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举办“青年业务骨干培训班”，很有意义。
同样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同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以后，最初三年的业务水平也不相上下；三五年之后，差异开始显现出来；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说是“智商”问题，那么，在学校里为什么“智商”就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天才”是没有的，“弱智”也很难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经过激烈竞争，能够走进新华社的大门的，恐怕“智商”都不会很低。分析来分析去，有一点是带有规律性的：进步较慢的记者“敬业精神”相对说来不那么强，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常常“分心”；进步较快的记者“敬业精神”比较强，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很少“分心”。这个道理其实十分浅显。假设人的聪明程度可以用从一到十的数字来表示，又假设有两位同一所大学毕业、同一年分配到新华社的记者，一位是“十分聪明”的人，因为过于精明，小算盘打得很勤，只舍得把自己的“八分聪明”用到新闻工作中去，另外的“两分聪明”用到打小算盘上去了；另一位是“九分聪明”的人，虽然在聪明的程度上比前者差了一个等级，但杂念较少，舍得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用到新闻事业上。几年之后，这两位记者哪一个进步得更快一点呢？当然是“九分聪明”的记者比“十分聪明”的记者进步得更快一点，因为他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没有“分心”，实际用于新闻事业的聪明才智比“十分聪明”的记者多了“一分”。
在第一期培训班结业的时候，我想围绕“敬业精神”的问题，同年轻朋友们交换意见，权且作为一次集体谈心。
一、“敬业精神”包含对新闻事业社会价值的理性认识
我们常说要发扬“敬业精神”。但是，“敬业精神”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树立起来的；即使一时有了一点“敬业精神”，要想长久地把这种精神保持下去，也是相当困难的。要牢固地树立起“敬业精神”，靠一时的冲动不行，靠外界的约束也不行。作为新华社的年轻记者，必须对自己从事的新闻事业有一种深刻的、理性的认识。我觉得党的新闻事业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终生为之奋斗：
第一，从事党的新闻事业的编辑记者，活动在整个社会的“前沿阵地”。一旦他们的报道起到了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两个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会感到无比自豪。
我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这一理性的认识，是受了恩格斯一篇文章的启发。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这段话是对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社会价值的传神式的描绘。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激变的年代，党的十四大以来，改革在不断深化，开放在不断扩大，经济建设迅猛发展，这种涌动着的大潮是新闻记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记者不仅是幸福的，而且是幸运的。就新华社而言，我们要在巩固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并要为建设世界上最大最强的、与中国国际地位和国力相适应的世界性通讯社而努力奋斗。我们要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新华社的“正确引导全国舆论”“有效地影响世界舆论”和在“全国新闻界起楷模作用”的繁重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纪之交年轻人有幸选择党的新闻工作，有幸选择新华社这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可以说是“生逢其时”“千载难逢”。如果年轻的同志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良好的机遇，自觉地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在“敬业”和“奉献”的同时，我们就会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无比的乐趣。
第二，新闻记者生活在人民当中，他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们把自己从生活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如果我们真正在人民群众中间生了根，我们反映出来的东西能够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给人民群众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我们同样会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无比的乐趣。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度里，新闻记者享有比较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有调查研究、独立思考的权利。在尊重客观事实、对党的事业有益、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前提条件下，新闻记者可以通过公开报道和内部报道等不同渠道，发表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种种见解，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正确观察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党的新闻事业为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新闻记者可以多方面展现自己的才能，用不着担心没有“用武之地”。
第四，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每日每时都可以学到新鲜的、有用的知识。高等学校的学制，短的三四年，长的七八年，可是，新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学习40年左右，这还没有把“老有所学”阶段的时间包括进去。高等学校分系、分专业，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能选修一个专业，近几年增加了“第二专业”；新闻工作者以社会为课堂，所学的课程交叉进行，一生中可以“选修”许多专业。高等学校，即使全国最著名的“清华”和“北大”，一个学校只有几百名教授，具体到一个系、一个专业，真正任课的教授就更少了；新闻记者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可以向数以千计的学者、教授和各种各样的著名专家请教，从他们那里了解各个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从个人素质提高、从人的文明和进步的角度来观察，党的新闻工作也是一种令大批年轻人神往的、值得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以上几点并没有涵盖新闻事业社会价值的全部内容。我只是举了几个方面的例子，意在说明年轻记者只有对新闻事业的社会价值有了充分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把个人的无私奉献同对党的事业的巨大贡献结合起来；把十分艰辛的奋斗历程同幸福的感受结合起来。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就有可能做到自觉自愿地、日复一日地、积极主动地、毫无怨言地为党的新闻事业吃苦受累。
二、“敬业精神”包含对新闻工作艰苦程度的透彻理解
新闻战线的中青年同志要想尽快成才，必须打好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这是新闻工作者“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
拿理论路线根底来说吧。党的十四大郑重地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经过几年的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这一基本理论已经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人们判断各方面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深入学习和贯彻这一基本理论，不仅明显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思想的大解放，而且大大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要深入宣传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对这一理论有透彻的理解。联系当前的实际，我们要着重学习和领会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常常受到某些错误观点的干扰。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就有人提出“贫穷”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为了平息这场争论，斯大林不得不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指出：“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生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这场争论是荒唐可笑的。然而，想一想我们自己，十几年前不是也干过许多类似的蠢事吗？农村改革之前，一些地方怕农民富裕起来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对家庭副业作出种种限制，有的还提出了量化的标准：每个农户养五只鸡是“社会主义”的，养一群鸡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养猪养羊是“社会主义”的，养大牲畜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养公猪赚钱少，是“社会主义”的，养母猪容易“发家致富”，所以是“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划分的结果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弄得神秘莫测、混乱不堪。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学习小平同志的理论，就要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正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
第二，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就要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顺利达到既定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些年，新华社的报道之所以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自始至终保持宣传基调的稳定性，正是得益于党的基本路线这个“主心骨”。
第三，要打好理论路线根底，就要认真思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要清醒地认识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寥寥数语，实际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理论引导人们回到实实在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之中来，“脚踏实地、豁然开朗”，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迎刃而解。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拓展了新的思路。只有打好理论根底，我们的思想才能同这一理论上的飞跃相适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要适应这一形势，我们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学习，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问题。如果不注意打好理论根底，我们就无法从一些陈旧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就难以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报道的总方向。
新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识更新的速度快，花费很大气力才弄明白的东西，转眼之间就成了旧闻。新闻工作者经常面对着的是十分陌生的东西。谁不追逐时代，谁不昼夜拼搏，谁就会落伍。
有的年轻记者问我：“刚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时，业务上进步比较快，后来进步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一个同志的情况不同，答案也不会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带有共性的，就是这些同志在经过第一轮的飞跃之后，在业务上已经进入“简单再生产”的相对停滞阶段。所谓简单再生产，就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其明显特点是全部剩余产品都用于个人消费，没有积累，即不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规模不变。比如，一个农户一年种8亩小麦，用50公斤种子，收获2000公斤，吃掉1850公斤，结余50公斤。第二年，再把这50公斤作为种子撒到地里，还是收获2000公斤。年复一年，在同一水平线上波动。如果我们没有大量的素材积累、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总靠吃老本过日子，就会像这个农户，尽管也在播种，也有收获，但在新闻业务上很难有较明显长进，搞得不好，还可能产生“业务滑坡”。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积累率”。要不断增加自己的素材积累、生活积累、思想积累。
三、“敬业精神”要求编辑记者精力和体力自觉“聚焦”
敬业精神的发扬，需要一种有利于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大环境。新华社党组和年轻干部所在部门有责任为年轻干部的成长营造这样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几年，新华社明显加大了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力度。针对年轻干部的实际情况，采取分层次的培训措施，选送年轻同志到中央党校学习，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研讨班，进行干部交流，组织采访小分队，开展入社教育，使青年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些具体措施为大批年轻干部的成长提供了比较良好的客观环境。
但是，作为一名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除了组织上为自己提供的客观条件，一定要学会营造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的“小环境”。第一，要善于发现同自己一道工作的同志身上的积极因素。
杜拉克在他所著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写道：“人不能以弱点为基础。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用人之所长。”徐寅生写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我看了许多遍，对我启发最大的一点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个队员，谁有什么长处，他心里都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应该学习当年的徐寅生。
年轻业务骨干不仅要注意增强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应该有一点“忘性”。现在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研究“遗忘”对年轻人成才的积极作用。我觉得年轻人要想成才，一味地增强记忆力是不行的，还应该锻炼自己“定向遗忘”的本领。电脑为什么死机？只往里面输入，不及时删除无用的信息，就会形成“堵塞”，就会影响正常运转。电脑技术人员经常提醒编辑记者要对储存在电脑里的过时信息和无用信息进行清理，就是为了防止堵塞。对年轻人来说，我们也要对自己脑子里面的东西进行清理，把不该记忆的东西遗忘掉。要想尽快成才，必须善于记大事，记关系事业发展全局的事，记有用的事；不要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不要记“张家长、李家短”，不要记个人的恩恩怨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自己主管的部门就不会出现互不服气的现象，“群体不良性摩擦力”就会大大缩小。
第二，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应该坚定地、自觉地抗拒物质利益的不正当诱惑。
爱因斯坦说过：“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在每一个新闻记者面前都摆着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条是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一条是追求理想和真理。年轻的同志们要防止自己滑到世俗的道路上去，就不应该贪图小利，不要随意接受被采访单位、被采访对象的馈赠。1997年1月23日，中宣部等四个部委联合召开了反对有偿新闻电视电话会议。在中宣部提出的十条规定当中，最重要的是新闻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新闻工作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和企业开业、产品上市以及其他庆典活动，不得索取和接受各种形式的礼金；新闻工作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要求他人为自己办私事，严禁采取“公开曝光”“编发内参”等方式要挟他人而达到个人目的；新闻报道与广告必须严格区别，新闻报道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企业或产品做广告。有些年轻人当了新闻记者之后，往往因为这些关口把不好，被经营作风不正的企业界人士所利用，写出了一些违心的报道，受到社会的谴责。有一份专门研究公共关系学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主要是研究企业家如何巧妙地“利用新闻界”。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缺乏严格的自律意识，就有可能被一些别有所图的人所利用，久而久之，不仅会毁了自己前程，而且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的声誉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一个年轻的业务骨干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搞有偿新闻，自觉地维护新闻工作的信誉和新闻队伍的良好形象。
第三，不争功，不诿过，以十分豁达的态度对待毁誉。
不良成长环境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争名夺利。要改变这种状况，从组织上来讲，要看到每一个同志的成绩和进步，尽量做到公正无私、奖罚分明；从年轻同志自身来讲，要尽量做到豁达大度，不要争功，也不要诿过，更不要因为一时受到自认为不那么公正的对待而影响士气。新闻工作者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台风眼”。他们必须在事件刚刚发生或者新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去报道它，或者歌颂，或者揭露。一旦一篇有影响的报道出来，往往有毁有誉。新闻单位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每个人的学识水平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对于同一事件，看法会有一定的差异，一篇稿子出来，往往是毁誉参半。如果我们对待毁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进亦忧、退亦忧”，从而分散我们的精力。在对待毁誉的问题上，我们的胸怀应该更宽广一些。要牢牢记住五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时间、相信自己。每个忠诚的新闻工作者都要相信党和人民对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论。即使自己一时受到误解，甚至蒙受冤屈，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直无私的，是热爱党的新闻事业的，是奋发进取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群众会对你作出公正的、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有了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我们就会从新闻事业中找到精神寄托，就会产生极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品格可以称作新闻工作者的“内在坚定性”。
建设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需要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着眼于21世纪，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合格人才，是新华社的希望所在、关键所在。希望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以后，能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成长得更快一些。新华社各级领导班子愿意给年轻的编辑记者多提供一些有益的和有效的帮助。
（本文是1997年4月8日在新华社青年业务骨干培训班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