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事物起源，就是研究事物本质。要真正搞清楚新中国一个甲子以来研究印度文学的情况，就要弄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唯有懂得了前世，才能深刻知道今生。
鲁迅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道德、信仰、艺文无不蒙贶。”[1]检阅中国诗学史，从魏晋开始就与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刘勰的《文心雕龙》、皎然的《诗式》，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受到了印度佛教的影响。说得确切一些，是刘勰、皎然研究佛经，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文心雕龙》和《诗式》是两位作者研究印度诗学的产物，是中国诗学和印度诗学融合的结果。
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失，刘勰、皎然等人是如何研究、消化、吸收印度诗学的，其过程如何，请教对象是谁，研究的具体经典有哪些，至今仍不得其详。这是治“龙学”和印度文学研究史者，在今后应该加强着力之处。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华民族3000年来历史大变局的动荡年代，对印度文学译介、研究的成果进行盘点梳理，进而认清其主要特点及成因，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新中国对印度文学译介、研究的情况，有着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王向远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一书中，对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译介、研究，进行了有重点的梳理和评价。他向我们介绍了许地山和柳无忌的两本《印度文学》。许著《印度文学》初版于1930年，1931年和1945年两次再版。“这本书虽然不称为‘印度文学史’，但它其实是一本系统叙述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文学发展进程的文学著作。”[2]在充分肯定许著的“开拓性”功绩的同时，对它的若干缺失，如将印度两大史诗断为“钦定诗”等，给予了应有的指正。
柳著《印度文学》于1945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5月重版，1982年在台湾再版。柳著是许著的继承和发展：较多运用许著材料和观点；规模有14万字，是许著的一倍多；将泰戈尔作为全书重点之一；最后一章《印度独立前后的文坛》介绍了伊克巴尔、奈都、普列姆昌德等三位杰出作家。王向远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王向远以《对两大史诗的初步译介》为题，对中国早期介绍、翻译印度两大史诗的情况作了归纳。他认为：“到了20世纪初，我国文学家、学者开始注意到印度两大史诗。”接着，他举出1907年鲁迅在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及苏曼殊在《文学因缘自序》中，对两大史诗的评论。王向远认为：较早全面介绍两大史诗的，是著名学者、文学家郑振铎。他在1927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的上册第六章《印度的史诗》中，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作出了新的详细介绍。“由于《文学大纲》的这一章，现代中国的一般读者才能比较系统地了解印度两大史诗的大体内容，以及它们在印度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文学大纲》的缺点，王向远能如实指出，认为“最可惊异的精炼的”这一评语并不恰当（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以内容芜杂、文字枝蔓为许多研究者所诟病），但郑振铎对两大史诗的介绍和基本定位是正确的。他还明确指出，季羡林之前的两大史诗研究属第一阶段。郁龙余认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未能以梵文原典来解读史诗，而是依据西文、日文著作向国内读者作介绍性研究；其二，这种研究一般都表现为简要而概括，未能深入；其三，研究者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这为印度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3]迦梨陀娑的名剧《沙恭达罗》很早就引起中国学者重视，对它的翻译、研究和介绍，头绪繁多。王向远对此进行了梳理，而且将卢前和王维克、季羡林所译《沙恭达罗》第四幕的同一段内容进行比较，认为“卢前译本、王维克译本、季羡林译本各有特色，为不同阶段的译本的代表”。[4]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正处于左右两大思潮争论的激荡期。泰戈尔善意的访问，受到了极大的争议。其实，事出有因。王向远认为：“这些围绕泰戈尔来华及对泰戈尔思想的论争，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化、文学界关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争的主要内容，也表明泰戈尔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5]这次争议余绪不断。2011年，正值泰戈尔诞辰150周年，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莫尔多·沈发表文章《泰戈尔与中国》，问道：“泰戈尔对中国充满着敬仰和热爱，同样中国早期也曾经对泰戈尔倍加赞赏，可是后来是什么引起中国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广泛赞誉发生改变呢？”[6]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对印度文学的译介、研究和评价，具有三大重点。
第一，印度文学在传统佛学向现代梵学的转型中重新活跃。
中国学者学习梵文、介绍两大史诗和迦梨陀娑，始于20世纪初，甚至更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佛教及佛教文学的催发、滋养作用，无与伦比。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佛教被抬到立国、兴国的空前的理论高度，被维新派视作‘最高尚’的‘新信仰’。反映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有时竟满纸梵语，通篇佛理，理胜于辞，质而不文。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这一时期可谓是佛教驾驭文学，同时又是文学宣传佛教的时期。就诗坛而言，则是佛学驾驭诗歌和诗歌宣传佛学。”[7]
然而，佛学、佛教好景不长，风光不久又落入困境。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很快将矛头对准了佛教文学。从“神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成了五四之后的创作主流。
戊戌变法前后的佛诗属于中国文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此时正值新一轮印度文学进入中国，这些佛诗一改以往的禅趣风格，而是充满政治激情和印度味。
第二，印度文学的在华命运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
苏曼殊是20世纪初译介、研究印度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作为中日混血儿热爱中国、中国文化尤为炽烈。作为一名斗士，他曾经为革命舍生忘死；作为一名僧人，他一心为了复兴佛教而努力。他编写《梵文典》，介绍《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翻译《沙恭达罗》，这本来是纯粹的语言、文学的传播。但在，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发生在苏曼殊身上，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报国救亡，是当时中国民族精英的集体意识。苏曼殊编写《梵文典》，资料是由畏友陈独秀提供的；他的许多译文，如《阿输迦王表彰佛诞生碑》，都由章太炎润色，有的合署，有的单署；就是最能反映反抗殖民主义心志的《娑罗（Sala）海滨遁迹记》的翻译，也得到了章太炎的鼓励与帮助。在这种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翻译、介绍和研究印度文学自然会深刻反映作者的心情、文学观及对社会反应的考量。于是乎，这些汉译的印度文学的命运就和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泰戈尔访华引起激烈争论有深层次原因。
1913年中国文坛开始对泰戈尔的译介，一路不停，到19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支以梁启超、胡适、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为代表的拥泰派。在他们的带动下，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翻译、介绍、评论泰戈尔的热潮。徐志摩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说：“太戈尔在中国，不仅已得到普遍的知名，竟是受普遍的景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回答说太戈尔。在新诗界中，除了几位最有名神形毕肖的太戈尔的私淑弟子之外，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这是很可惊的情况。一个外国的诗人，能有这样普及的引力。”[8]在1920年代第一次泰戈尔热潮之中，存在着一场拥泰派和倒泰派之间的激烈争论。这支倒泰派的队伍不小，他们也都是民族精英，一支有影响的左派力量。瞿秋白、恽代英、陈独秀、沈雁冰、沈泽民、吴稚晖、郭沫若等，均发表了批评泰戈尔的文章。
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研究愈深入，对他访华引发争议的研究愈深入，就愈加明白争议的真正的深层原因。这主要是：中印两国独立解放的道路不同，中国走的是革命道路，印度走的是非暴力道路；打倒推翻的对象不同，中国要打倒推翻反动政府，印度要赶走英国殖民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中国是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印度以传统文化为武器。明白了以上情况，我们对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争议，遭到中国左派精英的嘲讽、责难，就不会吃惊了。当时，泰戈尔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并导致一系列不愉快事件的根本原因。
抓住以上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对印度文学译介、研究的三大重点，对于我们梳理、评价新中国印度文学研究，无论从历史还是学理的承上启下讲，都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在世界文学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与两千年来中印频繁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佛经翻译，印度丰富的古代文学，特别是故事文学，大量地被译成汉语。汉文大藏经成了研究印度古代文学的巨大宝库，使得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宝库，已经得到发掘。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虽然已经十分骄人，但还仅仅是个开始。
对印度文学的研究，一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如对佛经文学的研究，一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其中尤以对印度语言掌握不足最为突出。正是这些成就与不足，形成了中国印度文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20世纪后半期至今，中国所翻译介绍的印度文学作品数量多、内容广，以印度读者为目标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也成绩显著。这其中，中国和印度学者在两国文学交流过程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比较起来，扩大和深入介绍印度文学还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即1949年解放后。这半个世纪，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报刊和各种各样的选集中的散篇外，翻译出版了250种左右的印度文学。”[9]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中国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第一，对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成果丰硕。
在1950年代的高潮期和1980年代以后的平稳发展期内，中国对印度文学作品的翻译取得了很大成绩，译作内容丰富，这两个时期最值得介绍的是对两大史诗的翻译出版以及对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作品的译介。《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是印度后世很多文学的素材来源，也是印度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早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国相继翻译出版了两大史诗的散文缩写本《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和《罗摩衍那的故事》，这些译本帮助中国读者初步了解了两大史诗的故事内容。1980年至1984年间，由季羡林先生翻译的诗体全本《罗摩衍那》（共8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印度文学译介的大事，也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2005年12月，黄宝生先生和其他梵语学者集体合作的结晶《摩诃婆罗多》（共6卷）也翻译出版。两大史诗的翻译出版，是中国印度文学译介过程中的两座里程碑。除两大史诗外，古典梵语戏剧文学作品译介同样成就卓著。如季羡林先生翻译出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吴晓铃先生翻译了戒日王的《龙喜记》和首陀罗迦的《小泥车》，金克木先生翻译的迦梨陀娑长诗《云使》等，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印度古典文学中璀璨的珠宝。跋娑的《惊梦记》也在1980年代翻译出版，迦梨陀娑的《摩罗维迦和火友》由吴文辉译出并出版。可以说，这些学者译介了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中的精华篇章。
第二，对印度英语文学的译介平稳发展。
印度英语文学虽然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但它也逐渐成为了印度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0年代，就出现了印度英语小说“三大家”（M.R．安纳德，R.K．纳拉扬和拉迦拉奥），时至今日，印度英语作家和英语文学作品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英语使用的广泛性，中国所翻译的印度各语种文学和中国所译介到印度的中国文学，开始时主要就是依靠英语翻译，印度英语文学因为创作语言的便利性，也成为中国所译介的印度文学的重要部分。除了中断期外，在中印两国文学交流的四个时期内，中国对印度英语文学的译介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印度英语作家安纳德可谓是作品译介数量较多的作家，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9月间，中国集中出版了安纳德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两叶一芽》和《苦力》。此外，在1950年代期间，还出版社了若干本安纳德的短篇小说选集。“拉卢三部曲”是安纳德重要的作品，1980年代，王槐挺先生所译的《村庄》和《黑水洋彼岸》出版，2011年4月，最后一本《剑与镰》终于出版。
在两国文学交流的平稳发展期内，中国对印度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呈多样化发展趋势。这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对印度当代文坛获国际文学奖作家作品进行及时的译介。每年颁发一次的“布克奖”是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近年来，印度作家屡屡获此殊荣，中国出版社一般都会在第一时间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如《微物之神》、《失落》和《白老虎》。另一方面，中国对一些印度裔的作家作品也进行了译介出版。印度裔的作家流散在世界多地，有些作家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如维·苏·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等，国内对他们的作品翻译出版的也较多。同时，一些新兴印度裔作家的作品也受到了国内翻译出版部门的青睐，如近年来出版了《第二十个妻子》和《我心姐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再者，国内出版社也开始关注、译介一些印度当下最新流行的、有影响的小说，小说《恒河的女儿》，当时被出版社宣传为“印度第一畅销书、美英法德日韩等30多个版本全球热读”。
第三，印度各语种文学作品译介丰富。
除了印地语和英语外，印度宪法所公认的官方使用语言另外还有22种。每年，印度Sahitya Akademi都会评选出各语种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国对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其他重要语种的文学作品译介也很丰富。中国的印地语教育开展较早，在1942年于云南建立的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中就开有印地语科，1949年并入北京大学，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都设有印地语本科教育部分。一些精通印地语的学者们，也是印地语文学的译介者，他们翻译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印地语文学作品。以印地语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为例，中国学者译出了包括《戈丹》、《仁爱道院》和《舞台》等他的10部长、短篇小说集和一本论文学的论文集。此外，翻译的乌尔都语作家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也有11种之多，其中《一个少女和一千个追求者》出了两个译本，总共发行了66万册之多。其他语种的作家如萨拉特、阿基兰、般吉姆、耶谢巴尔和古尔辛·南达等也有不少作品翻译出版。
总的来说，中国对印度各语种文学都有所译介，但以印地语文学作品为主。黄宝生、倪培耕、周志宽等译的《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里包括了多语种的短篇小说，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印度不同的社会文化风貌。
第四，泰戈尔的作品译介方兴未艾。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1949年以后，在诗歌出版的基础上，泰戈尔的小说、戏剧和散文等体裁的作品也陆续翻译出版。对泰戈尔的作品译介有区别于其他印度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译者范围不局限为印度文化文学的研究者们。由于泰戈尔有不少作品已经被翻译为英语，这就使得一些英语翻译者也加入到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中来。此外，泰戈尔的作品也有一些印地语的译本，国内一些印地语学者也翻译了部分泰戈尔作品。除了译者广泛外，泰戈尔作品的译本也版本众多。如1958至1959年，出版了他的四卷本《泰戈尔剧作集》，1961年，又出版了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2000年，24卷本的《泰戈尔全集》出版是泰戈尔的作品译介过程中的一个高潮，它收集了泰戈尔的全部诗歌、小说，绝大部分的剧本和论述等内容，这套书籍所包括的泰戈尔的作品最多最全。2016年，在之前翻译出版的基础上，一套更为全面的、作品都译自孟加拉语的《泰戈尔作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至今日，仍然有各种版本的泰戈尔诗歌出版，可以说，泰戈尔是一位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外国诗人，当泰戈尔的全部作品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时候，人们对这位作家的了解将会更全面，更能体会他和他作品的魅力。
通过回顾，总结中国印度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点明和分析中国印度文学研究的特点，对于今后的发展，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页。
[4]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5]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6]〔印度〕阿莫尔多·沈：《泰戈尔与中国》，黄蓉译，谭中审校，载《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6页。
[7]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8]徐志摩：《太戈尔来华》，载《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
[9]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