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盛衰兴亡，于是也有了许多开国立业的君主和丧乱亡国的君主。有趣的是，开国之君的伟大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式，而亡国之君的遭际却往往极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国之君中，明末的崇祯帝显然是最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为至少从表层现象来看，这个崇祯帝根本就不具备人们通常以为的一个亡国之君应该具备的那些特征。
难怪明末的遗民们会为此发出许多感慨。
钱（音同“声”）在《甲申传信录》卷一中说：“上英谋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励精图治，骎骎然有中兴之象。然疆场外警，中原内虚，加以饥馑荐至，盗寇横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呜呼！英谋睿虑，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极也！”他对于崇祯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国表现出极大的遗憾之情，而且显然认为，“英谋天挺”而又“励精图治”的崇祯帝对于明王朝的覆灭并不负有什么主要责任。
邹漪的《明季遗闻》序中则把崇祯皇帝与历史上一些失德丧邦或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君主们做了比较，更觉得明朝亡在崇祯帝之手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这篇序中说：“先帝以圣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厉王之内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荡，道君之放逸，百无一似，谓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阙，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祯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厉王，东汉的哀帝、平帝，西晋的惠帝，甚至风流倜傥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强得多，完全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毛病，为什么亡国的灾难还要落在他的头上呢？
的确，不论是同历朝历代的君主们相比较还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们相比较，崇祯帝都不能算是一个很差劲的皇帝。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己，人也相当聪明干练，具有这样全面素质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的。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
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中，一直有两大主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人口的膨胀，而当人口总量超过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以人口危机为前导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危机的总爆发酿成灾难性的大乱，其结果是通过饥荒和战争等恶性手段大量消灭现存人口，首先解决了人口危机，而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筑造治世。另一个主题表现在文化方面，承平日久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往往使得以中原统治阶级为承载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后表现出严重退化的迹象，于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世风绮靡、武备孱弱；这种古代的“过度文明”症状同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要通过一个或数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对中原的进犯和蹂躏才能得到解决——清新的“野蛮精神”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来的也许会是一个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1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崇祯帝策御宇内的时候，中华帝国却正好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危急时刻。此时，明帝国的人口密度按当时情况已经达到超饱和的程度，而长年的干旱和平均气温下降造成的农业生产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机的烈度，开始出现连年不断的全国性大饥馑。这是一种明王朝自身机制根本无法解决的灾难性危机，因而尽管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绞尽脑汁，却无论如何也缓解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大饥荒，也无法扑灭由饥荒引发的农民大暴动。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他一直对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代表的所谓“流贼”充满了刻毒的仇恨和绝望的恐惧，却很少清楚地意识到，在农民起义者背后决定着明王朝最后命运的正是谁也无法摆脱的饥饿之神。
同样在这个时候，明王朝的“过度文明”症状也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崇祯帝上台之前帝国刚刚经历了魏忠贤专权的灾难性事变，那段为时不长的“黑暗时期”其实恰恰反映出明帝国在整体上已经极度腐败。崇祯帝在铲除掉魏忠贤集团之后却不得不继承下那个集团给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遗产，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琐、效率低下的政治结构，朝臣间激烈而又毫无原则的党争，制度化了的普遍贪污腐败，荒谬的军事体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备的极其衰弱无能，国家各级财政的极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学的道德至上高调（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士大夫们，甚至许多大理学家们的道德水平相当低下），对于经邦治国却毫无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败落给了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被满洲军事贵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对明王朝这棵大树进行过无情砍斫之后，皇太极的继承人终于进入了北京，成为“天下”的统治者。
在崇祯帝上台的时候，他的帝国即将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这也许是其悲剧的基本原因。对此，许多人就归结为“天命”或是“国运”，而崇祯帝本人则强调“朕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对于这一点，清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胡智修在《居业堂集》卷二十中说是“烈皇所以被诬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谓的“诬”其实就是时人为崇祯帝总结的主要弱点。距离明亡时间较远因而也能持比较客观态度的全祖望更明确地指出：“庄烈自言：朕非亡国之君。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大抵庄烈召祸，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外则吝于和议。……”（《鲒埼亭集》卷二十九）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全氏认为崇祯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谈两大失误，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在个性或者说政治作风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们普遍评价的“自用”、“愎戾”则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触文献材料之后，每个人都会对崇祯帝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疑和刻毒残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将崇祯帝的性格特点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个性其实本来并不算怎么恶劣，在一般人身上顶多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罢了。可怕的是，这些本来并不算十分恶劣的性格特征，一旦同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威结合起来，却变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力量。崇祯帝作为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积极有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崇祯帝的这种积极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有些古代学者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比较昏聩无能的皇帝，例如万历或是天启那样的皇帝，明朝的国祚也许还能再苟延一段时间。
因积极振作而误国而亡国，这本身就是个足以令人震惊的话题，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难免就会牵扯到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在含着血泪总结了亡国痛史之后，才写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一点没有提到崇祯帝和他的历史教训，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克服的遗民情结。但从其内容来看，却不难找到崇祯朝事的影子。黄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权限制君权，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师友”，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崇祯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颜婢膝的实况。而在《学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关于“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大胆政治设想，显然也是深深有憾于崇祯时期天子刚愎自用，以致杀身亡国的惨痛记忆。
一个早在300多年前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专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从以上的角度讲，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苗棣
1995年2月7日于美国斯坦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