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们用托盘在床上吃晚餐时，黑色的美冠鹦鹉掠过了“黄金时代”粗壮的砖砌烟囱。它们的叫声传了进来，孩子们循声朝窗外望去，但看不到那些黑色的大鸟在防护网厂上空盘旋、散开的情景，也看不到它们飞越铁轨的背影。孩子们洗了澡、梳了头，心满意足、安静地吃着饭。无论是来自郊区还是乡村，他们都知道那种叫声很常见，听着舒心，那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雨水就要落下了。
当美冠鹦鹉越过他们家的屋顶时，戈尔德一家听到了它们的叫声。他们家在北珀斯，如果坐火车的话，那儿距离“黄金时代”有两站路，沿着菲茨杰拉德街步行往上走需要走一英里。迈耶在他小小的前院儿里抽着烟，给他的菜地浇水。美冠鹦鹉正在飞往对面的公园，目标是松树上的坚果。它们的叫声真像一百个需要加润滑油的小轮子发出的声响，迈耶想。
在餐桌旁，艾达也在抽烟。她觉得美冠鹦鹉的叫声透着刺耳的忧郁，就像传进虚空之地的回声，那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声响。
她和迈耶本来想去美国的。他们在维也纳等了几个月，想等迈耶父亲的一个堂兄的消息。那位堂兄年轻时就移民到了纽约。最后，在1946年年末，西澳大利亚提供了资助。他们犹豫过，但他们在维也纳只能住在一间宿舍里，凭借一块帘子把他们和另外五十个人隔开，其中有些人已经在那里住了好些年了。于是，艾达和迈耶接受了资助。当他们终于在弗里曼特尔登岸时，艾达恨不得直接回到船上。
艾达每天都能找到某种迹象来证明他们的航行运气不佳。如果她错过了一辆公交车，那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该来这儿。还有一次，在探视过弗兰克后，他们坐在餐桌旁喝白兰地，艾达说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她常常赶火车，向劳动营的指挥官行贿，让他给迈耶一包食物。有一天，在布达的一条街上，她打扮得就像一个老农妇，脸上蒙了一条围巾，手拉着弗兰克，碰到了迈耶的弟弟格尤里。格尤里是个屠夫，正在分一匹冻死的马的尸体，周围是一圈儿默默等待的人。他对她说，他听说迈耶还活着。
但是，他们在这里，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却依旧感到失望、虚弱、疲惫不堪。弗兰克是一个有韧性的小家伙，挺过了地窖、各种极限环境、大轰炸，甚至险些饿死。然后，他们来到了这儿，一切竟然变得更加糟糕了。
“艾达，”迈耶说，“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都有。”
“弹钢琴吧。”她说。随后再也没有吱声。他们之所以租下这座小小的不完整的房子，就是因为餐厅里的那架钢琴。他们还自己掏钱请了钢琴调音师。但是，自弗兰克患病以来，艾达就没有碰过它。
“为什么不弹，艾达？”迈耶问。他压根儿没料到他会那么思念艾达弹奏的乐曲。她之前每天都弹一首晨曲，一遍又一遍。
她摇了摇头。
他知道她为什么不弹。她在学院里的最后一次表演很出色，在那次表演之后，有一次，她羞怯地向他承认，虽然她反对宗教，但她有时候相信，就其坚持性、意外性来说，她的天赋来自上帝。弹奏是一种对话，她有点儿难为情地说。后来，他们订婚了，感情火热。
这是她身上最神秘、最迷人的地方。她每天都做出努力，想要配得上这种天赋，这恰恰是她最令人喜爱的地方。
此时，她成了一只拒绝唱歌的鸟儿。
“去床上吧。”他说，“你累了。”
但是，她摇了摇头。如果她累了，那么她做的梦就会更糟。她又痛饮了一玻璃杯的白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