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的遗骸和施密特的遗训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今。欧元危机爆发之后，我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希腊开除出欧元区或者德国出来单干，所以就开始读欧元的历史，进而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地追踪溯源。读完欧洲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历史，感觉拿在手里的欧元纸币分量变重了。尽管这个“年轻”的货币很不完美，尽管它的前途还不明朗，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欧洲融合进程中最大的成功。
曾几何时，欧洲是种族灭绝理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实验场。“二战”结束时，我的第二故乡——科隆差不多只剩下了一座大教堂。因此，对德国前总理科尔来说，欧洲融合、货币联盟始终是一个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过，当欧洲在科尔和密特朗的率领下走上货币联盟的不归路，当欧元在2002年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货币之后，科尔不得不承认，放弃国家主权的欧罗巴合众国是不现实的，欧洲在现阶段只能是一个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欧洲。[1]在“二战”后欧洲大陆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只有戴高乐保持了这一清醒的认识，而他在世时曾被嘲笑为思维停留在19世纪的政治家。
是欧洲的政治精英操之过急了？欧洲层面的决策项目交给老百姓表决的时候，经常是凶多吉少，直到英国公投退欧——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以往政治决策人说“我们没有第二套方案”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早有替代的计划。但这一次，他们说的是大实话，他们不知所措。
不过，欧洲的历史其实是一部统一——失败——再尝试的历史。第一个实现统一梦想的是公元八九世纪之交的查理大帝。他的帝国囊括今天的德、法、意、荷、比、卢，正是1957年欧洲共同体成立之初的版图。查理还创造了一种统一的货币，它是欧元的始祖。可惜这种货币和他的帝国一样短命。查理去世后帝国一分为三，奠定了后来法国和德国的雏形。换句话说，德意志和法兰西的祖先都是查理大帝的儿子。他们的后裔遍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欧洲各国之间的亲属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由于查理的出生地不详，德国和法国竞相充当他的祖国。德国略占优势，因为查理为帝国选定的首都亚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城市。不过，想通了欧洲原本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追究查理到底是哪国人便完全没有必要。他是第一个欧洲人。而他选中的首都亚琛虽然地处德国，但它可以说是德国最欧洲化的城市。
亚琛与荷兰和比利时接壤，有着马斯特里赫特、斯特拉斯堡这类欧洲边界小城独特的开放和多元化的氛围。除此之外，查理的身影无处不在。亚琛市历史博物馆名为“查理中心”；“查理之路”带你领略亚琛市中心的历史和现代化建筑；每年该市颁发“查理奖”，表彰为欧洲融合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我在书中提及的政治家大多是“查理奖”得主。
走进亚琛大教堂的珍宝馆，站在承载查理头盖骨的皇冠和腿骨的圣龛面前，你似乎能感觉到他的气场。那座大教堂是查理在世时开始修建的，其最有名的珍藏是玛利亚遗物箱，里面有耶稣用过的一块尿布。[2]查理是虔诚的基督徒，每征服一个地区，便强迫那里的人民皈依基督教。由此看来，他不但统一疆域，而且还为他的“欧洲联盟”确定了宗教和文化走向——基督教文化。有意思的是，他称自己的帝国为“罗马帝国”，自视为古罗马遗产的承继者。
而古罗马并非是欧洲自我认同的开始。罗马是站在希腊肩膀上发展壮大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对我说：“欧洲认同开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所以我的书也将从这位马其顿国王开始。
2014年秋天，也就是施密特去世前一年，我有幸随著名旅德华人、作家关愚谦在汉堡《时代周报》编辑部[3]拜访了这位智慧的老人。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施密特仍然才思敏捷，说出的话加上标点就是文章。越是烟雾缭绕（两个小时里他吸了至少15支烟），他就越来精神。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在他看来，欧洲货币联盟犯了一个错误：好大喜功，谁都要拉进来，其实六七个国家足矣。施密特说：“也许我老了，所以对欧洲的未来比较悲观。”50年后欧洲人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将微不足道。“从长远来说，穆斯林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回想起老总理的这句话。
2016年11月15日于德国科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