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媒体上称你是中国文学界“最迷人的异类”。除了你文学创作的特质之外，你富氧的生活方式也无疑是你“迷人”的因素。许多读者都知道你喜欢徒步和长跑……
尽可能“以步代车”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原则。当年，我喜欢从自己任教的深圳大学走回位于深南路最东端的住处（二十多公里）。据说这种经历是目前在深圳很流行的“暴走瘦身运动”的前奏。现在，我居住在纬度很高的北美城市蒙特利尔。徒步依然是我的正在进行时。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背二十公斤的重物，从四公里外的超市走回家对我也不算什么事情。
你的长跑好像也发源于深圳。
可以这么说。那时候，我经常在深圳大学的校园里跑步。每年的元旦，我也总是用长跑来“迎新”。我的路线是沿深南路从设计院跑到深圳大学的北门，那大概相当于半程马拉松的距离。与现在相比，我那时候的长跑还只是业余水平。在《我的长跑教练》一文中，我调侃过自己当时的长跑水平。
现在，你应该不会再一路上“气喘吁吁”了。
加拿大优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成全了我的许多嗜好，包括长跑。在我居住的城市的中心就有不少理想的长跑路线，包括在各种季节都美不胜收的山路。长跑现在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我每天都跑。而且，我已经完成了好几轮的“提速”，已经越来越专业了。
听说你将这种嗜好也随身带回了北京和深圳。
是的。在北京停留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长跑十公里左右。我的主要路线是从接近东四环的大望路沿建国路一直往西，最远的一次跑到了军事博物馆。深圳也有不少很好的长跑线路。到深圳的第二天，我从彩田村出发沿深南路跑到了华侨城，大概有九公里吧。
这每天十公里的长跑无疑更突出了你的“异类”特质。
其实长跑更有利于认同。我有十二年没有到过北京了。长跑让我对北京的街道、建筑和清晨产生了亲切的感觉，冲淡了我们之间十二年的隔膜。
长跑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对它的回答可能并不一样。对我来说，长跑可以消除大脑的疲劳以及与之并发的心理病症。我对语言和文体有极苛刻的要求。而苛刻的写作经常会让我的大脑处于危险的临界状态。长跑能够将我拉扯出来，拉回到正常和平常的状态。我并不相信长跑能够延年益寿。在我看来，长跑更像是一种及时的救治。它面对的是现在，而不是未来。
这样看来，你的长跑与你的写作的确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对我来说，长跑不仅是一种行动，还是一个隐喻。我的写作本身就是长跑。它的终点总是在更远的地方。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需要磨练出非凡的耐力，我才有可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你的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曲折经历正好是这个隐喻贴切的注释。
《遗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速成”于1988年的夏天，初版于1989年的春天。但是，在出版后的八年时间里，它仅有“十七个”读者。不过，在上个世纪最后的那几年里，它突然变成了文化的热点。有批评家甚至将它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四十九种理想藏本”之一。1999年，《遗弃》的修订本出版，并且很快销罄。现在又有出版社准备再次出版这部作品。这是一个机会。我盼望着能对它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修改。
去年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过一份题为“《遗弃》二十年”的文学档案。《遗弃》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个传奇。
与这传奇相比，《一个影子的告别》的命运就显得过于单调了。它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88年与1989年之交，也就是《遗弃》完成的半年之后。它的经历中只有“坎坷”，没有喜悦。时至今日，这部小说仅有一段节选发表在《今天》杂志上。这顽固的“坎坷”让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对长篇小说创作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年之后，你终于走出了这种阴影。
是的。二十年之后，我重新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于去年底完成了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现在，这部作品正在台湾的《新地》文学季刊上连载。它的繁体字单行本也很快会在那里出版。它已经引起了海峡两岸文学界和知识界人士的热切关注。
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能简单谈谈吗？
《白求恩的孩子们》是我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故事性最强的一部。它由叙述者写给白求恩（一个死去七十年的异乡人）的三十二封信（也就是三十二个故事）构成。这些信公开了两个中国家庭（尤其是两个“疯狂”的母亲）和三个中国孩子从七十年代初期到北京奥运会之间将近四十年的悲剧生活。叙述者相信，他记忆中的这种特殊生活揭开了白求恩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历史谜团。
这应该是你移居加拿大以来最大的作品了吧？
是的。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过程与“异域”有密切的关系。这部作品发源于我在加拿大著名作家格尔·斯科特在蒙特利尔大学英语系开始的写作课上得分A+的期末作业。在写作课结束之后，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将原来仅含七个故事的作业扩展成了由三十二个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
也就是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最开始是用英语写成的。
去年8月，也就是在英文稿完成一年之后，我才在国内一家文学期刊编辑的反复催促之下，用汉语将作品重写出来。这个重写的过程花费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种高强度和高难度的重写让我对写作产生了许多奇妙的认识，也让我对这部作品本身充满了信心。
这种始于英语、终于汉语的创作过程奇特而曲折。从这一点上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异类”的例子。
这部不到十四万字的作品经由两种语言，耗费三年时间，它对身体和精神的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长跑的支持，我不可能承受住这种考验。
这样的创作一方面是一种艰巨的考验，另一方面又应该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你说得对。这种过程教给了我许多东西。我为自己有幸获得如此罕见的美学体验而自豪。这种体验使我对两种语言（以及“语言”本身）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深的敬意。
你能谈谈小说出版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吗？
首先当然是在国内的努力。在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之后，我在2月中旬将书稿传给了台湾《新地》文学季刊主编郭枫先生。信奉“为社会而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郭枫先生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决定以特稿的形式从马上就要付印的当期杂志开始分三期连载这部作品。为此，他撤下了已经编定的当期《新地》上的大部分稿件。《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第一部分在3月初与读者见面。它不仅立即得到了痖弦和马森等台湾文学界老前辈的赞扬，也激起了不少年轻文学爱好者的兴趣。
我希望国内的读者很快也会有机会读到这部奇特的作品。
国内最优秀的文学期刊编辑们对这部作品有一致的高度评价。国内的媒体也已经在开始关注这部作品。利用这次回国的机会，我自己也曾在北京、广州、深州和长沙等地的读书活动中谈论这部作品。但是，我对国内读者什么时候能够读到简体字版没有任何把握。
你对写作有苛刻的要求。你写得很少，发表得很少。在过去的一年里，除了《白求恩的孩子们》之外，你还发表过什么作品？其实我的发表突然在开始加速。2月份，规格很高的《新世纪》周刊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我“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一篇。7月份出版的《花城》杂志刊登了我的两篇很短的小说。那是我反复重写的“旧作”。去年秋天，我在《今天》杂志上发表了“长篇”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那是我对“七十年代”的回忆。另外，应《收获》杂志约写的近三万字的随笔《异域的迷宫》是我关于这九年来异域生活的回忆，它应该很快也会与读者见面。而最令我得意的是这一年来在《上海文化》杂志上连载的《与马可·波罗同行》。这部解读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作品被行家誉为是“天才之作”。我自己也特别看重它，因为写作它的强度和难度几乎令我精神崩溃。它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作品。
很高兴你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这么多的成绩。也希望你的长跑能给你带来更强的韧性和信心，希望《白求恩的孩子们》能够在国内出版。
谢谢。
后记
这是为一家深圳报纸准备的访谈作品，与前一篇几乎同时完成。但是，它最后没有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