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漆黑一片的夜晚，我们行走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半山腰。此时的我心里充满了忧虑和恐惧，经过一天的攀登，我已经精疲力竭，但大脑中仍然一刻不停地做着激烈的斗争，这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现在，我是否应该让这支团队停下来休息，甚至再一次放弃这次冲顶，还是应该抛下那些生病的、不再适合前进的队友，带着其他人继续攀登呢？
这次的攀登已经开始三天了，情况不应该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的登山向导还安慰我们说，今天的这段路会相对比较轻松，我们可以借机喘口气，休息一下，也有助于我们恢复在前两天的艰苦路程中消耗的体力。然而时间已经入夜，我们却仍然没能找到一块合适的驻扎地。这一天我们攀上了无数个陡坡，跨过了无数块巨石，但仍然看不到可以休息的地方。脚下的路已经看不清了，我停下来卸下背上的背包，颤抖着手在里面搜寻手电筒。此时我听到其他队员也在急急忙忙地摸索着自己的手电筒，空气中除了风声，就只有大家手忙脚乱的嘈杂声。
这支正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队伍是由我带领的一支特殊的探险团队，在28名队员当中，有7名是来自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的身体或心理障碍患者。每名患者都由一名身体正常的队员进行照顾和协助。我们的这次攀登旅程除了征服非洲第一高峰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帮助每个队员、每个身心障碍患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生理心理极限，突破自我。
我们原本做好了应对一切情况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准备已经有点过分了。但是在一天的攀登之后，手脚并用的队员们已经被没有尽头的山路和岩石折磨得痛苦不堪。队员里已经出现了伤员，薇儿尤其严重，她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呕吐的症状。此时有些队员已经有了放弃的打算，想要调头下山。
杰克是我们的两位随队医生之一，他严肃地告诉我：“荷塔，我们必须让薇儿下山。”我明白，在这样的高寒环境下，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登山高手，都可能随时被高山病意外地击中。高山病不同于高原反应，虽然一开始的症状也是头疼、没有方向感，但如果不及时治疗，就有可能引发大脑水肿，而这种症状是致命的。
高山病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下山。我一直在犹豫，心中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已经爬了三天了，没有任何人想要中途放弃，包括薇儿。但这时不能任性，她必须放弃，因为她的症状已经很严重了。
但我此时考虑更多的问题是：如果团队中有人不能继续前进，那团队领导人还要继续前进吗？一个模糊的声音告诉我：“不应该。”但这个声音无法说服我，不管怎样，我们的队伍还要继续向上攀登，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面前的这座山是现阶段对我们最大的艰难考验，但我深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翻越我们心中的那座高山，当你的内心无比强大时，所迸发的力量将令人惊叹。
当你行走在路途中，道路坎坷之时总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这支队伍。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旅程，我自信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我们有详细的规划、正确的领导，以及熟练的技能。但“最好”永远不是“万全”。在商界摸爬滚打了25年的我很清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像你计划当中所希望的那么顺利。即使你已经做了最多的准备，但兴许事情一开始就会给你迎头一棒。万事开头难，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就好像这次旅程，才到了第三天就有好几位队友不得不下山。按这样的情况走下去，估计最后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登上山顶。既然如此，我们这么辛苦地往上爬还有意义吗？
在队伍当中，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曾经对这座山发起过一次挑战，最后惨败而归（这段经历我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谈到）。我不敢把这个事实告诉大部分的队友，因为我知道这会给大家的心理起到负作用。而如果这次挑战还是失败，我心中的信念都将荡然无存。
最终薇儿还是被我们留了下来，大部队继续往上攀登。两位队医也留了下来，因为薇儿并没有摆脱危险，所以需要有医生照料。尽管出发前就有人警告过我，这次的登山任务太过于冒险、计划远远不够。然而当我们的团队继续向前，并把薇儿及两位队医留在身后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些警告的真实。两位队医搀扶薇儿的身影渐渐远去了，但那幅画面已经深深刻在我的心中，时时提醒我这趟旅程的危险才刚刚开始。
从我的童年开始，失败（或者说是对失败的恐惧）就占据了我的身心，让我一生无法摆脱。我成长在苏联控制下的罗马尼亚，而且我们是德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苏联、罗马尼亚是敌对国，德国最终战败，即使到战后德裔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的家庭成员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和控制，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失败中。后来我去美国读书，然后想方设法帮助我的家人（父母和姐姐）逃离了罗马尼亚。
直到现在，我都对罗马尼亚当时的秘密警察感到毛骨悚然，他们权力巨大，甚至只需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让任何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经常排起长队，等待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过的就是这种高风险的生活。所以，后来我在花旗集团、摩根集团、AIG等大型企业工作时都已经无畏那种种挑战和风险了。当我在谈判桌上面对着一位位冷酷傲慢的伟大企业领袖的脸时，敢于去直视他们的眼睛，因为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权力再大，也不会像秘密警察那样轻易就能危及我的生命。要知道，对于那些警察的问题，我哪怕回答错了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投到监狱，甚至为之丧命。经历过这些残酷环境的历练，我从此在商界无所畏惧。
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座没有面孔、只有庞大身影的高山，而不是一群企业高管。面对这座山，我无法讨价还价，没办法说服它答应我任何条件，即便我对它强硬、冷漠甚至发怒，都没有任何用处。我只能一边奋力攀登山上嶙峋的岩石，一边鼓励自己：让童年时就获得的勇气发挥作用吧，让它帮助我战胜这座高山。
我很清楚自己责任巨大，所有队员的性命都维系在我一个人的身上。现在已经有某些队员对我的做法表达了不满，有人开始抱怨我在登山之前没有向他们充分说明任务的艰巨性，没有告知他们登山可能失败、可能会中途放弃，并且失去登顶的机会。这些不满让我生气，又让我灰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这个时候，女队友克莱尔忽然问我：“荷塔，你会唱歌吗？”不等我回答，她自己已经唱起歌来，那歌声猛然把我从恐惧和自我怀疑的深思中惊醒。“你会唱某些圣歌吗？”她又问了我一遍。
“会。”我说。我小时候在一些宗教仪式上学过一些基督教圣歌，到现在还记得其中几首的曲调和歌词。于是，我和克莱尔打起了精神，开始合唱。黑暗中，我们伴随着歌声向上攀登。我仍放不下自己的担忧：如果这次任务最后成为一场灾难，那一定会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我让这些勇敢的人失望了。
随着我们气力变小，歌声也逐渐变小，直至消失。于是周围又只剩下登山鞋与粗糙岩石摩擦碰撞的声音，以及每个人粗重的喘息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在这片寂静里战斗，他们是我的战友，我把他们带领到这里，让他们面临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极端考验，现在我们都已经快要达到极限。我知道，即便今晚所有人都能顺利到达扎营的地点，明天也很难再坚持继续前行。我和其他的团队领导人听取了医生的建议，如果谁感到自己的体力不足以应付之后几天的攀登，就必须要下山，即便他还没有到达极限。
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对于那些已经辛苦攀登了三天的人来说，他们本来的目标可不是半途而废，强制他们放弃无疑是对他们的打击。
终于，我们看到了前方微亮的灯光，扎营地点就在那里。我试图加快脚步，向帐篷走去，然而脚下一滑，几乎跌倒，这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队友阿里跳上来扶住了我。“幸好没摔倒。”他说，然后从背后用双手夹住我的登山包，努力把我拉了起来。“把你的包给我吧，我帮你拿。”他说。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灵的阀门，泪水忽然涌了出来。这一路上我走得太艰难，心中的挣扎耗尽了我的心力，我只是硬撑着没有表现出来，而现在队友一个好心的帮助对我来说如雪中送炭。我所有的心理防卫都被打破，情绪猛然爆发。此时的我，已经难以顾及自己的形象——商界女强人、登山队领导人。我全身无力，跌坐在地，彻底地哭泣起来。
那一天的攀登如此艰难，山坡上石块遍布，队友生病无法前行，我们的队伍面临着任务失败的危机……这一切困难一起向我袭来，如同洪水猛兽。在那个深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心中比帐篷外的黑夜更加黑暗。我的自我否定和怀疑如今已经危及我们整个团队。我面对这座山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我不可能征服乞力马扎罗山。真的是这样的吗？重拾信心，继续前进，这对大家是好还是坏？我仍旧抱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希望是不是只是出自我自己的私心，甚至是自大？在我深深的自我怀疑中，我们的前路一片迷茫。
领导力第一课：韧性
不论是在商场上，还是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陷入绝望的时刻。体验过这些绝望时刻的人都会视其为深刻的经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曾形容这些绝望时刻为“灵魂的黑夜”。刚刚经历过一次失败之后，我被自我怀疑的情绪所吞没，没人能逃脱“黑暗时刻”的光顾，那时的自己是什么状态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了解。
在“灵魂的黑夜”时刻，你必须在继续前进和放弃当中做出一个决定，而坚持下去一般都是最好的选择。弗兰克是纳粹德国犹太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一名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到头来，你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态度。”
当你被逼入绝望之境时，成功虽然遥不可及，却是你选择“坚持下去”的最佳时机。这就是所谓的人的“韧性”。当绝望如一面铜墙铁壁阻挡在你面前时，只要你不退缩，坚持下去，就能一步步地继续保持前进。
“韧性”这一概念已经被讨论了几个世纪，它一般是指能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经历了一场灾难甚至一系列灾难之后，仍然能够保全自己。这一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一位思想家说过：“作为人，最大的荣耀并不是永不倒下，而是每次倒下都能卷土重来。”
“韧性”在心理学领域也备受关注，心理学家经过研究认为，“韧性”是人类的一种特有品质，它一般发生在那些经历过失败、伤痛、灾难、折磨和悲剧的受难者心里。强大的“韧性”十分罕见，但又真实存在。例如那些从巨大悲惨经历中幸存并且恢复，以至生活得更好的人。研究人员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案例，来证明“伤痛有时不能击倒人，反而能让人更坚强”，而那让人迎难而上的特质，就被称为“韧性”。
没有“韧性”的人很难获得伟大的成功，当然更无法攀登到巅峰。所以，如果你想追求成功和卓越，就必须发掘自己的“韧性”。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这种特质并非天生，而是可以在后天不断培养而养成的。
有关“韧性”的权威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维纳（Emmy Werner），他从事夏威夷地区贫困儿童的性格研究长达四十多年。他总结出了“韧性”的几大特征：
① 坚持不懈——有韧性的人不会轻易言弃。当面对最糟糕的结果时，他们会用正面的鼓励语言给自己加油打气。
② 重塑自己——有韧性的人在经历过大的伤痛或灾难后，会选择重新塑造自己。他们会十分迅速地调整状态，快速复原，并改变自身的心态和习惯，甚至让自己变成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人。
③ 失败中成长——不管是在商场上，还是在登山探险的过程中，有韧性的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结到外界因素。他们会不断总结自己，把失败当作一个学习过程和人生经验，痛苦之后，得到成长。
④ 有精神导师可以依靠——有韧性的人在心理上都有某个特定的人或者对象可以依靠、求助、咨询。研究表明，前人的经验会对同样经历困境的后人有巨大的帮助作用。所以，走出困境的最佳方式是向你的精神导师寻求帮助。
⑤ 有一颗可以修复的自尊心——有韧性的人都能够很快地修复自己受伤的自尊心。这一点不需要多说。无论有什么遭遇，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信念，这是韧性的一大组成部分。
美国心理学家帕尔默（Nancy Palmer）也曾对“韧性”做过出色的研究。她认为“韧性”是一种复杂烦琐的心理现象，很难把它分解开来进行分析。“韧性中包含某种程度的社交能力，还有一部分外部环境因素，这些都不可缺少。而这些不是人天生就能具备的，是要在后天的经历中培养的。在‘韧性’形成的过程中，个人、环境，以及时机都是影响要素，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无论心理学家的分析如何五花八门，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你如果想要在困境当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培养自己的韧性，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帕尔默说：“有‘韧性’需要你做很大的牺牲，全力以赴，誓不回头，勇敢向前，迎接压力和挑战。”而那些真正通过韧性战胜了困难、熬过了逆境、得到了成功的人，都会确信地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当初的选择——坚持下去，保持韧性。
与凯·安格的谈话
凯·安格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韧性”的生动例子。
我和凯的初次见面是在芝加哥，当时我们两个同时在参加“C200”（注：Committee of 200，全球女子精英200委员会，一个旨在培养彰显和促进女性商业领导力、影响，遍及世界的顶级女性商业精英组织）的董事会会议。我刚刚到达宾馆，准备做下一步的行程计划。但由于我的行李托运随后才能到来，所以我没有现成的衣服可以穿。“我该穿什么呢？”我在人群中大声问，一个C200的成员回答说：“你可以去找凯谈谈，她会把你装扮一新的。”
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服装设计师，她旗下的服装品牌有Kay Unger New York和Phoebe Couture。她设计的这两个牌子的服装是欧普拉（美国著名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莎尔玛·海雅克（美国影星）、泰拉·班克斯（美国国际名模）等众多名人喜爱的品牌。凯还为美国当红的各种影视剧作品角色设计服装，比如《绯闻女孩》《黑道家族》《欲望都市》等名剧。
初次与凯见面时，她看起来意气风发，似乎是一个出道以来还不知道失败究竟是何物的企业家。但随着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我才发现，她现在的成功真的来之不易。
在年轻时，凯的理想就是能够设计出美丽的东西。她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但是去世很早，只留给她两万五千美元的遗产。凯用这些钱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当时她对做生意一窍不通，所以请了两位合伙人。20世纪80年代末，她的这家公司的市值已经增长到数百万美元。此时她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她人生的其他方面也一帆风顺，她嫁了人，并且有了两个可爱健康的孩子。这一切都如她期望的那么幸运。
但此时，一种隐隐约约的不祥之感笼罩着她。一直以来，在公司内部，她一直把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放在设计工作上，对于公司的经营业务几乎从不插手，而是信任地把这些工作交给两位合伙人去做。她这么做无疑是解放了自己，似乎是一种成功的标志，但总是有什么东西让她感觉不太对劲，而她又没办法说清楚那糟糕的感觉究竟来自于哪里。
事情急转直下，凯公司的两名合伙人出现了争端，在大吵一架之后，其中一名合伙人辞职离开了公司，而留下的那位合伙人却成了公司的灾难。他平常就靠挪用公款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凯的私人会计师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但他能做的也只能是通知凯而已。
公司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到最后，凯和那位合伙人不得不宣布破产。而令凯没想到的是，那名合伙人和公司的律师曾在几年前要求凯签下了为数几百万的个人担保合约。现在公司倒闭了，这份个人担保合约生效，凯无法享受到“破产保护”。于是，她不得不为债务累累的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以至于倾家荡产。而那位合伙人则安然享用了自己盗用的公司资产。
“公司破产以后，我被指控赔偿700万美元。而我的那名合伙人却损失微小，没有像我一样落得个倾家荡产。幸运的是，我在当初签署个人担保合约时，私人会计师建议我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了我丈夫的名下（这部分财产包括我们居住的房子），这样才让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我当时心想：‘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了，但起码我的孩子们还没有露宿街头。'”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那时，凯的丈夫突然决定离开她。一时间，凯失去了事业，也失去了最爱的家人，她所拥有的一切、所爱的一切都弃她而去。唯一留给她的只有一张将近透支的信用卡。
“几个月前我还是名百万富翁，但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穷光蛋。我连打出租车的钱都没有，只能只身一人在纽约步行30条街回家。”凯继续诉说她当时的困境。对她来说，那段徒步行走的日子像是一场预兆。“我身上没有钱，精神疲倦地走回家。那一天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失去的不只是金钱，还有自己的好名声。用我名字命名的公司倒闭了，它的破产同时也是我个人的破产。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局面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当时我绝望之极，感觉生活已经脱了轨，无法掌控。曾经的我一直明白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我不想依赖其他任何人。但此时，我已经一无所有，而且无人依赖。”
即使在这种困境之下，凯最终还是鼓起决心卷土重来。在绝境当中，她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她需要养活两个孩子，这也促使她决心走出失败的阴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人的命运总是会否极泰来。如同公司的突然破产一样，一位前公司职员的突然出现给了凯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位老职员陪同自己新的亚洲老板来找凯，向她提出了合作意愿，以及对她公司的拯救方案。凯和她的公司得到了重生的机会，一切又从头开始。她又可以从零开始，一步步重建自己的事业。
她重谈了过去一间分公司的租约。然后在自己孩子的帮助下，她把租来的房子装修、粉刷一新，并改造成一个展示厅。她就从这间简陋的小房间开始，重造了自己的事业。
现在，凯拥有Phoebe Couture公司，这家公司规模不大，但信誉很好，每年的营业额达到四千万美元左右。公司有50名各司其职、尽职尽责的精英员工。如今的凯重新积累了自己的好名声，赞誉不仅来自于时尚界，还来自她遍布全球的客户，以及那些喜爱穿她所设计的服装的人们。
曾经的失败经历给了凯很大的教训，现在她不再把公司的所有事务全部交给别人打理，而是亲力亲为、忙前忙后、各处打点，凯因此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也变得更加自信起来。如今，她可以毫不担心地享用自己用双手赚来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