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就像在土壤里埋下的种子，一旦顶破土层，露出小芽儿，那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孕育的过程是甜蜜的，守候与呵护的过程是温暖和美丽的。
从上小学三年级读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后，到了六年级，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书读了不少。这个不少，也是相对于我那个年龄和我那个环境而言的。有一个秘密在我的心里潜滋暗长，直到此时，差不多已经有模有样了。我暗暗窃喜，写在作文本里，交给老师了。
这个秘密，第一个知道的人是我的班主任。不料，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大地羞辱了我一番。秘密这株幼芽儿刚一露土，便遭到了一番风雨的侵袭。
将来我想当一个作家，这便是我的秘密。换一句话，也是我的理想。理想这种东西，是指我将来想干什么，而不是我一定能够干什么。童年时期，很少有人能明白期间的差别。所以，很容易把幻想和理想混为一谈。
幻想，可以当作胡思乱想。理想，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在大学里面，很多中文系的学生眼高手低，看见别人的文章总是不屑一顾，觉得别人写的是狗屁，自己不写，一写，估计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一辈子也不写，我把这个叫作幻想。那种想当作家的人，读着，写着，我称之为理想。
虽然我当作家的梦想被班主任无情地摧残了一下，但我很不以为然。大自然界的植物，哪一种经历点风雨不再生长了呢？这倒是对自己理想的一个考验，真爱，还是假爱；有毅力，还是没毅力。一番风雨，便可判断出来。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自我保护。真正的秘密，连老师也不知道，我开始向外面投稿了。
我悄悄地买稿纸、信封，把写好的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然后邮寄出去。刚开始，我只给县的杂志、地区的小报写文章。那个时候的报纸杂志，都有编辑部的地址。在信封上注明“稿件”二字，邮资报刊社付，自己不用贴邮票的。
在镇的邮电所，我很害怕被邮递员察觉。每一次邮寄稿件，都是塞进邮筒里，然后是漫长的等待。但我的稿子都是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所以，我很怀疑，这个邮筒是不是不打开？或者，遗失了？我还小心地看了看邮筒有无缝隙。
我觉得这样不保险，于是，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稿件交给了邮递员。那个邮递员是我父亲的棋友，烟不离手，眼圈儿总是黑黑的，眼窝很深，脑袋圆圆的。
他捏着我的信封，厚厚的，好奇地问：“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很难为情地说：“是稿子，我给报社投稿！”
他很惊讶地说：“呀，不错，这么小就开始投稿了呀！”语气中，颇有点赞美的意思。
一两年过去了，邮递员的赞美，变成了不耐烦。看我的眼神，有了不屑的意味。但我终究是孩子，所以他哈哈大笑说：“哎呀，老看见你在投稿，发表过没有呀？”
我红着脸说：“没有！”
很惭愧，要是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
邮递员说：“别浪费那个纸张啦，好好炸你的麻花，比这个写稿强！”
的确，我炸麻花的名声，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像过去几岁能写诗的神童一样，我炸麻花的名声也可以算是“麻花神童”了。很可惜，麻花只是个熟练的技术活，只要好好学，从小学，人人都行，但写稿子就不一定了。
投稿这个秘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在这个小村，这个小镇，人们还是刮目相看的。有人叫我秀才，也有人喊我赵树理。
渐渐的，报社杂志社，也开始有回信了。回信一律是退稿笺，基本上都是铅印的，偶尔也有编辑亲笔写的退稿信。虽然很沮丧，但我很顽强。
想想我的投稿经历，几百封的退稿信总是有的。
后来，地区小报、县办杂志，陆续发表了我一些小文章。
邮递员高兴地说：“哇，不错啊，都发表了。多少稿费啊？”
我又脸红了：“没稿费！”
他哈哈大笑：“哈哈，是白劳动啊！”
小小的豆腐块，隔三岔五就见报了。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看到自己的名字，总是很激动，很兴奋。感觉天是如此的湛蓝，阳光是如此的温暖，而生活又是那样的美好。
在理想的小路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功，都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惊喜。
慢慢的，小小的稿费也来了，三块五块，十块八块。
邮递员又开始和我开玩笑了：“你怎么老写豆腐块呀，稿费太少了。写长一点啊！”
我只能笑笑，点头称是。
在最初的写稿岁月里，县广播站的新闻稿，我也写过，稿费五毛。我并不觉得那丢人，现在依然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毕竟，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获得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
这个世界上的天才总是少而又少的，不必为自己真诚而又充满热情的文字——哪怕很稚嫩——而感到羞愧。
只要读着，写着，就快乐着，幸福着。
也许，我还有另一个秘密：为喜欢我文字的读者和朋友而写作。我的勤勉和微不足道的才情，还是能做到这个的。所以，我的生活里充满了阳光和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