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卷本《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中译本的出版，有助于改变一些我们建立在杜鲁门·卡波蒂这个作家身上的老生常谈，即一个自我放纵的天才，一个沉醉在名利场中的明星级作家，一个被毁灭性的成功击溃的悲剧人物，从而勾勒出某种令人扼腕的人生之弧。事实上，在这部由后人编辑、几乎涵盖其全部创作生涯的编年文集中，我能够看到的是，晚期卡波蒂的创作并未沉沦，相反，在品质上已经暗暗达到了某种骇人的高度，且是在绝对清醒自觉的状况之下完成的。
1980年，这时候离他去世还有四年，他写出了《窗中明灯》。讲述一个年轻人在寒冷的黑夜被酗酒司机抛弃在荒野，他走啊走，来到了一间有门廊的小木屋前，小木屋里有一位坐在炉火旁看简·奥斯丁小说的老妇人，有几只小猫陪伴着她。他请求借用电话，但老妇人邀请他留下来住一宿。于是他们聊天，就着火和酒，聊那些世人景仰的作家，梭罗、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霍桑……也聊政客、宗教、园艺、康涅狄格州严酷的冬日和遥远的地方，后来她送他上楼休息，床上盖着小碎布缝成的被子，漂亮又温馨。第二天早上，她又为他做好了早餐，然后他们开始聊到了猫。他说曾经养过一只暹罗猫，带它游遍世界，后来它死了，他都不忍心再养一只。
“那或许这个你可以理解吧，”说着，她带我走到那个大冷柜跟前，打开柜门。里面全是猫：冰冻的猫摆放得整整齐齐，保存得完好无损——有几十只呢。这让我感到很惊讶。“都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么安息着。因为我无法承受失去它们的痛苦。完全无法承受。”她大笑起来，说道，“我猜你会觉得我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吧。”
有点儿疯疯癫癫。没错，有点儿疯疯癫癫，我在灰色的天空下朝着她指给我的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时候，心里就在这么想。疯疯癫癫，但却光彩照人：那是窗中的明灯。
这是篇小小的杰作。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文体来称呼它，哥特式童话？叙事散文？抑或短篇小说。但很奇怪地，它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老人与海》。
众所周知，在《冷血》大获成功后不久，卡波蒂就陷入一部名为《应许的祈祷》的著作计划的折磨中，他此时的抱负是写出美国的《追忆似水年华》，无情地记录他浸淫其中的富人阶层和名流圈众生相。在同样写于1980年的、为文集《给变色龙听的音乐》而写的前言里，他回顾这段尚未完结的历程，说：“现在看来，尽管这是场折磨，但我为它发生感到高兴；毕竟，它改变了我对于写作的整体理解，改变了我对于艺术和生活以及找到二者之间平衡点的态度，改变了我对什么是真相和什么是‘真正的’真相这两者的不同之处的理解。首先，我认为，大多数的作家都写得太多了，哪怕是最好的作家。我更愿意少写一些。要像乡间的小溪一样简单、清澈……但由于自我限制于此刻我正在运用的某一种形式的写作技巧，我并没有将我对写作的全部认知运用进去——那些我从电影剧本、戏剧、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所学到的全部内容。一个作家应当将其所具备的所有色彩和所有能力在同一块调色板上调匀（以及在合适的情况下，同时应用这些素材）。可这又如何实现呢？我重新开始创作《应许的祈祷》……我不得不回到幼儿园。但我很兴奋，我感到一个无形的太阳在照耀着我……现在，我将自己置身于舞台中央，并以最苛刻、最细微的方式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我住所的管理员，健身房的按摩师，某个老同学，我的牙医。在写出几百页这种率真的文字后，我终于形成了一种风格。我找到了一个框架，我可以将我对于写作的全部认知都融入这个框架中了。”
也许我引用得太多了。也许还不够多。我只是希望每个喜欢卡波蒂的读者都可以去看一下这篇饱含诚意与洞见的前言，以及同样收录在《肖像与观察》中的类似文章。无论外部生活多么混乱、跌宕，多么阴郁或华美，在写作的那些时刻，哪怕是躺着，他也一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我对写作的理解很深。”在1972年一篇题为《自画像》的文章里他如是说。事实也的确如此。
“以最苛刻、最细微的方式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这几乎是卡波蒂一生写作的缩影。在为他赢得最初声名的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虽有自传成分，但最动人的部分却基于那个年轻叙事者对于他人而非自我的关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些逝去的模糊声音将总会萦绕他的梦乡。”而他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长篇非虚构报道，记录与一家美国歌剧团同赴莫斯科演出的历程，文章题为《缪斯入耳》，也很有意味地关乎声音。进而，每个杰出小说家关心的现实首先都是作为个人而非集体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其基本元素，不是情节，是声音，正在发生的和不断逝去的，人们日常交谈的声音。是这些声音将一个人从各种由人所制造的非人怪物手里抢救回来，赋予一个人生活的尊严；是这些业已不存在的、人的声音，参与创造出一个小说家要从时间之流中奋力夺回的，“作为幻相的真相”。
也许只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卡波蒂向着非虚构写作的纵身一跃。在虚构小说中，因为文体的限制，写作者不可避免要耗费精力在种种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的营构设计上；但在非虚构作品中，由于情节永远都是现成提供的，是不可随意更改的，写作者遂得以把精力集中放在对人以及某种生命灵韵的捕捉上。
“在选择白兰度作为尝试的对象之后，我检查了我的设备（其中最关键的要素是一种依靠脑力记录长篇对话的能力，一种我在伏案于《缪斯入耳》时努力达到的能力，因为我笃信做笔记——更不用说录音机了！——会制造假象与扭曲，甚至是毁掉任何存在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自然感）。需要记忆的东西很多——白兰度一连几个小时的轻言细语，海阔天空，但是我在这次‘访谈’之后，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它全写了出来，然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磨成型，使其接近最终想要的结果。从这件事当中，我收获最大的是如何控制‘静态’写作，在一种没有叙述主线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挖掘人物，如何保持氛围——后者之于作家，正如绳索与丁字镐之于登山者。”（《犬吠》前言）
约瑟夫·M.福克斯，《应许的祈祷》的编者，为我们保留了一点卡波蒂是如何将对话“打磨成型”的珍贵片断。在读完《应许的祈祷》其中一章后，福克斯收到卡波蒂征询意见的电话，福克斯指出，其中一个人物在对话中使用的一个词不妥当，因为她不可能用那个词，可能会是另一个词。卡波蒂听了开心大笑。“我昨晚重读了一遍这章，”他说，“唯有一处我想改一改。我这会儿给你电话，正是要告诉你把那地方改为你刚才建议的那个词。”
即便从《应许的祈祷》现存的三章来看，即便是这些卡波蒂已经打算推翻重来的未完成作品，也依旧并非什么“挣扎之后的惨败”，而是如编者福克斯所言，“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被某种既定的小说美学天平衡量，在一片弥天弥地的荒唐无稽中，它只乐意接受生命真实的严峻考量，而大多数人类，一如艾略特早就指出的，“并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
这种艺术家必须面对的生命真实，亦是卡波蒂在《给变色龙听的音乐》中反复提及的黑镜，“那种黑暗，你盯着看的时间越长，它就不再是黑色的，而是变成一种很古怪的浅蓝色，变成通向隐秘幻境的门槛”，让人不安，也教人平静。
在杜鲁门·卡波蒂的作品中，人永远大于故事，他的每个主人公，甚至包括他写过的鸟儿，永远都仿佛摇摇欲坠地踩在疼痛之刃上，以某种倾斜于世界的姿态，行走在毁灭的边缘，但这一切又都在一种极其耐心和严苛的控制之下，在属人的话语中缓缓展开的。阅读他的随笔是一种美妙的享受，某种程度上胜过其小说，从中可以体会到一种他用以称赞毛姆的出色品质，即“紧紧围绕主题运用精妙的叙事法则”。“这成就体现了一种自律，它需要河马的耐心、物理学家的客观，以及艺术家的投入，而它唯一的造物就是它终将陨灭的自我。此外，造诣修行最重要的莫过于嗓音，莫过于它的音色，还有它发声的方式与传达的内容。”卡波蒂的这段文字是在描写天鹅，亦是在描写自己及用力一生的写作，而那终将到来的自我陨灭，其实是“缓缓地，庄重地”，一如他写过的那只名叫罗拉的乌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