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就像在土壤里埋下的种子,一旦顶破土层,露出小芽儿,那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孕育的过程是甜蜜的,守候与呵护的过程是温暖和美丽的。
从上小学三年级读第一本长篇小说之后,到了六年级,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书读了不少。这个不少,也是相对于我那个年龄和我那个环境而言的。有一个秘密在我的心里潜滋暗长,直到此时,差不多已经有模有样了。我暗暗窃喜,写在作文本里,交给老师了。
这个秘密,第一个知道的人是我的班主任。不料,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大地羞辱了我一番。秘密这株幼芽儿刚一露土,便遭到了一番风雨的侵袭。
将来我想当一个作家,这便是我的秘密。换一句话,也是我的理想。理想这种东西,是指我将来想干什么,而不是我一定能够干什么。童年时期,很少有人能明白期间的差别。所以,很容易把幻想和理想混为一谈。
幻想,可以当作胡思乱想。理想,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在大学里面,很多中文系的学生眼高手低,看见别人的文章总是不屑一顾,觉得别人写的是狗屁,自己不写,一写,估计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一辈子也不写,我把这个叫作幻想。那种想当作家的人,读着,写着,我称之为理想。
虽然我当作家的梦想被班主任无情地摧残了一下,但我很不以为然。大自然界的植物,哪一种经历点风雨不再生长了呢?这倒是对自己理想的一个考验,真爱,还是假爱;有毅力,还是没毅力。一番风雨,便可判断出来。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学会了自我保护。真正的秘密,连老师也不知道,我开始向外面投稿了。
我悄悄地买稿纸、信封,把写好的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然后邮寄出去。刚开始,我只给县的杂志、地区的小报写文章。那个时候的报纸杂志,都有编辑部的地址。在信封上注明“稿件”二字,邮资报刊社付,自己不用贴邮票的。
在镇的邮电所,我很害怕被邮递员察觉。每一次邮寄稿件,都是塞进邮筒里,然后是漫长的等待。但我的稿子都是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所以,我很怀疑,这个邮筒是不是不打开?或者,遗失了?我还小心地看了看邮筒有无缝隙。
我觉得这样不保险,于是,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稿件交给了邮递员。那个邮递员是我父亲的棋友,烟不离手,眼圈儿总是黑黑的,眼窝很深,脑袋圆圆的。
他捏着我的信封,厚厚的,好奇地问:“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我很难为情地说:“是稿子,我给报社投稿!”
他很惊讶地说:“呀,不错,这么小就开始投稿了呀!”语气中,颇有点赞美的意思。
一两年过去了,邮递员的赞美,变成了不耐烦。看我的眼神,有了不屑的意味。但我终究是孩子,所以他哈哈大笑说:“哎呀,老看见你在投稿,发表过没有呀?”
我红着脸说:“没有!”
很惭愧,要是有个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
邮递员说:“别浪费那个纸张啦,好好炸你的麻花,比这个写稿强!”
的确,我炸麻花的名声,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像过去几岁能写诗的神童一样,我炸麻花的名声也可以算是“麻花神童”了。很可惜,麻花只是个熟练的技术活,只要好好学,从小学,人人都行,但写稿子就不一定了。
投稿这个秘密,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在这个小村,这个小镇,人们还是刮目相看的。有人叫我秀才,也有人喊我赵树理。
渐渐的,报社杂志社,也开始有回信了。回信一律是退稿笺,基本上都是铅印的,偶尔也有编辑亲笔写的退稿信。虽然很沮丧,但我很顽强。
想想我的投稿经历,几百封的退稿信总是有的。
后来,地区小报、县办杂志,陆续发表了我一些小文章。
邮递员高兴地说:“哇,不错啊,都发表了。多少稿费啊?”
我又脸红了:“没稿费!”
他哈哈大笑:“哈哈,是白劳动啊!”
小小的豆腐块,隔三岔五就见报了。每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看到自己的名字,总是很激动,很兴奋。感觉天是如此的湛蓝,阳光是如此的温暖,而生活又是那样的美好。
在理想的小路上,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功,都会给人带来巨大的惊喜。
慢慢的,小小的稿费也来了,三块五块,十块八块。
邮递员又开始和我开玩笑了:“你怎么老写豆腐块呀,稿费太少了。写长一点啊!”
我只能笑笑,点头称是。
在最初的写稿岁月里,县广播站的新闻稿,我也写过,稿费五毛。我并不觉得那丢人,现在依然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毕竟,是自己付出的劳动,所获得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报酬。
这个世界上的天才总是少而又少的,不必为自己真诚而又充满热情的文字——哪怕很稚嫩——而感到羞愧。
只要读着,写着,就快乐着,幸福着。
也许,我还有另一个秘密:为喜欢我文字的读者和朋友而写作。我的勤勉和微不足道的才情,还是能做到这个的。所以,我的生活里充满了阳光和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