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汐——浙商机遇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倘若用北宋潘阆的词来形容，浙江商人就是那些勇立涛头的赶潮人，他们搏击商海的气势与魅力，犹如“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江潮。
浙江商人是近代以来最会抓机遇、抢风头、出成就的优秀商帮——
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帮商人潮起平波，随波竞逐，抢滩上海，围阕而歌。他们在完成财富积累，实现自身转型的过程中，也迅速取代了历史上鼎盛辉煌的北晋商、南徽商，成就了中国近现代第一大商帮的美誉。宁波商帮是近代中国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其最大贡献是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向前发展。
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处于蛰伏、休眠状态的浙江人再度爆发，靠着本能欲望、历史记忆和时代敏感又一次续写了浙商“神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抢得民营经济发展的先机，以大手笔创造出诸如“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现象”、“四千精神“等许许多多的新名词、新奇观。新一代浙江商人无疑是中国“草根商人”的最佳范本。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浙江商人以整体的形象两度代言中国民本经济，他们引领时代潮流的觉悟和本领可以说无出其右。
西风东渐，买办起家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宁波，得名于“海定则波宁”，但自从大英帝国的炮舰从东海岸线现身之后，就再无“海定”“波宁”的日子。1840年起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宁波一带成了主战场，尽管宁波人民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也改变不了城破国殇的结局。几乎是在同时，与宁波“一苇之航”的上海吴淞炮台上，江南提督陈化成高声疾呼：“勿畏，施炮！”然而民族英雄垂垂老矣，“中洋枪七弹不能支”，最终以身殉国。彼时的大清国已经是摇摇欲坠，自诩为“天朝上国”的门户就这样被数十艘西洋铁甲舰完全洞开，中国的近代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场战争中，有这样一个俘虏，他叫穆炳元，是宁波定海人。他是在1841年秋天的定海战役中被俘的，不久随英军的舰队到了上海，因为会讲英语，颇得英国佬的信任，就充当英军的翻译，英军离开后，穆炳元则留在上海发展。当时一些洋商洋行遇有大宗交易，都要请他做中间人，业务甚为繁忙。后来，他开始招收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人知识，学生多是从浙江来上海谋生的家乡子弟。穆炳元自己担当和传授的角色，就是买办。
买办，亦称“康白度”（葡萄牙语Comprador），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也即是大家所熟悉的经纪人，它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随之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实行“五口通商”政策，尤其是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了上海，一时间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等等。与此同时，一大批浙江商人前往上海从事对外贸易，他们或是替洋商代理经营而致富，或是经销洋货、附股洋商企业而获利，或是从事沿海埠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而发迹，很快就超越了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买办行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定海县志》曾记载说：“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百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批著名的浙江买办相继活跃在上海滩上，王槐山、朱志尧、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刘鸿生、周宗良、傅筱庵等均以买办起家，在近代中国商界乃至政界名噪一时。
宁波余姚人王槐山是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1863年，在上海德丰洋行做大班的英国人麦克利，得悉在香港的英商有组建上海汇丰银行的打算，便想捷足先登，回国筹集股款。临行时，盘缠不够，开口向德丰洋行买办叶吉庆借银二千两，遭到婉拒，不得已找三余钱庄跑街王槐山商借，言明半年后返回上海，归还借款。王槐山颇重友情，答应替他想办法，于是暗中挪用三余钱庄客户存款借给他。岂料麦克利并没有如期返沪，音信杳然。三余钱庄老板陈三余虽是王槐山的母舅，还是恪守庄规，把他辞退了。他走投无路，只好回乡务农。两年后，麦克利筹足500万两股金，来上海创办汇丰银行，一到上海，立刻去找王槐山还钱，这才知道王槐山因他而被辞退。麦克利有感于王氏为他受过，连忙拍去一封电报，邀他来沪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并声明不用任何担保。王槐山深得麦克利器重，甚至将库房钥匙也交他保管。于是他利用汇丰牌子，做洋代理生意，从汇丰全天收解中，窥测上海全市现银存底，从而买进卖出，翻云覆雨，稳操胜券。
自王槐山任买办起，外商银行通过买办向中国钱业开始扩散，牟夺中国财富。原先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只与外商和外国洋行往来，不同中国钱庄挂钩。由于王槐山任买办后，熟谙中国钱庄底细，经与洽商，从1879年起，汇丰银行准许和上海钱业拆票。十几年后，银行获息甚多，王槐山亦骤成巨富，在同行中赢得“快发财”之名。
汇丰银行通过使用买办，成为中西合璧式的银行，嗣后中国银行和上海华商银行的先后建立，也程度不一地吸取汇丰银行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华商银行的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导引作用。
担任买办的浙商群体中，尤以宁波人为最，可谓不胜枚举：如定海人朱葆三，携其长子朱子奎、次子朱子聪、三子朱子方、四子朱子衡及长孙朱乃昌，先后在英商平和洋行、日商三井银行、日商日清轮船公司等地任买办。慈溪人叶澄衷，曾任美商美孚石油公司买办，其子叶子衡，为日商台湾银行买办。定海人刘鸿生为英商开平矿务局买办，其父刘贤喜为轮船招商局买办，其弟刘吉生为美商联怡公司买办。镇海人虞洽卿先后为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其子虞顺恩也是荷兰银行买办。镇海人傅晓庵为美商美兴银行、友华银行及英商长利洋行买办。镇海人王蓉卿，毕业于法国里尔大学，曾任法国和比利时合办的义品放款银行买办，1936年转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直至1945年以年老让位给了儿子王肇元。定海人厉树雄曾任意商华义银行第一任买办，后又任英商会德丰公司买办。宁波人汪清源是英商麦加利银行最后一任买办。原籍宁波的许春荣，自1889年始任德商德华银行买办。许春荣的长孙许葆初，则任美国汇兴银行、运通银行买办。王铭槐家族更是四代买办，他自己是德商泰来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其子王采丞是法商中法工商银行买办，王毓丞是德商德华银行买办，其孙王步洲、王云洲也是德华银行买办，另一孙王品南，是中法工商银行副买办，曾孙王义范（王品南子）则在永丰银行当买办。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买办的行业与门类分布也极其广泛，一般是随着各洋行业务的拓展而延伸的。清光绪年间，有轮船公司买办、军装洋行买办、水火保险洋行买办、银行买办，白头洋行买办、杂货洋行买办、拍卖洋行买办等。后来又出现了银行、保险、航运、地产、纺织、五金、机械、化学、纸业、日用品、燃料、医药、烟草、印刷、照相乃至唱片业买办，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因而这一特殊阶层的活动能量是传统买卖商人难以比拟的。
随着外国经济活动不断向中国其他地区扩展，浙江籍买办的势力也以上海、宁波为依托，逐渐向沿海和沿江各通商口岸推进。他们与活跃在当地的传统浙江商人相结合，迅速在各地洋行、外资银行和对外贸易中崭露头角。在华北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天津，开埠后“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严蕉铭、叶星海、王铭槐、陈协中、徐企生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华中工商业重镇汉口以及湖北各主要商埠，浙江籍买办也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由于人数众多，头脑灵活，在招揽货运、出售洋货方面，浙江籍买办往往最能满足洋行的需要。他们控制了当时火油、洋布、五金等日用洋货的经销和土特产品的收购，以至于外国人这样评论：“这里最适合洋行需要的是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经过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以上海为中心、活跃在各通商口岸、势力遍及全国各地的浙江籍买办队伍已经形成，取代广州籍买办成为中国最大的地域性买办群体。
浙江籍买办的兴起，大大增强了浙江商人的经济实力。他们通过分割外国商人的高额利润，以及利用职业之便经商获利，在很短时间内便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近代中国最令人眼红的暴发户，不少人更是上演了由赤贫变巨富的商界传奇。在浙江籍买办当中，身家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不乏其人，比如宁波人周宗良，在德商谦信洋行任颜料买办长达35年之久，赚了不下1000万元；德商鲁麟洋行买办虞洽卿父子拥有的财富在500万-1000万元之间；叶澄衷的财产不下白银800万两；德商禅臣洋行买办严蕉铭、法商永兴洋行买办叶星海，都是拥资数百万元的天津巨富；开滦煤矿买办刘鸿生，仅推销本矿煤炭所得各项收入，估计就在300万元以上；泰来洋行买办王铭槐，以及王槐三、杨坊、邬挺生等，累计资产也都在百万银元以上。
一大批浙江人通过做买办这一行当步入商界，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更重要的是，这些浙商见识广泛，思维活跃，有很强的冒险、进取精神，学会了新式经营手段，他们带着积赚的财富转而投入到了新式产业中，对我国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机遇扑面，甬商一代
其实在“五口通商”之前，浙江商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就十分活跃。在滨海地区海洋文化、通商诸国外来文化和浙东学派等多元思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宁波商帮，以其冒险精神，趋时求新，四处谋生，无远弗届。他们在各地主要经营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传统生意，有的还自造沙船和轮船等大型海船，从事埠际贩运贸易。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尽管在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商业重镇有相当势力，但毕竟未能突破旧式商帮的格局。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实业家脱颖而出，凭借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以及日趋充足的商业资本，向近代化作整体性的转型，开创了宁波商人傲立于商界群雄的崭新局面。
不仅是经历过洋行洋商熏陶的那些甬籍买办，就是许多在传统行业做得四平八稳甚至风生水起的宁波商人，也能迅速抓住机遇，调整姿态，大踏步向新兴商业和产业迈进，以求取得新的发展。
从沙船到轮船。沙船是中国古代一种大型航海木制帆船，特征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航运性能良好，有吃水浅、航行轻捷、能平搁在沙滩上的优点，故而十分有利于在沿海沙滩地带航行。大的沙船可载重3000石，相当于如今200吨到500吨的载货量。
上海是沙船的主要集中地，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这里的沙船业已颇具规模，“南北物资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在上海的沙船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宁波商人为主的号帮，商船会馆的许多事务，也要唯宁波人马首是瞻。如慈溪董氏开设了大生沙船号，镇海李氏开设了久大沙船号，都是上海沙船业中的巨头。宁波商帮沙船贩运业最繁盛的时期还是太平天国期间，因各省陆路交通受阻，北方河北、山东，南方福建、广东以至内地湖北、安徽、江西、四川各省的货物都在宁波集散。那时，宁波商人几乎独占沿海南北货物贸易，还集资购置配备武装的宝顺轮船护航，盛况空前。
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欧美轮船开始在我国水域纵横驰骋，这些外轮以机器为动力，是依赖人力和风力的沙船所无法比拟的。沙船营业日趋清淡，大半停业。宁波帮商人慧眼独具，在沙船余势未竭之时，果断转向经营新式轮船航运业。早在1852年，宁波籍买办杨坊捷足先登，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其后，叶澄衷、虞洽卿、戴嗣源、郑良裕等一批宁波商人先后涉足近代轮船航运业，与外商一争高下，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1889年，叶澄衷参与创办鸿安轮船公司，为免遭官府禁令，只得托附于外商名下。1891年，戴嗣源创办了戴生昌轮船公司，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开办的民营内河轮船公司。1901年，郑良裕则创办老公茂航运局，以及宝华、平安等两家轮船局。这几家公司所置备的船只达到了数十艘，开辟的航道既包括长江、运河沿岸，还远达天津、香港和南洋群岛，与欧美及日商航运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进入20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宁波商人投资和经营轮船航运业，先后创办了大达、越东、顺昌、镇昌和同益等轮船公司，形成了一个以朱葆三为核心的轮船航运集团，航行于长江沿线和南北洋沿海各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虞洽卿等联合宁波、绍兴两地的商人，筹集了100万元资本，向马尾造船厂购进了多艘轮船，往来于宁波、绍兴、上海之间，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宁绍轮船公司的诞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五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英商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于是把票价从1元降到3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很快就入不敷出，难以维持。
紧急关头，上海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0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在和外轮竞争中胜出。
1913年，虞洽卿又独资开办了三北轮船公司。不久，法商东方轮船公司停业，宁绍公司抓住机会，迅速租下东方公司在汉口的码头仓库，与三北公司代理的鸿安公司一同开辟沪汉航线。两家公司在江汉路联合办公，先后投入“宁绍”、“长安”、“德安”三轮，当“宁绍”轮首航抵达汉口码头时，受到宁绍两地旅汉同乡数千人的盛大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虞洽卿敏锐地预见到，随着战争的延续，必定会出现“船舶日少，货脚日贵”的局面，航运业将再度火爆起来。于是他果断变卖房地产，将资金悉数投入扩大航运规模，一举盘下了英资鸿安轮船公司，更名为鸿安商轮公司，并添置“武林”、“之江”、“华盛”三轮。接着，虞洽卿又让其子虞顺恩出面与人合伙，于1917年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置3400吨位的“宁兴”轮，不久又添置了“升有”、“敏顺”、“惠顺”等轮船，把航线扩展到长江和南北沿海各商埠，甚至远达海外，形成了北至天津、海参崴，南达福建、广东以及新加坡、仰光，东抵日本，西溯长江而至汉口的庞大航行图。这时，虞洽卿旗下的三北、鸿安、宁兴等三家公司，资产已达六七百万元，自由轮船18艘，吨位2万吨以上，一跃成为华商最大的航业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制下，艰辛发展，到1935年拥有大小轮船达65艘，计9万多吨位，占到我国轮船总吨位的13%。虞洽卿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民营航运业翘楚”。
从钱庄到银行。钱庄业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在当时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斯波义信说：“宁波大多数有影响的钱庄，都开设于1750年以后的这百年间。似乎可以肯定，钱庄起源于宁波，并由宁波移民传入上海的。”鸦片战争后，光绪年间，宁波有钱庄400余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的九大著名钱庄资本集团中，宁波商人就占了5家，还有3家宁波商人也占有股份，且许多钱庄骨干亦为宁波人。如镇海方介堂家族、李也亭家族、叶澄衷家族、宋炜臣家族，慈溪董耿轩家族、严信厚家族，都开设多家钱庄。此外，宁波商人还进军天津、北京、武汉、沈阳等大城市，或开设钱庄，或设立分店，各地钱庄声气相通，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
“五口通商”之后，外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但一开始限于为洋商服务，大部分中国商人与外来银行并无关系，远不如与钱庄那么密切。而且，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未设分支机构，其汇兑业务反而要委托钱庄来办理。于是钱庄庄票被外资银行广泛接受，一时间，钱庄与银行共生共存，彼此互补。
然而，这样的蜜月期注定是短暂的。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竞争的深化，具有规模和制度优势的外资银行羽翼渐丰，在中国站稳脚跟后迅即掌握了市场主动权。相反，本土钱庄由于机构分散、资金短缺、业务保守，越来越难以适应近代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宁波商人凭借超前的商业意识，及时地插足银行业，积极参与筹办近代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沪创设，这是第一家由国人自办的银行。在银行筹备时，慈溪人严信厚曾主动要求将所设的钱庄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然未成，但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帮巨商皆争取到了总行总董职位。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声称“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加上其后几任宁波帮总经理，宁波商人实际控制了该银行业务经营的实权。
上海的银行多为宁波帮商人所掌握。中国通商银行的前三任总经理都来自宁波，分别是余姚人陈笙郊、谢纶辉和镇海人傅筱庵。该行在上海的虹口和南市设有分行，南市分行经理方椒伯也是镇海人，方椒伯还是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定海人朱葆三曾任中华银行董事长以及总部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镇海人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还一度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宁波人李咏裳曾任恒利银行董事长，竺梅先则担任大来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慈溪人秦润卿曾任中央银行监事和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中国垦业银行创办于1927年，起初设在天津，1929年春由秦润卿、王伯元等人接办，一次性收足股本现银250万元，其中慈溪人王伯元投资占一半。接手后，总行移至上海，原天津总行改为分行，并在宁波、余姚、南京、北京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这是一家由宁绍帮钱庄全力组建的银行，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宁波商人手中。王伯元还是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及上海市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执行常务委员，通和银行、国泰银行、中和银行的董事长和上海银行的董事。中国农业银行的创办人也是这个王伯元。
至于四明银行，则完全是宁波帮钱庄自设的银行，该行由朱葆三、陈熏、虞洽卿、周晋镳、吴传基、方舜年、严子彬等甬籍同道联合发起，奏请清政府批准，于1908年创办。行址设在上海江西路34号。总董周晋镳，总经理陈熏，协理虞洽卿。这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曾多次遭遇严重的挤兑风潮，由于财力不足，经常陷入破产边缘。有一次四明银行就快撑不住了，消息传出，几乎上海所有的宁波人商店都主动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也用现洋换进四明发行的钞票，这样一来，竟在几日内把四明银行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此外，虞洽卿、朱葆三、傅筱庵等人还另外投资外国银行。在上海，与宁波帮商人有关的银行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在本书中罗列。
甬籍商人在上海“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银行之外，宁波商人还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兴的金融行业中独占鳌头。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1921年，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宣告成立，朱葆三担任了董事长。在保险业中，余姚人宋汉章出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近20年，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业先驱。
秦润卿、宋汉章、王伯元、童今吾、孙衡甫、胡孟嘉、陈熏、傅筱庵、邬挺生、严叔和、虞洽卿、朱葆三、盛丕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先后刻在了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的百年群英谱上。
从旧式商业到新兴产业。宁波商人通过投资新式金融业和航运业，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和足够的经验，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重新规划商业蓝本，寻求新的发展途径。除了金融业和轮船航运业之外，甬商还积极进入到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业、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洋货业、化工西药业、房产地产业、新式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等顺应时尚的新兴行业中来。上海的许多新兴产业，大都是浙商尤其是甬商率先经营，或者是由宁波商人后来居上，成为中坚力量。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森次勋在《上海财阀之鸟瞰》一文中这样说：“金属、染料、棉布、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逐年有增长之势。”早在上海开埠不久，镇海人方润斋便在上海开设方振记，专营进出口贸易。他派人直接到生丝产地湖州收购土丝，到绍兴等地向茶农收购平水绿茶，将这些土丝、绿茶整理包装后，就直接同李百里洋行交换进口来的花色洋布。方润斋将进口的花色洋布，小部分在上海批售，大部分自己用夹板船运到汉口待价而沽，获利颇丰。在上海商界享有盛名的“三大祥”，指的是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这三家呢绒洋布店，三家名店都是宁波帮商人创办的。
以“知西事者”著称的叶澄衷，是最早涉足新式商业的宁波人之一。1854年，他从镇海来到上海的杂货铺当学徒，三年后自己摇着小船，贩卖日用百货及食品，供应黄浦江上的外轮之需。有了积蓄后，他转而经营五金杂货业务。1862年，叶澄衷在上海虹口独资开设顺记五金杂货店，后来又陆续开设了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义昌成记等分号共38所，业务涉及五金、机械、军火等，人称“五金大王”。
许多涉及千家万户、用途甚广的生活必需品如称为“五洋”的洋油、洋火、洋烛、洋皂、洋烟等，起初都靠外国进口或在内地设厂制造，中国商人代为经销，所赚利润的大头都进了外国人的荷包。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之后，中国商人开始有能力自制“五洋”之中除洋油外的火柴、蜡烛、肥皂和卷烟，打破了外商垄断的局面。有“火柴大王”之名的刘鸿生，继叶澄衷、宋炜臣之后，也投资创办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他聘请化学教授林天骥改进火柴安全质量，产品一度销往南洋。1936年，他又组织成立中华火柴产销联营社，自任理事长，参加联营社的有上海、苏州等地10多家火柴厂。宁波商人杨正裕、洪德生先后在温州、天津等地开设制烛厂，洪德生的虎牌蜡烛在当时还颇有名气。肥皂是每个家庭必需的洗涤用品，销量极大，然而民国初年充斥市场的是祥茂、北恳、日光、怡昌等洋皂，国产肥皂质量低劣，无力与之竞销。为此，项茂松于1921年创设五洲固本皂药厂，重金聘请制皂专家，分析比较各种配方，终于研制出比祥茂等洋皂胜过一筹的五洲固本肥皂。随后他又相继推出“嫦娥”、“美女”、“天女散花”等几十种牌号的香皂，产品除供应内地外，还远销至香港、新加坡、越南等地。自海禁解除后，外国卷烟即随其他洋货涌入中国，大量英美制造的品牌香烟不仅占据上海市场达半个世纪之久，还在汉口、天津等大城市风靡一时。宁波奉化人邬挺生，曾长期充任英美烟公司买办，在卷烟行业中声望颇高，离开这家公司后，他自筹组建了中华烟公司，还开办了许昌烟叶公司。自他之后，余姚人黄楚九先后开办了大昌烟公司、福昌烟公司，慈溪烟叶商人王佐卿开办了振兴烟公司，宁波人王维琯、王维琳兄弟相继创办了上海德隆烟厂和上海瑞伦烟厂，宁波烟商所生产的“中国牌”、“至尊牌”、“保险牌”、“金鼎牌”、“丁克牌”、“爱美牌”等香烟，不仅创造了民族品牌，具备了与外国卷烟相抗衡的实力，同时还很好地配合了“五卅”惨案后国人抵制英货的运动。
宁波帮商人有感于19世纪后期西药不断输入，国人只觉其妙，却无法自制的现状，便纷纷投资于化学制药业，其中的信谊药厂很快就研制出了自己的“西药”。
信谊药厂的前身是德籍俄人、药学博士霞飞于1924年挂牌成立的信谊化学制药厂。1930年为扩充规模，招募股本，宁波人鲍国昌投资入股，担任执行董事。不久后，霞飞博士退出，鲍国昌独自接办，着手整顿企业，加强人才培养和创新、研发力度，药品种类逐渐增加，生产出了维他赐保命、食母生、好力生、维他新、西他新、新惜发散等十大著名药品。1940年试制成功消治龙片剂和针剂，从此，消治龙成为当时医药界广泛应用的首选消炎药物。到1946年，信谊药厂已经成长为我国制药工业中居领先地位的综合性制药联合企业。
在上海商界有“强门脑袋”之誉的黄楚九，头脑活络，善于趋新，他既是新药界的翘楚人物，又是娱乐界大亨，其名气之盛，在上海滩可谓家喻户晓。上海最出名的游艺场“大世界”，便是余姚商人黄楚九于1917年创办的。
上海“大世界”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每天可接纳2万多人次游客。不仅有从外国购置的飞船、哈哈镜等新玩意儿，还接连不断地演戏、放电影。游客只需花一两角钱买门票，便可从早玩到夜，任选所好，尽情玩乐。肚子饿了，还有风味小吃。每日游客摩肩接踵，特别是外地游客，无不以游览“大世界”为一快事。除了“大世界”，黄楚九还经营了新新舞台、新世界、小世界、齐天舞台、三星舞厅、天外天等娱乐场所，并组建了中华电影公司，后来还筹建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等等，一生涉足的新兴行业可谓多矣。从上海开埠至解放前夕，涉足新兴产业、散布于各地且事业有成的宁波帮商人不计其数，获封各式各样名号的商人便有一长串，如刘鸿生是火柴大王，叶澄衷是五金大王，叶立培是地产大王，张遵三是鱼翅大王，方逸仙是民用化工大王，余名钰是钢铁大王，王生岳是铣床大王，张逸云是味精大王，黄楚九是新药大王，王伯元是金子大王，周宗良是颜料大王，任士刚是汗衫大王，徐大统是纸业大王，包玉刚和董浩云是世界船王，邵逸夫是影视大王，曹光彪是毛纺大王，陈挺骅是棉纱大王，邵延炎忠是电子大王，张敏钰是水泥大王等等，可谓目不暇接，奇才辈出。
从行会到商会。随着宁波商人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等地的势力日益加强，并把势力迅速扩展到苏州、常熟、营口等商业重镇，于是宁波会馆、公所在全国各地像雨后春笋涌现了出来。宁波籍商人设立会馆、公所的主要目的无非是联络乡谊，结帮经商，增强对外竞争的共同力量。
时至清朝末年，随着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生长，要求建立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1903年，清政府特设商部，准许各省分别设立商会，并指派朝廷大员驰赴各省劝办。此后几年间，杭州、宁波、绍兴、湖州、金华、温州等地纷纷宣告成立商会。民国初年以后，各地的会馆、公所也逐渐向同业公会甚至商会转化。
与传统的会馆、公所相比，商会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会馆、公所有行业、帮派、地域之分，相互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而商会则不限籍贯与行业，“无论何项商业，凡允认常年会费者，均得入会”。商会的出现，使工商业者突破了狭隘的同乡、同业范围，进而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实现利益认同的现代化整合，有利于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如此，近代商会的职能还延伸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社会公益等广阔领域，对城乡社会各种公共活动的参与和管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包括创办报刊、兴办商学、平粜粮食、实施赈济、整顿交通、维持治安等。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这一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商会机构，以新的姿态与官府及其他社会势力周旋，并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层层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宁波地区，不仅各县遍布商会，居然还出现了镇一级的商会组织。比如现在宁波北仑区的柴桥镇，于1911年成立了商务分会，1916年改称为镇商会，会长为朱旭昌。镇一级如此早就成立商会，当时在全国是相当领先的。近代柴桥乃一方重镇，交通便利，人口稠密且风气开通，商业发达，号称“小宁波”。近代的柴桥商会广泛团结工商业者，积极发展会员，领导和组织工商业者办厂、办校、筑塘、修桥、浚河、创建医院，大力发展经济、贸易、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柴桥商会的辉煌也推动了近代宁波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进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帮商人不仅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本地的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还积极成为外地一些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1902年，慈溪人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组商会。他认为创立商会“为华商生命所系，集帮商，排众难，期必成”，为此花费很多精力，以自己在上海商界的社会地位和号召力，奔走呼号，联络上海各业商人，并亲自筹垫款项，在南京路五昌里租赁一处房屋，以做聚会之所，还制定了“简章六条”，于当年2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严信厚被驻沪修订商约大臣盛宣怀委任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该所为国内首创，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故有“第一商会”之称。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在各地成立商会，严信厚率先遵办，由会议公所筹款12000两作为经费，并修正章程，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他又担任第一任总理。
在严信厚之后，闻名上海滩的知名甬商周晋镳，又四次担任上海总商会总理，首任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与严信厚等被称为是老一辈宁波帮中响当当的人物。
江浙财团，民国宠儿
民国时期的中国存在三大财团：华北财团、江浙财团、华南财团，其中江浙财团的名头最响、实力最强，与政权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在民国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
江浙财团的称呼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是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最早的雏形是宁波商帮。宁波商帮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业已形成国内一大商帮，在上海业界中的势力地位无可比拟。在当时，上海业界中人常以自己为宁波籍而引为自豪与荣耀。有这样一则故事，说的是银行“大佬”王伯元，祖籍浙江慈溪，其母是苏州人，王小时候随母生于苏州。后来，王伯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代理会长时，讲话中常露苏州口音，有人觉得奇怪，问：“你一苏州人为何担任宁波同乡会会长？”王伯元立刻虎起脸来，严肃声称自己是地道的宁波人，而且是宁波慈溪王氏二十二世孙，有宗谱为证！
在清末向民国的过渡时期，宁波商帮既大力扩展经营活动领域，又逐步扩充该帮成员，其联络对象由宁波籍扩大到了浙江籍、江苏籍，甚至还包括安徽籍。宁波帮经营的成功和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使人们对其越来越另眼看待，宁波籍以外的一些商人与资本家出于各自的目的，也十分愿意与宁波帮建立并发展经济等多方面联系，并逐渐成为非宁波籍的宁波帮成员。随着宁波帮的财富与集团实力、经验的迅速增长和积累，19世纪末，它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经济力量，20世纪初，宁波帮则演变扩大为“大宁波帮”——江浙财团。
从宁波帮发展而来并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支配着上海的钱庄业、各大商号、大部分买办及各类经纪人、多数纺织工业企业、主要的航运公司、最有资本实力的商办银行乃至主要的商号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因为江浙财团的基地在上海，垄断着上海经济，是影响和制约上海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人们有时又将江浙财团唤做上海财团。
江浙财团的“台柱”人物莫过于被称为“上海闻人”的虞洽卿。虞洽卿，航运业资本家，名和德，浙江镇海人，生于1867年。早年做学徒，当买办，后来独资创办三北、宁兴、鸿安等轮船公司，到抗战前夕，三家轮船公司总吨位达91000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还投资于上海中法大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大华无线电公司、江南造纸公司、宁波永耀电灯公司等企业，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
虞洽卿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五四”运动时，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份操纵会务，阻挠罢市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又操纵上海总商会，破坏“三罢”斗争。1926年11月，虞洽卿亲自前往南昌谒见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虞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虞洽卿是通过浙江同乡陈其美、张静江等与蒋介石相识的。当时，蒋介石从日本回国，曾在虞洽卿家住过一个多月。虞洽卿见蒋介石闲来无事，便介绍他到自任理事长的证券物品交易所，所谓蒋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一段。后来蒋介石在交易所投机失败，背了不少债务，得虞洽卿之助后，逃过债户的追逼，去广东投奔了孙中山先生。
虞洽卿就因为这样一个机缘，和蒋介石、浙江财团，以及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任校长以及领导北伐，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革命军北伐抵达南昌，剑指上海，这时候的虞洽卿坐不住了，心里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农工，那我该怎么办？
在此情况下。身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代表上海商人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见北伐军总司令、比他小20岁的宁波老乡蒋介石。当时，虞洽卿等人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其一，上海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军阀孙传芳提出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建议由军人、文人和商人组成一个治理集团；其二，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也在积极活动，上年10月，共产党人周恩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暴动，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积极筹划第二次行动；其三，就是投靠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日后可见，上海商人对旧式军阀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作为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与劳工阶层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则上也南辕北辙。虞洽卿理想中的出路是实现上海自治，在他看来，与同乡蒋介石结盟，将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见到蒋介石以后，虞洽卿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儿怎么办？蒋介石就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他说的是浙江话，意思是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信穷人的，穷人怎么靠得住？！这虞洽卿心里就踏实了。他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终于清楚了，蒋介石并不跟洋人真干，于是就说：那我回去，我怎么帮你？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两人就此达成了默契。
3月21日，上海劳工发动武装起义成功，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虞洽卿被任命为19位临时政府委员之一。对此任命，他不置可否。
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后来公布的委员会名单中，虞洽卿和钱新之都在内。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谒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商界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们于4月25日再奉送了300万元。
这就是后来我们党史里头讲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背景。很简单，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埋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会会长，帮助蒋介石募捐，发动“四·一二”政变完成了清党。在所谓“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也与黄金荣等密切配合。据说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所谓的“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人被列为“五功臣”。
经过虞洽卿等人的斡旋与活动，浙江财团中的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东莱银行等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来归”和“报效”，认购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蒋介石这才有了充足的军饷，用以对付北洋军阀和共产党。
正是有这样一层关系，虞洽卿的民营企业，始终受到南京政府的关照，发展得越来越大。抗战的时候，整个运输都归虞洽卿管；抗日期间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以后，从缅甸往重庆运输物资也由虞洽卿负责。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而且，任何时候，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找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就直接给钱，算是归还“革命善款”；另外国民党还批了他一个交易所。据说，那时候没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宁波的一个城防司令，也是黄埔军校蒋校长的学生，曾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应捐了，回头说没带支票，赖账不给。那个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给扣了，结果虞洽卿就告诉了蒋介石，说那个人破坏抗战，把船扣了，到处都是滞留的难民。蒋介石居然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由此可见虞洽卿当时的官商地位。
直至终老，虞洽卿仍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36年6月19日，是虞洽卿赤脚闯荡上海滩55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他的70岁寿辰。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赶赴上海来祝贺，还当场委任虞洽卿为国民政府荣誉主席。1945年4月21日，78岁高龄的虞洽卿，又一次接到蒋介石颁发给他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兼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赴昆明的飞机票，票期是26日。但22日那天晚上，正在张静江、杜月笙等人为他设宴饯行的当儿，他的急性淋巴腺炎症突发，至原订的26日启程之期，竟溘然长逝。逝前的虞洽卿还不忘蒋介石，曾提出捐献千两黄金，用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也投桃报李，亲自赴灵堂吊祭虞洽卿，挽文洋洋有千余言。其中云：“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又以国民政府名义，上送巨型匾额一幅，上书“输财报国”四个大字。国民党常委会还令国史馆为虞洽卿立传。
当然，江浙财团中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是宁波老乡的银行家宋汉章对蒋介石就不那么百依百顺。
1927年3月北伐军抵沪后，蒋介石多次责令各业垫款筹饷。5月2日银行和钱庄业再次讨论筹款时，中国银行就表示有困难。次日，蒋介石直接致电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军需孔亟，请竭力设法预购二五库卷一千万元，限本月5日前解交。”并以高压语调责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若不如数筹缴，不惟妨碍革命进行，且不足以表示赞成北伐与讨共大事。”宋汉章于13日复函对蒋述说事实并非如此，蒋在20日再次致电宋，严责“贵行在汉竟给共产政府（当时宁汉政权对立，此处指的是武汉政府）以1800万元之报效，使其尚敢负隅一方”、“此次沪上借款……贵行竟表示反对，始终作梗”、“务请于23日前补足一千万元”。次日，宋汉章一方面复电给蒋介石，说明“汉行非属沪行管辖”，与己无关，同时又表示“现正由此宁、浙两行筹商续垫200万元”，另一方面又致函负责筹款事项的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反映沪行困难：“宁浙两行再垫200万元已超出千万元之数。在政府虽属杯水车薪，在银行已属筋疲力尽……如坚欲急垫，必将动用准备金。由此而设谣言一播出纷纷挤兑，汉章个人原不足惜，恐银行从此倾覆，金融亦将不可收拾，反响及于财政，此汉章期期以为不可者”、“预恳诸公据实转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迫不及待，于21日再度指责宋汉章等人拖延借款，说他“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25日，蒋介石又电告陈光甫等人，指责宋汉章“着筹之款延宕无期”、“吝惜至斯”，还表示“如照法律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诸公从严交涉……千祈勿徇私情”。这些函电充分说明蒋介石对宋汉章已是箭在弦上，随时将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宋汉章坚持不让步，却急煞了陈光甫，他不想把事情搞僵了，于是赶紧写信劝蒋介石慎重处置，提醒他说：“若逼中行以准备金提垫将酿成挤兑风潮、金融恐慌”、“操之过急金融发生问题，今后将筹垫无门”、“必遭别国对华反感”。6月7日，蒋介石回函表示理解，并称“中行事鄙意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一场风波终于止息。宋汉章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坚持不动用中行准备金，不仅显示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毅品质，更使中行在国内外保持了良好信誉，为业内人士所称颂。
然而蚂蚁终究斗不过大象，宋汉章再“硬”，怎奈何得了拥有“枪杆子”政权的蒋介石，后来中国银行还是不得不提供部分借款，然后往返折冲，经浙江财团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作抵，由上海银钱业、上海商联会、江浙两省绅富和两淮盐商分摊认购，后又以关税附加作抵，续发库券4000万元，仍按原比例分别认购。这样一来，才终于使蒋介石释怀。
江浙财团寄希望于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国内的统一和稳定，取消外国企业在华的经济特权，镇压工人运动，蒋介石政权为了自身的需要﹐也对江浙财团给予了一定扶持﹐吸收他们中的某些人担任国民政府财经部门的职务﹐承认和偿还北洋政府的旧债。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量发行国内公债﹐江浙财团的一些大银行从承购公债中获得优厚利润﹐得到畸形发展。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终究逃脱不了沦为其附庸的命运。
“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即以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名义，下令将上海总商会及会董一体解散。之后，蒋介石委派宋子文等人采取分化和相互牵制的策略，与一个又一个商人组织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那些不顺从的商人则被认定为卖国的“买办型商人”，受到打击或者清理。1927年7月，蒋介石颁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从此直接受控中央政府，所有上海市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职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这些接踵发生的突变，显然大大出乎虞洽卿们的预料。到1930年前后，自主、独立的上海民族商人团体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官僚资本主义。自1911年之后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到此戛然而至。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玛丽·贝热尔评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斯言悠悠，可谓泣血之论。
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仅如此，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武器”也逐渐被缴械，以至于毫无还手之力——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的白银政策在中国引发的金融恐慌，从1亿元金融公债中抽出1500万元强行注入中国银行，使官股达到总资产的50%，抽出1000万元注入交通银行，官股达55%，国民政府一举控制了两家最大的民营银行。不久后，国民政府又如法炮制，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此三行连同中、交两行创办的新华信托银行组成了小四行，与四行两局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至1935年时，全国2566家银行有1971家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这种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江浙财团的最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及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
改朝换代，商帮更替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笑傲商界，与南方的徽州商人并称为商界双雄，俱领风骚五百年，以至于世界经济学者把山西商人与驰誉欧洲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山西商人富甲天下，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平阳、泽、潞即今天山西的临汾、晋城和长治三地。清人徐珂还曾把光绪年间资产在30万两至七八百万两的山西商人做了大致的排列，其中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有14家。这14家仅仅是晋中榆次、祁县、太谷、介休四县的部分商人。
10多年前，余秋雨先生在领略了晋商文化之后，通过《抱愧山西》一文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余先生所谈为实，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山西的确是中国最富有的地区和金融中心。非但在晋商老家，山西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兴旺发达，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山西商人创造出来的。在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在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然而时移世易，一切变化就发生在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山西商人引以为傲的致富根本——山西票号由盛而衰，竟然将一个强盛的商帮一并拽入谷底，从此辉煌不再。
山西票号是晩清至解放前一种介于钱庄与银行之间的旧式金融组织，因执事者以山西人居多，故称“山西票号”，也称“山西票庄”。随着晋商势力的不断壮大，清政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得到了晋商的大力支持。票号为清廷承担起了代垫代办汇兑军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等业务。正是通过与官吏和政府的结盟，大揽大包政府金融业务，晋商才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利润。
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到清朝末年，山西票号已经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多家分号，所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税收的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储存。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山西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如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本商人在东北肆意扩张，于是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中的佼佼者。那时候的山西票号可谓“汇通天下”、“九州利赖”。但遗憾的是，进入近代以后，晋商票号中的很多人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未能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及时、大胆地向近代金融业转化，而是故步自封，死抱住传统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不放，以至于错过了转型发展的时机。
1903年，时任治理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想在天津开办一家新式银行，首先想到了山西商人，满心希望山西票号能积极参与，哪知山西票号并不领情，婉言谢绝了。1904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也盛情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派人参与筹办和经营，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项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墨守成规，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以致坐失良机。后来，鹿钟霖就让江浙绸缎商来筹办，江浙财团于是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票号改组为银行，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当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氏，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岂料毛氏坚决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等人的计划另有企图，这样就使李宏龄等不能有任何行动。1909年，京都的山西各票号通过各埠山西票号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号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所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各地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去的贷款均无法收回，而客户纷纷前来提款，山西票号应接不暇，蒙受了巨大损失，于是重提改组银行的计划。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也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久倒台，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1903年以后，历经十多年的挣扎，先后四次错过改组的机会，终于日暮途穷，再也无法振作。挨到民国初期，山西票号陆续倒闭，至1921年仅存5家，鼎鼎大名的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山西票号就此作古，雄踞中国商界和金融界数百年的晋商，也逐渐黯淡了身影，褪去了光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正是在山西商人跌倒的地方，浙江商人站了起来。银行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山西票号对近代银行认识不足，一味抵触，面对竞争，无所作为，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指间溜走。
与山西商人的麻木不仁相反，浙江商人言必行，行必果，他们受“欧风西雨”熏陶渐深，对近代银行的理解和兴趣之深自然也非传统的晋商可比，遇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势必会紧紧抓住。浙江商人的策略是先给外国人做买办、当代理，渐渐地羽翼丰满，就自己投资组建新式银行，取得与外国银行相抗的实力与地位。
近代金融业先驱宁波人严信厚，曾先后受到胡雪岩、李鸿章的器重，因做盐业生意，10年间积聚了大量家财。后在上海创办了“源丰润票号”，分号遍设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形成较为庞大的钱庄网络。1897年，当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建时，严信厚看到发展趋势，自愿以自己名下的钱庄、银号为基础组建，后来干脆以商股形式加入进去，并争取到了该行首届总经理之位，博得了盛宣怀的夸赞：“严信厚顾全大局，情愿以独开之银号归并公家之银行，使其气局宽展。”
除严信厚之外，还有不少浙江商人闻得商机，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入股当时开办的新式银行，后来发展到浙商自己组建和经营银行，掌握了资本的主动权，又用手中的充裕资金投资其他新兴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最终促进了旧式浙商向近代民族资本家的顺利转型。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商史上，能与晋商媲美的只有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时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了商帮集团。
历史上的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踪迹，曾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当时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资8100英磅的数额了；清代扬州从事盐业的大徽商，资本达四五千万两之巨，而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也才7000万两左右。此时的徽商已达辉煌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州是个毓灵神秀的地方，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曾令诗仙李太白也为之流连忘返。与敦煌学、藏学等并驾齐驱的三大地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就植根于这块土地。在徽州歙县附近，至今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址——黄山和花山谜窟，还有当年乾隆皇帝御书的“锦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牌坊群。透过至今还保留完好的数千栋古朴清雅的古民居、百余座古祠堂和气势雄伟的牌坊群，可以窥见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盆景、徽墨歙砚深厚的文化底蕴。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州商人，脉管里流淌着祖先的血液，自然也不乏厚重的文化基因，因而徽商素有儒商之名。其主要表现，一是大多数徽商都懂一点琴棋书画、诗文对仗，很会附庸风雅；二是既重财富，也求功名，经商不过是手段，做官才是最后归宿。
生于1823年的绩溪人胡雪岩，是徽州商人中的典型人物，一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他便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
胡雪岩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是依托官宦显要，千方百计打通商路；其次是知人善用，笼络人才，他常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的本事；再次是有一套经商的办法。胡雪岩曾留下“五字商训”：天、地、人、神、鬼。天为先天之智，经商之本；地为后天修为，靠诚信立身；人为仁义，懂取舍，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神为勇强，遇事果敢，敢闯敢干；鬼为心机，手法活络，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然而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上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他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府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已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他生意失败的深层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终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了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入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事例说明，旧时的徽商既称儒商，更是官商的代表。曾几何时，徽商主力盐商所经营的盐业大受官府保护，握有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这些“官督商营”的盐业特权商人，积累资金多达百万乃至千万，被称为徽商巨贾中的“上着”。
但是，由于长期没完没了的捐输和日益繁重的课税，加上穷奢极欲的挥霍，徽州盐商的积资往往已是徒有虚名。自乾隆以后，私盐渐渐盛行，官盐反而滞销。到了道光中期，陶澍改革两淮盐政，“废引为票”，“无论官绅商民皆可承运”，作为徽商主角的两淮盐商也就走到了尽头。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其战后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又使徽商遭受沉重打击，加速了它的衰落过程。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而“徽商”是以商业为主的，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一直没有形成产业支柱，这样，它在中国商业近代化转型的发展过程中，与同期的晋商一并被碾在了历史无情的车轮底下。
在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序列中，并没有“浙商”一支，只有宁波帮和龙游商帮，宁波帮无疑成了近代浙商的代表。宁波商帮和其他商帮都产生于封建社会，为什么其他商帮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无不难以逃离灭亡的命运，而唯有宁波商帮一枝独秀、转型成功呢？
这首先与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关。我们知道，商帮是指某地的商人，有的业务中心就在这些商人所在的地方，如粤商就在广州，晋商尽管在全国乃至国外活动，但中心还是在祁县、太谷、平遥这几个小县城。但有的商帮并不以本地为中心，如徽商的中心在扬州。宁波商人也在全国活动，中心设在上海。活动的中心不一样，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机遇不一样，思想观念及开放程度也不一样。晋商以山西几个小县城为中心，难以接受开放的新思想。宁波商帮在中国最开放的上海从事经商活动，有机会与洋商打交道，接受西方较为先进的商业新观念、新思想、新经营管理模式，学会进行实业投资和管理现代金融。经济学家特别强调早期发展中的地理位置，那些沿海城市开放程度高，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更为先进，企业进行升级和商人实现转型的机遇就大大增加。宁波商帮正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宁波商帮转型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始终是“草根商人”，没有依靠“官商结合”。在封建社会中，政府控制着资源，经济是有权而兴、无权而衰的权力经济。那些没有以权力为背景的商帮始终没有做大，如山东的鲁商、陕西的陕商、浙江的龙游商，等等。成功的商帮都要依靠政府，靠权力致富。粤商倚靠的对外贸易垄断权是政府给予的，而且他们都亦官亦商，商人本身也是官员。所以，当这种垄断权力失去之后，就无法继续存在了。前面介绍的晋商、徽商其实也都是官商结合的典范。依靠权力致富自然就削弱了创新的能力。相反，在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浸染下的宁波商帮，历来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顺势应变、不断创新、大胆超越的精神，因此近代浙商拥有更为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当然，宁波商帮中也不乏有官位之人，但都是在经商成功之后买的虚职或被授予的名誉官职。官位不是经商成功的前提，而是经商成功的结果。他们经商成功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他们也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宁波商帮成功之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他们未必是企图通过这些活动赚钱，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或出于寻求政治保护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宁波商人的成功也与他们的文化底蕴相关。浙江在南宋以后，经济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到明清时已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宁波府则是浙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清商人在经商成功之后也关心文化的发展，生活在这种文化气氛中的宁波商帮，既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又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种文化使宁波商人有自己成功的商业经营理念，而且也善于接受新知识。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商业成功的基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一夜致富，甚至富甲天下，但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创建一流事业，造就一代商帮的辉煌。
自古以来，商品经济就是时代的产物。商业竞争的最终原则是适者生存，所谓时势造英雄，代表浙商的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商帮的大比拼中脱颖而出，光耀至今，原因不外乎是它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很好地实现自身转型和提升，始终引领着潮流的发展。
世纪伟人，赞誉有加
对于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就和非凡影响，上个世纪的三位伟人都给予了正面评价。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就与宁波帮商人有密切的交往。一些宁波帮商人参加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也有一些倾其财力从经济上对革命给予资助。宁波帮商人的雄厚财力、奋斗精神以及经商传统和成就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1916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到国内政治专制、社会混乱、经济凋敝的情况，感到非常痛心，但苦于在政治上已没有出路，因此把振兴中华的设想更多地放在实业上。他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构思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计划，希望以此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为中国的富强指出一条道路。1916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宁波考察，在宁波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孙中山谈到，浙江的开通、安定和富有属全国之冠，而宁波又为浙江之冠。宁波虽然开埠在广东之后，风气之开却不在广东之下，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经济实力非常大。“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孙中山认为如果整顿有方，宁波自可成为各省之模范。他提出四条建议：第一条是振兴宁波本地的实业。孙中山认为宁波实业很发达，但大多在外埠，而不在宁波本地，这是一个不足。他认为在母地发展实业是基础，“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可茂也”。而且宁波发展本地实业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宁波人有工业的经验，二是甬江有良港，运输便利。因此，宁波人一定要“悉心研究，力加扩充”。第二条是修理河道，兴建港口。孙中山认为，宁波的地理位置好，商业繁盛，有甬江直通大海，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但是河道和港口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因此，最重要的是将甬江的河道治理好。“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第三条是整顿市政。孙中山特别强调对街衢道路的整顿，“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整顿街道需要大量经费，孙中山提出通过发行地方公债，核定地价，收土地为公有，以此来办理公共事务。不能以无钱而不思整顿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对于此事，不宜畏难而在设法”。第四条是组办实业银行。孙中山认为这一条非常要紧，如果有了自己的银行，就不用将巨大款项存入外国银行，而经济也有活动之余地，办实业也更加容易。对此，孙中山对宁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宁波人既素以善于经商著，且具有伟大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亦最紧要之举。”最后，孙中山把宁波和上海作了一番对比，认为上海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人之力，对此中国人应该感到惶愧，而宁波人完全有资力和能力将宁波建设好，使之成为中国第二个上海，而且是“中国自己经营的模范之上海”。此后不久，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的港口规划中再次从两个方面提及宁波。一是宁波的实业，他认为宁波地方虽小，但极富，其人善企业，以手工业知名，与广州不相上下。“中国之于实业上得发展者，宁波固当为一制造之城市也。”再就是港口，他认为宁波是一个老条约港，位于浙江省之东方。“此地有极良通海路，深水直达此河之口。此港极易改良，只需范之以堤，改直其沿流两曲处，直抵城边。”虽然如此，孙中山却认为宁波港与上海港过近，与外国直接的出口贸易未必能多，只能作为地方性的第三等港。孙中山的看法是否正确，今人就不必再去探讨了，但他对宁波的关注可见一斑。
相比较而言，在上世纪中国的伟人中，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其主要的经历，他与宁波的联系比较少。毛泽东对宁波发表看法大致有两次，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另一次是在建国前夕。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搞调查运动，对江浙地区也作了一些研究。1926年10月，毛泽东写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指出：“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的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虑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毛泽东列举江浙的崇明、江阴、丹阳、无锡、青浦等地农村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目前属于浙江宁波地区的慈溪和那里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慈溪属于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区的农民，本来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闹荒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集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到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又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成为普遍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于群众完全没有组织起来，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时隔23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毛泽东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宁波。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三野战军粟裕和张震的电报中对占领宁波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第二，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这两条指示，反映了毛泽东不以个人恩怨来对待敌手的博大胸襟；保护宁波帮财产，说明毛泽东对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有充分的估计，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建国后发展经济的一些想法。
20世纪中国三代伟人中，与宁波关系最为密切、影响最大的要数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但是，面对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究竟怎样才能更快地摆脱经济困境，迅速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除了政策因素外，最主要的是必须发现和抓住一切可以发展自己的机遇，发现和抓住那些属于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机遇，才能造成自己的发展特色，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
1978年秋天，香港人士宁波帮的实业家包玉刚致函内地，要求回乡探亲。邓小平立即授意廖承志出面邀请，并于当年11月在北京与包玉刚会晤。两人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和十余年的交往。后来邓小平又先后会见了宁波帮代表人士邵逸夫、王宽诚、安子介、赵安中、马临、应行久等。通过和他们的交往，邓小平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以及爱国情怀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形成了关于宁波发展的思路，并在实践中给予全力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的发展。
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国务委员谷牧汇报沿海开放城市情况时指出：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邓小平还指派对外经济贸易部顾问卢绪章到宁波，协助做好对外开放和发动宁波帮的工作。在邓小平推动下，“宁波帮”从1984年初至2003年上半年在宁波投资建设2082个项目，为宁波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84年10月，当邓小平得知包玉刚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时，深表赞许。1985年初，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宁波大学，邓小平说：办宁波大学的问题，包玉刚先生出钱，这是件好事，我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你们应该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两个月后，包玉刚在与邓小平会面时，又提出宁波的机场问题也要解决一下。1985年1月，邓小平亲自向谷牧交代：关于宁波的问题我讲两件事：第一，要给卢绪章办个长期护照，可以长期进出香港；第二，宁波机场我已让军队和地方合用。我再明确两条：一是航班要增加，先做到每天有一次，逐步做到每天有两个航班；二是将来经济发展了，宁波以地方为主搞一个大一点的机场。
1985年中旬，邓小平在与国务院领导谈话时特别强调了在宁波建港口的问题，他说：包玉刚先生说，宁波可以进25万吨的轮船，是少有的理想港口，25万吨轮船运输成本可以降低30%。所以发展金三角（指长江三角洲），如果把上海、宁波连接起来，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许多问题。邓小平还支持包玉刚关于利用北仑港优势，与外商合资在北仑港区建设大型钢铁厂、发展重化工业的倡议。他说：凡是搞这类投资的人，我们都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如果有的时候国家补贴，我们也可以干。
1992年12月底，邓小平在杭州疗养，在与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交谈时，仍非常关注宁波的发展和宁波帮动员工作，并关切地询问了包玉刚生前为之奔走的北仑钢厂和北仑港的情况，再次强调要发动侨居海外的宁波帮共同为宁波出力，他还提出去宁波视察。
邓小平不愧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从与海外侨胞，特别是海外宁波帮人士的交往中，从宁波在海外侨胞支持下得到发展的事例中，看到几千万海外侨胞的雄厚资金实力和人才、技术资源的巨大力量，感到了几千万海外侨胞浓厚的爱国爱乡情感，认识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东西。1990年，邓小平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993年，邓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的谈话中再次指出：“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既是对广大海外爱国同胞包括宁波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开拓。
宁波商帮与现代浙商从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近代宁波商人的筚路蓝缕开拓在先，也就没有今天遍布于世界各地的浙商的辉煌创造。这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