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今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剧发生80周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指导下，由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共同组织团队，对目前为数只有近百人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其证言，整理其个体生活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37年11月，日军组建了一部明治维新以来规模空前的“兽性机器”——华中方面军，以军国主义分子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直接参加攻击南京城的部队总人数为10万人左右。占领南京的过程中，日军颁布了各个层级的“屠杀令”。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随之发生，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主要惨案之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反人类罪恶，也是近代以来日本漫长侵华历史达到巅峰的典型写照。
军国主义日本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人类良知底线，企图通过制造南京大屠杀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迷梦。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面对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中国的南京审判和中、美、英、法、苏等十一国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巨恶绳之以法。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国方面就清晰地加以记录，决心把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的道理悬为殷鉴，世代相传。1938年春，《新华日报》根据目击报告，详细报道了南京大屠杀，指出日军虐杀伤兵，残杀难民，“留京同胞之被残杀者不下十万人”；强奸妇女，“南京妇女，其年轻貌美者，或被敌官兵据为己有，恣意奸淫，或被迫充当随军公娼”；焚烧抢掠，并伪图掩饰，“倭敌为掩世人耳目计，因挑孑遗难民老弱百余人排列一处，并派医生看护站立两旁，共拍照片，分送各国宣传”。1939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内中第三编第三章第一目，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军当局的抗议，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毛泽东同志特为此书作序，名为《研究沦陷区》，号召大家认真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并题写书名。郭沫若同志1938年6月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文版作序，该书运用大屠杀发生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材料，详细记述了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大公报》登载了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报告，并配发社论称：“它普遍地告诉中国人，国万万不可亡，亡了国便休想做人！他告诉中国战士，抗战杀敌是卫国保种的唯一手段。假使我们拿着武器向后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运便绝对绝对的漆黑了！”
不仅是中国人记录了无法忘却的历史。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共有24名欧美侨民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南京。另有5名英美战地记者，涉险报道了战火中的南京。他们笔下的南京，如同地狱般地恐怖。《芝加哥美日新闻报》记者A.T．斯提尔被迫离开南京时，“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师明妮·魏特琳1938年4月记录到，仅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就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可怕的人命损失。”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1937年12月31日，日军诡称找人帮军官洗衣服，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另据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南京沦陷后的六周内，日军制造的强奸案不下两万起。
当时的日军文件、日记、书信，也大量透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实情。接替松井石根担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的畑俊六在日记中记述说：“随着作战战役告一段落，支那派遣军的军纪风纪日渐败坏，好像发生了不少抢劫、强奸之类部队最忌讳的行为。”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日军官兵甚至将其杀人、强奸的场景拍成照片，洗印散发，向亲属朋友炫耀。一些参战日军官兵回到日本，大肆吹嘘他们在南京和中国各地的战争暴行。日军陆军次官特地制发名为《关于支那事变后归国军人言行的指导与监督》的文件加以管控，内中记录日军官兵的言论令人触目惊心：“某地母子4人被抓，女儿像妓女一样被玩弄，于是母亲拼命喊把女儿还给我，母亲被杀，女儿继续被蹂躏至部队出发前，出发之际，被杀害。某中队长说：‘尽量不要引起麻烦，要么给点钱，要么玩完之后杀人灭口。’这是在暗示怎么去强奸。若将每个参加战争的军人调查一遍，可能都是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在战场上，像强奸这类事大家根本不以为然，若以现行犯被宪兵发现的话，甚至有开枪抵抗的家伙。在大约半年的战斗中留在记忆中的也就是强奸、抢劫之类的东西。”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气焰达于巅峰之时，绝没想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勠力同心，经过14年艰苦斗争最终战胜了法西斯力量，让和平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也绝没想到，他们见不得天日的罪行，有朝一日会大白于天下，接受正义和文明的审判。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我们没有、也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的屈辱历史，这是中华民族无法抹杀的集体记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南京手无寸铁的市民，还包括从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皖南等江南各地逃难来宁的难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则来自广东、湖北、四川等中国各地。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南京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欧美人士，不同程度地遭受生命威胁，造成失忆、失语等隐性伤害，明妮·魏特琳因为目击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场景而严重抑郁，最终自杀。南京大屠杀的危害，不仅仅限于事发当时，实际上，幸存者、目击者事后长期遭受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的折磨，甚至有研究者因接触到超越人类底线的史实而身心受创。所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不仅祭奠那些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也祭奠所有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死难者。“南京大屠杀档案”因此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记忆不是为了激起仇恨，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我们牢记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不是为了煽动针对日本人民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为了牢记和平之来之不易，警惕一切为军国主义巧舌抵赖的右翼言行。
记忆从历史导向未来。南京大屠杀不仅没有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事实上，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与军国主义势力战斗到底的决心。当时收发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电文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道义上的好处。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而身处南京目击日军暴行的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的判断则是中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毁灭自己。日本要失败，以自己的国家为战场进行战斗的中国人不可能向野蛮的侵略者投降。因为游击队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谓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与共鸣，都寄予中国一方。”
对日本来说，同样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纽约时报》当时就指出：“在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进行调查时，当地的人们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亦即攻占南京这一辉煌的战斗将不会被作为光荣的纪录写入日军战史，它必将在历史上写下令日本举国上下后悔不尽的一页。”历史证明了这样的预见，因为占领南京而得意洋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很多人后来参与了太平洋战争，他们自己不仅葬身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大海，也把日本拖入无条件投降的境地。
暴行不可能吓住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平才是我们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美、英、法、苏等国人民，应当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共同维护国际关系秩序。正如当时的国际观察者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奋斗，“不仅是为了赢得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帮助了为自由和民主日本战斗的日本人民。”战后日本，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也应当归功于当年与日本军国主义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诚哉斯言！
80年过去，换了人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团队，通过再一次的调查，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而已进入垂暮之年的幸存者们，把他们用生命凝成的记忆，传递给了我们。这一超越时间、世代和区域的宝贵记忆，必将伴随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谨序。
2017年11月
（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