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争利,维彼奔义
(1)
天上白云如布衣,斯须变幻成苍狗;而人间世事如白云,变化多端,难测难料。
陆府自老太太去逝后决定迁离北京,到定居上海的过程,前后费去好几年的时间;事情的第一步骤是清理老太太的遗产,这些财产大都是多年前老太太出嫁时的陪嫁之物,其中有一部分是房产、田产;清点后,陆正波选中了位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作为新居;房子空置了许多年,败坏的地方很不少,于是又花费许多时间整修,完工后开始准备迁移……全家到达上海后,又费了好些时间安顿,而后慢慢的适应新环境——弹指间,时间如飞般的流逝了。
而这几年中,时局变动的速度竟不亚于时间的流逝。
南北两政府的局面持续了没多久:北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势力高涨,并大肆扩展;而奉系又想往关内发展,浙江的孙传芳则与之对抗,大败奉军,并联结苏皖赣浙闽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形成几方对峙之势;不久,奉系又与冯玉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奉系战败;但,吴佩孚趁奉、冯开战而东山再起,并联合奉系对付冯玉祥;一九二六年初,三方激战,三月,天津失守,北京危急;四月,段祺瑞欲响应奉军,却被冯军发现,遂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避往天津,继而北京陷落,冯军向西北退走,北方遂成无政府状态;六月,张作霖、吴佩孚协议由颜惠庆任内阁总理,勉支乱局。
南方政府则在孙中山先生去逝后重新整顿,先是平定陈炯明等叛乱,并于广州成立国民政府,采委员制,并以汪兆铭为主席;接着整编军队,称国民革命军,先统一两广,继而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统军北伐。
北伐军连战皆捷,其间虽因国民政府发生“宁汉分裂”而有所停顿,但不久就得到改善——宁汉合作,改组国民政府(註一),继续北伐,一九二八年六月完成包围京津的形势。
斯时北京以张作霖为首,自组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面临国民革命军的包围,自觉大势已去,遂于六月二日离京回奉,车行至皇姑屯,为日本军方预置的炸弹炸死,京津顺利为国民革命军接收;而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继位,于十二月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于是全国统一。
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却没有为国家、百姓带来福祉——时局并不稳定,全国虽统一,各地野心军人以武力据地,形成半独立的局面,为谋更大的利益,多次背叛中央,并以武力对抗中央,于是又引发内战,造成“中原大战”(註二);而动用的兵力、战争的地区、战况的惨烈和人员物资的牺牲消耗都远过北伐之役,民不聊生的情况更远超过北伐前。
而内乱将引来外患,本是千古不易的历史教训,有识之士无不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双重危机感到忧心忡忡……
陆正波亦然——定居上海后,他一本以往“隐居”的原则,息交绝游,闭门不出;但,仅从阅报得知世事,也一样为世事感到忧心忡忡——毕竟不能真的做个“神州袖手人”,完完全全的不关心世事、时局!
而且,北伐和内战,固然令他心忧,所引发的梁济(註三)、王国维投水自尽的事,更令他心中震撼、反复思索且无法忘怀——尤其是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
他与王国维并不相识,“神交”亦只限于阅读他传诵一时的诗词文章而已;王国维任职溥仪所授的“南书房行走”,任务只是整理宫中的图书、字画、文物而已,不如郑孝胥、罗振玉之做出具体的事来,因而并不引人注意;其后,王国维接受“清华研究院国学门”(註四)之聘出任教职,以学问严谨著称,不料竟萌厌世之想,而死因众说纷纭。
多日后,报上传布陈寅恪的文章,他方觉得到共鸣,但也因为这共鸣,引发了心中更深沉的悲哀: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悬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初读时,他沉默了好几天,不出书房,不言不语,唯有心里反复长叹;此后两年多来,一直萦绕于心,时时反复长叹。
一样处身于遭逢巨劫奇变的时代,陷在劫尽变穷的绝地,他的处境和心绪其实都坏过王国维,唯一强过王国维的是心中坚持原则的理念为他提供了支撑精神的力道,使他没有因忧思百结而倒下。
因为时时与金毓崙通信,他对溥仪的情况知之甚详,几年来,溥仪与日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金毓崙与丹珠儿札布已奉命多次赴日“办事”,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宗室、亲贵子弟已经成行;同时,溥仪也大力交结北洋系军阀,争取他们的“效忠”——一切的迹象都在显示,溥仪正非常积极、非常努力的推展既定的计划。
而这些举动固然引起批评,却也振奋起许多遗老的雄心和热情,主动响应的很不少;能冷静思考、不盲从的唯有少数几个人;而这包含他自己在内的少数几个人立刻成为众遗老们的公敌,被冠上“不忠”的罪名。
离京前,他已蒙受了这重大的压力,离京时所受的压力更大,而且无法化解,全凭坚持原则的理念硬撑下来;定居上海后,离京、津既远,故旧们指责的声音也远了,但是,局势日坏,他的心绪更不能得到平静……
陆天恩则像受到他的感染似的,变得也沉默寡言起来——一九三〇年,他二十六岁,经历过人事与世事的变故,心智仿佛成熟了一些,人也变得懂事了一些。
他虽然依旧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但是很自动自发的不再外出嬉游,大部分的时间都留在家里陪伴父母,尤其是母亲——陆夫人在承受了过多的劳苦和精神压力后,健康彻底的被破坏,未老先衰,精神不济;定居上海后且因处在陌生的环境里,加倍失去安全感,不但时时患病,还精神恍惚,常常失魂落魄般的惘然出神,唯有收到父亲或者兄长从远地来信,才稍有改善——于是,陆天恩尽量为她读信,改善她的心情和精神;没法子每天都能收到远方的来信,便拿出旧信来蒙混,甚至伪造诚亲王和丹珠儿札布的来信,以轻快的语气读给她听。
一段日子下来,他固然自觉尽了孝心,但是精神上大感苦闷;更坏的是,这份苦闷连倾诉的对象都没有——直到荣安很意外的来访。
荣安其实比陆府早了一年多迁居到上海,但是阴错阳差似的没有联系上,因而许久不见,这回能寻访到陆宅,登门拜访,却是偶然的机缘:
“上个月,我返回北京一趟,多住了几天,得了空到府上拜访,这才知道您奉了老爷、太太迁居上海;留守的门房给了我这里的地址——”
陆天恩哑然失笑:
“你可是第一位上门来的访客呢!”
得到这意外的访客,他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而荣安却不由自主的兴起了沧桑之感——从踏进门的第一步和张望的第一眼就感受到了——现在的陆宅只是一幢老式的走马楼,比以往的陆府无论是形制、规模、气势都小了许多,人员也只有以往的十之一、二,他在大厅中坐下时,端茶敬客的事竟是由陆夫人身边的秋云兼任。
他极力的忍耐才没有叹出气来,而尽量以平和的语气与陆天恩话家常,随口说说自己迁居上海的经过。
“原本,我来上海是应邀听戏——有几位京剧名角儿在上海登台,戏院邀我看看、听听,评论评论;我来了以后多住了几天,看了几出其他的地方戏,看出了味道,有了兴趣,回北京以后还老想着,索性再来一趟;这么个来去几回之后,熟悉了,觉得上海这地方好,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而且远离军阀内战,我的戏曲研究也有新的材料——索性就迁到上海定居吧,好在我家里人少,又没太多的家当,迁居容易!”
他介绍自己现在的住处——公寓住宅,是上海新兴的住宅形式,楼房,分层分户,各住不同的人家:
“我住在第三层楼,楼上有邻居,楼下也有邻居,真像芝麻烧饼里夹的那块牛肉!”
这个形容让陆天恩笑了起来,也勾起了他的好奇: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住宅——想必另有一番风味!”
荣安却说:
“您大可亲身体会——如不嫌弃,就到寒舍喝杯茶,实地感受!”
而这个邀请又让陆天恩兴起新的感触:
“自到上海,我极少出门,以致对许多事物都不了解——包括你住的新式住宅——是该到你那儿看看,多了解一点上海的情形!”
于是,第二天他就走出家门,前往荣安的住所;坐在人力车上缓缓前进,而法租界的马路别有一股欧式的典丽气质,整洁、宽阔、秩序井然,却又浪漫优雅;天光云影自梧桐树的枝叶间飞洒、飘落,叠映成层层的幻梦似的波涛,美得有如一幅印象派的画作——和北京的街景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气韵、不一样的华美,更重要的是,这里像个世外桃源,没有政治上的各方角力与纷争,更闻不到军阀内战的烽火……
他的心情为之一变,深吸了一口气,更觉得心旷神怡,一见到荣安便对他说:
“上海果然有一股特别的、新的气象,这一路上,我领略了不少,得到了很多新的感受!”
荣安微笑以对:
“上海和京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值得细细寻味——希望您能领略上海的美,喜欢上海!”
陆天恩露出了一个轻松自在的笑容:
“我已经喜欢了——包括你这个住所!”
荣安却脸红了,忙不迭的说:
“我这屋又小又简陋,而且没有人手收拾——我忙着听戏写文章,腾不出空来,以致乱糟糟的,您别见笑!”
这倒不是客气话——公寓式住宅面积小,客厅也小,而且一面墙放着书柜,堆放了超过容量的书籍,又有一些戏剧曲艺演出的宣传海报散置着,角落里还放着留声机和电话,使得客厅显得更小,小中还带着几分拥挤、杂乱;但是,陆天恩却别有感触:
“我觉得你这里很温馨,没有刻意收拾,显得自然、家常,不像有些大宅子,大而无当,看起来高大广阔,但是森冷,人在屋里,心里发慌!”
他很自然的想起以往在北京时,一个人住在高大厂阔的房子里的感受,尤其是秦燕笙离开后、迁居上海前,身边没人,就觉得整个屋里空荡荡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更是觉得空——现在和荣安两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反而产生了饱满的感觉。
荣安虽然不很了解他的心境,但很清楚他不善作伪,这话出于至诚,于是笑着向他说:
“您只要不嫌弃,何妨常来坐坐!”
陆天恩更是有感而发:
“在上海,你可是我唯一的‘旧识’呢,我一定常来打扰你!”
荣安告诉他:
“其实您有不少旧识在上海——李、张、盛、荣等几位前朝要员都在上海置了产,后人大半迁到了上海定居!”
陆天恩立刻连摇两下头:
“老爷一心远离是非,避开纷争,凡是与政治有关的人都不来往,更不会与前朝要员的后人们联系!”
荣安却是话一出口就已经发觉自己说错了,等到陆天恩说完话,立刻认错:
“是,是,我疏忽了这点!”
陆天恩倒不以为意,朝他露出微笑:
“其实,远离了是非,避开了纷争以后,也就没有朋友了,可真会闷得慌——幸亏你也住在上海,还能找你说说话!”
荣安也笑了:
“我是晚辈,您要找我说话,那是荣幸之至——不过,上海是个繁华、热闹的地方,只要住上几天,熟了,就无论如何都不会闷得慌了!”
他立刻决定带陆天恩到外滩走走,到汇中饭店吃西餐——对初到上海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他相信,陆天恩去了一定会觉得新鲜之至,立刻忘了“闷”这个字。
果然,陆天恩生命底层的生机被触动了——
外滩的景观是纯粹的西化,充满了异国情调,而时节虽入冬,但阳光普照,天气温暖如春,空气湿润如泽,非常宜人;陆天恩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暖冬,第一次置身在外滩的风情中,第一次享用西式烹调,饮啜咖啡,而邻桌大都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置身在全新的景物中,得到全新的感受,年轻的心受到了刺激,暖了起来,热了起来,心弦中失落了许久的奔腾跳跃隐约重现;他一面贪得无厌似的极目浏览四周,一面分神对荣安说:
“真是特别——若非面前坐的是你,我还以为自己到了外国呢!”
荣安笑着点头:
“只要您喜欢,怎么想都可以——就当作此刻是在外国旅游吧,轻轻松松、高高兴兴的吃顿饭,让心情好起来,精神好起来,能有更大的力气应付周遭的事!”
陆天恩立刻认同:
“你说得对——心情好,精神好,就不怕遇到困难和烦恼!”
而有些话他不好说出口,每天面对避世的父亲和患病的母亲,他确实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活力,使精神振奋起来,以度过困难和烦恼的打击。
荣安才到过陆宅,感受到陆宅正沉陷在一股愁闷的气氛中,也就很能体会他所说的苦难和烦恼,于是好言安慰他,鼓励他:
“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重点在自己能振奋起来,打起精神来,好好的解决困难!”
陆天恩默默的点头,顿了一下之后终于把困难说出了口,并且向他请援:
“我家里确实是发生了困难,头一桩,自老太太去逝后,太太就病了,时好时坏;在北京时,有胡大夫悉心治疗,还不致过于严重;来到上海,先是仍用胡大夫的老方子服药,情况也还可以,但最近,老方子似乎不管用了,服后依旧精神恍惚,身体虚弱;看来应该弃用旧方,但是既不能请胡大夫远从北京来诊,只有在延请上海的大夫,怎奈,大顺人生地不熟,前后请来两位大夫看诊,开的药都没能让太太减缓病情,只好再改用旧方——唉!实在无奈——我想,劳驾你帮着打听上海的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