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发了。普罗旺斯的景致全浸没在白垩色的冬日光照中，看不到一块阴影。每一片风景截下来都像一幅巨大的掺了白色的水彩画。我好像看到腾着热气、没有尽头的公路，那是我与乔安妮和莱斯丽驾车穿过的美国西部公路。“变幻着的天空”（changing skies），这是我马上就喜欢上的说法，它正是辽阔疆域的写照，描绘的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体验。那里强劲的光线充溢着高敞的天空，可它只是当下的，转瞬即逝的，既不会让人想到过去，也不会让人想到未来；这样的光照令人目眩，不会再知道你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会令所有关于意义与关联的问题，窒息在强烈的光照力量中。而今天早晨这矜持的阳光是怎样的不同！这光照温和、宽厚，令眼睛感到舒适，可它也是毫不留情的，好像它对所有事物都施了魔法，让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个丑陋之处，都暴露无遗，让它们以其真实面目出现。这光像是被专门造出，用于静静地、不受贿赂地、无所畏惧地了解所有事物，以认清它们是自身的，还是受到外部影响的。
昨天，咖啡馆里，服务员敞着背心，让它拖拖拉拉地挂在身上，让人可以看到他衬衫上的烟灰。他还咳嗽。不，我不会跟他换角色的。
在阿维尼翁我把轿车还给了租赁公司，梵特把他的车钥匙给了我。今天不似昨天在卡马格或在马场栏杆那儿的情况。在那里，他说了，他的状况不适宜开车，这让人想到他可能感到恶心。现在他不需要任何借口，不需要做任何说明了，他干脆把钥匙递给了我。我确信，他知道、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又进行了交流，就像昨天，纽芬兰犬舔他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彼此都想到了籁雅的手，那双手什么都怕，唯独不怕动物。
到停车场时，一对年轻夫妇在我们的轿车旁边正在吵架。男的说德语，女的说法语，坚持用不同的语言交谈，就像在交战。“籁雅跟我总说德语，跟塞西尔多数情况下说法语。”车启动时，梵特说，“特别是，当她向她控告我的时候。这样就成了，我喜欢塞西尔的法语，但很烦籁雅的法语。”
籁雅发烧似的勤奋练琴，不断取得进步。在克服技术难点上，她频频取得成功；在颤音的处理上，也有改进。现在父女俩住着的公寓，通过音乐声波的震响，越来越成了一个新公寓，在这儿，对离去的塞西尔谈到的越来越少。对此，父亲的不适感要强于籁雅。可有的时候，籁雅又好像突发奇想，想了解母亲的一切。梵特感到，她在母亲与玛丽之间作比较。
“我发现，我说的其实都很离谱，都不对。该死的！这样的谈话后，我总会躺在床上，回想起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的相遇。当时，我刚得到博士学位不久。电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让路易·坦帝尼昻[29]主演。电影中他为见一个女人，坐进私人轿车沿着蓝色海岸向巴黎狂奔，开了一整夜。我旁边飘来塞西尔的香水味，那味道像从银幕上那个女人那儿飘来的。第二天，我找遍全城，终于找到了这个迪奥牌香水。中场休息时，我俩坐着不动，抱怨现在这种没有道理的毛病：中断电影，卖冰淇淋。在路上，我们相互对望的时间长了些，长于一般的、碰巧遇上熟人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决定了一切的关键的一刻，包括决定了籁雅的一切，决定了她的幸福与灾难的一刻。皇家电影院在劳彭路上，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的上帝。”
“接下来见面时，我说起了坦帝尼昻驾夜车奔向巴黎时的面部表情，说他一路马不停蹄，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这时她说：‘马亭，你可真是个浪漫的嘲弄者！没想到，还真有这种人！’她叫我名字时说法语，从来还没有人这样叫过我，我喜欢这样。嘲弄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或者一直这么认为。我从来没问过她，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没问过她。籁雅带着她的问题来问我，我才注意到这点。”
玛丽比其他所有人都重要。甚至比父亲重要。只是与玛丽出现分歧，自己觉得受伤时，籁雅才会来找他，还要看将冒着蒸汽、滴着水滴的意大利面条投到网球拍上会怎样。
“籁雅个子窜得很快，一看就有个大个头父亲。是时候给她买一把正常大小的小提琴了。我们驱车去苏黎世，去卢塞恩，还去见了圣加仑的著名小提琴制造商。我们对库姆霍兹音乐商店的小提琴不够满意，这让卡塔琳娜·瓦尔特有些气恼。带着小提琴回来时，玛丽也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了忽略。这把琴很漂亮，音色更是极棒，价格昂贵。当我站在银行，亏着卖出股票时，我抖抖索索地问自己，这是在做什么。我现在还能感到，我把脚迈到马路上时有多小心，就好像下面的柏油路会随时塌陷似的。心中有些不安全感，不过我不想感受它，反之，我想组织一个小聚会来庆祝一下。”
“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为邀请的客人列名单。不过这不可能。玛丽·巴斯德能来我们家吗？出现的不愉快刚发生在不久前。籁雅抿起嘴，用手指在桌面上画着什么，对此我挺高兴。要请卡罗琳吗？她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可是请她来做客，那其他同学呢？全班同学，还有音乐老师呢？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我们没有朋友。”
“我煮了米饭加藏红花，饭后籁雅默默回到她的房间，用新小提琴练琴。这把小提琴的音响很温暖，金子一般，几分钟后，‘我们是不是没有朋友’的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影响了。”
梵特感受着籁雅的抱负和狂热，感受着当她觉得受到妨碍时，表现出的冷酷。马库斯早成了过去。后来爱上这十四岁女孩的男孩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在她生日的时候，送了她一把小提琴。籁雅的评价非常残酷，这种情形每每会令父亲打寒战。可是，当她在玛丽那儿不顺心了，回到家，依偎着他又哭又诉，这时，那个时而会扯些怪诞的、不合逻辑事情的小女孩又回来了。
“接着出现了帕格尼尼的问题。他要求的手法不人道，籁雅比着手让我看，这个手法应该是怎样的。她管它叫鬼指型，要求有很大的难以置信的指间距。他的曲子是专门为这样的手写的。籁雅开始做抻拉运动。玛丽阻止她做，她就偷偷做，还读有关尼科洛·帕格尼尼的书。玛丽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她才停了下来。”
“狂热、冷酷、奇言怪语，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些不好。我本该同玛丽谈谈。您问，她是不是也意识到了这样有多危险。可是，我……后来，玛丽就是这样，我不想……我当然也不想让籁雅的声音在公寓里消失，那将是可怕的沉寂。后来我还是听到了那种沉寂，那是死一般的寂静。今天晚上我又得听它。”
我们一公里一公里地离这个寂静越来越近。不知为什么，想象中他那个小小的新公寓——如他所说的，显得十分破旧，楼梯上散发着令人不快的气味。我的速度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她第一次参加比赛时，那段时间里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心想，见到罗耀拉·哥伦以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生活，整天只想籁雅的事。一天，我还没剃胡子就开车去了火车站，路上空无一人。手扶电梯还未启动，我从上面慢慢走下，试图想象，在小提琴音乐主导我的生活之前，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可以知道过去是怎样的，以后会怎样吗？真的可以知道吗？或者，他以后得到的，会受到自己紧张思想的麻痹，令他恍惚以为，那还是从前的？”
“乘升降电梯，我又上到地面，去了大学研究所。此时那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我查看了信件，又去看电子邮箱。有两个比较急的问询，我匆匆给了答复，然后锁上办公室的门。这天早晨，办公室门上我名字前的称呼尤其令我感到滑稽可笑，自命不凡。外面，城市正在苏醒。鬼使神差之中我发现自己开到了蒙比雍（Monbijou）区，自己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的一座简易公寓楼里。这里有我被遗忘的生活，我要找的正是它，它好像同我的职业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它像是我职业生活之前，和其后的生活。”
“那个简易块状公寓楼看上去还同当年的一样。我的第一个职业愿望就产生在那个三楼上：要做一个造假钞的。我躺在床上，想象着要干这事需有哪些先决条件。这一切与我的曾祖父曾作为一个会坑蒙拐骗的荷兰银行家，后来逃到瑞士的事实无关。这事是我很久很久以后知道的。还是个小男孩时，钞票就令我着迷。用一张彩色纸块，可以在商店里得到夹心巧克力，这令我难以置信。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当我们拿着巧克力走出商店，里面的人竟没有追我们，或把我们监禁起来。我的好奇令我不断重新尝试。我开始偷母亲钱盒里的钱。这事做起来令人惊讶，又简便安全，因为母亲总是带着她的新时装设计纸样走遍全国，很少在家；父亲也很少在家，他得带着各种医药产品，走访医生。后来我看了很多电影，只要同作假有关的我都看，包括还有做假画的。然而，付款方式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这令我既失望又恼火。为了惩罚自己，我刚熟悉了使用电脑，就开始计划用电脑抢劫银行。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只通过点击数字，就可以移走实际上不存在的数字。这事让我觉得比买夹心巧克力还让人难以置信。”
“作为销售代理的父亲，结束促销旅行回到家，总是疲惫已极，烦躁不安。他不再有同儿子一起玩的兴致与精力，——这个儿子并不是计划中的产物。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条通往对方的路，这就是国际象棋。在此，人们可以不用说话，坐在一起。父亲下棋时很冲动，鬼点子不少，但对我这样老谋深算的顽强对手，他缺乏耐力，他常输。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从不为他的失败生气，相反却为我的得胜自豪。”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也下象棋。我觉得，当心脏再也使不上劲，他不必再去拼命销售时，他很庆幸。我通过首次博士考试时，他还活着，他笑道：‘马亭·梵特博士，听起来不错，听起来很不错。你没事就泡在国际象棋俱乐部，还能读出个博士，这个我真没想到。’永远得穿最时尚服装的母亲，后来搬到一个较小的公寓。每周我去看望母亲一次，一次临别前，我找个借口进了她卧室，把一些钱放进她的首饰盒。‘可是，你也需要钱啊。’”她翻来覆去地这样说。“是我印出来的。我说。她还活着看到了籁雅的出生。‘哦，马亭！’她说，‘你现在都是父亲了！你那时候可是个要命的独来独往者。’”
“在（伯尔尼）联邦广场，有两个男人在下国际象棋，他们用的超大棋子能有膝盖高。已经是最后的棋局了。那个老先生会输的，如果他选眼下最好走的，拿下对面的小卒。他不确定地看我，我摇了摇头，于是他从小卒旁边走过。看着我们无声交流的年轻人，用眼睛狠狠地盯住我。这样更好，这样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样只能输。”
“五个来回后，他输了。这五步是我指挥老先生走的。过后，老人想和我一起喝点什么，我正在寻找自己的生活，于是走上‘教会田’桥，向我的文理中学走去。这里的学生比我小四分之一世纪，正涌进教室。当教室门一一关上时，我神情恍惚地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在这座学校，我创下了逃课纪录。”
“我走进空荡荡的大厅，这里洗洁剂的味道还一如当年。我在这儿参加过多少次比赛了？我记不清了。一共只输过三次。‘都是跟女孩时输的，’别人总是笑嘻嘻地说，‘都是穿短裙的。’”
“最有趣的是同凯瑟下棋，他是我地理老师汉斯·吕蒂的死对头。凯瑟是个缺乏想象力的特立独行者，有个大下巴，脸上皮肤绷得挺紧，发着亮光，从他的自我感觉上看，他尤其适合做一个总参谋部官员，他巴不得穿着配有匕首的制服来上课。对他来说，地理课意味着：背下瑞士所有隘口的名称。他在课上总叫我‘特！’，对此，我基本上没有反应。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姓凯瑟[30]，还得管他的对头叫‘梵特’[31]，这的确很苦涩。他改口叫我梵特后，我才说，苏斯滕隘口在阿勒河下面通过，辛普朗隘口通过坎德施泰格[32]连着坎德施泰格隘口。他每次参加象棋比赛都输，看到他每次都不肯相信自己又输了的神态，那才让人开心。他恨我，恨死我了，特别还有我的名声：我是学校里最野的狗，最狡猾的魔王，却让人不得不承认，比某些老师脑子还明白。每次比赛，经过凯瑟棋盘时，我都不看他，装腔作势似的抬抬眉毛，尽快走过去。他试图推翻医师为我做出的不宜入伍的证明，他认为那些症状是模拟出来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天上午我去了籁雅的学校。到的时候，正好是课间休息。本来我打算走到她跟前，跟她说，我为什么这么早从家出来，可临时改变主意，只是隔着一段距离望着她。她站在自行车棚处，一只手心不在焉地在一个大梁上蹭来蹭去。现在在我看来，这种漫无目的的摩擦，正是我在圣雷米医院木柴垛后面看到的，那是生活漫无目标的不起眼的前兆。”
“这时，她转过身，到几个扎堆的学生跟前，听一个一头乌发的女孩子在说什么。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喜欢马，喜欢篝火和响亮的吉他音乐的女孩，一个加州大学女生群体中圣女贞德似的形象，她是萨斯费人，叫克拉拉。她能用手指头抬起山地车，其他方面她也表现出好像无所不能。但她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她的名字。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她恨自己的名字。她不想叫克拉拉，想叫丽丽，只想叫丽丽，不能是别的什么，如果有人不这样叫，她便视之为宣战。”
“这两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少女之间，存在着显著对立，其对立可以用不同方式来描述。那边丽丽的脸上，有太阳晒足的健康的肤色，籁雅这边却是雪花石膏样的，使她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那边的丽丽，运动员身材，仿佛随时都可以跳高，而这边的籁雅站姿坐姿都不灵巧，让人很容易有个印象，她忘了她的四肢在什么地方；那边丽丽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直射过来时，眼睑一眨不眨，而这边的籁雅，一双深色眼睛的长睫毛搭起了密密阴影，从那儿扫出来的总是迷迷蒙蒙的一瞥；那边是寻常的古铜色健美的登山女王，这边则是白皙、高贵的在悬崖边寻找平衡的音乐仙女。丽丽总要争执，就像太阳直射的尘土飞扬大街的正午；籁雅则会对争执做出不理不睬的样子，然后为将事情说明白，用些花招手腕，闪电般地从潜伏的阴影中脱出。这一切是不是太像我的方式了？在与克拉拉的争斗中，她不愿意用塞西尔的能干，更愿意用我的狡猾——用一把无形的花剑来刺穿对手吗？”
“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去了我作为大学生时住过的地方，在从前那个国际象棋俱乐部站了很久。我大学时期的生活费，部分就是在这里挣得的。他们管我叫哑弹马亭，盲棋马亭，因为我常能不看棋盘同时同多位棋手下棋，挣下一半入场券。一次，只有一次，我的记忆出现了全线崩溃，那天晚上我没有赢一场。在那以后，我有半年没下棋。我有时晚上去看父母。他们为有我这样能上大学，又可以自食其力的儿子自豪得不得了，其情其景令人感动。我自己却热切地希望，他们能忘掉这一切，做一次对游荡街头的懦弱儿子有庇护能力的强干父母，就做一个晚上，只做一个晚上。从学校寄来的警告信，都让我截获了，做一个挂钥匙的孩子，就有掌管信箱的权力。他们怎么知道，那一切并不是看上去的样子？”
“快到下午了，籁雅很快会回家的，我应该在家里。我却想看电影，想重复往昔的体验：在明亮的午后时分，坐进黑暗的电影院，去看首场，去享受在做无人所做之事的感觉。”
那时我去看汤姆·考特尼在跑道上奔跑，看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坐在终点线前面的跑道上，看了中午场，看下午场，还要看夜场。
“我一点没看电影。起初我想，现在籁雅会看到一个空房子，就像早上那样。可是慢慢地，我明白过来，这关系到更重要的事情。我在想象，如果没有籁雅，会怎么样。如果我不用再照料她，不用做饭，不用担心出现新湿疹，再听不到她练琴，不会再经历怯场……我想象着，开了一整夜车，然后站到玛丽·巴斯德的门前。我跑出电影院，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