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手机来电显示为“未知”的时候，我接到的就是薛忆沩老师从加拿大打来的越洋电话。“薛忆沩”已经是在读者中流传了多年的名字。他被称为是中国文学中“最迷人的异类”。他的“最迷人”之处在于他已经创造过很多中国文学的“纪录”，比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出版之后八年，读者数量不足十七人，后来却获得何怀宏、周国平、刘再复等文化名人的强力推荐，被称为是中国的三部哲理小说之一（与《黄金时代》和《务虚笔记》并列）；再比如他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与《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一起入选《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并被著名评论家林贤治称为是他“所见到的中国当代为数极少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他是那一辑的十二位作家中唯一的“60后”。
薛忆沩还创造过不少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纪录”，比如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在北京的街头长跑十公里；比如在长达八十天的漫长冬季，每天都在蒙特利尔皇家山的山顶上溜冰。
在已经到来的2012年，薛忆沩再创文学的纪录：他将有五本新书同时上市，包括重写的《遗弃》。毫无疑问，“薛忆沩”会成为2012年中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关键词。在电话的那一头，薛忆沩希望他即将上市的作品多少能够激起一些读者对“写作”这种古老事业的“怀旧情绪”。
薛忆沩深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写作，更不需要认真写作的时代”。但是他狂热地表示他“需要写作，更需要认真地写作”。这位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心甘情愿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
薛老师，您马上将有五本书要“同时”上市。这可以说是您这位“深圳人”创下的又一个“全国纪录”。
加上很快将在台湾出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应该是六本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全国纪录”，但是这无疑是我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又一次“高潮”。
许多读者都知道您的出版一直不顺。我记得著名作家残雪甚至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对您作品的不重视是中国文学界的“耻辱”。
也许不能责怪“文学界”，因为我一直自愿处于“界外”。没有判我“犯规”就应该算是对我的“宽大”了。从我的中篇小说《睡星》1987年8月在《作家》杂志上头条发表到现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一直顽固不化，甘于“在野”，远离组织和主流。这也应该是我保持的一个“纪录”。周国平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为我的新书写的宣传词中称我是“不属于文学界，只属于文学”的“经典作家”。
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作为一个“经典作家”，您的写作道路肯定与其他那些主流作家不同。
是的，我的出版一直不顺。从我的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遗弃》在1989年首次出版的时候，我需要负担它的全部费用。到了1999年，《遗弃》的名声已经如雷贯耳，重版这部作品显然已经是“有利可图”的商机。可是出版社居然在开印的前一天要求我放弃版税。也就是说，经过十年的等待，《遗弃》仍然没有能够实现经济效益“零”的突破。《流动的房间》本来是一个转机，它为不少学者推崇，被许多读者期待……可是，出版社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将微薄的版税写进出版合同。所有这些经历被我自己犬儒地称为是“‘好文学’的‘坏运气’”。那时候，我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聊以自慰。
2008年成了您文学道路上的转折点。那一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出版了。
是的。那是我出版的第四本书。它被安排在“中篇小说金库”的第一辑，与《阿Q正传》等名著并列。那是我的股票从“熊”转“牛”的标志。我第一次尝到了出版的“实惠”。我的出版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效益“零”的突破。
写作的苛刻和出版的坎坷其实已经成了您的“品牌”。许多读者都知道，来自外部的“坎坷”和来自内部的“苛刻”怎样决定了您的写作道路。您的《写作的耐力》是谈论这个问题的美文。我记得您在文章中强调，心理和生理上的耐力对您的写作至关重要。
是的。我特别谈到了我的写作与时间的关系。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与时间长年纠缠的结果。比如“深圳人”系列中的《小贩》是我“用三十三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又比如该系列中的领衔之作《出租车司机》是在首次发表三年之后才“碰巧”获得了雅俗共赏的机缘。这篇作品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中国短篇小说的“经典”。不过，我并没有满足于这种评价。不久前，我完成了对这“经典”的重写。这次重写距离它1997年在《人民文学》上的首次发表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我笔下的“深圳人”总是这样创下与时间有关的纪录。
这当然也都是您本人在当代文学领域里创下的纪录。我记得《女秘书》七年前曾经在《晶报》上发表，而它去年又由《新世纪》周刊推出，与张大春、哈金等名家的作品并列。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您这位老“深圳人”也的确丰满多了。
我虚构的人物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会像他们的作者和读者一样与时间发生关系。他们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打开而不断地“完善”。在《写作的耐力》中，我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未定稿”。我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篇文章中“耐力”的话题事实上是从您的“长跑”引起的。长跑现在成了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您在文章中提到您去年夏天曾经创下连续三星期每天在长安街上奔跑十公里的纪录。这当然又是一项“全国纪录”。没有另一位中国作家有过类似的“壮举”。
我喜欢给自己设定坚硬的“目标”。我接着会用“铁的纪律”去实现这些“目标”。这也许是革命的少年时代留下的烙印。在冬天的蒙特利尔，长跑不是特别方便。我就改变项目，改为去皇家山山顶上的露天冰场溜冰。今年，我一天都没有错过。眼看漫长的冬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我的“全勤”指日可待。一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我对自己的“苛刻”。元旦那天清晨，我照例在冰天雪地里长跑了十二公里，完成了我源于深圳的“迎新”仪式。我本可以用这次长跑做借口，缺席一天的溜冰。但是，我没有。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您不断重写自己的作品，包括已经被当成“经典”的作品，当然也是完美主义的表现。
“完美主义”其实可能是一种病态，一种强迫症。也许换一种说法比较巧妙。你可以说我这是在挑战极限。是的，我总是在挑战身心的极限和写作的极限。是的，我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写作。我总是能够发现自己叙述上的破绽、情绪里的漏洞、语言中的瑕疵……我总是相信任何一部作品总是还可以写得更好。总是想写得“更好”也许可以称为是文学的“奥运精神”吧。
这种类似宗教的狂热和虔诚已经不多见了。您对写作的“敬业”让我想起“精益求精”的白求恩。您最新的长篇小说以他为背景似乎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由《纪念白求恩》塑造的白求恩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之父。“毫不利己”、“精益求精”以及“极端的热忱”等等都是完美主义的再现。我是无数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我深受他的影响。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影响探讨历史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窥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
您在《写作的耐力》里也提到了这部小说。小说精彩的“代序”出现在文章的最后，它勾勒出了小说的全貌又交代出了小说的主线。从这篇“代序”就可以知道，《白求恩的孩子们》是一部悲剧。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典型。他们一个死于七十年代，死于自杀；一个死于八十年代，死于误伤；而那唯一的幸存者带着剧烈的心理创伤，走了一条与白求恩当年来中国时正好相反的道路：他“不远万里”，来到了加拿大。他最后定居于白求恩曾经居住过八年的蒙特利尔，就像我本人一样。这部小说就是由这位白求恩的孩子写给已经过世七十年的精神之父的三十二封长信构成的。我经常用“两死一伤”来概括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根据这种概括，小说当然是“悲剧”。不过，反讽是小说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因此，小说中又布满了笑料。基于这一点，我更愿意称它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一位评论家称这部小说立足于“痛苦”，却又超越了“痛苦”。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这部小说去年在台湾《新地》文学季刊上作为“特稿”连载。那是足本，没有一个字的删节。您在回顾2011年的短文里，称这曲折又“高保真”的发表是您在过去一年从“绝望”到“希望”的转机，它让您看到了“希望的地平线”。
——薛忆沩对话薛忆沩“最迷人的异类”——小说的发表很快就引起了国内媒体和读者的注意。不断的好评迅速将我从“绝望”的境地拉扯出来。小说是三月份开始刊登的，我在四月中旬就转入了马上就要上市的这五本新书的准备工作。
一部作品还没有在国内出版，就已经引起了国内媒体和读者的关注，这本身又是一个纪录。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可思议。现在，国内也有不少的出版社对《白求恩的孩子们》感兴趣。不知道它简体字版的出版会不会遭遇“蜀道之难”。真不希望它重复我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命运。那部作品已经等待二十多年了，还是没有等到出版的机会。
现在，还是让我们面对“希望的地平线”吧。您即将上市的这五本新书中有两本是随笔集。
2006年到2007年间，我为《南方周末》读书版、《随笔》杂志以及《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写专栏。这些专栏作品为我在知识界带来了声誉，也让我发现了自己“非虚构”的才能。后来应北岛之约写出了逾两万字的《一个年代的副本》，去年又应《收获》之约写出了近三万字的《异域的迷宫》。在这两篇“大”随笔之间，我又为《深圳特区报》读书版上写过一段专栏。以“书”为本的《文学的祖国》和以“人”为本的《一个年代的副本》就是以上这些专栏作品的结集。当然，其中的大多数篇目我都进行了重写。
《与马可·波罗同行》更是被行家推崇为“天才之作”，它是不是也可以算成是随笔集？
《与马可·波罗同行》难以归类。它应该不能算是“随”笔，因为它的写作“有据可依”，受到了原作的“局限”。但是，它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称它为“解读”比较得体。它是我用汉语解读《看不见的城市》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我在写作前面提到的那三个专栏的同时给自己出的“附加题”。这是难度极大的“附加题”。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我已经完成了它。高强度的写作几乎将我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它的发表过程也很有特色，也应该算是一个“全国纪录”。
是的。它首先由《读书》杂志在2008年分两期零散地刊登过六篇。后来，又由《上海文化》杂志在2010年与2011年间分四期连载，按顺序刊出了前三十六篇。这两次刊登都获得了热烈的反馈。现在，《与马可·波罗同行》已经是引人注目的作品了。它最后的十九篇即将由《作家》杂志分两期刊出。这一段写作经历让我对汉语肃然起敬。而这样的发表过程也令我感觉非常得意。
这次将出版的第四本新书是您的“微型作品集”，也请您谈谈它吧。
我的一些著名的“微型小说”（如《生活中的细节》、《不肯离去的海豚》和《与狂风一起旅行》等）都发表在台湾《联合报》副刊上，曾获得那里的文学名家的赞扬。即将出版的“微型作品集”《不肯离去的海豚》中就包括了这些作品。另外，这部作品集中还包括我在国内发表过的那些不大著名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品集中还包括了《遗弃》主人公的一些作品。我一直很敬重《遗弃》的主人公。我觉得他的写作水平要高出我许多。另外，我还从十七岁以来创作的诗歌中选出了几首放在作品集中。我对诗歌和诗人怀有特别的敬意。没有写出很有分量的诗作一直是我文学生涯中的遗憾。
所有进入作品集的微型小说都经过了我苛刻的重写，它们的质量已经远在原作之上。
您的第五本书是《遗弃》的重写本。它无疑是这五本分量很重的新书中分量最重的一本。许多人预计，它的出版会引起读者和市场热烈的反应。
最近几年，许多读者又在寻找《遗弃》，一些出版社也表示愿意重出《遗弃》。但是，我在重写《遗弃》主人公的那些作品的时候就意识到，如果《遗弃》想“重出江湖”，它需要彻底地重写。我是在去年8月从国内回到蒙特利尔之后才下决心开始这项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的。结果，这五本书中本来应该是最早完成的书变成了最后完成的书。重写《遗弃》是我在2011年完成的最后一次文学长跑。我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打开，就开始“起跑”了：我每天六点钟左右起床，每天写作将近九个小时，连续写作了整整九十天。回想起来，这真是无法理喻的执着，近于疯狂的执着。
您又一次在挑战身心的极限。
在最后完成的序言中，我这样写道：“这重写是比‘原创’更不可思议的劳作。它是一个苛刻的写作者与时间、历史和语言的角斗。它是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与虚荣、身体和心智的角斗。”是的，我又一次将自己的身心逼到了崩溃的边缘。我现在还没有彻底从那种绝境中康复，尽管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您会从读者的反响中得到最深的安慰和回报。
这是一个不需要写作，更不需要认真写作的时代。但是，我需要写作，更需要认真地写作。我心甘情愿成为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当然，我也希望，我即将上市的这五本新书多少能够激起一些读者对“写作”这种古老事业的怀旧情绪。
我欣赏您这种幽默的态度。不过，像许多人一样，我相信您的这种“需要”反而是超前的，而且它充满了诗意。
《遗弃》的主人公将笛卡尔的名言改写成了“我写作故我在”。他的这种说法也正好适合我的生存状态。不管是超前还是落后，我别无选择。
薛老师，您是属龙的。今年是龙年，您果然大有作为。事实上在春节之前，关注您的读者就已经看到了奇特的“龙腾”景象。您的两篇最长的随笔（《异域的迷宫》和《一个年代的副本》）分别由《收获》和《百花洲》杂志第一期刊出。两家大型文学期刊“同时”推出同一位小说家的两篇“大”随笔，这是很罕见的巧合。
这也应该算是一项全国纪录吧。
我非常喜欢《异域的迷宫》开始的那一段：“几乎所有关于目的地的想象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抵达之谜’。”就像您的“需要”一样，您的随笔既古典又超前，它充满了哲理和诗意。
当你读完将在《收获》第二期上刊出的《异域的迷宫》下半部的时候，你会更清楚这“开始”的妙处。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对这妙处已经有一点预感了。
那我们的谈话最好就在这里结束。
后记
这篇访谈作为“封面专题”发表于2012年3月4日深圳《晶报》“深港书评”。最初的采访提纲由《晶报》记者刘敬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