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记者读书班选送的新闻作品，从总体上看是不错的。
同志们到新闻战线工作的时间不长，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最长的九年。能挤出半个月时间坐下来总结，机会难得。没有总结，难以提高。过去有些同志非常能吃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就是不善于回过头来总结，尽管日积月累，也有过不少好的经验，但是没有系统化，他们的采访活动只能是一种带有盲目性的实践，很难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这次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共同分析新闻作品，回顾总结采访经验，这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是大有好处的。
从大家选送的新闻作品来看，我认为有成就的年轻编辑、记者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能够敏锐地捕捉最能反映这种趋势的、有较大新闻价值的新闻题材，新闻作品揭示的发展趋势同客观事物的运行方向相吻合。
我翻阅了一些年轻记者的新闻作品，觉得有些作品是作者把握大局的结果。由于他们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总趋势，因而能敏锐地发现最能反映这种趋势的新闻题材。这样的新闻作品自然能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也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年轻记者同老记者相比，经验的总量肯定会少一些。那么，为什么有的年轻人能拿出令人叹服、在社会上能引起震动的好作品来呢？恐怕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年轻人思想敏锐、方向对头。《十三大中的企业家》这篇稿件，当时许多人就认为不错，今天上午我又翻出来看了一下，觉得这篇文章好就好在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事物发展的趋势。每届党代表大会都有一个花名册，上面有每个代表的年龄、性别、职务、工作单位等。《瞭望》记者在翻看花名册时发现十三大代表中有7%是企业家。这的确是很有价值的新闻题材。过去许多届党代会虽然也有企业家出席，但所占的比例很小。如今能有这么多企业家作为代表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社会主义改革的整个运行方向是一致的。早在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列宁还说：“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60多年过去了，列宁的预言在中国变成了现实。在我们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有7%的企业家代表，这个比例数字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党最需要的经济建设人才，正通过改革涌现出来。因为记者揭示了这一社会发展趋势，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新闻价值，所以这篇稿件在《瞭望》刊登以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转载了，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农民——外商投资者新的热门伙伴》这篇对外稿，描述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农村发生的带有趋向性的变化。十年前，在中国农村，农民偶尔见到一个外国人，就像看“景”一样，大人小孩跟一大群，警察轰都轰不走。而现在，我们的农民企业家竟然成为外国投资者看中的合作伙伴，两个场景的反差太大了。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现在一个省有几百家中外合资的乡镇企业，将来很可能发展到数千家、上万家。把握住这种趋势，把苗头性的东西报道出来，这篇报道就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后生可畏。论学问是老教授多还是年轻人多？当然是老教授多。那么，为什么年轻人常常提出挑战？主要是他们方向对头。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把握住大局。谁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谁能在报道中揭示同客观事物运行方向相吻合的深刻变化，谁就有可能提出挑战，谁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二，一些年轻的编辑记者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寻求管与放的统一》就是这类有分析、有见解的稿件。
长期以来，一些同志受狭隘经验的束缚，解决问题的招数不多。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吃大锅饭，把人弄得没有积极性。改革以后，不少地方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来，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可是又暴露出许多新的矛盾。这本来是正常现象，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应该是认真分析这种矛盾，在前进中探寻解决新矛盾的新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农村责任制的调整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分”，一个是“合”，合起来不行就分，分了不行再合。事物好像不是在波浪式前进，而是在原地摆动。一些报道之所以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问题就出在不能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认识客观事物。《改革带来的和并非改革带来的》这篇文章承认改革有很多困难，但是作者没有说“大事不好，赶快退回来”，而是具体地分析这些困难和问题哪些是改革带来的，哪些不是改革带来的，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在新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改革向前推进一步。再以管与放的关系为例。过去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乱”了不行再管再死，“死”了不行又放又乱。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行事，再过30年也前进不了。《寻求管与放的统一》这篇稿件的作者跳出了这种思维定式，揭示了管与放的辩证关系，这样的新闻报道就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
第三，年轻记者比较机敏，他们在观察和研究现实生活时，往往能捕捉到一些能给人以启迪的新闻题材。
读了吴锦才的几篇“生意眼漫话”，受到很大启发。许多厂家生产的吸尘器卖不出去，就来个“买一送一”，结果还是很少有人光顾。苏州“春花”吸尘器厂的厂长高人一着棋：向灰尘找市场。他们寻找灰尘的踪迹，根据灰尘的不同形态不断改进设计，结果为市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功能令人惊讶的新产品来。“向灰尘找市场”，厂长固然机敏，我觉得写这篇稿件的记者同样机敏。记者的新闻敏感有点像电光石火。电子点火枪点燃煤气灶，一打就着。如果缺乏新闻敏感，就好像用火镰打受潮的柴火，火星四溅，就是点不着火。生活里面这种火星是非常多的。如何让这些火星点燃自己心中的火苗，是一门大学问。这里面至少分四个层次：一是能给人以启迪的生活事件首先要点燃我们采访的主体；二是采访对象的富有哲理的言行要点燃记者心中的火苗；三是记者写出的稿子要点燃编辑心中的火苗；四是稿子发出以后能点燃读者心中的火苗。这四个层次，哪个环节点不着，都会成为“瞎火”。而在这四个环节中，记者的新闻敏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年轻记者应该充分发挥“机敏”的优势，多写一些能给人以启迪的、闪射着智慧之光的东西。
第四，从这些代表性的作品看，有些年轻记者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东北黑土地已亮出“黄牌”》这篇稿子就涉及生态学、环境保护学、土地法等知识。作者不仅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还研究了美国和苏联的情况，研究了世界的三大黑土带。从这篇八百多字的短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记者的知识功底。还有《沈阳人涌向大海》这篇稿子，使我联想到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作品给读者提供的新的知识，开阔了读者的视野。
第五，不少年轻记者发挥了能吃苦的优势，深入到一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采写了不少过去未见、未闻的“新闻”。
上面谈到的，是“代表作”反映出来的年轻记者的优势。并不是每一位同志都具备这五个方面的优势的。有的同志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一些，有的同志在另一方面做得稍好一些。作为年轻的编辑、记者群体，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充分发挥这五个方面的优势。
（本文是1991年9月在新华社青年记者读书班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