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琳

我们的儿子1977年12月在我的家乡湖南出生，3岁跟着我们到广州居住，7岁进入我工作的农学院附小念书，8岁时还参加中国少先队，配戴过红领巾，9岁时他随我们夫妇移民澳洲，从此展开了他生命的顺风帆。刚进入澳洲时，他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是澳洲的教育，使他成为今天在澳洲的医院里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的一名外科医生。说到儿子的成长，我自然地想到澳洲的教育。我是一个在中国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虽然没有从事过教育事业，但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有着不可否认的认同感，移民澳洲以后，随着儿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后来包括医学院毕业以后所接受的外科专科医生训练的十几年漫长的受教育过程，我逐渐地看到西方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制度的不一样，也逐渐地接受和理解西方教育的模式。这十年来，我再次回到中国，再次看到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这更让我觉得，就对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而言，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方式的确有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必要。

我们的儿子1977年12月在我的家乡湖南出生，3岁跟着我们到广州居住，7岁进入我工作的农学院附小念书，8岁时还参加中国少先队，配戴过红领巾，9岁时他随我们夫妇移民澳洲，从此展开了他生命的顺风帆。刚进入澳洲时，他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是澳洲的教育，使他成为今天在澳洲的医院里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的一名外科医生。说到儿子的成长，我自然地想到澳洲的教育。我是一个在中国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虽然没有从事过教育事业，但对中国的教育方式有着不可否认的认同感，移民澳洲以后，随着儿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后来包括医学院毕业以后所接受的外科专科医生训练的十几年漫长的受教育过程，我逐渐地看到西方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制度的不一样，也逐渐地接受和理解西方教育的模式。这十年来，我再次回到中国，再次看到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这更让我觉得，就对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而言，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方式的确有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