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总编室、驻社纪检组、机关党委联合主办“总编辑读书时间”系列讲座活动，邀请我同年轻同志谈谈读书问题。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我请讲座的组织者帮我了解以下问题：
——据报道，美国人读书兴趣下降；日本人正日益远离读书。新华社的年轻人“读书兴趣”如何，促使自己读书的动力是什么？
——在读书过程中有什么心得，积累了哪些经验？
——在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矛盾，有什么困惑？
——有无网上阅读习惯，网络时代在吸收知识的渠道和阅读方式等方面应该作何调整？
——还有哪些希望在座谈会上得到回答的问题？
我本来希望讲座组织者向我提供10份调查材料，可是，提出这一要求的当天，他们就送给我27份回收的调查问卷。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材料，年轻朋友们的进取心态和热诚期待令我感动。我不打算采用逻辑推理“三段论”的方式：一上来引用古今中外劝学名言，阐述读书的重要性；接着介绍若干种读书的方法；最后以“持之以恒、必有好处”收尾。我准备针对大家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惑，以及年轻同志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作力所能及的回应。这不是“讲座”，而是一次面对面的“集体谈心”，也可以说是围绕读书问题的坦诚对话。我回答10个问题：
第一，新华社国内部一位同志谈到我国识字者图书阅读率下降；驻社纪检组和外事局的几位同志提出，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对读书的兴趣至关重要。可见，培养读书兴趣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个关注点。我愿意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读书兴趣”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郑州大学学习时培养起来的。当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艰苦、思想多元，对于“红”与“专”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主要偏差是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对专业学习和研究重视不够，甚至谈“专”色变。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62年3月，周恩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陈毅同志对与会的知识分子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陈毅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不重视专业学习，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就将永远落后。”陈毅同志的讲话激起全场60多次掌声。
这个讲话传到郑州大学，师生欢欣鼓舞。学校教务处把北京大学中文系500种“阅读书目”印发给全校师生。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开架阅览室向学生开放。浓厚的教学和科研氛围，良好的阅读环境，为我们开启了知识之门。我主动放弃了对“100分”的追求，把考试目标调整为80分。在放松的状态下，阅读不再是一种负担。除了上课，白天我到开架阅览室读书，晚上把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带到宿舍阅读，星期日到河南省图书馆摘抄有关资料，广泛涉猎中外名著。中文系举办“师生阅读成果展”，把我的读书笔记征集为“展品”；高教部一位副部长到郑州大学搞专题调研，了解学生课外阅读情况，教务处通知我在座谈会上代表中文系学生发言。从大学毕业到现在，44年过去了，我的读书爱好未改、阅读兴趣未减，这是聊以自慰的一件事。
把“阅读”培养成一种个人爱好，是克服“阅读疲劳症”的有效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的喜欢爬山，有的喜欢打球，有的喜欢游泳，有的喜欢跑步。这几项活动体力消耗很大，不能说不苦、不累。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运动1小时，游泳将消耗360卡路里，打羽毛球将消耗456卡路里，跑步将消耗900卡路里，爬山消耗的热量会更多。一些参加运动的人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很少有人抱怨“苦”和“累”，就是因为运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爱好，“快乐感受”已经融入“苦”和“累”之中。从喜爱运动的同志身上，我受到启示，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枯燥乏味，有了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兴味盎然；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觉得又苦又累，有了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读书爱好，读起书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了读书爱好，读书融入自己的生活，就容易做到手不释卷。有志于通过阅读开阔视野、提升能力、陶冶情操的年轻人，不妨从培养自己的阅读爱好做起。
第二，浙江分社和总社外事局的一些同志提出，在快节奏的社会里，大家做事都得考虑付出和产出，怎样才能使读书对自己的工作有较大帮助？现在回答这一问题。
读书的推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兴趣；二是需求。这里说的需求，包括工作需求、生活需求、信息需求、审美需求、休闲需求、心理需求。我想联系自己23年前经历的一件小事，谈谈工作需求对读书的推动作用。
1985年初，我从山东分社调到总社工作，担任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个月之后，又担任总编辑室总编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而我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理论水平和审阅稿件的能力远远没有跟上。我对摄影报道很不熟悉，对技术问题非常陌生，对国际问题知之甚少。1985年4月，我开始独立值班发稿。一天夜里，国际部一位同志收到一篇关于美国问题的稿子，由于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需要找值班副总编辑商量。当时，总编辑室有两位副总编辑对国际问题比较熟悉，这位同志想把稿件送给这两位副总编辑中的一位。他先打了个电话到总编辑室值班室，问晚上哪一位副总编辑值班。当秘书告诉他我在值班时，这位同志说：“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这五个字简单明了、含义深刻。据我了解，国际部的这位同志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关于美国问题的敏感稿件，连他都觉得“拿不准”，而我原本是山沟沟里出来的一个“农村记者”，对美国问题连“一知半解”的水平也没有达到，仅凭少得可怜的知识储备，怎么能对稿件作出准确判断呢？即使这位同志当天晚上真的把稿件送到我的手里，我也处理不了，还得请教熟悉情况的老同志。“那就算了吧！”这句话蕴含着对我的了解、理解、体谅、期待与鞭策，决不能误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独立值班发稿后遇到的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震动，它使我明白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绝不会因为职务的提升和岗位的变动而“自动提高”。如果不下功夫刻苦学习，不想方设法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造诣”，就很难取得审发稿件和组织指挥报道的发言权，就会成为“徒有虚名”的业务领导干部。
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我抓住薄弱环节，首先从学习国际知识入手。我请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帮我从部队测绘部门找来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放在写字台的一角，经常转动、查看。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重大事件，我都让值班秘书把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资料借来，仔细阅读。外事局安排我会见外宾，会见前几小时，我从国际部资料室借来几大本资料，尽量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作“突击充电”。我还向熟悉某一国家和地区情况的编辑、记者请教，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专题思考。对于摄影报道也是如此。我借阅过不少资料照片，阅读了许多摄影理论著作，刻苦研究摄影工作规律。从1986年开始，我陆续撰写了《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和新闻摄影改革》《电视的冲击和报纸总编辑的慧眼》《新闻照片的思想内涵》《捕捉改革大潮的精彩瞬间》《把正在发生的事件摄入镜头》《“摄影形象”：一个值得精心研究的重要课题》等摄影理论文章。持续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对弥补我的知识缺陷起到了促进作用。
提高造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段时间里，某一方面的知识缺陷刚刚得到弥补，新的知识缺陷又会暴露出来，这可以说是“工作需求”对读书的“可持续推动”。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知识缺陷越来越多，破解难题的能力同党、国家和人民的要求不相适应。如果不及时破解报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就会进入一个平台期，事业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要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刻苦读书，吸收新知识，拓展新视野。2004年，为了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阅读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令人扫兴而且危险的。一个人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件面前失败了。”这段话使我懂得了打破“眼界局限”的特殊重要性。长期以来，一谈到经济发展，我们的眼睛就会盯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读了《B模式》这本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原则、发展方法、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新的理解，有了一种“豁然开朗”之感。2005年，为了研究新华社在展示国家形象方面肩负的责任，我阅读了《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和《交流学》；2006年五一节之前，为了组织“长假与休闲学”专题报道，我阅读了与“休闲学”和“闲暇学”有关的论著。据营销总平台反馈的信息，不少用户认为新华社“长假与‘休闲学’”专栏策划独到，让人耳目一新，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新潮流。
工作需求推动读书、读书提升工作水准，这就是工作与读书的辩证关系。
第三，总经理室一位同志提出，想知道哪本书对我的触动最大、产生的影响最大？
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对自己触动最大的书是不同的。就新闻业务而言，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是《我们的经验》。
1964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报到后的第二天，社长林麟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先跟着文教组老记者学习采访。林麟同志还送给我一本书，就是《我们的经验》。拿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连夜翻阅，其中《文教记者的活动》一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文教记者的活动》讲了一个假设的故事：一天，有两家报纸的两个文教记者，一同到科学俱乐部去玩。那里有几个科学家在聊天。有一个科学家在闲谈中随便提到说，他最近去桑干河流域，在那里发现了一块泥盆纪的石头，是加工过的。第二天，其中一家报纸以通栏标题刊载了一条消息，说是中国猿人并不是人类最早的祖先，报纸还刊登了在桑干河发现的泥盆纪石块的照片。这条消息是到科学俱乐部去的两个文教记者中的一个写的。另一个文教记者，因为缺乏关于地质学的知识，不了解泥盆纪是什么意思，认为拣到一块石头是非常普通的一件事，喝了杯茶，就先回去休息了。
原来，泥盆纪比发现中国猿人头骨的地层的地质年代要早3.2亿年。对石块进行加工，只有人类才能做到。那位写消息的记者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思考，推知世界上有比中国猿人更早的人类存在。于是，这条震动世界的消息被他采访到了。
这个假设的故事并不是事实，它就像一则寓言，假托故事，阐明哲理。作者写道：“知识，对于文教记者有何等的意义，从这个假设故事中可以看出一二。”文教报道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几乎包含了人类已经知道的从远古到现代、从地球到宇宙的一切知识。文教记者总是不断地在他陌生的知识领域中跋涉，因而需要十分丰富广泛的知识。我暗下决心：既然走上了记者之路，就要刻苦学习“从远古到现代、从地球到宇宙”的各种知识。
44年过去了，《我们的经验》至今仍存放在我的案头。它时时提醒和激励着我，使我在吸收知识的途中不敢稍有懈怠。
第四，国际部几位同志提出，工作忙，杂事多，应该怎样安排读书计划，怎样根据自己的研究选题确定阅读重点？
20世纪70年代我曾经制定过“读书计划”。不能说这种计划没有用处，但在实践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读书计划”必须以“人生规划”为指导。年轻同志最好用积极向上的“人生规划”来影响和带动自己的“读书计划”。
1985年1月1日，我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山东分社，奉调到总社工作。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把自己的一生大体划分为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是学习和积累知识的“20年”；第二个“20年”是在分社记者岗位上锻炼成长的“20年”；第三个“20年”理应是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20年”。在日记的结尾，我写了这样几句话：
“下个世纪的2004年，是我人生第三个‘20年’的截止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能有资格说一句：‘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如果说在山东分社的20年，主要是围绕采访和写作安排读书计划的话，那么，到总社工作的20多年，我主要是围绕如何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这一人生目标安排读书计划的。
举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三贴近”原则的学习和研究。我对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总编辑岗位上，为了履行职责，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我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闻工作的理论宝库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报刊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1849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写道：“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中还明确指出，报刊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1842年年底，《莱茵报》发表了该报驻摩塞尔记者写的两篇关于当地农民生活状况的通讯。莱茵省总督指责作者诽谤政府。1843年1月，马克思便以摩塞尔记者的名义，发表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1990年2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穆青同志让我讲一讲全社的新闻报道问题。针对“形式主义”和“无效宣传”问题，我把讲话题目确定为“密切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这篇讲话中，我着重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让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阐明我们党的宗旨，使群众意识到我们现阶段实行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都同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二是有些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之间联系得不那么紧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人民群众心里想什么缺乏深透的了解。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注意研究群众的情绪，反映群众的合理要求和愿望，通过正确的新闻报道，有效地引导群众前进。三是“可读、可信、可亲”不单是个表现技巧问题，首先是个群众观念问题。新闻工作者应该时刻想着自己的服务对象，满腔热情地探索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表现形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1990年新华社关于“三贴近”问题的具体表述。党的十六大之后，“贴近实际”放到“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之前。除了排列顺序之外，新华社18年前所强调的，基本符合近几年中央倡导的“三贴近”原则。在对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三贴近”原则的探索过程中，新华社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二是关于两个“舆论场”的学习和研究。
我对人民群众“口头舆论场”的关注始于1997年。当时，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国内外热点增多，人民群众对一些重大问题议论纷纷，舆论引导的难度明显增大。在那段时间里，我集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舆论的有关论述。1842年12月28日，《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境内遭到查禁，马克思为此写了7篇文章，抗议普鲁士专制政府对进步报纸的迫害。在《好报刊和坏报刊》一文中，马克思写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马克思关于“表达社会舆论”和“歪曲社会舆论”的论述给了我很大启发。从这两个命题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表达社会舆论而不歪曲社会舆论”，是新闻媒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前提和基础。
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哲学家的著作。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这几段论述，使我对“公众舆论”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
经过学习和思考，在1998年1月8日召开的新华社工作会议上，我以“增强新闻报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为题讲了话。我谈到，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老百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他们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的领域、共同的问题，在口口相授之中形成民间的“口头舆论场”，那些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就成为一段时间的热点话题。老百姓的触角遍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热点话题具有“无处不在、无处不及”的广泛性。而且，人们总是在刻意捕捉各个领域刚刚出现的、关系他们自身利害的问题和重要的社会事件，这就使热点话题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的特点，往往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风向标”。
我还谈到，民间口头舆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往往缺少完整性、条理性和深刻性，有时还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其说他们反映的是事实，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有鉴于此，我们对热点话题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锐反应，及时了解舆情；对民间的口头舆论要进行分析和选择，对正确的舆论要给予支持，对模糊的认识要给予解释和疏导，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误传闻要设法予以澄清。
上面谈到的，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对两个“舆论场”的学习、思考和探索过程。从那时到现在，我就两个“舆论场”的问题继续探索，进一步认识到两个“舆论场”相互脱节的危险性。我发现新闻媒体有时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对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有意或者无意营造的社会舆论了解得不够及时，反应也比较迟钝。在许多时候，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可是我们的媒体却很少谈及；或者虽然作了报道，但与人民群众对事件关心的程度、关注的角度以及对信息总量的需求相差甚远。这种反差的存在，使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两个舆论场互不衔接、互不交融。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舆论，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肯定性的报道；对一些模糊认识，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解释和疏导；对一段时间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讹流言、传闻，主流媒体没有及时予以澄清。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麻痹症”和“新闻麻痹症”。多年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得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社会各界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网上舆论和手机舆论越来越重视。我关于两个“舆论场”的论述，也被一些研究学者引用。在关于两个“舆论场”的探索过程中，新华社也尽了一点微薄之力。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我对读书生活有了一种感悟：积极的“人生规划”可以主宰、影响和带动自己的读书计划，使得“阅读”有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读书，计划性、针对性、实效性都比较强，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工作有利、对社会有利。
第五，办公厅和国内部一些同志提出，工作紧张，可用于读书的时间有限，无法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特别是一些专业书籍，中断一段时间之后，很难“续上”，他们询问读书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
读书时间的分配因人而异，我想围绕新闻工作者支配时间的特点和规律谈一点意见。
新闻工作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群体之一，大家一年到头紧张地工作，即使节假日也不例外。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新闻工作者就没有时间读书。外出采访难免要等车、等船；在办公室，每天也会有一些长短不一的缝隙时间。如果把这几分钟、几十分钟的缝隙时间积攒起来，加以利用，就会挤出许多可供读书的时间。
新闻工作者的时间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完整性。编辑、记者的时间大都被一个接着一个的采访、编稿任务切割得支离破碎，很难像专家、教授那样，一连几个月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个课题。二是不均衡性。有时编辑、记者可供支配的时间多一点，有时可供支配的时间少一点，不仅年与年不同、月与月不同，就是一天和一天之间，可供支配时间的长度也大不一样。三是不规律性。编辑、记者的时间没有一定的周期和规律，呈现出很不规则的状况。鉴于上述特点，编辑、记者必须善于把零碎的缝隙时间转化为比较完整的时间，从而达到系统学习某一门学科的目的。我把这种支配时间的方法叫作“化零为整”和“零存整取”。
“忙人”要想挤出时间读书，既要注意“自觉支配”，又要注意“强制支配”。一些在学术上较有成就的人，自觉支配时间的观念很强。1903年，数学家科尔证明2的67次方减去1是个合数，解开了200年来一直被人当作质数的谜团。别人问他“解决这个问题花了多少时间”，科尔回答说：“3年内的全部星期天。”这些杰出人才安排时间主要靠自觉。
但是根据我的体验，在许多时候，人的自觉性是有限的。劳累了一整天，夜晚还要加班加点，回到家，腰酸腿疼，我也非常想斜靠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频频换台。读书与其说是靠“自觉”，不如说是靠“自我加压”。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党校藏书较多，是读书的好地方。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多读一些书，我给自己施加了一点压力：把全学期的150天划分为50个单元，3天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要阅读两本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或者书比较厚，3天读不完两本，可以与上、下两个单元合并计算，即9天必须阅读6本书，完不成任务就早起床、晚睡觉。为了确保阅读质量，我还给自己规定了记卡片的任务：每天记卡片不少于10张，完不成任务也是早起床、晚睡觉。党校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本电影票，为了防止“电影诱惑”，我把所有的电影票都退掉了，让自己想看电影也看不成。吃过早饭，只要不上课，我就钻进党校图书馆的专业阅览室，阅读与新闻学有关的书籍。“自我加压”“强制支配”的结果是：半年时间阅读了104本与新闻学有关的书籍，记下了4000多张新闻学资料卡片。
这次强制支配时间的实践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在平常的日子里，这种“爆发力”容易被自己忽视，一旦外界给了自己一种压力，或者自己给了自己一种无法改变、无法撤回的压力，这种潜在的能力就会爆发出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许多年轻朋友问我：“你工作那么繁忙，哪有时间读书，哪有时间撰写文章？”如果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自我加压”。
第六，外事局一位同志提出，能否提供一些对年轻人成长有所帮助的书单？还有的同志希望领导定期推荐新书及必读书的书目。
我赞成有关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向年轻朋友推荐新书。近几年，新华社图书馆在网上提供馆藏新书目录，这种做法很好，希望大家注意浏览。2007年，在读书活动中，新华社党组成员及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同志向全社同志推荐了一批书目，年轻同志可有选择地阅读。借此机会，我想把清华大学编写传播学必读书目的方法介绍给大家。
清华大学从新闻与传播系学生应有的知识结构出发，把专精与博通结合起来，推荐了400种图书。这个书目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专业类，选取图书120种，其中必读书40种、选读书80种；第二部分是百科博通类，选取图书280种，其中必读书40种、选读书80种、参考书160种。书目的内容涉及新闻、哲学、美学、法学、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未来学、中外历史文化、当代国际社会等多个领域。
我仔细读了这个书目，发现有两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是有的书目显得陈旧，反映各学科、各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新书目相对欠缺；二是良莠不齐，选择标准有待商榷。尽管如此，我依然推荐这个书目，主要是向大家介绍对书目进行分类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准备阅读的书分为“专业”和“博通”两个大类，每个大类又可以细分为必读书目、选读书目、参考书目等若干小类。有了这个分类别、分层次的书目，我们的读书生活就不会显得“杂乱无章”。
第七，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许多同志谈到学以致用的问题。我想联系自己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以后的读书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2003年3月，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在21项职权中，有7项属于立法范畴，包括制定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撤销行政法规和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议程就是审议立法、修法议案，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要忠实履行职责，必须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而在我的知识结构中，法律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尽管“年逾花甲”，我还是下决心补上法律这一课。
年纪大了，学习法律不能像法学院的学生那样，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进行。何况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多，仅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就超过300个，其中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个，涵盖了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如果加上国务院制定的700多个行政法规、各省（区、市）制定的7000多个地方性法规和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我国法律、法规、条例及司法解释的总数近万个。海量的法律，要想有效地阅读，必须研究适合自己实际状况的方法。我采用的方法是“为用而学、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2006年4月上旬，我以全国人大中菲友好小组主席的身份，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北京、成都、拉萨。这不是一个“游山玩水”的代表团。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中有不少专家，其中一位参议员正在研究菲律宾的“区域自治法”，他很想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了完成这次外事接待任务，离京之前，我突击阅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资料。《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我告诉这位参议员，196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220件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我还介绍说，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比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节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机关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藏民族的传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根据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西藏自治区机关将职工每周工作时间调整为35小时，比其他省、市每周工作时间少5小时。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1981年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西藏少数民族历史婚俗等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规定对以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知识帮了我的大忙，使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外事接待任务。
在常委会审议关于立法、修法、释法议案之前突击学法，是我最常用的方法。2007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城乡规划法草案》。《草案》第57条规定：“因撤销行政许可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重新学习了行政许可法。该法第76条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被许可人”和“当事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当事人”既包括被许可人，也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从实践层面来看，因撤销行政许可而蒙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被许可人，还有可能包括其他利害关系人。因此，我建议将城乡规划法草案中的“被许可人”改为“当事人”，也就是说，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不论其是“被许可人”还是“其他利害关系人”，均应依法给予赔偿。常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对城乡规划法草案进行了相应修改。
我还注意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学习法律的重点。2007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在此之前，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多次组织、策划、协调企业商议方便面涨价幅度、步骤、时间，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人民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执法机关依法予以惩处。国家发改委虽然表示要对违法违规行业协会依法作出处理，但处理的法律依据不足，迟迟没有下手。围绕人民群众关注的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我认真研究了《反垄断法草案》，发现其中第54条虽有“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这样的表述，但不太具体，难以操作；第45条和第46条虽然规定对有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应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但一些行业协会并没有“违法所得”，也无法计算其上一年度的“销售额”，这将导致反垄断法草案对行业协会失去约束力。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我建议草案应将行业协会应负的法律责任具体化，明确规定“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审议通过的《反垄断法》第46条中专门增加了一款，明确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所学的法律知识派上了用场，人民群众的意愿在法律条款中得到体现，对于这一点，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第八，人事局一位同志询问：“怎样更有效地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我认为，“转化”两个字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我愿意就此作出回答。
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章摘句”，而是为了从书籍中寻找启发，这是能否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的关键所在。在读书实践中，我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举例来说，我阅读《误诊学》和《失败论》，并不是想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而是想从中寻找在新闻报道中减少失误的启示。2000年5月，在新华社终审发稿人培训班的讲话中，我就运用了从这两本书中获得的知识。我谈到，在许多名医研究成功医案的时候，有人花费很大精力，撰写长达80万字的《误诊学》，这是难能可贵的。《误诊学》从诊断学的另一个侧面，分析、研究未能获得正确诊断、及时诊断、全面诊断的原因，研究临床错误诊断发生的规律和防范措施，它对医学的贡献并不亚于“名医医案选”。无独有偶，在许多人争相研究成功经验的时候，有人专门撰写了20万字的《失败论》。作者不仅分析了导致失败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而且特别指出人的“错误病”是思维系统和行为系统的疾病。错误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对错误的固执态度，都可能成为将人导向失败的原因。我把阅读上述两本书时得到的启示同新闻报道工作联系起来，就防止“错误病”的问题向编辑、记者提出了三点要求：“以史为镜”，善于从过去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增长自己的智慧；“以人为镜”，善于从他人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增长自己的智慧；“以己为镜”，善于从自己过去的失误和教训中学习，防止重犯自己犯过的同类性质的错误。把个人读书得到的启示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我认为读书有点像开采金矿。每吨金矿石的含金量超过10克，就算是富矿。人们之所以要开采一吨矿石，就是为了提炼10克黄金。同样道理，我们之所以阅读几百页的厚书，就是为了寻找一点点珍贵的启示。谁懂得了这个道理，谁就领略了读书的真谛。实现“知识转化”必须养成发散思维的习惯。要善于根据已经获取的知识和掌握的信息，采用不同方法、通过不同路径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加以思考。这种思维方式的好处是通过纵横发散，把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串联”起来，由此及彼、深入开掘，举一反三、获得新知。
比如，我喜欢读《战略学》《战役学》《战争论》《超限战》《总体战》《现代军事学》《西方军事史》等军事著作，并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而是为了从将帅们指挥作战的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启发，以便深入探讨组织指挥重大战役性报道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我阅读《找油的哲学》，不是为了去寻找石油，而是为了向编辑、记者介绍其中的一个著名论断：“在新油田找油，可以用老办法；在老油田找油，必须用新办法。”每年一度的两会报道有点像“老油田”。几十年来，许多报道形式、采访方法、表现手法在两会报道中都用过了，如果没有新的观察视角，不开拓新的报道领域，不探索新的报道形式，就很难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我想用《找油的哲学》激励编辑、记者在两会报道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我们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除了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对其他各类著述，都可以采取这种“炼金式”阅读方法。
要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联想习惯。以阅读《篮球比赛规则》一书为例。我从篮球比赛规则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发展史，联想到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就会反映到社会生活中来，不规范的竞争必然会带来无序和混乱局面。这有点像篮球比赛。一百多年前篮球运动诞生时，只是在球场两端挂两个篮筐，对双方上场运动员的人数和比赛时间都没有作严格规定。比赛开始时，裁判员把篮球往球场中央一抛，双方队员蜂拥进场，任意奔跑，粗暴抢球，互相扭打。为了改变球场上的混乱局面，篮球运动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制定了13条非常简单的比赛规则，规定上场运动员不准抱球跑，不准抱人、推人、绊人，不准打人。有了这些原始的竞赛规则，篮球场上粗暴厮打的现象明显减少。在此后的100多年间，每当一种新的不文明动作在球场上出现，国际篮坛就着手研究抑制这种不文明动作的办法，对篮球比赛规则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改和补充。10年前，国际通用的篮球比赛规则已经发展到10章、61条，据说还有一些新的比赛规则在酝酿和试验的过程中。这些越来越细、越来越严的比赛规则，为参赛球队创造了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了世界篮球技术的进步。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时有发生。价格欺诈、质量欺诈、品牌欺诈、服务承诺欺诈，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互不信任。试想一下，在一个缺少规则、缺乏诚信的大市场上，经济活动怎么能正常开展？我觉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者都应该从篮球运动发展史受到启示。要针对种种见利忘义的不文明行为，不断规范市场主体规则和市场客体规则，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只有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确保新机制的正常运行。于是，我撰写了一篇评论《从篮球比赛规则想到的》。这篇稿件在《人民日报》刊登之后，引起读者的共鸣。《人民论坛精粹》一书在对这篇文章进行评析时写道，文章的论题旨在论述健全法制对于规范竞争的重要性。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然而作者却别开生面地将这一较为抽象的议题，论述得如此深入浅出、娓娓动听，“这主要取决于作者对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具有真切的认识和丰富的联想力，也得益于类比说理的魅力”。其实，这篇评论的灵感来自篮球运动发展史。作品的成功主要是《篮球比赛规则》等体育专著的功劳，而不是我的功劳。
第九，外事局有同志提出，怎样将书本知识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是学习过程中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阅读“有字的书”和“无字天书”的关系，值得探讨。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谈到“有字的书”和“无字天书”。他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同志的介绍，毛泽东同志为了读好“无字天书”，一生中作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借鉴这种求知方法，在刻苦读书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读好这部“无字天书”。
第十，新华社办公厅、国际部和北京分社的同志谈到，网上阅读快捷、检索方便；还有的同志列举了网上阅读的诸多不便。可见网上阅读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个关注点。我愿意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体验。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速度明显加快，编辑、记者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善于利用网络吸收新知识。网上有一些公益性的免费数字图书馆，经营者还附有声明，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从这些网站下载图书，一般不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把有价值的数字图书下载到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分类存储，以便抽暇阅读。
我的“个人数字图书馆”目前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闻学著作”“经济学著作”“心理学著作”“管理学著作”“法学著作”“中外历史”“领导科学”“国际战略研究”“人权理论”“宗教与哲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古今中外军事著作”“人物传记与成才规律”“新兴学科纵览”等15个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又分为若干小类。平时尽量利用零碎时间下载数字图书，分别存储在各类目录之下。2008年春节，是我20多年来第一个既不值班、开会，又不审阅稿件的休闲式春节。春节前我拟定了一个计划：除了陪伴家人，剩余时间集中从网上公益性图书馆下载有参阅价值的数字图书。7天时间，下载了《大脑如何思维》《成功金字塔》《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未来时速》《幸福是一种心态》《有困难不上交》《统帅决胜之道》《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道德情操论》《健全的思想》《精神现象学》《数字化生存》《认识与谬误》《享受宁静》等204部著作，分别存储在上述15个大类之中。
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一些同志谈到网上图书良莠不齐、知识陈旧、真伪难辨。这是实情。为了“扬网上阅读之长、避网上阅读之短”，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在网上发现数字图书之后，首先阅读“前言”“目录”和“后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写作经过以及书的主要内容，尽快作出“价值判断”。参阅价值大的就下载；参阅价值不大的就放弃。二是注意阅读网上“书讯”。“书讯”介绍的大都是新近出版的图书，有的代表着本学科“前沿”研究成果。把这些最新的图书搜索出来，下载到自己的“数字图书馆”，可以解决网上知识相对陈旧的问题。三是对网上下载的图书，阅读时要加以鉴别，做到去伪存真。所有下载的资料仅供参考，如需引用，必须同纸质图书及其他权威资料认真核校。
网上阅读与纸上阅读有很大不同。过去我阅读纸质图书，注意力放在“有价值部分”上，总是先把有价值的内容摘抄出来；在网上读书时，我的办法是把对自己没有明显参阅价值的内容大段大段地删除。比如，一部30万字的著作，可以用一两个小时，把29万多字删去，留下最有价值、对自己最有启迪作用的几千字，仔细阅读、思考，记下札记和联想。在个人“数字阅览室”的目录中，可以同名保存两个目录：一个是书的全文；一个是对这本书的阅读摘记。这是在有限时间里借用网络大量吸收新知识的有效方法。
读书是一个内涵丰富、值得从多个角度反复探讨的话题。回收的“调查问卷”中除了上面谈到的10个问题，还有许多重要问题，由于时间关系，在一次对话中难以全部作答。在这里，我向提出问题而没有得到回答的年轻朋友表示歉意。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同一种方法，这一部分人觉得有用，另一部分人就不一定觉得有用。今天谈到的，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是不是有用，只能由年轻朋友们自己去感悟、判断、选择和汲取。
（2008年4月16日，原载《中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