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语是南亚次大陆的主要语种之一，印巴分治和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它是孟加拉国的国语，也是印度东部孟加拉邦的主要语言。孟加拉语文学曾一度是印度近现代史上最丰富、最多产的语种文学，对印度文学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印度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孟加拉语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在1984年出版的《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中，收入了王雅升的《近代孟加拉文学中的散文》一文。这篇文章对19世纪之前的孟加拉语文学传统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着重论述了19世纪以来，在英国文学的影响下，孟加拉语文学散文创作，从福特·威廉学院影响下的散文语言的尝试，到罗摩·摩罕·罗易的孟加拉语哲学、政论文章，再到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长篇小说，最后在泰戈尔笔下达到高峰的过程。这是中国非常有限的介绍孟加拉语文学史的文章。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综合介绍孟加拉语文学的成果，也没有相关的文学史被翻译过来，这是中国印度文学翻译与研究中的一个遗憾。与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翻译相比，中国的孟加拉语翻译人才有限，在从孟加拉语原语直接翻译作品方面，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石真先生当居首功。新时期以来，白开元教授和董友忱教授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年）是孟加拉语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大作家，他被公认为是孟加拉语小说之父，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般吉姆作品的汉译很少，直到1988年，在般吉姆诞辰150周年之际，才出现了他的小说译本。是年，石真先生将他的《毒树》（1873年）从孟加拉语直接翻译成汉语出版。《毒树》是般吉姆第一部反映社会及家庭生活问题的长篇小说，也是孟加拉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对此类问题进行探讨的作品。另外，在周志宽主编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印度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中，收入了由黄志坤翻译的般吉姆短篇小说《拉达兰妮》。
中国学界对般吉姆的研究也有限。周志宽为《毒树》的汉译本撰写了一篇带有研究性质的代序《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诞生150周年纪念》，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周志宽较早一篇研究文章的缩略版。1986年，周志宽撰写并发表了长文《般吉姆长篇小说述评》（《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文章指出，般吉姆创作了第一部印度人用自己的语言写的长篇小说，被尊为“印度长篇小说之父”。长文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般吉姆的生平和他创作生涯中的两次重要转变，并对他创办的重要文学杂志《孟加拉之镜》进行了介绍。文章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加以论述，指出在第一个时期般吉姆在创作上深受司各特的影响，开了印度文学历史小说之先河，第二个时期他的民族民主思想有所发展，在第三个时期般吉姆通过作品反映孟加拉地区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表达了对英国侵略者的不满。文章较为详细地评介了般吉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阿难陀寺院》，并敏锐地指出了其中蕴含着狭隘的印度教民族情绪。文章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般吉姆的创作从历史小说到逐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作品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思想的变化。该文还客观地指出，般吉姆的作品体现了“新印度教”派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自信心、反对统治者的专横压迫、反对崇拜西方文化的思想，但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派别主张中复古，甚至保守的一面。不过文章对般吉姆小说中宗教因素的批评显得有些脱离印度文化的背景。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是中国1980、1990年代在般吉姆研究中的一篇力作。21世纪，中国研究般吉姆的文章有所增加，其中《论印度历史小说的奠基人般吉姆》（董友忱，《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以资料的丰富翔实见长，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般吉姆的生平，并对他的7部历史长篇小说《要塞司令的女儿》（1865年）、《穆里纳莉妮》（1869年）、《月华》（1873—1874年）、《阿难陀寺院》（1882年）、《黛碧·乔图拉妮》（1884年）、《西达拉姆》（1887年）、《拉吉辛赫》（1893年）逐一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指出般吉姆的历史小说再现了印度各族人民反抗异族统治和奴役的光荣历史，赞美了他们那种敢于斗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气概，从而也激发了印度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鼓舞了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他的历史小说不仅开创了孟加拉语历史小说的先河，为孟加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而且也为印度近代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般吉姆是印度历史题材小说的鼻祖，开创了印度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论般吉姆社会小说的道德立场》（王春景，《东方论坛》，2009年第6期）以《毒树》和《克里希纳甘特的遗嘱》（1878年）为主要对象，分析了在般吉姆以女性问题为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思想：他一方面主张女性应该遵从传统，否定寡妇再嫁，表现出作家道德立场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又在作品叙述中对受压抑的女性流露出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文章指出这种复杂的态度是近代文学中东方作家自身的传统观念与近代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时期，民族独立与社会启蒙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篇文章也显示出年轻学者在传统的研究中所具有的新的批评视角。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年）是孟加拉语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说大师，他是一位有力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作品中又时常流露出与现实主义不太相符的感伤情绪。萨拉特1913年进入文坛，一生共出版了36部小说，他在孟加拉语文坛上作为小说家的声誉，甚至超过了般吉姆和泰戈尔。萨拉特的作品在中国得到的汉译较早，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石真先生翻译的《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年）。这是一部对印度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奁资制和传统的社会习俗进行批判的中篇小说，印度影片《黑姑娘》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来。在小说译后记中，译者简要地介绍了萨拉特的生平与创作情况，并指出萨拉特的大部分作品中，充满了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和对不合理社会的控诉，真实地反映了孟加拉的社会现实。其作品语言朴素、凝练，又充满机智和幽默，体现出他对人们内心深刻的理解。此后，得到汉译的萨拉特的长篇小说有两部：《斯里甘特（一）》（1917年），石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秘密组织——道路社》（1926年），刘国楠、刘安武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5年版。译介过来的萨拉特的短篇小说有三篇，收集在《印度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分别是《奥帕吉的天堂》（石真译）、《光和影》（周志宽译）和《旱》（冯金辛译）。《斯里甘特》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跨越了萨拉特创作的前后两个阶段，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全书共有四卷，遗憾的是汉译本并没有译全，或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80年代之后印度文学翻译在中国外国文学译介领域的状况。石真先生为《斯里甘特》撰写了一篇较有学术价值的序言，清晰地介绍了萨拉特的创作概况，指出萨拉特的小说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不平和他对丑陋现实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保守思想，这一点在他处理寡妇的爱情生活和再嫁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他的作品中，有进步与保守思想的结合，且正是这种结合揭示了孟加拉中产阶级内在的普遍心态。序言还介绍了《斯里甘特》的主要思想和内容，以及它在语言方面和结构上的特色，并指出结构不够严密是其不足。序言对萨拉特创作的评价是建立在作品之上，且具有较为客观的文学批评视角。刘安武先生在《秘密组织——道路社》的译后序中指出，这部作品由于其反殖民统治的题材而在萨拉特的创作中显得独具特色。与萨拉特作品的翻译和他在孟加拉语文学史上地位不符的是，中国学界对萨拉特并没有显示出研究的兴趣和热情，迄今为止，除了在文学史中有对他的一般性介绍，比较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性文章即为文中所提到译本的前言后记。这种研究上的“冷落”是一种值得深究的现象。
马尼克·班纳吉（1908—1956年）是萨拉特之后孟加拉语文坛的一位著名小说家，他在前期是作为传统主义者而出名，但后来转向左翼，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学运动，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是孟加拉左翼作家的著名领袖。我国对马尼克的翻译开始得较早，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郭开兰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长篇小说《帕德玛河上的船夫》。他的短篇小说翻译过来的有一个小说集和两个短篇，分别是：《玛尼克短篇小说选》（石真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愤怒》（袁若译，见《印度短篇小说集》，潮锋出版社，1953年）；《匠人》（冯金辛译，见《印度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帕德玛河上的船夫》出版于1936年，是马尼克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孟加拉的母亲河——帕德玛河上渔民们的生存本能和在外在压迫中挣扎的不幸生活。在汉译本的译后记中，译者指出这部小说是马尼克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后记对马尼克在这部小说之后的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这种评论更多地是从马尼克是一位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作家这一点出发，带有较强的阶级论色彩，并不完全符合文学事实。对于马尼克的文学创作，有两篇论述文章，分别是《马尼克与鲁迅的文学之路》（崔岩厉，《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和《马尼克的文学之路》（崔岩厉，《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这两篇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马尼克的家庭背景、生平、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和作品概况，指出他的创作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创作具有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色彩，后一个阶段是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创作。《马尼克与鲁迅的文学之路》比较了马尼克与鲁迅的家庭背景以及二者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过程，以及他们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认为二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纪印度文学史》指出，马尼克的文学创作就艺术性而言在前后期有较大差异，前期艺术成就大于后期。
此外，翻译过来的孟加拉语小说以短篇为主，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主要有：毗菩提·菩山《云曲》（黄宝生译），普拉巴特·库玛尔·穆克帕徳亚伊《女神》（倪培耕译）、《买花的钱》（冯金辛译），达拉桑卡·班纳吉《拉达拉尼》（石真译），阿钦特亚·库玛尔·森·古普塔《耍竹竿》（冯金辛译），普雷门德罗·米特罗《这是可能发生的》（倪培耕译）。在《理发师工会》（1954年）中，收入了苏西尔·简纳的两个短篇《审问》、《父亲》和萨玛雷西·勃斯的《患难兄弟》。在《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1978年）中有比夏姆·沙赫尼的《贬值》，在《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印度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中有萨拉丁度·班纳吉的《佛陀像》（黄宝生译），拉马纳特·拉那的《孤独》（黄岩译）。这些作家作品中，毗菩提·菩山和普雷门德罗·米特罗是孟加拉语文学史上公认的著名人物。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四个朋友的故事》（钵刺摩闼·乔笃黎，吴华译，吴晓铃校）是一部被忽略的作品。乔笃黎，即帕拉默特·乔杜里（Pramatha Chaudhuri,1868—1946年），在当代孟加拉新文艺运动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与泰戈尔一起主编《绿叶》杂志，并试图突破传统诗歌，发展现代诗，在泰戈尔的影响渗入整个孟加拉语文学之时，他竭力保持自身文学创作的独立。《四个朋友的故事》最初于1915年发表在《绿叶》上，小说构思独特，语言独具特点，采用了朴素而精致的孟加拉口头语言写作。199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新的孟加拉语小说《金藤》（达罗克纳特·贡戈巴泰，董友忱等译），显示出中国孟加拉语小说翻译一直在延续。
孟加拉语文学具有长久的诗歌传统，但除了泰戈尔的诗作之外，中国对孟加拉语诗歌的译介比较有限，得到了集中译介和较为学界所重视的，是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伊斯拉姆（1899—1972年）是孟加拉语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在最初进入文坛时主要创作短篇小说。1917年之后在印度逐步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伊斯拉姆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他投身于独立运动之中。1919年他发表了《叛逆者》一诗，这首长诗以激进的思想、奔放的感情和雄伟的韵律引起了社会轰动。伊斯拉姆一举成名，获得了“叛逆诗人”的称号。在为独立进行的斗争中，伊斯拉姆的主要武器是歌曲和诗歌。他的歌曲和诗歌充满了与一切形式的专制和非正义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精神。他像瓦尔特·惠特曼一样，是个完完全全的民主诗人、人民诗人，泰戈尔曾将自己的剧本《春》（1923年）题献给他。孟加拉国独立之后，伊斯拉姆移居孟加拉国，被尊为孟加拉国“国家诗人”。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伊斯拉姆诗选》，由黄宝生、石真翻译。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收入22首诗，其中《歌曲》、《进行曲》、《疯狂的过客》、《山民之歌》、《短歌》、《黄昏星》、《短歌》7首是由石真从孟加拉语原文译出，其余的由黄宝生据英文译本转译出。译者前言介绍了伊斯拉姆的生平与创作，指出伊斯拉姆诗歌的生命力在于充分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心声，是与农民真正融为一体的创作。他的作品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向往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此后直到2006年，这个小册子都是中国唯一的伊斯拉姆诗歌汉译本。2006年，由白开元教授翻译的两卷本《卡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歌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这套诗选集中了伊斯拉姆优秀的诗歌，均是从孟加拉语原文译出，译者白开元教授浸淫孟加拉语数十年，且是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的主要译者，译文质量有保证。这部诗集的出版，不但是中国伊斯拉姆诗歌翻译的突破，也是中国孟加拉语文学翻译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对中国孟加拉语汉译文学的极大丰富。1984年，白开元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伊斯拉姆的长文《时代的号角——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歌初探》（《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这篇文章对伊斯拉姆诗歌的思想内容从爱国主义、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反帝斗争的时代强音、对种姓制度和宗教迷信的鞭挞这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论述，指出在伊斯拉姆的创作中贯穿着一条时代的脉络，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其诗歌的显著特色。他的诗歌注意借鉴民间歌谣的艺术手法，语言通俗朴素、比喻贴切幽默。文章还对伊斯拉姆在孟加拉语文坛引起争议发表了看法，指出无论是质疑伊斯拉姆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评论，还是刻意将他与泰戈尔相提并论的评价，都带有教派的偏见。白开元认为，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还是格律上看，伊斯拉姆都对孟加拉语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伊斯拉姆的歌曲进行了介绍。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全面地评介伊斯拉姆的文章，其论述也都较为符合文学事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从〈叛逆者〉一诗看卡吉·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叛逆性格》（于殿周，《南亚研究》，1983年第3期）结合伊斯拉姆的成名作《叛逆者》一诗，对他的叛逆性格进行了介绍。近年来，中国学界还出现了几篇研究伊斯拉姆歌曲的文章。这也显示出中国正在形成对伊斯拉姆成就和价值的较全面认识，伊斯拉姆研究正在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遗憾的是，孟加拉语古典诗歌几乎没有得到汉译。这对于全面理解孟加拉语文学的概貌来说，是一个欠缺。关于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散文的翻译比较有限，在刘安武先生主编的《逝去的岁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包含了一部分分别从乌尔都语和孟加拉语原文翻译而来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都经过了精心挑选，有助于读者和学界了解这两种语言中散文创作的情况。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对孟加拉语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尤其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是与孟加拉语文学在近现代印度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的。或者可以这样说：由于将泰戈尔作为孟加拉语文学的代表，因此学界对其他的孟加拉语作家作品重视不够；但在对泰戈尔进行研究时，相当一部分学者关注的却是泰戈尔的英语作品。这样的错位，需要及早拨正。实际上，除去泰戈尔，在他之前和之后，乃至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中，也仍有许多取得了较高文学成就、具有学术价值者，如已译介过来的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没有译介过来的菩塔代沃·巴苏。
第二节 诗圣泰戈尔及其作品研究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年）是印度现代诗圣，和甘地（圣雄）、奥罗频多（圣哲）并称“现代印度三圣”。他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最负盛名、最重要的诗人，也是印度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爱国者。他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亚洲人。泰戈尔是近代东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的巨擘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对印度近现代文学影响巨大，还对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深远影响。泰戈尔及其文学是近现代东西方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
泰戈尔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外国诗人之一，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外国诗人。学界一般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泰戈尔作品译介有三次高潮，如果将时间截止到2000年，三次高潮的说法是符合情况的。如果将时间延续到21世纪，则可以看到，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在21世纪正在迎来另一个高潮。
中国对泰戈尔作品译介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20年代，确切地说是1920年代的前四五年。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10卷4号上发表了《台峨尔之人生观》，介绍泰戈尔的思想。这是中国第一篇介绍泰戈尔的文章，但文章和泰戈尔都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和重视。1915，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发表了四首译自《吉檀迦利》的泰戈尔诗歌，诗歌用五言格律形式译出，名之为《赞歌》四首。根据现存资料来看，这四首诗也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汉译泰戈尔作品。之后，天风、无我、刘半农也都翻译过泰戈尔的诗歌。刘半农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带有白话诗实验创作的性质。但真正的泰戈尔作品译介高潮始于1920年前后，并在1924年泰戈尔来华前后达到顶峰。当时翻译的泰戈尔作品在体裁上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诗歌，戏剧《齐德拉》由于在泰戈尔来华时曾公开演出，因此也有一定的名气。从语言上看，翻译过来的作品均是泰戈尔的英文译作。在这一时期的译介高潮中，郑振铎、徐志摩、王统照起了重要作用。郑振铎翻译了大量泰戈尔的诗歌，他以文人特有的敏感捕捉了泰戈尔诗歌尤其是《飞鸟集》、《新月集》等短诗中的微妙情致，并用清丽、简洁、流畅的汉语将之译出，译文不但传达了原诗的情绪和思想，而且在汉语语境中也获得了浓厚的诗意。他译的《飞鸟集》至今仍是该诗集最受欢迎的译本。徐志摩撰写了大量热情洋溢的文章，向中国读者和学界介绍泰戈尔。他也是极力促成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主要人物。王统照则是早期较为深入分析了泰格尔作品和思想——这点在当时的文坛并不多见——的人。他的《太戈尔的思想与诗歌的表象》体现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的较为准确的理解，在今天看来也仍是具有价值的文章。泰戈尔的第一次译介高潮中也并不尽是欢迎与赞誉，泰戈尔1924年访华以及由此引起的我国文坛的论战，是中国1920年代文坛的一桩重要事件。“泰戈尔访华事件”及其背后潜藏的当时中国文坛的左、右之争，改革与保守之争，是一个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课题，目前中国已有几部作品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的译介中，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和影响，中国对泰戈尔文学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诗歌上，对泰戈尔诗歌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其玄思、冥想、浪漫的一面，在整体上对泰戈尔文学理解并不深入。
泰戈尔访华之后，中国文坛对泰戈尔作品的译介迅速减少，直到1949年之前泰戈尔作品都没有再获得更多的关注。这期间偶尔有作品译出，如1945年有张炳星译《太戈尔献诗集》（重庆，译者自刊），1948年有施蜇存译《吉檀耶利》（永安正言出版社）。
1949年之后，泰戈尔作品迅速在中国重新获得了重视，因此，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在1950年代迎来了汉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高潮从1950年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1961年《泰戈尔作品集》十卷本出版。这期间的翻译比之1920年代，显得更有组织、有计划、延续性更强。在译介的语言上，除了继续从英语大量进行翻译之外，也出现了从孟加拉语直接翻译的作品，如石真翻译的《摩克多塔拉》。在早期的泰戈尔作品原语翻译中，石真先生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鉴于泰戈尔的几乎所有英文文学作品实际上都是从他的孟加拉语作品翻译而来，石真先生的原语翻译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一时期还对新中国成立前已经翻译过的一些作品进行了重译和补充完善，出版了一套《泰戈尔剧作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这一时期翻译的作品，除了早期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诗歌，更注重对泰戈尔的现实主义诗歌、小说的译介。在翻译过来的作品中，有两部作品至今仍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
其一是《吉檀迦利》。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全译本，这是第一个真正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行的译本。冰心从青年时期就崇拜泰戈尔，自己又是诗人、作家，因此尽管她译的《吉檀迦利》虽然有一些误译或错译之处，整个译本却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冰心译本在译文中保留并强化了英文版的节奏感，遣词用句精准独到。由于深知泰戈尔对词语使用的娴熟和英文版《吉檀迦利》本身言辞的优美，在翻译这本诗集的过程中，冰心对字、词的选用是颇费匠心的，关于这一点，她自己曾说：“为了要尽情传达出作者这‘歌鸟’般的飞跃鸣啭的心情，使译者在中国的诗歌词汇的丛林中，奔走了好长的道路！”[1]冰心译本在用词方面的显著特点在于其用词的凝练、准确，以及译文在遣词用句中对骈俪手法的化用。这种对骈俪的化用，赋予了冰心《吉檀迦利》译本以一种流动的韵律感，同时也使其具有了一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诗的韵味。冰心译《吉檀迦利》在美学风格上独树一帜，具有典雅、清隽、明朗的美学风格。阿英（黄英）曾这样论述冰心的文字风格：“她的诗似的散文的文字，从旧式的文字方面引申出来的中国式。”“冰心的文字，是语体的，但她的语体文，是建筑在旧文字的础石上，不在口语上。对于旧文学没有素养的人，写不出‘冰心体’的文章。”这一论述针对的是冰心的诗文，但同样也适用于她翻译的《吉檀迦利》。对诗歌韵律节奏的保留、对译文用词的推敲以及译文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三者的结合，使得冰心的译文整体上达到了与英文《吉檀迦利》的高度一致，不但如此，甚至还出现了某些诗篇在孟加拉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中都极为相似的情况，其中尤以第10首、第35首、第36首和第85首为代表。这种相似首先表现在思想内容上的类似，其次尽管原文是格律诗，但由于泰戈尔在英译文中采用了重复手法以保留一部分韵律，因此使得孟英汉三语种的这几首诗在韵律上也十分近似。在跨越了三种语言之后，这种原诗与译诗之间的相似，不能不归之于译者译艺的高超。此外，由于冰心在用词方面的独特、在美学风格上的追求，其译文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女性的温柔、细腻、深切之美。而孟加拉语《吉檀迦利》的某些诗篇，其抒情主人公具有明显的女性性别，其感情热切而甜美、深长而婉转。因而冰心译本的温柔、细腻与深切，竟越过了英文的《吉檀迦利》，直接与孟加拉语原诗产生了呼应，这真不能不让人赞叹文学之奇妙！《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汉语文本，它具有不依附于英文原文、属于汉语原创诗歌的文学美，它不仅仅是翻译，更是一部翻译文学的经典，它自身也成为了汉语诗歌财富的一部分。冰心的《吉檀迦利》也是目前流传最为广泛、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共同承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其二是《戈拉》（1910年）。《戈拉》是泰戈尔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以1870、1880年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以几个印度青年戈拉、比诺耶、苏乔丽塔、洛莉塔为主要人物，描写了当时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教派纷争，批评了保守的印度教思想。主人公戈拉是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的爱尔兰裔孤儿，被印度教徒收养长大。长大后的戈拉成为了一个印度教复兴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为了维护印度教甚至认为一切印度的都是好的。但在与坚信梵社教育的苏乔丽塔相爱之后，戈拉的思想产生了变化，最后他的身世之谜被揭开，戈拉终于破除了教派的偏见，一切的矛盾迎刃而解。由于作品反帝反殖民的内容和思想，这部作品自被译介之后在中国一直受到重视并得到了高度评价。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也多注重发掘其民族主义、反殖民斗争的一面，一般对小说结构和情节上的不足不进行过多评论。
这一时期的泰戈尔译介的最高峰是1961年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的出版，但这个高峰也是一个休止符。此后由于中印关系恶化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泰戈尔作品的译介也中断了。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了新的时期。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获得了新的生机，泰戈尔作品的译介也随之恢复，而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泰戈尔学术研讨会”成为泰戈尔作品译介第三次高潮的起点。在经过了长期的沉寂和压抑之后，爆发的力度也就显得格外强大。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背景来看，这种爆发也是1980年代后商业化出版的一个必然结果。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有极高的认同度，他的作品往往能带来非常高的利润回报，因此泰戈尔成为了在当代的商业化大潮中硕果仅存的印度作家。这种繁荣，让人亦喜亦忧。
在这次译介的高潮中，一部分非印度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加入到了翻译的行列之中。这一次的译介从1980年代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以2000年24卷本《泰戈尔全集》的出版为其顶峰和终结。2000年之后的泰戈尔作品翻译，并非不再繁荣，而是一直持续了繁荣的局面，但在深度上出现了新的发展。与之前的两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泰戈尔作品翻译，在翻译的作品数量、出版发行的书册数量上都是巨大的。在译本方面，以往的经典译本不断地再版、重版、重印，同时新的译本也纷纷涌现。代表这个时期在泰戈尔文学译介上有较大实质发展的，应该是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孟加拉语原文译介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译本即使做不到从孟加拉语原文译介，也是从与孟加拉语更为接近的印地语进行翻译，而不是只依靠英语译本。在孟加拉语原文翻译中，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白开元先生功不可没。他从1980年代开始出版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的译诗集，在翻译实践和在相关译本的前言后记中，或在相关的文章中他都自觉地尽量体现或论述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作为韵律诗的本来面貌。泰戈尔在孟加拉诗坛和印度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诗歌韵律的改革，他创造了孟加拉语现代诗歌的几乎所有韵律格式，解放和改造了孟加拉语，并为其他语种诗歌的现代化指出了方向。白先生的这种翻译自觉，无疑源于他对泰戈尔诗歌和孟加拉语文学的深入理解，也显示出他作为译者的学术责任感。他的译作和相关论述，也为拨正认为泰戈尔的诗歌都是散文诗这种误解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24卷本《泰戈尔全集》中的诗歌，除《吉檀迦利》之外，几乎均是从孟加拉语翻译而来，这不能不说是泰戈尔诗歌译介上一个极大的发展。刘安武先生翻译了《全集》中的戏剧，在不具备原文翻译的条件下，刘先生从印地语翻译，译本同样殊为难得。第二个方面是出现对泰戈尔文论作品的翻译。文论较之作品更难翻译，但文论对于理解泰戈尔的作品和整个创作来说又极为重要。泰戈尔文论的译介，说明学界对此有自觉的认识，译本不但丰富了泰戈尔作品汉译资源，而且对深化泰戈尔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2000年至今，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不断深化，一个新的高潮正在酝酿，并即将出现。这种深化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是《泰戈尔小说全译》的出版。这套《泰戈尔小说全译》由董友忱、石景武主编，华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共7册，囊括了泰戈尔所有的小说创作，包括93部短篇，6部中篇，9部长篇，是名副其实的全译。这是目前为止中国收入小说作品最全的一套泰戈尔小说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是从孟加拉语直接翻译而来，译者班底几乎集中了中国当代孟加拉语翻译界的所有优秀力量。这套《全译》也预示了即将出现的泰戈尔作品译介高潮。目前，在董友忱先生和白开元先生的带领之下，中国孟加拉语界的一批优秀人才已投入新的翻译工作之中，一部全新的从孟加拉语原文翻译过来的泰戈尔全集正在形成。这部新的全集已完成了前五卷的翻译工作，即将面世。有理由相信，这部全集将是中国泰戈尔作品汉译中的一个新里程碑，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泰戈尔研究和印度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从1949年至今，中国泰戈尔文学研究也已有近60年的历史。综合起来看，泰戈尔诗歌研究在中国的泰戈尔文学研究中一直贯穿始终，而且是泰戈尔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因此，通过对泰戈尔诗歌研究整体状况的考察与分析，也可以看到中国泰戈尔文学研究整体的发展概貌。泰戈尔诗歌研究在1949年以来的60余年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泰戈尔诗歌研究经历了初始期，复苏期和多元发展期三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60年代中期，是研究的初始期。这一期间的成果以季羡林先生的《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文艺报》，1961年第5期）为代表。文章对泰戈尔的创作进行了整体介绍和评价，并对泰戈尔的《故事诗》和他在1905—1908年参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所写的诗歌给予了较高评价；指出泰戈尔在“半退隐的生活”期间创作了“不少神秘气息、宗教气息比较浓厚的诗歌”，并肯定了这些诗歌在描绘自然方面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文章同时还简要地指明了泰戈尔诗歌在艺术形式方面的特点，即结合了印度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民族文学，并在运用孟加拉人民的口语写诗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这种评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对“反帝反殖”、对革命的自觉追求，和对民族独立的渴望。
周而复在《访泰戈尔故居》（《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中也对泰戈尔诗歌进行了评介，认为泰戈尔的诗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反映了印度人民对黑暗殖民统治斗争的要求”，泰戈尔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的诗人，是追求美满、幸福、自由的理想社会的诗人”。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对泰戈尔作品的评价多从现实主义、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等角度出发，带有比较鲜明的时代色彩。
1980年到1990年，可以看作诗歌研究的复苏期。1980年，林之非的《新月的幻想和破灭——介绍泰戈尔的〈新月集〉》（《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以“谈一点自己的读后感”的方式对《新月集》中表达的对人类普遍感情的赞美予以了肯定，这是泰戈尔诗歌研究复苏的征兆。季羡林先生的《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是复苏之初的重要成果，他指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也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但中国读者了解的“都只代表了他光风霁月的一面”，并对这种认识的片面性进行了批评。随后的整个1980年代，我国出现了大量的译介和评论泰戈尔诗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既有一贯受到重视的“光风霁月”的《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也有“金刚怒目”的但以往缺乏关注的泰戈尔的社会题材的诗歌。这也表明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在重新开始之时，已有意识地矫正1920年代遗留下来对泰戈尔的片面认识。
在《泰戈尔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序中，季羡林先生从整体上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论述，认为泰戈尔一生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与时代背景和他的生活密不可分的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自19世纪7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他退出群众反英运动止。第二阶段基本上是他退出反英运动过着退避生活，一直到他再加入反英运动。当然不完全是退避，他仍然参加社会活动，周游世界，只是不积极参加印度国内的政治活动而已。第三阶段从1919年后直至他逝世。”[2]季先生认为第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故事诗》，第二阶的创作比较脱离了现实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可以用“菩萨慈眉”来概括，第三阶段的诗歌“内容充满了斗志，调子激昂慷慨，同以前的诗人判若两人”[3]，可用“金刚怒目”来概括其特点。此后中国对泰戈尔诗歌的分期基本沿用这一分法，只是对具体年限的划分略有不同。2003年出版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提出在这三个时期之外，“还应包括他（指泰戈尔，笔者注）正式步入诗坛之前的大约八九个年头的萌发期”[4]，并将之作为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称为萌发期（1869—1878年），这可以看作是对上述“三个阶段”说的一种补充。总体来看，中国对泰戈尔诗歌发展的划分基本上均是以“三个阶段”说为蓝本。周而琨的《泰戈尔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及其特点》（《扬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即采用了“三个阶段”说，认为“泰戈尔的政治抒情诗多创作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第二时期的诗集中也收有与政治有关的抒情诗篇”。文章从思想发展和艺术特点两个方面对泰戈尔的政治抒情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即使是在泰戈尔“退隐”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交融着爱国与颂神思想，并对泰戈尔第三阶段的政治抒情诗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诗人一生政治活动和文学生涯的鲜明记录，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客观来看，这种评价不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对泰戈尔政治抒情诗的重视和内容分析是值得肯定的。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注重从印度文化的角度对泰戈尔诗歌的思想内涵（主要是“神”与“爱”）及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评价，季羡林对泰戈尔诗歌的整体评价、金克木对《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的解读、刘建对泰戈尔诗歌思想和艺术的研究、华宇清在《寂园心曲·译本序》中对泰戈尔诗歌格律的介绍，直到今天在相关领域内仍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金克木先生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南亚研究》，1981第3辑）主要针对中国大部分读者觉得《吉檀迦利》难以理解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说，从中印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切中肯綮地解释了《吉檀迦利》在中国之难以获得理解的原因，所讨论的实际上是阅读中存在的“前结构”的问题，也就是阅读主体所具有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认识和分析《吉檀迦利》及其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此外，金先生将《吉檀迦利》诗集的结构喻为一部乐章，这一观点在此后的研究中为中国研究者广泛认同和采用，目前中国学界对这部诗集结构的讨论所依据的大体上都是“写作缘起：颂神——追求神时的思念——与神会面的欢乐——再次分离的痛苦——再次相会，对死亡的超越”这样一条内在逻辑线，认为整部诗集首尾相衔，一唱三叹，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韵律之美，有力地烘托着人渴望与神结合的主题。这一时期成果大部分文章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因此可以说，中国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泰戈尔诗歌研究，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的研究为泰戈尔诗歌研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0年代至今，是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对泰戈尔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依然是研究的重点，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围绕着诗歌中的“神”、“爱”、“梵与自我的关系”展开，对其中蕴含的宗教哲学思想进行剖析，探讨泰戈尔的思想与印度教传统思想与《奥义书》精神的联系。《吉檀迦利》作为泰戈尔诗歌的代表作，因其地位的重要以及思想的复杂性得到的研究最多，其研究成果也代表了中国学界对泰戈尔诗歌思想内容的主要观点。对《吉檀迦利》思想内容的解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对诗集中神秘主义的研究。《吉檀迦利》宗教气息浓厚，其中的神秘主义成为我国读者理解该诗集时的一大难点。关于诗集中的神秘主义究竟是什么，郭沫若所提出的“泛神论”说在许多论文中被广泛采用和引用，但也有文章明确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是泛神论[5]；此外也有多篇论文结合泰戈尔自身的宗教哲学观和文艺观，提出从“诗人的宗教说”角度理解神秘主义。第二，对“神”的解析。“神”是《吉檀迦利》中的关键词之一，对于“神”的解释论述颇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个“神”实际上是人格的神，也有文章认为《吉檀迦利》中的神是与印度教传统文化中的“梵”一脉相承，还有文章提出神代表的是自由精神，或“神”的内涵之一就是美与理想。第三，关注诗集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泛爱”思想，有的学者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第四，探讨诗集中所体现的泰戈尔的宗教理想。对于这一点，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注重诗集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其中所蕴含的是“梵我合一”的理想，是神人之爱。除了这四个主要方面之外，还有论文讨论了诗集中所体现出来的执著的求索精神，也有学者致力于结合《吉檀迦利》中的宗教性与哲理性因素，认为《吉檀迦利》既不是宗教颂神诗，也不是哲理诗，而是一部“神秘性的近代新神话”。[6]在泰戈尔诗歌研究中，还有对泰戈尔的儿童诗的解读，并进而对泰戈尔的儿童观进行探讨；近年来，在国际研究新方法新理论的影响下，也有部分学者对泰戈尔诗歌中的生命意识、生态思想进行了论述。
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一时期诗歌研究的对象突破了英文诗集的局限，越来越多的孟加拉语诗集得到了重视，其中如《金色的船》、《再次集》等都获得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对泰戈尔诗歌艺术的研究也获得较大的发展，除了通过汉译本对诗歌的意境美、音韵美进行分析，我国近年来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泰戈尔孟加拉语诗歌韵律的学术成果，白开元为《泰戈尔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诗歌卷撰写的序言以及他的《泰戈尔诗歌格律浅谈》（《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代表了这方面的较高水平。从原语对泰戈尔诗歌进行研究是中国泰戈尔诗歌研究的一大重要进步。此外，还有学者撰文对泰戈尔散文诗的创作理论进行研究。
对泰戈尔诗歌理论的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泰戈尔的诗歌理论包含于他的美学思想、文论思想之中，我国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并无专门论述。近年来，中国学者侯传文在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外国文学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在其专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论、语言论、体式论、接受论分别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泰戈尔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情感、灵感与想象，在诗歌创作上是一个主客观统一论者；泰戈尔对诗歌的语言主要注重的是其韵律，而韵律又不仅是格律这一种形式；泰戈尔追求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反对形式主义；他在诗歌接受理论中对读者主体性的注重体现了其文论思想的前瞻性，但泰戈尔强调读者、作者与文本的统一，这又与西方的现象学诗学、阐释学等截然不同。侯传文的研究以细致、全面地解读泰戈尔关于诗歌理论的相关著述为基础，在立足于印度文学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持有一种开放的、比较的视野，在既有成果并不丰富的情况下，提出了中肯且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代表了中国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较高水平。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道路，对泰戈尔诗歌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片面，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再到逐渐回到其诗歌思想、艺术价值以及文化意义本身的过程。当前，中国泰戈尔诗歌研究已形成了以印度文学文化为基础、以几部主要诗歌作品为对象、借鉴现代理论工作、多方学者共同参与，广泛展开多元研究的局面。目前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研究内容的涉及面及其学术深度来看都可以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围绕着《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这几部英文诗集展开。这种研究对象的偏颇性，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读者和学界全面认识作为一位双语诗人，且大量采用孟加拉语进行诗歌创作的泰戈尔。其次，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具有重思想内容轻诗歌艺术的特点。优美的语言、丰富的色彩、多变的意象、充满想象力的比喻和隐喻、多样的风格，这些都应当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再次，目前学界在研究中所倚重的资料相对固定、老化，对新的资料缺乏主动挖掘与收集。中国目前对国外泰戈尔诗歌研究成果的译介基本上停滞不前，鲜有新的译作问世。研究文献的老化和信息的闭塞，一方面导致了中国的泰戈尔诗歌成果很难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大部分文章的结论都依附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成果之上，缺乏独立的创见；另一方面也造成中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与国际上的研究趋势和研究成果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最后是关于中国目前的研究队伍的问题。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泰戈尔是印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思想中固然有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成分，但其核心的观念仍然是属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因此，若缺乏对印度文化的理解，就无法确切地体会和理解泰戈尔的作品，包括泰戈尔的诗歌。在庞大的研究者队伍中，还有部分研究者缺乏必要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严谨的治学态度是首要的条件，只有真正具有的专业精神，才能得到具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对泰戈尔诗歌的研究和理解既是中印文学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观测点。这一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加强中印文化理解的努力和良好愿望，泰戈尔诗歌的难解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中印文化异质的事实，而对其理解的日益多元化则反映了中国在研究视野和文化心态上的日益开放。
第三节 泰戈尔中国接受史述评
在中国印度文学交流史上，乃至整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泰戈尔是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外国诗人之一。泰戈尔的中国接受史，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今天，人们研究泰戈尔中国接受史，其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印文学交流史，甚至大大超出了中外文学交流史。就像泰戈尔的才华、泰戈尔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出了文学。泰戈尔是继释迦牟尼之后，在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又一位印度圣人。
一、作品翻译追求完整与完美
1913年10月1日，泰戈尔因钱智修的《台峨尔之人生观》（《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一文，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钱文在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的意义，犹如竺摩腾译《四十二章经》于佛教传入中国。《四十二章经》传播的是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人生无常。钱文《台峨尔氏之人生观》用夹议夹译的方法，介绍泰戈尔的苦乐观，认为：“泰氏之结论，谓吾人从生活中所得之教训，不在世界之有苦痛，而在知转苦为乐、转忧为喜。”钱文告诉人们，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接受，是从他的人生观开始的。而引起钱智修重视的“苦乐观”和《四十二章经》揭示的“人生无常”，都是印度宗教哲学的重要命题。
对泰戈尔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肇始于1915年陈独秀的四首五言格律译诗《赞歌》（《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赞歌》译自《吉檀迦利》。译文如下：
其一
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工。
微驱历代谢，生理资无穷。
越来千山谷，短笛呜和雍。
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
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
赐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
弱手载群惠，万劫无尽工。
其二
当汝命我歌，矜喜动肝膈。
举目睹汝面，不觉泪盈睫。
纯一而和谐，泯我百徽繣。
乐如海上鸥，临波厉羽翮
前进致我歌，我歌汝怿悦。
余音溢天衢，稀宠幸接迹。
欢歌醉忘我，苍冥为友戚。
其三
深夜群动息，吾亦百虑消。
偃卧无所营，委身任灵保。
惰气渎神命，毋今相混淆。
夜色若张幕，倦眼息神劳。
朝醒乐新景，感此神功高。
其四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
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
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
清流径寒碛，而不迷中道。
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
挈临自在天，使我常皎皎。
诗后有译者注：“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诺贝尔文学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遵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理之理想。”从译诗和注可知，陈独秀对《吉檀迦利》和泰戈尔充满正解，从语言上看，陈独秀是用佛语来译泰诗的。这说明，在中国最早的泰戈尔的接受者的眼中，从释迦牟尼到泰戈尔，是连贯一气的。此后，各种泰戈尔作品的译文，不断出现在中国的报章杂志，各种泰戈尔诗文的单行本也越来越多。王向远认为：“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泰戈尔译介与研究史，明显可以看出有过三次高潮时期。20世纪前半期是第一次高潮时期，1950年代是第二次高潮时期，1980—1990年代是第三次高潮时期。”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到21世纪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又出现了第四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到来，以刘安武等翻译出版《泰戈尔全集》为标志。
中国是译经大国，历来有翻译出版外国超大型经典的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文《大藏经》。梵文中没有“大藏经”一词，只有“三藏”之说。大藏经是中国人的说法，“大”是言其丰多。梵文、英文中也没有“全集”这个词汇，只有“文选”、“文集”。但是，在有着出版“大藏经”、“全集”传统的中国，到了20世纪末，一股翻译、出版《泰戈尔全集》的力量，在慢慢涌动积聚。到2000年，由刘安武、倪培根、白开元主编的《泰戈尔全集》（24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第四次高潮，虽然在时间上和第三次高潮自然衔接，“但是在内涵上自我特色，从一般的译介逐步转为学科研究，出版了若干从比较文学、文化交流学、译介学等学科方法出发的研究成果”。
《泰戈尔全集》其实并不全，中国学者花多年工夫翻译出版这本“全集”，的确体现了中国人“贪大求全”的心理。客观而论，《泰戈尔全集》的问世，不但标志着泰戈尔译介与研究的第四次高潮的到来，而且由此极大地丰富了泰戈尔作品研究的内涵和深度。
如果说2000年出版《泰戈尔全集》，体现的是中国学者译书追求系统完整，那么以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为契机而启动的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全集》，则是中国学者追求整体完美的表现。《泰戈尔全集》的不完美之处，是部分译文不是从原文译出，而是从印地语等转译而成。虽然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是同属印欧语系的姊妹语言，但毕竟是两种语言，转译得再好也不如从原文直接翻译。为了解决这个美中不足，董友忱、白开元等一批孟加拉语专家，开始了完全从原文翻译的《泰戈尔作品全集》的翻译工作，并和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泰戈尔作品全集》的翻译、出版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印度第12任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女士，得知中国学者正在编写《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和翻译《泰戈尔作品全集》，于2010年7月15日特意向郁龙余发来《祝词》，以示嘉勉。《祝词》说：“我确信，即将出版的这部文集，会让中国人民更好地欣赏他的作品，并由此来了解他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泰戈尔作品全集》出版之后，不但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更加完善的译本，而且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研究，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力，成为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6年，在由孟加拉语文学权威专家董友忱先生领导的研译团队历时五年多的努力下，《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终于成功面世了。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译的重大成果，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在泰戈尔研究史、中印文学交流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有些什么特点呢？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这套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部译自孟加拉原文，没有收录从印地语或英文转译的译文。二是全，也就是说，我们翻译了泰戈尔的全部作品，包括他创作的全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含游记、日记等，但是没有翻译、收录他编写的英语、孟加拉语、梵语的教材），还收录了诗人自己翻译和他认可的八部英文诗集的译文，以及他在国外发表的部分英文讲演稿的译文。”[7]除了董友忱先生讲的“全译自原文”、“译文齐全”这两点之外，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原典佳。任何一项翻译工程，原典选择极为重要。董友忱先生选择的是1967年国际大学编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普及版本（18卷）。这部普及版是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25周年而重新编辑出版的，它依据的是国际大学在1939年泰戈尔还在世时出版的33卷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普及版本是三十三卷版本的重新编排，即将原来版本的两卷合成一卷，缩小了文字的行距和字号，两套书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书稿说明部分增多了一些新材料。”[8]
第二，是译品质量高。董友忱先生带领的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家队伍，可以说囊括了我国孟加拉语人才的精华，还得到了印度、孟加拉国专家的帮助。这就为他们信、达、雅的译文在人才上奠定了基础。历年各位翻译家的已有译文，无论从译法、经验还是译文本身，都对这支队伍后发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可能。主编董友忱先生说：“承担主编和翻译像泰戈尔这样大家的作品，我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9]正是这种心态，养成了翻译队伍对翻译工作的虔诚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保证了《泰戈尔作品全集》译文质量的高标准。
《泰戈尔作品全集》纠正了《泰戈尔全集》中译得不准确或错译的地方，例如：诗集Shes Saptak，孟加拉文的意思有“最后的七个音阶”的意思，相当于我们简谱的七个音阶1、2、3、4、5、6、7，引申义为“最后的旋律”，所以翻译成“最后的旋律”比较好，可是以前却译成了《最后的星期集》[10]，显然不妥。泰戈尔的一部诗集“shyaamalee”，以前译成了《黑牛集》[11]，显然是译错了。“shyaamalee”孟加拉文的本意是有“黑色的”、“墨绿色的”等意思。在国际大学的北寓所建有一栋泥土平房，最初房子外墙为墨绿色，诗人将其命名为“shyaamalee”，诗人在这栋房子写的诗歌结为“shyaamalee”，显然应该译为“墨黑斋”集。这套书将《黑牛集》改译为《墨绿斋》集。《戏谑集》中有一首诗“suseema chaa-chakra”，应该译为《徐志摩茶亭》[12]，以前却被简单地译为《茶话会》[13]。中国读者知道，1924年4、5月间泰戈尔访问中国的50天时间里，徐志摩一直为诗人做翻译，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诗人在泰戈尔国际大学校园里修一座茶亭，命名为徐志摩茶亭，并为此写了这首诗。
为了译文的信、达、雅，译者除了互校之外，还为有些篇章专门请了润色专家。这显然是中国古代译经场设“润文大德”的遗风。
第三，装帧精良。《泰戈尔作品全集》（18卷33本）精装版，古典与现代结合，豪华与淡雅交融，中印元素互鉴。全集的装帧包括封面、版式设计及用纸安排，都是精心之作。
综上可知，《泰戈尔作品全集》共有五大特点：全部译自原文，译文最齐全，原典选择佳，译品质量高，装帧设计精良。
总之，《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大收获，必将对中印友谊和文化交流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二、争议引发不间断思考
在所有外国诗人的中国接受史上，没有一位像泰戈尔这样引起持续争议。争议主要发生在1924年诗人访华的时候。所到之处，上海、杭州和太原等地，并无令人不快之事发生，唯独在北京有人多次散发传单，呼喊口号，表达逐客之意。为了搞清楚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是是非非，孙宜学于2001年出版《泰戈尔与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他将其中“泰戈尔在华经历”的内容加以扩充，仍以《泰戈尔与中国》为书名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孙宜学又出版《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泰戈尔来华演讲及论争》（安徽教育出版社）。作者在“序”中说：“泰戈尔是抱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访华的，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那些一连串的令人不愉快之举，是当时的中国左派精英所为，是在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泰戈尔这次来华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的争论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郁龙余认为：“195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指出：‘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品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这位老资格的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的这段讲话意味深长，为30年前的那场争议做了公正的结论。”
然而，关于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的争论的争论，远未停息。2010年8月，北京大学主办一场以“理解泰戈尔：新视野和新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此来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泰戈尔的同乡、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莫尔多·沈（Amartya Sen）发表书面论文《泰戈尔与中国》。他认为：“庆典不仅仅是怡情的时刻，也为智慧的交流和高雅的品鉴提供了契机。”他问道：“泰戈尔对中国充满着敬仰和热爱，同样中国早期也曾经对泰戈尔倍加赞赏，可后来是什么引起中国对泰戈尔的热情和广泛赞誉发生改变呢？”为此，郁龙余以《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的根本原因——答国际知名学者阿莫尔多·沈之问》（《深圳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为题撰文回应，认为：中印两国当时独立解放的道路、要打倒推翻的对象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互不相同，其策略、手段亦不同。“当时，泰戈尔的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的身份，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显得极不协调。这就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并导致一系列不愉快事件的根本原因。”同时他又认为：“当时的‘左派’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有许多做法，是失礼的。”
北京大学的会议后，由王邦维和谭中主编出版了《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阐释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意义，是此书的重要议题。
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旅，孙宜学在《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和《诗人的精神——泰戈尔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的基础上，于2013年出版《泰戈尔：中国之旅》。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泰戈尔的中国之旅；下篇讲述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作为认为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争议，是由于“时代的误解”。这种误解“首先表现为对泰戈尔的思想主张本身的误解。其中，主要是泰戈尔在中国反复谈到的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战胜西方的物质文明”。“第二种误解是把泰戈尔看作中国国内正受到进步思想界批判的玄学派和研究系请来的援兵。”“第三种误解是把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反对西方文明看做是站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代化，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是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是以抽象的人性论腐蚀人们的斗志。”“第四种误解是把泰戈尔看做某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第五种误解是把泰戈尔的思想与他的人格等同起来。”孙宜学的思考是认真和深刻的，泰戈尔1924年访华引发争议，甚至发生许多不愉快事件，确实是出于“时代的误解”。
历史像一个爱开玩笑的孩童。1920年代，因为误解，泰戈尔的访华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到了21世纪，中文网络上，广泛流传着一首名为《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的诗，都认为是泰戈尔的诗作。笔者经过核查并请教印度泰戈尔研究专家邬玛教授（Uma Das Gupta），确认此诗并非泰戈尔所作。并将此意见告诉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和广大网友。但是此举毫无作用，广大网友依然认为此诗是泰戈尔所作。“我终于明白，这不是一个版本考证问题，而是一个情感问题。”
近一百年间，中国人对泰戈尔产生了两次误解。所不同的是，第一次误解，是真真切切的误解；今天的第二次误解，是带着感情的充满爱意的误解。这两次误解告诉人们：争议引发思考，阅读增进理解。一百年间泰戈尔在中国的接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绝唱
泰戈尔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东方诗圣。1913年11月13日，泰戈尔在与英国小说家哈代等27位强劲对手的竞争中胜出，诺贝尔委员会13名委员中12名投票支持他获得文学奖。从此，泰戈尔从东方走向西方，成了世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从西方走向东方，成了世界大奖。美国诗人庞德（E. Pound）说，“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辞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对泰戈尔说：“你在冷静思考和美的创造中发现了自由。”在剑桥大学听了泰戈尔朗诵自己的诗歌，哲学家罗素说：“他的话犹如闪电一样在黑暗中闪亮。”自知者明。泰戈尔说：“命运使我逐渐在印度以外的世界获得地位，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与这荣誉一样，我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泰戈尔正是带着这样的责任，来到了古老的邻邦中国，开创了中印文化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泰戈尔在现代中外文化关系史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榜样，不可模仿，更不可复制，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王邦维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印度名字，除了释迦牟尼以外，大概非泰戈尔莫属。对于释迦牟尼，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当然怀有最大的敬意。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释迦牟尼是佛，也是神。泰戈尔则不一样，他在世的时间，不过是百来年到几十年前。在中印之间两千多年交往、交流、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泰戈尔对我们来说，时代很近，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实在，更亲切。”王邦维的这段话，无疑是经典的。不过，我们要进一步问：在今天的中国，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名字，除了释迦牟尼以外，还有谁呢？
泰戈尔在中国今天的影响与地位，是在争论和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这里有几本著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值得向泰戈尔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推荐的。
张光璘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它的前身是张光璘编《论泰戈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于1982年编、1983年印行的内部文集。文集收录了陈独秀译的《吉檀迦利》诗《赞歌》四首，还摘录了周恩来对泰戈尔的评价文字。这两本书既前后相因，又不可互相替代，是了解泰戈尔中国接受史的宝贵资料。
姜景奎主编《中国学者论泰戈尔》上下册（阳光出版社，2011年），和《中国名家论泰戈尔》相比又有所突破。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收文章100篇，有75万字，大为扩容了。有一些内容（如谭云山的《泰戈尔师尊》）是首次与读者见面。编者的思想是中国接受泰戈尔100年，收录100位学者的文章，每人一篇。这个思路的优点是不厚古薄今，缺点是不能充分反映一些名家，特别是1920年代的那一些名家的观点，不少名家不止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
孙宜学出版了数本关于泰戈尔与中国的著作，最新的《泰戈尔：中国之旅》（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分上下两篇，上篇梳理了泰戈尔的中国之旅，下篇讨论泰戈尔的中国影响。在下篇中，较集中地阐述了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江绍原、梁启超、周作人等对泰戈尔的评价。此书内容厚实，立场公允，是中国学者对泰戈尔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巴蜀书社，2003年），和上述各种研究泰戈尔的著作成呼应之势，将研究聚焦于泰戈尔的世界文明观，和泰戈尔的文明观在东西方的反响。这是一部选题好、视角新、观点脱俗而允正的学术著作。当然，诚如作者导师张力在“序”中所说：“作为一部新人之作，难免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也有不少待商榷之处。”今天的作者在出版了多部和泰戈尔研究相关的著作之后，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希望作者将来在再版之时，将它充实、修正成一本泰戈尔研究的经典之作。
从诗学视角研究泰戈尔文学作品的著作，首先要介绍的是唐仁虎等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此书是唐仁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项目，作者除主持人之外，还有郁龙余、姜景奎、魏丽明等。全书八章凡42万字，对泰戈尔其人，泰戈尔与中国，以及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论等进行了深刻梳理与研究。此书的贡献在于回归泰戈尔的诗人本质，对文学家的泰戈尔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泰戈尔文学作品进行正面研究水平最高的专著。
魏丽明等的《“万世的旅人”泰戈尔》（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是一部从文明史的视角来观照泰戈尔及其作品的新著。此书的特点是师生共著，前后历时近十年，是北京大学“泰戈尔专题研究”课程的成果之一。全书分“神话篇”、“阅读篇”、“宗教篇”、“民族篇”、“影响篇”、“中国篇”，充满新观察、新说法，已经引起业内人士的重视。谭中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充满新见的长序，告诉读者：“读这本书就好像一次精神上、智慧上的旅游，在导游的引领下走进泰戈尔富丽堂皇的文学宫殿。”
在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的著作中，王邦维、谭中主编的《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独具特色，除了中印学者合作、中英文合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色是书中有互动。阿密亚·德武《泰戈尔与中国古典诗歌》、伊普喜妲·钱达《歌手的“春风语流莺”》之后附有《谭中的答复》，杜赞奇《共同体、民族与可持续性：泰戈尔并未过时》后有附一《学者评〈共同体、民族与可持续性：泰戈尔并未过时〉》，收有《邬玛·达斯古普德的评论》和《莫汉迪的评论》，附二《作者的话》。这些互动文字可以帮助读者对论文有进一步的了解。
随着中国对泰戈尔接受的不断深入，中国出现了泰戈尔作品导读、赏析一类的推介文章和著作。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泰戈尔诗选》，为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中的“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季羡林为此书写有“前言”，对泰戈尔诗歌进行介绍和评价。这一类书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巨大，许多中国读者对泰戈尔的第一次接受，往往来自这些“课外必读书”。
《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郁龙余、董友忱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的问世，在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它是中国推出《外国文学鉴赏辞典大系》之后，新推出的“外国名家作品鉴赏辞典系列”的第一种。辞典精选诗歌30首、小说55篇、戏剧12部、散文11篇，进行鉴赏导读。在辞典扉页刊有印度第12任总统普·德·帕蒂尔的《祝词》，这在中印文学交流史上也是首次。
《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泰戈尔在我心中”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集》（郁龙余、魏丽明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的问世，在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对泰戈尔的研究、鉴赏和阅读联为一体，参与者向着一个更为广大、更为年轻的群体发展。参赛者的踊跃程度令人振奋。他们中有学生、教师、职员、医生、工人、农民。征文中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对泰戈尔的理解，是那么真挚、深刻、细腻，带来了一股不一样的清新之风。主办者在喜出望外之余，计划将“泰戈尔在我心中”征文比赛机制化，持续不断开展下去。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泰戈尔对中国人的影响还在继续。泰戈尔中国接受史，是一个曲折神奇、内涵丰富而持续发展的学术课题。
注释
[1]冰心：《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载《冰心全集》第7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印度〕泰戈尔：《泰戈尔诗选》，谢冰心、石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4年重印，“前言”（季羡林），第5页。
[3]〔印度〕泰戈尔：《泰戈尔诗选》，谢冰心、石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4年重印，“前言”（季羡林），第8—9页。
[4]唐仁虎等：《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5]张朝柯：《诗人的宗教不是宗教——试谈〈吉檀迦利〉中的宗教、神和泛神论》，载姜景奎选编：《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6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77页。
[6]魏善浩：《〈吉檀迦利〉：印度返朴归真的新神话》，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4期，第56页。
[7]〔印度〕泰戈尔：《泰戈尔作品全集》第1卷，董友忱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8]〔印度〕泰戈尔：《泰戈尔作品全集》第1卷，董友忱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9]〔印度〕泰戈尔：《泰戈尔作品全集》第1卷，董友忱主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0]〔印度〕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11]〔印度〕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2]参见rabindra-rachanaabolee（sulabh sanskaran,2010），dvaadash khanda，p.37。
[13]〔印度〕泰戈尔：《泰戈尔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