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让——保罗·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不论是什么国度、不论是什么党派、不论是政治界、哲学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人们都不能不关注这一悲讯，都不能不感到若有所失。当这个人不再进行思想的时候，当他不再发出他那经常是不同凡响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也许更深切地感到了他的丢失了的分量。他在思想界所留下来的一段空白，显然不是短时间里就有人能填补的。不同观点的人，对他肯定会有这种或那种评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人类20世纪思想发展道路的时候，将不得不承认，萨特毕竟是这道路上的一个高耸着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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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投入了当代政治社会的斗争。在这方面，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反动资产阶级的非正义和罪行的抗议者，是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朋友，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40年代，他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从俘虏营出来后，他组织过“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抗敌组织，参加过全国阵线领导下的作家委员会，为法共领导下的地下刊物撰稿。50年代，他谴责美帝的侵朝战争，“为了抗议法国政府对这种帝国主义行为的屈从”，于1952年加入了法共；虽然他对5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事件不理解，但也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进行过辩护。60年代，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反对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并不止一次揭露法国殖民者在那里的暴行，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与他诺贝尔奖金，他坚决拒绝，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70年代，他积极支持工人罢工和学生运动，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府的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保护这家宣传“毛主义”的刊物，并亲自走上街头叫卖。萨特用自己的行动写下的这份“政治履历表”，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精神和任自己的感情真挚地流露而不加矫饰和伪装的襟怀坦白的政治风格。他以这种精神来指导他的文学活动，主张“倾向性的文学”，要求作家用文学来为战斗行动服务。这就使萨特成为了法国历史上那种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如果说，属于这个传统的，18世纪有为最大的冤案卡拉事件的昭雪而向封建统治、反动教会作了勇敢斗争的伏尔泰，19世纪有与拿破仑第三的独裁政权进行了长期不妥协斗争的雨果和为德莱菲斯冤案而与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对抗的左拉，20世纪有把自己的斗争汇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的罗曼·罗兰与法朗士，那么，在20世纪中叶，则有让——保罗·萨特补充了他们的行列。
萨特曾被称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但对此，资产阶级批评家曾进行了奚落：他的错误太多了，成不了良心。类似的批评也曾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他在政治上太“反复无常”了，不可取。萨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确有根本的局限，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有过不止一次错误，但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极为复杂、变化多端的政治环境中，试问能保持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究竟有多少？只不过萨特比较表里如一、不隐蔽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矛盾、不事文过饰非而已，“万能的上帝啊，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暴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这个人好’”！
萨特在生前不为资产阶级所喜欢，他们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骂娘的人”。但他作为思想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批评者认为，他“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他发出了“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调和起来，更是包含着“极大的祸心”，这，对于主观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抱着善意、对马克思主义也严肃认真的萨特来说，也许是最大的不幸。这一个精神上叛逆了资产阶级因而被资产阶级视为异己者的哲人，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支撑点？萨特应该得到现代无产阶级的接待，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应该为无产阶级所继承，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萨特的逝世，给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理论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研究课题。笔者个人对萨特的理解甚为肤浅，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读书界的一个读者向萨特表示个人的哀思，并同时表示这样一个信念：萨特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正如托尔斯泰属于俄国革命一样。
1980年5月14日
（原载《读书》198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