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听说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我不得不把笔锋转向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60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兰任职的航空学会是个有很多会员的科技群众团体组织，她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那些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却又面临很多实际问题的科技人员。身为学会“秘书长”的王秀兰，实际上成为这些科技人员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大姐”。王秀兰因此人缘特好。然而人缘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别人更难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兰因公延误了阑尾炎的手术和长期炎症刺激，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诊断出来连大夫都吓了一跳：原来她身上竟然长了八个大瘤子！
“这个女同志是活不长了！”医生对她单位的领导明确说。
“尽我们可尽的一切力量吧！”单位领导无奈地请医院尽最后的全力抢救。
当王秀兰本人多少有所意识的时候，单位和家人已经开始为她安排后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知道自己不久将与“阎王”见面--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使她仅有的一点求生欲望也变得消极。
这一消极其实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这一消极使王秀兰与病魔整整斗争了十年。
就在这过程中的某一天，一对学会夫妇会员来医院看望王秀兰。王秀兰没想到，这对夫妇会员不像其他探望者尽说些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一类没用的话，他们竟然见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请求“王秘书长”想想法子帮助他们家两个高考落榜的孩子。
“平时我们有什么难事，到王秘书您这儿一说，您就能帮我们解决，我们孩子上大学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夫妇会员哭着恳求王秀兰，似乎连他们的“王秘书长”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也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诉着自己的难处。这种“主题错位”应在很少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对方把所尊敬的人的某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王秀兰的心灵确实被深深地震撼了：会员们的心都交给了我们学会！我这个秘书长不为他们解难谁还为他们解难呀？
“放心放心，你们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们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兰本来是需要别人安慰的，但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访自己的人。
“王秘书长，现在孩子上大学太难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办所大学，让我们这些成天为国家科技工作顾不了家的科技人员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对夫妇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头的王秀兰下跪，却被一双病得皮包骨的手拦住了。
校长王秀兰像位善良的母亲一样关爱自己的学生。〖TS)〗“你们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兰有口气，你们在内的我们这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上大学的事我管到底了！”
王秀兰是个办事说一不二的人，平时什么事从不轻易向人承诺，然而这回她向这对夫妇发了一个誓。上天的安排，也许正是这个誓愿，使王秀兰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间。至今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当时怎么会在与病魔进行长达8年的抗争之后，竟为了“学会会员的孩子能上大学”这样一个信念而完全康复了身体。
“我们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为国家发展事业上，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照顾指导，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大学，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办大学！”王秀兰是自己拔掉吊针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她只身从南京到北京当时的国家教委，见了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领导时就这样说。
教委自考委的官员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通过社会力量一起把我们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深入加强是一条好路子。
那就从我开始试试。王秀兰说。
正被“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暖的教委官员们碰了一下头后，明确说：我们看行，试试总还是可以的嘛！
就这样，王秀兰作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者之一，带着满面春风，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乘着暑假的时机，找来四个退休教师，租了光华门中学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学会自考大专班”的招牌，开始了招生。
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竟然排起了长队。“不行不行，我们只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对不起！”王秀兰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报名者，她当时的办学目的性很明确也很狭隘--只为自己航空学会的家长们解后顾之忧。
“凡报名的必须持有航空学会会员证啊！”王秀兰说，她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当时的情景好笑，一张平时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学会会员证”，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里名噪一时的“金招牌”！谁要是能有这张“金招牌”竟可以引以为万分自豪，因为意味着能有一个机会让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学”！
“喂喂，你或者你亲戚朋友中间有没有航空学会的人呀？”南京街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议题，简称“航会”的南京航空学会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广大市民所熟知。因为就是这样一张群众团体的会员证，成了上大学的“通行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发生在六朝古都南京。
这一年，王秀兰以学会名义办的“自考大专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学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这中间自然有那对哭着恳求王秀兰办大学的夫妻的两个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办出名后，南京航空学会的“自考大专班”成了许多想圆大学梦却入门无路的众多学生和家长们当时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条希望之路。从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兰迫于招生压力太大，便把本来仅为航空学会子女的门敞开了，允许所有的社会学子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下南航大专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时至1993、1994年，王秀兰的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南京城东的所有中小学、军内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闲置房屋全被这些“没有校园的大学生”给占了。就在这时，王秀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学校名称和校舍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和管理好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了，于是经过一番跑腿，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了王秀兰的自考大专班为“南京航空学会应用技术进修学院”。明白人一看这是所由群众团体管理下的社会民办院校，可对王秀兰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含有大学意义的“学院”名称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学院，该有学院的校址吧！
王秀兰与校委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商量，把几年办班积蓄的钱全部掏出来在南京城东小卫街征租了32亩地，盖了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来是个水塘和垃圾堆放处，为了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王秀兰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从“游民大学”到有固定校址的艰难历程。
谁知1994、1995年全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出现严重下滑，许多曾经火爆一时的比王秀兰的“专修学院”牌子更要响的民办大学纷纷关门休学，但身处南京的王秀兰他们依然“虎踞龙盘今胜昔”。什么原因？最简单的一条是：已经“升格”为“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办学方法和方针，是认认真真按照正规大学来进行的，无论是学校的硬件，还是教材、教师和教学形式、学生管理、毕业分配、学历考核与颁发证书等等，都是正正规规，有条有序，有质有量。而这一切绝不是王秀兰及“蓝天人”自己做广告吹出来的，而是靠政府的教育部门检查验收和专家的评判，同时靠直接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话。“蓝天”有几项数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们的毕业率和取得学历的比例。据说“蓝天”办学以来的十四五年间，入学的学生们拿到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占总人数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对那些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学子和家长来说，仅凭这一条，“蓝天”就是他们想报名去上的学校了！
王秀兰的“蓝天专修学院”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在历年教育部门组织的社会办学专项检查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扬国内同行业，甚至还吸引过许多公办大学前来取经学习。
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来作为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一所“南京蓝天专科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唯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你能想到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曾经看到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其实是个很善于表达的小伙子，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高压电打残的，活过来就已经命大了。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父母对我念书本来就不是很支持。当我用尽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专科分数线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别的紧张，既怕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又怕被无情地拒之大学门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时，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飞跑着告诉全村人，因为从那天起我是我们村上唯一的一名大学生，而我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太不容易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兴高采烈之时，我的家人却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被我的6400元入学费难住了。我明白过来后像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似的，心想苦苦求来的大学梦又将被贫穷这只拦路虎挡住了，我可能生来就是苦命人吧……”
倔犟的程玉云的双眸溢着晶莹的泪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有一天蓝天学院的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大喜讯，说学院王院长同意为我减免全部学费。我和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来关心和帮助像我这样既残疾又家贫的人。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们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有专门的护助小组为我服务，王校长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师、同学们只要见了我都会主动过来帮我一把，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真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的时候很灿烂。
“你能跟上同班同学的学习吗？”
“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经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家残疾学子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现年60岁的王秀兰感慨颇多地对我说：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从不在学院拿一分工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的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工资，这是我当然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即使我们最好的时候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的‘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宇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脸上挂着的喜悦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历程。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有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来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100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议下的大学雏型。20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的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国
教育史从这个年代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１９８２年，中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而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又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９９％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泥泞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盘的摊子一个个收拾整理，即使每天２４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太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好国立大学的同时，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地策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