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夏令
乙：五月节您舍什么呀？
甲：九万多人每人一份江米粽子一百，神符一张，一碟黑桑葚，一碟白桑葚，一碟带把甜樱桃，山樱桃一蒲包，大杏二百，蒲子六把，艾子六把，雄黄二两，五毒饽饽四盒，玫瑰饼、藤萝饼一样五斤，山海关汽水两打，两打灵丹，两打双妹牌花露水，还有三十五斤黄花鱼……
——张寿臣、陶相如相声：《开粥厂》
《开粥厂》，也是马三立经常使的段子，先后与张庆森、王凤山合作过。说到这段五月节的“节礼”，黄土马家马大善人“舍”的，江米粽子、桑葚、樱桃等都差不多，只是少了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符”，又给多挑了一桶凉水（马三立、张庆森最后说的是：“这凉水……那您就自己挑去吧。”）。这一段省略，就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一些相声的差别了。
这段相声里说的是端午的各种应节吃食。一般人以为端午为纪念屈原所设，乃至后世将端午节省略成了“粽子节”，错。想当年，一到了旧历四月下旬，老北京的街头巷尾都会回响着这样悠扬的吆喝声：“葫芦花来！”“哎，买神符！”“供佛的哎桑葚儿来，大樱桃来！”“黑白桑葚儿！”“江米小枣儿的凉凉儿的大粽子来！”还有乡下人挑着一挑子菖蒲和艾草，吆喝一声：“蒲子艾来！”这等于告诉您，五月节就要到了。
五月节
初五日，曰端阳节，有龙舟戏，居户门贴葫芦门符，插艾蒲，家中团坐食角黍曰粽子，饮雄黄酒，系儿以彩线曰长命缕。今则愈出愈奇，小儿所戴者多用丝制，小扫子、簸箕及虎、蛇、壁虎、蛙、蝎子等，谓之老虎锁，虎蛇等五种动物，谓之五毒。是日市廛多向债家讨债。
—— 赵光宸：《津门岁时记》
旧历五月，葵榴斗艳，栀艾争香，仲夏和风，正是万物生长的时令。
当北方刮过一阵温煦的杨柳风，落过几回贵如油的春雨，暖和的太阳照进住家的四合院，各家的老小都换上轻便的春装，胡同里就能听见挑担子叫卖：“江米小枣儿粽子！”咦，吃粽子的五月节就要到了。
端午，又称中天节、端阳节、重五节等，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岁时节日。中国风俗重五月，旧说：“午者，长也，大也，言物长大也。”端午，也作端五。“端”的意思就是开始；“午”谐音“五”，相当于正中。五月初一为端一，五月初五那天即为端五。对了，还有一“午”，与除夕和中秋节过的是晚上不同，端午节过的是中午，所有重要的民俗活动都要围绕端午日的中午进行。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农历节日中，每逢奇月的同一个日子，都是很重要的民俗节日：正月初一是春节；三月三古称上巳节，为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三月三节；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为七夕乞巧节，九月九为九九重阳节。后来，有人就根据这个奇数双双定律，发明了双十一光棍节（阳历）。
中国一年三大节，为过年的正月节，中秋的八月节，端午的五月节。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定端午为夏节，放假一天。士农工商，五行八作，照例在这一天要放一天假，撒一天欢儿。三大节中，过年不用多说了，好吃的好喝的跟各种妈妈例的过年礼俗不胜枚举；中秋拜月，照例离不开瓜果梨桃羊肉月饼。至于端午节，一般人以为只是吃粽子。其实，五月端午节，是一年中仅次于春节、中秋的节日，大有深意焉。不然，周作人也不会在济南正尽兴游玩的时候，说出“然而因为端午将到，我不能不赶快回北京来”这样的话了。（周作人：《济南道中》）
20世纪30年代，每逢春节、端午和中秋前，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过旧历节，但民间习以为常，该过则过。1934年6月16日旧历端午日，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照例吃角黍、悬艾草。两天后，在给朋友的信中，鲁迅说：“上海算是已入‘黄梅天’，但近唯多风而无雨；前日端午，家悬蒲艾，盛于往年，鄙寓亦悬一束，以示不敢自外生成之意。”
此外，每年的三大节都为结账期。旧历年末或年后新欠款项尽量在此时索还，债务人则尽量拖延，千方百计再推到八月节中秋后。《孔乙己》的结尾，鲁迅即借用这一节俗，简略地交代了孔乙己的结局：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一般人以为端午习俗，无非是插艾草、吃粽子、饮雄黄这几个传统民俗节目。其实，端午节的节俗不只这些，五月节也不限于五月初五那一天的民俗活动。大约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北京、天津等地还保留着这样的端午习俗：
夏至四月下旬的最末几天，家中要打扫塔灰、家具过水，打磨家具的铜饰件，擦门窗玻璃。如果是纸窗，还要改糊卷帘。与此同时，要准备糯米或黄黏米粽子。此外，从四月末到五月初一二（均是指农历），家主、子侄和用人要分头向至亲中的长辈、平辈和亲家送米粽子和炉粽子等应节食礼。
五月初一清早，趁天气凉爽，在门楣正中张贴“葫芦万代”，在风门开启的一侧门框正中贴“剪子剪蝎子”剪纸。这些贴剪纸的，当然是讲究的人家。一般的人家则在门上悬挂艾草以“辟邪”。插艾草的位置，也有讲究，过去北京、天津的大户人家一般在门框和两侧墙的结合之处各插艾草一丛。
五月初一这一天，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大门的上方贴“判儿”。一般为黄纸，人像为红色，也叫“祃儿”，指的是钟馗，他手持宝剑目注空中的蝙蝠，上面印着“驱邪镇宅”四字。按照陈鸿年《故都风物》中的记述，民国年间北平的端午门口挂的“判儿”是这样的：
住家户的主妇们，讲究多，一清早儿起来，先把准备好的“蒲艾”，插在门口儿。大门口儿的正上方，还贴一张黄裱纸，上面画着一个红色的“判儿”，赤面虬髯，面目狰狞。右手拿一把宝剑，左手戟指前方，右腿金鸡独立地站着。不用说鬼，就是小孩儿见了也吓哭了。
五月节这套驱邪、辟邪的仪式就从贴“判儿”开始，门两侧左右分别挂着菖蒲和艾叶，下面再贴一口向下的剪纸葫芦曰“倒灾”，这还只是门口儿的节目。进入院子，主妇们要将提前准备剪好的老虎、五毒、剪子夹蝎子等小玩意儿，贴到窗户、炕沿、桌子底下、门后头以及水缸旁边等处，取其“到处辟邪”之意，这是第二个节目。到了屋里，各处墙角要遍洒雄黄酒，光倒屋角还不够，还要在小孩儿的耳鼻口和前额涂上，大人还要直接喝，这才算完成了从大门口到屋里的“宜夏避恶”的一套辟邪基本节目。
天津五月初一和五月初五的家宴与其他喜庆日一样，中午要吃捞面，晚上吃焖米饭、鱼肉菜。此时，讲究吃比目鱼，喝雄黄酒、艾叶酒等露酒。跟正月节和八月节一样，五月节也要分别向挑水人、磕灰人（即淘大粪的）、看坟人等封过节的红包，有的人家还向寺庙送布施。
其实，端午节所吃，不止粽子一种。近人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引《京都风俗志》载：“端阳节……人家铺肆，买粽子、樱桃、桑葚，以献神佛。”说的是，要用粽子、樱桃、桑葚三种时鲜，敬献神佛。周宝善《天津竹枝词》亦有“樱桃桑葚荐时鲜”的端午时俗。樱桃亮红，桑葚姹紫，这两种在端午前一起上市的小水果，甚是逗人喜爱。陈鸿年在《故都风物》中讲到故都的端阳风物，说：
过五月节，唯一可与粽子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是：大街小巷叫卖的“桑葚儿来，樱桃！”若论小买卖儿，恐怕没有比这再小的了，卖桑葚儿樱桃的，多是半大孩子，手上托个小柳条儿筐子，筐子上铺上一层碧绿的樱桃树的叶儿，叶儿上放着鲜红鲜红、带着小绿把儿的樱桃。这种色彩，和小东西的可爱，是叫人难忘的。筐儿里，一边是樱桃，一边是桑葚儿，有白的，有黑的，都有手指头肚儿大小，外表好像一粒粒的小米儿，吃到嘴里，真是一兜水儿，齁甜齁甜的。
除了用樱桃树的叶子衬托樱桃桑葚，过去还用白杨树叶子，而其他季节卖其他的水果就不用这种叶子。比起相对稀少贵物的樱桃，桑葚产量大，孩子们经常放开了吃，吃得紫了舌头、甜汁儿顺嘴流、弄脏了衣服才算罢休。
除了粽子、桑葚、大樱桃，还有专属于端午用的雄黄酒。昔日上海，每逢端午，各商号及缙绅大宅都要大摆筵席，吃端午宴。普通人家，饮雄黄酒，有的则以高粱酒或绍兴酒代替，还有的将南方的黄酒和北方的高粱酒勾兑，加入少量的雄黄末。上海端午佐酒的菜肴，一般为黄鱼、咸蛋、白切肉等。在南京，除了包粽子，一般人家都要饮雄黄酒，吃端午饭。即使贫困人家，也要整几个小菜。其中，苋菜几乎家家必备。民间传说，端午食苋菜，夏天可以不闹肚子。有的人家还要在苋菜上加一些新蒜的蒜头，也是为的杀菌消毒。南京讲究的人家，则要准备银鱼、韭菜、茭白等在锅中炒食，或以黄豆、雄黄同炒，称为“炒五毒”。
在《山居杂忆》里，记载了民国时期杭州的端午习俗：仆佣采菖蒲叶，尾端横插一根，两根一组做成宝剑倒插门户。艾叶和榴花簪头、白芷和苍术，自药房买来，置于香炉薰屋。孩子们挂药草香袋，额头上涂雄黄，吃黄菜：黄鱼，黄瓜，枇杷，黄鳝——苏北地区则是红菜，包括苋菜、鸭蛋、油爆虾等。
在武汉，除了包粽子外，还有煮咸蛋、蒸苋菜、蒸肉食的食俗。端午这一天的中午，昆明很多人家要吃煮豆芽、煮大蒜、煮鸡蛋以及粽子、包子等，饮雄黄酒或菖蒲酒。在太原，很多人家还要在端午这一天做麻团、蒸凉糕，糕上涂以玫瑰浆、糖稀，既好看，又好吃。此外，北方有些地区还在端午这一天买绿豆糕和鲜花玫瑰饼，作为应节的馈赠礼品。
在东北，据生于东北的香港老作家丙公（张向天）回忆，民国时期东北端午的小玩意儿有：“除了吃正式的三角形白粽子外，点缀节日的就是悬艾。闺中女孩子则用五色线扎成线圈戴在手腕上，又用彩纸剪成剪刀、公鸡，贴在纸窗上，称之为‘避五毒’。市上有用红绿彩纸抽成的大大小小的肥腰葫芦、有穗子的香荷包、用花布做成的小猴儿、胖小成行成列地摆卖。”（丙公：《衙前集·说端午》，上海书局1985年初版）
除了以上端午民俗节目，当然不能不提南方的赛龙舟。沈从文曾说：“比如为纪念屈原的五月端阳，包粽子，悬蒲艾，戴石榴花，虽然已成全国习惯，但南方的龙舟竞渡，给青年、妇女及小孩子带来的兴奋和快乐，就绝不是生长在北方平原的人所能想象的！”在南方，只要有河流可通船舶处，端午期间必有赛龙舟。南方人称初五为小端阳，十五为大端阳，正式比赛或初三到初五，或初五到十五。“沅水流域的渔家子弟，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嘭嘭当当的锣鼓声。”（沈从文：《端午给我的特别印象》）1927年6月6日《民国日报》副刊《小广州》上，记录了一首描述当时广州端午习俗的民谣：
初五日，是端阳，朱砂黄纸写符章，香包挂在襟头上，绸裤纱衫好在行。睇见龙船长十丈，锦标罗伞甚辉煌，鼓声震动冲波浪，水色娇娇艇内装。紫洞船头绷布帐，游河公子坐船舱。渡头挤拥人来往，热闹奢华又一场。
过去和现在，每到端午节，各地总有“江中竞渡，锣鼓喧天，旌旗招展，划桨如翼”的赛龙舟活动。其实，最早赛龙舟活动并不是在端午节这一天举行，也不是为了纪念屈原投江，而是通过赛龙舟这种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驱遣瘟神。粽子最早是夏至的一种吃食，吃粽子最早也与屈原没有多大关系。对此，江苏人表示不服，说端午节要纪念伍子胥（伍子胥也是湖北人）；浙江人也表示不服，说最早是越王勾践操练水军；山西人也表示不服，说端午节为了纪念介子推……为避免各省人民为了到底是纪念谁发生口水战，早在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闻一多先生就曾撰文声明：“是谁先撒的谎，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闻一多：《端午的历史教育》）
在屈原投水的汨罗江一带，端午习俗一般从五月初一开始，到十五日结束。沿江一带除了办盛宴、吃粽子、插艾、挂菖、喝雄黄酒、赛龙舟外，还有雕龙头、偷神木、造龙舟、龙舟下水、龙头点睛、挂红、朝庙和祭祀屈原等特殊风俗，当地还有“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等许多端午民谣，可见当时重视程度。每逢端午，武汉各大帮会出面组织赛龙舟活动，市内各大戏院纷纷上演《白蛇传》，算是每年的保留剧目。武昌等地还要在端午日赛会，以幼儿着戏装，绑在台上，称之为“出故事”。到了晚上，妇女以荆条将帐子内外赶扫一遍，认为可驱一夏之蚊虫。
端午的巫术色彩
立夏之后很快就到端午节了。端午头一天，高庄的朱师傅会拿带根的艾叶和苍蒲各一大把来。端午那天上午，四五十岁的女仆们就做起苍蒲宝剑来。所谓“苍蒲宝剑”就是把苍蒲叶剪成剑状，在近根处再横插一根苍蒲做剑柄，看起来就很像宝剑了。做好以后，仆人们把苍蒲宝剑和艾根一起挂在各门各户上。
——（澳）高诵芬：《山居杂忆》
很多人习惯称端午佳节。其实，与春节和中秋等节日不同，端午最初并非“佳节”。古人称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则是恶月恶日。端午这个“佳节”，是一个具有浓郁巫术和道教色彩的“恶节”和“毒节”。此时正当初夏，气候转换，南方入梅，北方多旱，气候湿热，虫蠹并兴，人多病瘟，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此月便格外引起人们的惊惧和警觉。因此，围绕端午前后的民俗事项，多基于洁净去秽、禳灾辟邪乃至以毒攻毒等主题展开。或可以这样说，端午是中国最具巫术色彩的节日。
古人认为端午为不祥之日，很早即有弃五月子之风，战国时的孟尝君因生于端午险些成为弃婴。及至民国，此风依然。作家萧红生于端午日。刚落生，她哭声洪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说了句：“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为此，家里人还曾把她的生日“往后串了一天”，改为农历五月初六，但依然没有改变萧红一生坎坷的命运。后来萧红也曾这样慨叹：“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
为了防止热毒和疟病，古人便借过端午的机会，集中开展一些避邪驱灾、除害灭病的夏令卫生活动。早在《夏小正》中就有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记载，直到民国时期，一些地方依然有“竞采众药”之俗。端午前后，一些地方药市兴盛，民间有端午这一天吸了大量的药气可以延年益寿等说法。旧时，很多乡村人家天还没亮就出外采药，端午中午时，很多人家制作以雄黄、大蒜为主的药物，而医家则在这天熬药膏、制丸药、采蟾酥；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熬制益母膏等药物。还有些地方，用夏枯草、菖蒲、淡竹叶、薄荷等凉性解药熬水当凉茶喝，一些地方慈善团体还在端午这天发放藿香丸、青黛散、六一散、济众水、良药茶等防暑药物。
昔日，江南等地流行在端午这一天捕蟾。据说蟾蜍这天鼓起最足，药效奇佳，到五月六日就没有效用了，所谓“癞蛤蟆躲不过端午”。杭州人甚至给小孩子吃蛤蟆，说是可以消火清凉，夏无疮疖。既然端午制药如此“神奇”，巫蛊一类的药物也常在此日炼作，也会有些方士利用恶月恶日生成魔法魔药，这就有些“黑巫”的性质了。
端午当然不是源于纪念屈原，但也不是闻一多说的起于古吴越对龙图腾的祭祀。按《夏小正》记载，端午日的活动是采药、蓄兰、沐浴三项，可知端午节的风俗主要与禳毒避疫有关。端午最初称“浴兰节”，但这个“兰”并非兰花，而是一种带香气的佩兰，明代有“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之俗。后来，一般以煎蒲、艾等香草洗澡。民国时期，广东有用艾、蒲、凤仙、白玉兰等药草沐浴，湖南、广西等地则用柏叶、大风根、艾、蒲、桃叶等煮成药水洗浴，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洗。
端午既然是五毒出没之时，后来人们就想到一种简单的辟邪方法，即在屋内悬挂红纸印的五毒图，红纸上印着蜈蚣、蛇、蝎子、蛤蟆、壁虎五样毒物，再用五根针刺在五毒之上，就算辟邪了。此外，各地僧道也会在端午前后制作各种符篆送经常往来之家。
其实，贴五毒图本来是谷雨的习俗，后来并入五月节了。与此相似的，还有钟馗图。近代画家，常在端午这一天画钟馗像，或自挂，或赠人，民间也要在这一天张贴。其实，钟馗图本来也是过年时张贴的，大概在清朝乾隆年间一次大瘟疫后，民间流行在端午张贴用朱砂画的钟馗图辟邪，此后相沿成俗。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常用的“驱邪三宝”雄黄酒、钟馗图和天师符，都与道教有关。
各地之所以在端午前后采制草药，有一个重要的节令因素是：到了端午前后，很多植物性药草的叶茎都已经成熟，凡以叶茎入药的，正是采摘的最佳时令。举一个好玩的例子，车前草俗称猪耳朵草，各地田间地头路当中均很常见。端午前只是寻常的野草待遇，贱称为“车轱辘草”，到端午后即升级为草药，改叫“车前草”了，所结之子称车前子。民间俗谚说：“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都是药”，“端午百草都是药，只怕凡人认不着”，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喝雄黄酒，更是除了粽子以外，各地民间对端午节认知的重要风物标志。雄黄是一种矿物质，其主要成分是硫化砷，并含有汞，有杀菌驱虫解五毒的功效，常用来治皮肤病。苏州一带，端午节“饮雄黄、菖蒲酒”；无锡一带“屑蒲根、雄黄和酒饮之”。江南等地还流行端午节饮用菖蒲酒，或将蒲根切细、晒干，拌上少许雄黄，浸白酒，制成菖蒲雄黄酒。
一般饮用的雄黄酒，只是在白酒或自酿的黄酒里加入微量雄黄，并非直接用雄黄泡酒喝。药书上称，雄黄酒有解毒杀虫之效，因此合于夏令卫生。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带雄黄酒入山中，即不畏蛇。”雄黄既有毒又解蛇毒，既可内服、又可外擦（外用为主）。毒蛇虽毒，但它遇上雄黄，也会中毒，重者也可死亡。白娘子的故事即据此而来：白娘子喝了法海的雄黄酒，立即显现原形，幸亏许仙和小青盗了仙草回来，才救了白娘子的性命。各地用雄黄，除了制成雄黄酒饮用外，还用雄黄蘸了酒在小孩儿额头上画“王”字，一些药铺还在端午前后出售雄黄的老虎牌子，和香袋一样挂在身上，取以虎加雄黄辟邪之效。
民国时期，除了吃粽子、插蒲艾、喝雄黄酒等端午习俗，北京等地还吃“五毒饼”（听起来怪吓人的，难怪这个称呼后来没有传承下来）。这种五毒饼是一种圆形的糕点，内有糖馅儿，在饼面的酥皮上用点心模子印刻“五毒”图案，无非是取以毒攻毒、灭虫免灾、吃了毒饼、百病全无等意思。
江南端午节，亲友之间除了馈赠粽子、香囊以外，还常以扇子为节礼。扇子具有招风纳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等功用，赠扇除了实际功用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避瘟祈福。因过去的扇子多以蒲叶制成，而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因此也称这种扇子“避瘟扇”。
长期以来，端午习俗中蒲艾连用，有艾草则必有菖蒲，同为祛邪除毒之物。这两种植物和雄黄一样，乃纯阳之物，具有扶阳抑阴之效。有些地方甚至称菖蒲为“菖阳”，《本草纲目》也称艾草：“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转肃杀之气为融合。”艾草多在端午节用来插在门口，与菖蒲连用，称“蒲剑艾虎”或“蒲龙艾虎”。虎则更为阳物，均有辟邪之效。
这一天，无论走到谁家门口，都能闻到艾草、菖蒲以及清冽的药香。苏东坡曾说端午太阳没出时，要采野艾为人形，用于火炙，有奇效云云。其实，苏老师弄错了，世界上没有长成人形的艾草，而是插艾草时将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口，等干燥后，用于炙炷。
女儿节
五月端午街前卖神符，
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
樱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
一枝枝艾叶菖蒲悬门户，
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
姑娘们鬓边斜簪五色绫蝠。
——北平俗曲：《端阳节》
明朝以来，北京等地又在端午旧俗的基础上增加了“女儿节”的新功能。
在五月初五这天，妇女们要佩戴红绒花，到正午时分把红绒花扔掉，以此可以扔掉身上的晦气和灾难。女孩子的发辫上，插上红绒做的“小老虎儿”，胸前挂着五色丝线缠的小粽子，滴溜溜嘟噜噜挂一大串，看上去分外热闹喜兴。关露在写于1942年的散文《端午节》中描写，小时候换上了新衣服，外祖母还要给孩子挂上漂亮香袋——“小花粽子”：
外祖母又拿出一件有趣而好看的东西，这是一串用五色丝线缠成的小粽子。这粽子不只外面华彩而好看，并且在粽子里面还包了檀香和沉香一类的东西。因此当你看见它好看的色彩的时候，同时也就闻见了袭人的香气。这些粽子的好处，外祖母说是专门给小孩子们挂在身上的，于是我又在那件花衣裳的外面挂上了那串小花粽子。
出嫁了的女儿要在端午节的时候回娘家探亲，过去称“归宁”。作为女儿节的端午日，订婚的男方要给未来的岳丈家送礼物；如果是女儿回娘家，则要带去酒和肉等礼物，同时娘家也要给女儿、女婿一些礼物。民国时潘宗鼎著《金陵岁时记》载：“南京端午、中秋之次日，吾乡均谓之拗节，方言也。殆谓拗转时日而流连光景耳。吾乡女子之出嫁者，率于拗节归宁。”在福州，媳妇还要给公婆赠送寿衣、鞋袜、团粽、扇子等节礼。
民国时期，北京等地家家户户都把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换上新衣裳，头戴一朵朵石榴花（据说，石榴花可辟邪除灾）。她们用绫罗制成小老虎、桑葚、樱桃、葫芦、黄瓜、茄子、小辣椒等，用彩线穿成串悬在钗头和小孩儿背上，也是取其辟邪之意。
端午那天，小孩儿身上要挂香袋。所谓“香袋”是一种内放香料、做成各式形状（如老虎、兔子之类）、用彩色丝线穿起来的小布袋，布袋外还绣花，既好看又好闻，大概还含有解毒的作用在内。小孩儿都很喜欢香袋，那天戴了到处走，还相互比较，看谁的最精巧。于是小姐们也以绣香袋来表示自己的手艺。有时在嫁妆中还带一大批香袋去男家。此外，江南五月流行斗草之戏。村姑及孩童到野地里挖来各种野草，然后相互以草名争胜，据说有“宜男”之效，也是一种古风。
卖粽子喂！
故都的粽子，不同别处，用苇叶儿包上江米小枣儿，个头只有一寸多点，用极细的麻绳儿系紧。然后包一个系一个。唯有北平的粽子，论串儿。每串十个或二十个。
——陈鸿年：《故都风物》
卖粽子的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出现，这些人从一些大糕点铺上好了货，肩上挑着一个挑子，前头是一只柳木圆笼，后头是一个木盆。有的直接吆喝“江米的粽子喂！”也有的这样吆喝——
“江米小枣的，好大个的粽子来哟！”
粽子起源甚古。有学者认为粽子这种用植物叶子将原料包起来煨、烤的食物，如粽子、叫花鸡等，起源应早于粥、饭等需要罐、锅等炊具的食物。以现在南北方常见的粽子品种说，碱水粽最早起源于东汉，唐代开始有糯米粽，宋代开始有艾香粽，元代开始出现了箬叶粽，明代又出现了用芦苇叶包的粽子，并开始用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制馅儿，而火腿粽子直到清代才出现。
昔日北京，卖粽子吆喝最好玩的一句，莫过于“江米的，小枣的，凉凉的大粽子”，重在“凉凉”的，这就让吃惯了五芳斋的南方人不太好理解了。
粽子既是传统的应节食品，也是热吃冷吃无不相宜的点心，说来都是用糯米加上或咸或甜的馅儿，外面包上竹叶或苇叶，把它或蒸或煮弄熟的。但是，南北各省的粽子做法和风格却是大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了：与南北方饮食习惯相反，北方的粽子多是素的，煮着冷吃；南方的粽子是肉的，一般是蒸好了热吃。厦门最特殊，厦门人煮粽子时要在锅里加肉骨头。再看粽子的外形，按由南到北，个头逐渐变小，南大北小，浙江居中。广东粽、湖州粽个头都比北粽要大，浑朴厚实，北方粽子则是小巧玲珑。再以风味论，南派粽子花样多，甜少咸多，甜咸兼备；北派粽子则多为纯米，加小枣豆沙等，口味偏甜；南方的粽子馅儿丰富多样，有火腿、有虾米、有豆干、有笋，北方的粽子也就江米小枣、豆沙之类；再从个头、口味等综合比较，南派粽子倒更像是北方人的风格，北派粽子倒似更符合南方人的口味，吃一个南方的“烧肉粽”差不多等于一大碗饭，饭量小的人有一个差不多就饱了。
包粽子南北各省大多用糯米，华北一些地方有时候也用黄色的“黏黍”包粽子，煮出来的粽子是淡黄色的，过年时候也用这种黄“黏黍”磨粉蒸年糕或“金元宝”。但同样用糯米包粽子，南北差异就大了去了。老上海包火腿粽子之前，必须先将糯米用酱油浸渍。
南方的粽子多用竹叶包装，多半是用于竹叶，很少用鲜竹叶，常是在杂货店买来成捆的干竹叶。这样的粽子熟了以后，大多吃不到竹叶的清香。而北方人包粽子，多用鲜苇叶。乡下人在端午节前就到苇塘附近去割鲜苇叶，把青绿色的苇叶捆成一捆一捆的带到菜市场去卖，供给人家买去包粽子。这样的粽子吃起来有天然苇叶的清香，为南方用干竹叶子包的粽子所不能比。
民国时期，上海的冠生园、采芝斋等糖果店出售成品粽子，并在端午前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广为招徕，其中以广东枕式和湘州菱式粽子最受欢迎。端午前送礼，装成花篮，颇受欢迎。因为粽子耐饥，价钱又不贵，对老上海人来说，“火腿粽子”成了喜欢吃宵夜的人们的日常小吃，跟小馄饨一样并不局限于端午节期间销售。旧时，在夜深沉的上海弄堂里，经常传出“火腿——粽子哦”这样宽厚圆润的叫卖，成了那个年代的温馨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