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作品，是一首四十多行的诗歌《悄悄升起的月亮》，刊登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号上。这年九月号的《诗刊》上，也刊登了我另一首更长一点的诗《故乡送小月》。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所中学里当高中语文教员。仅仅凭着这两首抒情诗，我一下子就成了那个县城里有名的“校园诗人”。那时候欣秋先生可能是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我很荣幸地收到了他亲笔写的一封短信，说了几句鼓励我的话，同时希望我有新作还可以继续向《长江文艺》投稿。我的激动和骄傲的心情是无可名状的。这年冬天，我把自己当时写在一册有着淡绿色封面的软面笔记本上的全部诗稿，都寄给了欣老师。
大约在一九八四年元宵节过后，我收到了用《长江文艺》信封寄回的那个本子。在没有拆开那个大信封之前，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害怕那是全部的退稿。可是拆开之后，我看到了欣秋老师写来的第二封信。他已经从那册诗稿里选出了长短不同的六首诗，并且在这六首诗的标题上都画了红色的记号。他让我把这六首诗重新抄录出来寄给他。我几乎是用一丝不苟的正楷，端端正正地抄录了这六首诗，重新寄给了欣老师。这个组诗以《让孩子赞美我们》为题刊登在当年的六月号上，占了整整两页。这组诗大概可以算是我的诗歌“成名作”——因为在当时那几年里，凡是见到我的诗友，大都会提到这组诗。那一期《长江文艺》诗歌栏里排在我前面的作品，是老诗人邹荻帆先生写西柏林的组诗，也占了两页。后来曾卓老师告诉过我，邹老还专门向他打听过徐鲁是什么人，因为他也注意到了这组诗。几年之后我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时见到了邹荻帆先生，他也说到过，我那组诗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还以为我是个中年诗人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这组诗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长江文艺》寄来的六十五元稿费。这笔钱在当时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我每月的薪水好像还不到三十元。那一年县城的新华书店里摆着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精装十九卷注释本的《鲁迅全集》，我每次去书店都会心怀歆羡地去翻看这套大书，可以说是觊觎已久了，却就是买不起。所幸的是那时好像全县城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惦记着这套大书，因为我每次去书店都会看到那完整的皇皇十九卷大书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似乎也没有谁去翻动过。现在有了一笔意外的巨款，我从邮局取出后立刻就奔去了书店，毫不犹豫地把我渴望已久的《鲁迅全集》抱回了学校。——现在想来，对于买书，我从那时起可能就有某种“豪情”。《鲁迅全集》也还并没有把六十五元稿费全部用完，我用剩下的钱请我任教的那所中学高中语文组的前辈和同事去餐馆里吃了一桌。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请人吃饭。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件事，也不禁要感叹：那时的六十五元稿费是多么“值钱”啊！无论是一套《鲁迅全集》还是一桌饭，也都是那么便宜！
经过欣秋老师细读和挑选之后又寄还给我的那册我的“早期诗稿”或曰“少年习作集”，至今我还保存着。它见证了欣秋先生无私和宽厚的编辑情怀，也见证了不仅体现在欣秋先生身上，也同样体现在后来相继地扶持过我、关心过我以及类似我这样的众多的文学青年的编辑们——如熊召政、刘益善身上的那种属于《长江文艺》特有的、代代相传的、优良的“编辑情怀”和“编辑传统”。
也是在一九八四年春天，湖北省作家协会和《长江文艺》在沙市举办了全省文学创作会议，作为一名青年作者，我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文学会议。在沙市，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老诗人曾卓先生、骆文先生和他的夫人王淑耘先生，还有老画家周韶华先生。不记得徐迟先生是否参加过这次会议了，也许他当时参加了而我并没有机会认识他，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和饶庆年、郭良厚、华姿、胡鸿等诗友一起，到曾卓的房间里拜见了这位老诗人。他说了许多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话，也谈了一些自己写诗的感受。会议结束后，我写了一篇有四五千字的散文《阳光下的抒情——老诗人曾卓散记》，发表在这一年的《书窗》杂志“诗歌特大号”上。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人物访问记。
除了老一辈的诗人、作家，这次会上我更多的是结识了一些后来成为诗友的同辈朋友，如熊召政、饶庆年、梁必文、董宏量、郭良原、华姿、胡鸿等等。我随身带着熊召政当时刚在四川出版的诗集《瘠地上的樱桃》。我请他在扉页上题了字。这册签名本诗集至今我还保存着。有天中午我还和庆年、必文等一起去沙市的书店转了转，我买了《苏金伞诗选》、《伊萨科夫斯基诗选》等几册书。记得当时庆年跟我说，他写诗是受过苏金伞的诗集《鹁鸪鸟》影响的。不知为什么，刘益善好像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第一次认识刘益善老师不是在这次沙市的会上，而是在两年后饶庆年在他的家乡主持举办的“荆泉山诗会”上。会议结束后，我记得我是和方方、宏量，还有一位后来做了导演的写小说的蔡大鹏四人一起从沙市坐船回到武汉的。方方用很洒脱的字体，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一行字：“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这次会议，对于《长江文艺》来说也许只是她六十年光辉历程里的“一小步”，却是我个人在文学之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因为正是这次会议把我正式“引入”了文学界。第二年，即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在武汉召开，我再一次作为青年作者参加了大会。由王家新和饶庆年做介绍人，我在这一次会上正式成为了作协湖北分会的会员。
诗人熊召政也是在这一年当选为作协湖北分会的副主席，并担任了《长江文艺》的副主编或执行主编的职务。这一年十一月号的《长江文艺》是“诗专号”，召政从我寄去的一大叠诗稿里也选出了六首，以《泥之河》为题作为一个组诗刊发出来。这组诗像欣秋老师刊发的那个组诗一样，也占了整整两个页码。如果说，前一个组诗是我的“校园诗”的“成名作”，那么，这一组诗可算做我的“乡土诗”的“代表作”了。召政后来几次说到，我的这组诗体现了我那时候的诗歌的整体气质和“最高水平”。
在这两个篇幅“阔绰”的组诗之后，我在《长江文艺》还发表过《皇村回忆》、《中学生万岁》等几个组诗，但都没有前两个组诗那么有“影响”。其时，我与《长江文艺》编辑老师们间的“接力棒”，已经不知不觉地传到了李铁柱、刘益善以及后来的何子英等编辑的手上。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作品也不再仅仅是诗歌，而是渐渐转向散文了。
大江不择细流，所以才能浩浩荡荡。我很幸运，在我的文学道路上，能够作为无数“细流”中的一小支，被这条浩荡的大江所拥纳。我在这里还是想说出我的一点由衷的感受：我感到，《长江文艺》六十年来优良的编辑传统，在刘益善主编和他的这一代同事们身上，可谓薪火相传，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而且必将继续传承下去。这是因为，《长江文艺》的美好传统已经有了六十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是有重量的，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心存“敬畏”的。因此，这种伟大和温润的编辑传统，也成了《长江文艺》的一个无法割裁的组成部分，必将与杂志本身同在。人书俱老是必然的，但是，书比人长寿。一份伟大的杂志和她所创建起来的伟大的传统，同样也比人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