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诗歌写作的，第一组抒情小诗《一束小山花》发表在湖北的《布谷鸟》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当时我即将大学毕业。一九八三年九月，又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故乡送小月》。其时我已分配到鄂南一个小县城的中学里担任高中语文教员。不久，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也选入了我在《诗刊》上发表的另一首较长的抒情诗《二月兰》。《长江文艺》在一九八四年夏天用两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我的组诗。那时候的青年人大都热爱文学，喜欢诗歌，在我的周围，聚集着小县城里的许多文学热爱者。渐渐地，我成了那座小城里“著名的”青年诗人。
记得那时我还给尚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念书和编辑校园刊物的诗人王小妮写过信，得到了她的回复。她在信上说：你的故乡胶东那片土地上的农民，曾经把自己的命系在裤腰带上，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不能仅仅写那些风花雪月，而要写出生活的苦难和艰辛。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话依然历历在目，使我终生受用。这一代诗人的理想主义和担当精神，也由此可见一斑。那几年，我除了在《长江文艺》、《布谷鸟》、《诗刊》、《萌芽》、《芳草》等刊物上发表诗歌，还有一些习作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七色虹》、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报》、武汉师范学院的《青年写作》等大学生刊物上。这些习作和文学通信，还有这些生命短暂的简陋的铅印刊物，成了我青年时代最美好和最珍贵的文学记忆。
大约在一九八六年，我报名参加了《诗刊》社创办的诗歌刊授学院。负责刊授工作的是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先生，参与其事的还有诗人和编辑家王燕生先生。他们为每一位刊授学员安排了专门看稿和辅导的老师。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发表过一些儿童诗的缘故，所以为我安排的辅导老师是以儿童诗名世的诗人高洪波先生。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极其幸运的师生缘分。我至今还珍藏着高老师为我亲笔修改过的一些诗歌草稿。那时我也尽量去搜罗了高老师已经出版的一些诗集来阅读。现在想来，当初能够渐渐地集中精力，毅然踏上了儿童诗创作这条林中小路，可能与高老师的刊授辅导，以及阅读他的作品所接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我和高老师一直保持着温暖的、亦师亦友的情谊。他是中国作协的领导之一，也是儿童文学界的领军人物，我则一直不弃不离地坚守在儿童文学这块芳草地里，“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这种情形就像弗罗斯特的诗中所写的：“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参加刊授学院还有一个直接的成果，就是在刊授学院的刊物《未名诗人》上，发表了我的一组诗歌，同时还刊登了诗人王燕生当时写给我的一封谈论我的习作的长信。这封信后来收进了燕生先生的诗评集《与缪斯的会晤》。我的那一组诗歌，收进了朱先树编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未名诗选》。今天重新翻开这本青年诗歌选集，我看到了三十年前我们一起开始写诗的全国众多诗友的熟悉的名字，有的今天仍然还活跃在诗坛上，有的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二〇一一年初冬时节，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洪波老师突然开心地告诉我说，他最近收拾书籍文件，意外发现了两本二三十年前的诗歌稿本，一是女诗人舒婷的一册油印本诗集；一是我的一本二十多年前的诗歌剪贴本。这使我感到十分欣喜和好奇。高老师开玩笑说：二十多年了，保存下来不容易，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转交仪式”。事实上，作代会结束不久，他就把这本剪贴本快递给了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实在是不记得自己当年还认真剪贴和编排过这样一本“孤本诗集”的。
我为剪贴本题名为“中学生幻想诗”，扉页上还写有两行献词：“谨以这本校园诗集，献给所有的中学生朋友——作者。”小集里共有六十多首小诗，包括一些短小的散文诗，分为“十七岁的天空”、“遥远的故乡”、“我们都是孩子”三个小辑，目录抄写得清清爽爽，每篇作品后面还注明了发表出处。显然，这不只是当年交给老师的一份“刊授作业”，而是一本完整的诗集的雏形了。我把它的篇目与我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校园诗集《歌青青·草青青》的篇目一一对照，发现大部分作品已经选进其中了，那些没有选进去的和一些散文诗，却从此就被我遗忘了，成了迄今为止的一批“集外文”，仿佛一群失散多年的孩子。
使我尤为感动的是，洪波老师还亲笔在这本剪贴本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诗句：“留下幻想，留下记忆，时光流逝，诗心永恒。二十四年保存的友谊，六十岁时返还徐鲁。成长的空间，被快乐和惆怅填满……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协八代会后寄。”
看着这一段题句，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我想到了王安石的一联诗：“顾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足惊人。”我深深地感激洪波老师，不仅意外地为我保存下来一批早期的青涩和稚嫩的习作，也把将近三十年的友谊保存得完好如初。重读这些短小的诗歌和散文诗，三十年前的那些单纯和烂漫的文学时光，仿佛重临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