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之家》的作者、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坦言，写作对她来说，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我写作是为了使我的忘却不至于失败，然后，还为了滋养现在我展示在空中的根。”她说。所有的诗篇都是旅程。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记忆的传记”。我自己的全部写作，也是如此。我用诗歌、散文、小说，还有剧本，在书写着我自己和我这一代人的生命、生活、爱情的全部苦涩与无奈，书写着我自己和我这一代人试图与生活达成和解、却又如此不甘心的尴尬，以及吹刮在内心深处的无尽的纠结、挣扎、奋斗反抗的风暴。
生活的脚步太过匆忙和急促，许多的往事有时还来不及仔细回味，那些美好的时光就已经不辞而别，永远地随风飘逝了。怀旧是必然的。只是我没有想到，如此快捷和匆忙的生活节奏，竟然把每个人怀旧的年龄也都提前了。犹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当雨季即将消逝，秋天就要到来的时候，我拿着平生第一张工作分配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地处湘鄂赣边区的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去报到的情景。
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正是心比天高的年龄。我的简易的行李卷里，装着一本泰戈尔的《园丁集》和一套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我的心中，怀着一种瓦尔瓦拉式的校园浪漫主义的梦想。我甚至还在大学毕业前夕，就为自己准备好了一个精美的笔记本，而且迫不及待地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一个青年教师的手记》。
当时，那所县城里有唯一的一家门面不大的新华书店。图书、年画、春联、领袖像，还有信封、信笺、毛笔等各种文具，在这里都能买到。书店斜对面是邮局，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向外面投稿，偶尔能得到一两笔小稿费，从邮局取出稿费后，总是直接就奔向了书店的文学类书架。那时候书的定价也真是便宜，一块钱就能买到很厚的一本文学名著。我很感谢这家新华书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新出版的经典作家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等，还有一九八一年版的十九卷注释本《鲁迅全集》，我都是在这里买到的。
那时候也正是中国大地上春潮奔涌的早春时节。天边滚动着思想解放的巨雷，无数的心灵从乍暖还寒的潮雪的日子里苏醒过来。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踏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啊！含苞的花朵如期怒放，被压抑的小草应运而生。到处都是前进的脚步，到处都是奔放的歌声。在一切沉重的记忆之上，在太多的期待和渴望之上，每一颗心，都感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的强劲和迅猛。而当时，在我的周围，也渐渐聚集着小县城里的许多同龄的文学热爱者。我们写诗、办刊物、举办各种形式的诗会和笔会。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我们小县城里的文学气氛也是风生水起。
那些年我常读的文学刊物有《诗刊》、《萌芽》、《人民文学》、《丑小鸭》和《外国文艺》，还有《读书》、《散文》和《布谷鸟》等杂志。同时我也读到了诸如《这一代》、《大学生》、《珞珈山》、《红豆》、《耕耘》、《未名湖》等各地出版的大学生刊物，有的还被视为“地下刊物”（那时好像还没有“民间刊物”之说）。这些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大学生刊物，是当年这一代人狂飙突进思想最直接的载体，也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最热衷于传播和传抄的印刷品，里面的激进思想和探索精神，有关人生、理想、思想解放、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话题、事件和作品，曾经牵动着当时每一位文学青年的思想和神经，甚至影响着我们的命运和前途。
而我前去报到的那所中学，当时正处在创建初期。仅有的两栋教学楼和一栋教工宿舍，寂寞地矗立在一片荒凉的黄土坡上。迎接我和另外几位新分配来的青年教师的，没有鲜花和绿阴，也没有掌声和歌声，而只有一片片没膝深的蒿草和满目的荒凉。我们边教学边劳动，把教学楼后面的荒丘一点一点地夷成了平地，让它变成了一个篮球场。我们在宿舍楼和教学楼之间的荒径上，栽下了绿树和花丛，让泥泞的小路边充满了勃勃生机。记得当时，每天上课前，在响过预备铃后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总要站在走廊上，欣喜地看一遍我们自己栽下的一排排绿油油的小树，心头总是轻轻漾过一阵阵自豪感。那是因为我想到了契诃夫对库普林说过的话：“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亲自种植的，因此对我非常亲切，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事。在我未来到这里以前，这里是一片生满荆棘的荒地，正是我将这荒地变成了经过垦植的美丽园地。想一想吧，再过三四百年，这里将全部是一片美丽的花园，那时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惬意和美好……”
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不禁泫然而有泪意。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有过一段最美好的时刻，浪漫、纯真和幸福的时刻：朝气浩荡，壮志凌云，情不自禁地想为远大的抱负而献身，甚至也幻想着踏上为理想而受难的旅程，即便是“在烈火里烧三次，在沸水里煮三次，在血水里洗三次”也在所不辞，并且期待着某一天，会有一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自己，随时会为一声关切的问候或轻轻的叹息而泪水盈盈……
一晃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随着年年的柳色秋风而远去了。我很怀念那段又艰辛又充满理想和朝气的日子。我的文学创作最初的试笔和准备，是在那所校园里完成的。还有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初恋……也都留在了那里。在那里，我二十岁的心灵也曾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我体验到了青春的诗情、欢笑和平静。在那间仅有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我写出了自己最早的一批校园诗歌和散文作品。《为了天长地久》这部小说里的“新世纪中学”，也正是以这座校园为原型的，包括它初创时期的那几幢建筑物。不用说，在小说的男主角田野老师身上，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小说里因为情节需要而穿插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当然也出自我那时的习作。
我的挚友、作家竹林在一篇有关我的评论文章里这么说过：“他在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中，让那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年轻教师田野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执教。他甚至还在小说的结尾暗示，一个优秀的、喜欢文学的女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追随他而去。徐鲁是一个真诚的人，真诚得可以把他的长篇小说当作自传来看。他当过教师，也不讳言田野就是他自己。我们在他的散文中所熟悉了的一些生活的场景、人物和地名，也又一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出现了。”现在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褒扬，不如说是委婉地指出了我在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拙稚与青涩——我那时还做不到能够彻底绕开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去虚构另外的故事和细节。
三十年后的某一天，我重新返回这所中学。当年住过的那幢三层的楼房已经不在了。冬青树都已经变老了。我慢慢地走进高中部二年级的课堂——我第一次给学生们讲课的地方。我想象着我已经打开了崭新的、天蓝色的备课夹。“现在，请同学们翻开课本，齐声朗读《荷塘月色》……”
然而，回答我的是一片黄昏时分的静谧。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的青春，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时光，早已远逝而去。
——谨以这篇短文，纪念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为了天长地久》第四版付梓，纪念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