也引导着白马湖风格的流向。
对于一个文派来说，其领袖人物不仅应当具有最高的创作水平，而且也要具备促进文派壮大，推动文派发展的能力。
夏丏尊作为“白马湖派”的精神领袖，他是散文家，他的散文创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台湾学者杨牧尊推为散文“白马湖派”领袖，清淡记述文的前驱，这是很有见地的。他最具白马湖风骨的散文《白马湖之冬》，树立了白话记叙文的模范。我在写于1991年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中说：“他的代表作《白马湖之冬》，可称为一篇正宗的‘白马湖风味’的散文，正是由于这篇佳作，使得白马湖从此出了名，散文‘白马湖派’也因此有了与其艺术物质相吻合的名称。”此言为许多白马湖派研究学者所首肯与认同。诚然，《白马湖之冬》，标志着白马湖清淡记述文创作的最高水平，而《平屋杂文》堪为“白马湖派”散文的标杆。
夏丏尊散文的总体特质：一平二白（平即平实质朴、清隽意长；白即白描之成功）。作者作文高明之处，则是从不刻意为之，却用舒徐自如的笔调自然地创造一种清幽、遐远的境界。夏丏尊用白描，常常是以这种白到无技巧的境界，使读文者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愉悦。白描之成功得之于“得意”。所谓“得意”，即是指掌握了事物的特征和神髓。夏之散文的描写，不加形容和修饰，却把事物写得绘声绘色，生动怡人，其成功之关键，也全在于作者对事物特征和神髓的把握。如《白马湖之冬》，写冬天而不叙寒冷也不写冰雪，单单只写一个风。作者抓住了白马湖冬天的风的特征与神髓，这平白无奇的风，则变得新奇而有情愫、有情思。这情愫、情思像风一样，是无形的，却无处不在，将你紧紧裹挟住。《白马湖之冬》（写于1933年12月）完全可以与朱自清的《背影》比肩，是记叙类散文的巅峰之作。同样写冬天，朱自清也写过，1933年冬天写的《冬天》也是一篇佳作，结构为“横贯式”。写了三幅场景：一是父子冬天围桌吃水煮豆腐，二是与叶圣陶等冬游西湖，三是自己一家四口人在台州过冬。全篇靠冬天的“温暖”情思的连缀作用才串联成文，不然就有珠玉散地之感。而夏的《白马湖的冬》，只扣住一个“风”字做文章，作者在白马湖所领略的冬天情味，几乎皆从风来。这种省略无关的枝节，集中笔力写风，集全力于关键处的手法，足见他在选材与剪裁上的非凡功力。这是此篇佳作成功之处，也是夏文之特色之一。作者写道：“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夏文特有的平淡隽永韵味汩汩流淌之中，飞来俱见精神、风范的神奇之笔。这种情操很感人。夏文写的是自然的风。他说，白马湖多风，是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只北首有一个风口，好似故意张了口袋迎风来的样子。然我们何尝不可以把“风”比作他的那些“同志”？风的到来，恰是他张了口袋欢迎来的。这又佐证了他确是“白马湖派”的领袖人物。
记叙文是各类文体写作的基础。记叙类白话散文能写到如此高远幽邈的境地，表明夏丏尊被奉为散文记叙品类的前驱，其清淡散文“白马湖派”的领袖，实是一点不过誉的。
夏丏尊的散文最能体现越文化的复合品性。众所周知，越文化作为多重的复合体，它涵括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飘逸”与“深刻”两种潮流。夏的散文“亦箫亦剑”，他既有“清淡”文，又不乏格调十分激越之作，而且这些文字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而给予有力的抨击。文如其人，他早年“参加木瓜之役”，支持一师《非孝》事件，救援“四一二”被捕学生，仗义执言，气势凌厉，甚至被封为“四大金刚”之一，都反映了他的“深刻”——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辞的犀利，展现一种深刻的思想境界。然而，也像他的人生从绚烂走向平淡一样，原有的气势最终成为内在的东西，为文体现一种“隐秀”——其文体的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也就是杨牧说的属于清淡记叙文品类。这是越文化独有的一种品性，也是浙东地域“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的一种风格。
夏丏尊写序跋也用记叙文，这种写法很别致，如《〈子恺漫画〉序》。这篇序侧重阐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说明“凡为实例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这些认识全都来自作者和弘一法师聚居数日间受到的艺术的刺激。弘一法师“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因而“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竟使“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的夏丏尊“言之怃然”，深感“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接受弘一法师的启示，夏丏尊对“艺术的生活”，以及艺术和宗教关系有所省悟，且在文章煞尾画龙点睛：因为子恺原是“和尚未出家时画弟子”，由此想到子恺在画中表现的对于生活的“咀嚼玩味的能力”，羡慕子恺是“幸福者”。诚如商金林教授所评析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艺术的序文中，很少有像《〈子恺漫画〉序》写得这么鲜活洒脱的。这篇序与《弘一法师之出家》皆荡漾着佛禅的气氲，洵可谓现代散文记人记事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之作。大概鉴于此，2014年岁寒，台甬举办了一场海峡两岸“民国经典阅读”同课异构活动。夏丏尊文《生活的艺术》（系《〈子恺漫画〉序》节选），由两岸两位语文教师同教。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老师上课时，提及该文具有纯正的“白马湖风味”，而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的老师，则细数弘一和尚挂褡于宁波七塔寺是怎样舒服的等等细节去享受“生活的艺术”。学生感受这种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观照，充分品味到生活的全滋味、真滋味，心灵得到了纯化。如此教学活动，使得白马湖散文所展示的一个纯净清丽素朴而充满真善美的艺术世界，烙印在学生心里。对于提升审美情操和提振美的感知与分析能力，显然是有所裨益的。这样的语文课学生不会不喜欢吧。夏丏尊本人便是对中学教育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先是在中学教书，后干脆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上海开办一所立达学园。为让更多的青年学生获益，他又涉足出版领域，从1926年创办《一般》，到1930年创办《中学生》，明确要做“中学生的课外的导师，中等教育的后援军队”，皆一以贯之地坚守与追求。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他写出了那平实质朴、清隽意长的文章，成为记叙文创作的典范，普通文章学的卓越导师。这些文章是专门为中学生写的。他是好老师，他明白学生到底需要什么，也懂得该用怎样的方式写，于是就有了这些蕴涵扎实的学问在里面的，充满温情的清新文字。这自然也包括他的《平屋杂文》，叶圣陶说得好：“如果大学中学的学生要选择语文科的读物，这本集子是值得向他们推荐的。”这是一种独标高格的散文样式——“白马湖散文”。
这种散文是教育家身份规约下的创作，有的是讲堂上的产物，可谓“教育家散文”。其教育家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识见和散文家的自然质朴行文风格融合于一起，使文章的体性更适合于大中学生阅读，它为充填他们应用的实用文体的文学含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此夏丏尊领头做了，白马湖派散文家都做了。这是该文学流派独特之处，是区别于其他文学派别的。据此有学者如范培松教授作了阐述：“如果我们要在现代散文中去寻找‘桐城文脉’，也应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现代的‘教育家之文’上面，亦即‘白马湖作家群’中的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散文家……他们既疏离于政治之外，又觉得性灵、自我之说陈义过高，无裨实用，于是希望从具体的、可操作的写作方法上为现代散文提供扎实而稳固的技术基础，并以此确立其艺术品格，而白马湖作家群中的几位散文家，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借此提出“白马湖散文”是承接和延续“桐城文脉”的散文流派之说。这当然也为研究白马湖文派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于夏丏尊为促进白马湖文派壮大、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能力，有关论述已有许多，这里仅略举其荦荦大端。
众所周知，立达学会前后办过三本刊物——《立达》季刊、《立达》半月刊和《一般》。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则为《一般》，由夏丏尊主编，1926年9月创刊。据《立达》半月刊第十三期“园讯”透露，该刊是夏之同乡（上虞人氏）胡愈之在一次会议上提议创办的。《一般》每卷四期，共出八卷，一直坚持到1929年底。这在当时刊物旋生旋灭的年代，是实在不容易的，完全靠夏丏尊坚韧不拔的坚守“岗位”的精神和他的编辑才能。《一般》的作者面很广，白马湖作家诸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胡愈之、刘薰宇等都是其主力中坚，他们为《一般》写了许多文字（包括翻译文字），《一般》成了白马湖文派重要的创作和理论阵地。在主编《一般》时，夏已经是开明书店的编辑，《一般》也就由开明书店发行。夏因为工作实在太忙，“《一般》月刊后来也拜托刘叔琴、方光焘及我们这些人，大家帮忙共同努力，可也总是难以打开局面，打出天下”。此可旁证夏的敬业精神和岗位能力的到位。“当时（立达时期）丏尊在国文课中还兼讲一点文艺思潮。同事中如朱光潜、白采、方光焘、丰子恺、马宗融等作家都常相聚首。在我以前还有朱自清、陈望道等人。记得丏尊所译田山花袋《棉被》（日本长篇小说，1927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丰子恺装帧设计封面）的原稿，在当时曾经很得意地朗诵几节给我们听过。”——赵景深之言，则是反映了夏以文会友、广结良缘的品性。夏与白马湖同道切磋“狂辩”，商榷学问，又贵在相感以诚、相见以心、相告以忠。诚如台湾学者张堂锜所分析——“夏丏尊是白马湖作家群的‘情感中心’。他们友谊的建立、凝聚和升华，夏丏尊常扮演着中介、联络、号召的角色。这主要原因是来自他道德、文章兼美的人格力量，使这群朋友自然地亲近他、尊敬他”。所有这些，恰好道出了夏丏尊为促进白马湖文派壮大、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及其能力的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