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安立刻回应:
“小叔,您说哪里话——哪能说‘劳驾’?太太是我的长辈,替她寻访名医是应该效的劳,何况事情一点都不难——我向熟识的朋友问问,很快就有消息的!”
陆天恩连连点头:
“偏劳你了——她的事确实不难办,能找到医术高明的大夫用心治疗,就能改善她的健康!”
荣安却在迟疑了一阵之后鼓起勇气询问:
“老爷……好吗?”
陆天恩微叹一口气,露出一个苦笑,荣安连忙追加上一句:
“我一直悬念老爷,昨天到府上,很想求见,但又顾虑老爷多年来的习惯,不接见——”
陆天恩的微叹变成重重叹出一口长气,但很诚实的对荣安倾诉真相:
“他的情况比太太好,没病——大约是他心中存有一个要坚持的‘原则’,所以比太太坚强;但,他心中有个绝对解决不了的难题,使他总是在强忍痛苦——他决定移居上海的主因是避开皇上联日的事,不卷入任何是非;怎奈,到了上海之后虽然在居处上离皇上远了,但是时时听闻皇上的消息,等于没有避开,因此终日忧烦——”
这个真相让荣安皱起了眉头,目光中掠过一丝沉痛。
“皇上的事——真是个解不开的死结;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文章批评,常常提起这几年来,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的事例,说明日本有图华之心,国人须特别留意,呼吁皇上不可落入日本的圈套——”
陆天恩摇头叹息:
“这些话,不一定能传到皇上耳里,即使传到了,也未必听得进去——前几年,皇上初到天津的时候,陈太傅抱病赶到天津,想劝阻皇上联日,结果徒劳无功——连太傅亲自劝说都徒劳无功,何况——”
话题一到这里,好不容易才萌生的轻松和愉快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又是沉痛、无奈、忧烦……
陆天恩沉默了一会儿,叹着气说:
“其实,太太的病也与皇上有关——舅老爷和毓崙都跟在皇上身边,而且常被派遣去日本,她总是不放心……”
荣安无言以对,但非常了解陆天恩的话——他也是八旗子弟,基本的情怀与陆府成员完全一致:即使离开了北京,远离了溥仪,精神上仍然以溥仪为中心。
註一:一九二七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时值北伐进行中,两广、两湖、江西、福建、浙江、南京、上海等地已平;但国民党成员因“联俄容共”的意见不一致而各在汉口、上海举行会议,各提决议;其时汪兆铭适自海外归来,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继续“联俄容共”,并加入武汉政府;而另一方面的成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清党,并于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因而形成“宁汉分裂”。
但,“宁汉分裂”的局面不利于北伐,武汉政府派军出征,先胜奉军,后败于孙传芳;不久,宁、汉双方协商;九月,宁汉合作,改组国民政府。
註二:北伐以后,全国兵额多达二百余万,军费过高,中央政府不胜负担;乃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决定将兵额减至八十万,并规定全部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但,各拥大军数十万、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控有地盘形成半独立局面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大力反对,中央则下令讨伐,于是爆发战事连亙两年、战火遍及南北十省、死伤二十五万人以上的“中原大战”,是民国以来罕见的大战。
註三:梁济(巨川)本清臣,亦为著名学者,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投积水潭自尽;其子梁漱溟亦为著名学者,于一九二五年为父编辑《桂林梁先生遗书》。
註四:一九一一年,清廷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民国以后改称《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曹云祥任校长,于一九二五年创办大学部、研究院,大学设17个系,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日后被称作“清华国学研究院”),此“国学门”以吴宓为主任,聘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均为一时之选,但仅维持四年即告结束。
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在清华任教仅两年。
(2)
溥仪于一九二七年七月迁到静园居住,新居的布置和张园有所不同——大厅辟得更大,专门增设翻译官的席位,以方便外国宾客来访;陈设也比张园更讲究,更隐隐暗藏帝王气象。
而因为来访的外国宾客十之八九是日本军、政、警方面在华的要员,又特别增设了少许带有日本风味的装饰,特别是上绘菊花与剑的图案的日式屏风,以及以日式“茶道”为范的茶具,让访客一进门就有亲切感,甚至产生“宾至如归”的幻觉,双方也就更拉近了距离。
果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方的宾客每隔几天就登门拜访一次,常是各要员轮流前来问候,馈赠礼物,再谈些双方合作的细节,乃至邀请溥仪赴日本访问。
这种日本式的“多礼”当然让溥仪非常感动,对日方所提出的邀请也很心动,于是认真的考虑这件事,不时与近臣商量这件事。
而他身边的近臣只剩下了郑孝胥和罗振玉——陈宝琛顶多一个月来一趟天津,莊士敦更疏远,其他的“行走”们因为原本就没有实际任务,在无形中烟消云散了;而仅剩的两人中,罗振玉因为王国维自尽的事大受刺激,显得心灰意冷,有气无力,于是实质上任事的只有郑孝胥一个人。
郑孝胥当然是极力主张溥仪应该接受日本的邀请,赴日本访问,反复劝说了好几遍,溥仪终于作出了决定:
“让毓崙和丹珠儿札布再到日本走一趟,和日方商量细则——我出访的名义、日期、行程;还有,出访的目的,都先商量出个眉目来吧!”
于是,金毓崙和丹珠儿札布又重新踏上旅途,去为他探路;但他心里还有一分保留,自己琢磨了几天之后,突然交代:
“这事,应该请陈师傅来商量商量吧!”
说完,还亲自写信——这么一来,陈宝琛不能袖手了。
十二月隆冬,雨雪载途,陈宝琛克服了困难,不辞劳苦的来到天津;到达后,当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溥仪体念他年事已高,旅途辛劳,并不立刻与他议事,一迭声的吩咐太监好生伺候,让他先歇息两天再做劳神的事。
这番细心和体恤,让陈宝琛很感动,但是,原本烙在心里的感慨并没有因此消失——他从接到书信的时候心里就在叹气:
“与我商议——这只是摆个样子吧,我说的,他根本听不进去!”
但他不能不来——于溥仪,他既囿于根深蒂固的“君臣大义”,又有十多年师生的情谊——而因为一切都已了然于心,他所抱持的是“知其不可而为”,心里上便没有挂碍,夜里能安然入睡。
不料,第二天一早,刚用罢早餐,郑孝胥就来请见。
郑孝胥的态度非常恭敬,以晚辈自居,口称前来请安、请教、请示……同时奉上一幅字为礼。
对这样的礼数,陈宝琛只有生受,延他上座,命人上茶敬客;而因为不明白他的来意,正好趁他饮茶的时候观察神色。
于是,陈宝琛特意加倍仔细;不料,郑孝胥神闲气定,双目深沉内敛,完全不显露内心的意图,直到半盏茶过去,客套话说够了以后,他才轻描淡写似的随口透露一句:
“太傅德高望重,日本方面极为敬仰,在皇上访日的随行名单中列太傅为第一人,卑职附骥于后——”
话还没有全部说完,陈宝琛先发出一声惊呼:
“什么?”
太出乎意料之外,事情严重得令他如受五雷轰顶——他颤颤的说:
“皇上手谕——说的是要与我商议赴日的事——是尚未定案——”
尚未定案,所以专程前来商议——怎么竟连随行的名单都已定?
他惊愕得心口狂跳,接下去便说不出话来;郑孝胥却很自然的浮起了笑容,一面娓娓进言:
“值此之际,正是兴复我朝的大好时机——太傅请看,国民政府先是自家内讧,开启‘中原大战’,既耗去自家实力,又大失民心,不正是天赐良机给我朝吗?趁他鹬蚌相争,渔翁一出手就得利哪!再看看日本——日本目前正处于新局,很愿意为我朝出力——三年前,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励精图治,使日本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达于鼎盛,因此,行有余力,能帮助我朝兴复!”
他自己早已做了许多工作——除了溥仪多次正式派出金毓崙和丹珠儿札布赴日以外,他也私下派自己的儿子郑垂多次赴日,对日本做全面性的了解,并且结交日本各界人士,上至首相和重要军、政官员,下至民间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
已经下了好几年功夫,他自认一切都在掌握中,而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的工作已经完成——唯一还没有完成的事,似乎就是眼前这桩劝得陈宝琛点头的事。
他当然明白,陈宝琛一向反对联日,这事得大费唇舌,而虽然陈宝琛点不点头于大局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但因为他是“帝师”,名望、身份都高人一等,有了他,可以增加号召力,增加声势,增加在日本的份量,而且能使溥仪的态度更积极,更加快速度的前往日本访问。
于是,他再加紧努力,并且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劝说:
“卑职原先曾构想过‘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但因时机还不成熟,其它几国反应不热烈,唯有日本的反应积极……我朝目前没有军备,若不借外力,无法成事……难得日本肯伸出援手,襄助我朝……日本所欲得的,是开放市场,开放通商口岸,投资建铁路,拥有路权;这些,和兴复大业比起来,实是小巫见大巫,以这些小利换来兴复大业,绝对是一本万利……将来,皇上成为中兴名主,光照青史,太傅为凌烟名臣之首……卑职也可以含笑九泉……”
他说的情真意切,乃至热泪盈眶;但是,陈宝琛还是一个劲的摇头,哑着声音说:
“借兵……是请狼驱虎……”
郑孝胥却沉沉稳稳的应对:
“只要运用得宜——狼能为我所用,便是利器;事成之后,只要善于驾驭,也能将狼驯为忠心护家之犬!”
陈宝琛没法子与他争辩,只有颓然叹息,索性端茶送客,却在这当儿,一名太监前来禀事,化去了这份尴尬。
“启禀太傅,有日本客人来访;皇上顾着太傅旅途劳顿,需要休息,吩咐奴婢禀告这事,但听任太傅自由决定是否作陪!”
陈宝琛顿了一下,吁出一口长气:
“那么……我就不去了!”
郑孝胥却站起身来:
“总不能让皇上身边没人,我去吧!”
太监笑了:
“皇上原本吩咐我说,见了太傅之后去请郑大人——这下咱家倒省了点两腿的功夫!”
他笑嘻嘻的引着郑孝胥退了出去,两人的脚步都非常轻快,而留在原地的陈宝琛却心情沉重得四肢无法动弹,顿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落座;他年逾八十,老迈中隐现衰朽之气,白而稀疏的须眉陪衬着有气无力、若浮水雾的眸光,生命中的苍凉和无奈更是一泻无疑。
坐了一会儿,他心有所感,忍不住喃喃自语起来。
“个人之命运为何……国家之命运为何……时代之命运为何……古往今来的圣哲、智者,竟没有一个人说明白过……”
(3)
溥仪在带有日本风味的大厅里接见日本使者。
日使非常客气的向溥仪行礼,并以日语致敬,由译官以华语复述:
“我仅代表日本天皇及全国国民,向大清皇帝陛下问好,愿陛下一切安好,贵我两方友谊长存,共荣共惠!”
溥仪很久没有听到别人尊称他“大清皇帝陛下”,乍听之下,心里非常震撼,极力把持才能维持住表面的平和,并给日使非常客气的回应;接着,译官复述:
“非常感谢日本天皇及日本全国国民的友谊,我衷心祝福日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愿天皇政躬康泰,愿贵我双方亲如家人,携手合作,共创福祉!”
客套的礼仪尽是表面文章,但双方都表演得很完善,以致气氛非常好。
礼节表演完后,日使入座,谈话渐入正题,日使的真正身份才显露出来——他并不是日本天皇派遣的使者,而是军司令部派遣的使者。
“军部久候陛下访问日本不至,特命我专程前来拜见陛下,亲自传述军部的邀请,并详细说明军部希望与陛下合作的项目!”
溥仪的情绪仍处在激动中,因此不假思索的回答,很诚实的说明真实的情况:
“我亲访日本,是既定的计划,迟未成行,是因我的身份特别,出洋一趟,须先作充分的准备;目前,时机已渐成熟,我已派遣郑孝胥先生为我作周密的准备,我的满蒙两近臣金毓崙、丹珠儿札布已出发赴日,将与贵国的官员们商谈我亲赴日本的细目,相信他们能很快完成任务,我将尽快出访日本!”
日使连连点头:
“我仅先代表军部,热切欢迎陛下!”
溥仪含笑回应:
“为了贵我双方的友谊,我一定设法尽快成行,决不辜负贵方的诚意!”
日使语重心长的说:
“军部对陛下一向敬仰有加,支持陛下的一切计划,近日,军部已经决议,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陛下;因此,希望陛下提供已在中国国内所得到的支持的力量,并加强联络,以便军部能拟定支持陛下的各项具体细则!”
溥仪立刻点头。
“好的,我尽快让大臣们办理这件事,尽快完成!”
日使的态度又加倍客气:
“陛下客居外地,身边人手不足,军部愿派遣足够的人员前来工作,为陛下效犬马之劳!”
溥仪的情绪也依次上扬,笑容满面:
“好的!”
他答应得干脆,而且因为没有深入设想对方的动机和企图,一味以为得到了援助而喜形于色,两眼发亮,有如清楚的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站在他身后的罗振玉因为日使是他所引见,也喜在心头;郑孝胥则非常仔细的聆听日使的谈话,同时飞快的在心中思考、盘算。
日使告辞离去后,溥仪召集了近臣在书房中议事——这回,陈宝琛出席了。
迁到静园后,溥仪的书房的布置有了些许改变;原本象征意义极强的弓与箭改在侧面悬挂,正面换上了大幅的东亚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