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6年10月15日、10月21日、10月29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鼓楼区凤凰三村
采访人：高旭东、杜羽宸、朱智立、江雪、彭成
整理人：高旭东、王欣芃、艾德林、张国松
为了不饿死，冒名当了兵
我出生于1925年2月，老家在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县。当时的行政区划可能就是镇或者集市，过去叫作集镇，用现在的标准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我就住在十字街上。我父亲叫李少良，是祖传医生，就治麻风、癣、咳喘这三种病。祖传医生完全靠人介绍，（人家）相信就看病，不相信就不来。我家大门上写着“李少良祖传医生”的招牌。我们家房子大，摆得开，过去法院一些法官到我们家来打打牌，赚两个零钱。我们平时吃我们广东的大米。至于贫苦人家，因为我小，不了解社会情况。广东那边很富裕，一年两季稻，气候好，暖和，也有很多水果。
虽然家庭状况不错，但是还没有富到可以请老师的地步。因为家里有三个小孩，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我在家里排行老小，有两个姐姐，大姐叫李月英。二姐被卖出去了，也不知道卖到哪里，后来也一直没有联系了。我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第二年也过世了，因为旧社会生活成问题，丈夫死了她没有生活来源，母亲是饿死的。我十三岁离开家，到了部队，家里剩下大姐一个人。农村的女孩子没有收入，没有生活来源，她就自己找了一个高州当地的农民结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她。
至于为什么把二姐卖给人家，那时候我父亲生病，不能继续行医。他们行医要用中草药，要自己上山去采，虽然还能给人看病，但是没办法采药，所以家里的收入就断了，靠人家接济。父母都死了以后，我就流落街头，没有吃的，也没有人管。有好心人让我冒名顶替到军队，让我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我顶替的这个人叫张发（音），我到广东军[1]第一五四师三营三连当勤务兵，当时很小，还没有枪高。
行伍生活多艰
那时候军队管理很混乱，比如炊事兵去买菜，他觉得在部队里生活不好，就把菜篮一丢，衣服一脱，人跑掉了。张发就是个逃兵。跑了以后，军队兵员就少了；但是当官的人巴不得多跑几个，这样实际上只有九十个人，他往上报一百个，就领一百个人的军饷。所以当官的手上是有当兵名额的，我父亲生前的朋友认识一个军官，就让我顶替了这个张发。当时，军队里年龄不够冒名当兵的情况不多，年龄小的几乎没有。这支军队属于地方军，不是国民党直属的军队。
在军队里，我给连长当勤务兵，负责给连长打饭之类的活。吃饭的时候，一般八个人一桌，连长不跟我们一起吃。我的待遇和部队里其他士兵一样的，旧社会很多剥削，我们炊事员也受剥削，比如一块钱的伙食费，最后实际上就两三毛钱。饭管饱，但是菜一人一筷子就没有了，肉就更不用说了。
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不能乱跑。我很小，又不懂事，连长喊站着就站着，不敢坐着，老老实实的。战友都把我当小孩一样，也不怎么跟我说话。在部队的时候要上操，早晚两次；总共就打了一次靶；其他上理论课之类的，都没有。旧社会里，当官的贪污军饷，部队也没有人过问，我的军饷就被贪污了。也有统一的军装，连我这样的勤务兵都有胸牌，上面写着“张发”，号码记不得了。
我1936年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我们就从广东被调去打仗。我们往上海走——路上坐小商船或者小木头船，从内河走。从汕头坐船到苏州，这时候应该是秋季，身上穿的还是单装；在苏州训练了几个月，又坐火车去上海。真正快到上海的时候应该是冬季了，十一月份。还没到昆山时，铁路就被炸断了，士兵就走路去上海。我们跟上海部队交接的时候，上海的部队已经从昆山撤下来了，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于是大家统一往南京撤，都顺着铁路往西方走。
痛苦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当中，天上有日本的飞机轰炸。当时也有国内的一些保安团、乡团一类的伪军，点火给日本人指示，日本的飞机就开始炸。部队只有在晚上走，白天不敢。因为很多人一起，目标很大，白天就尽可能地找一些有遮掩的地方进行隐蔽；也不好生火烧饭，一旦用火，飞机也会轰炸。从上海、昆山撤退，陆陆续续地走，到达南京下关的时候已经是12月12号了。
12月12号，部队在下关煤炭港集中休整。我们这个连被分配镇守挹江门城楼。当时驻守在挹江门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把城门关了，在城墙外面也做了防御工事。我们也没法进去，就你扛着我我扛着你，送一个人爬上城墙，然后从城墙上送条绳子，后边的人才好一步步抓着绳子上去。这时候已经到12日晚上了。因为我们从广东刚来，对当时挹江门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只知道城墙外是长江，城墙内是城区，身上也还穿着单衣。
13日早晨，日本人就从中华门过来了。到了我们这里时，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当时值守的长官不记得叫什么了，叫我们缴械投降，我们就都投降了。不投降也没办法，战士们一两天没吃饭了，武器也只剩下几个手榴弹，没法抵抗。而且我们当时想：投降了就不会被杀，国际法里有专门的规定，只要缴了枪就好了。但是，后来这些人都被杀了。
投降以后，我们被日本人押到城门下面，把我们绑起来，一米距离绑一个，不许互相说话。到底有多少人，我也记不清，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个蹲在马路边一直排下去，没办法交流；如果有交流的话，日本人就用枪托去打。如果要小便，就先喊报告，然后日本人才解绑让他们去上厕所，回来再捆上。从13号日本人进城被俘以后，我一直在那里被捆了一天。
两次逃出人间屠场
第一次屠杀大约是在晚上十点钟。天已经黑了，日本人在龙池巷[2]这个地方找了一间公馆，是单独的一个带花园的耳楼，就是现在的海军研究所对面，现在叫龙池庵。然后把我们这些被俘的军人一起押进去，把人拼命往门里面推。推不进去怎么办，用枪托砸，硬把人挤进去，每一个人前胸贴后背，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就把门锁死了，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进行扫射，对准头部扫射。前面的人被打到，一排排地往后倒。我个小，前面人比我高，基本上只到人家背上位置，被前面人挡住了，我就没有受伤。
当时楼房里面几个房间有木板隔墙，因为人多，大家同时向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把这个木板压塌了。木板塌了，露出一个上二楼的楼梯。扫射的过程中，这么多的人流了很多血，很黏稠，也比较滑。很多受伤了但没死掉的人被压在底下，我就在那儿左右摇摆身体，加上血的润滑，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看到人家顺着那楼梯往楼上爬，也踩着尸体跑到二楼。二楼后面像个晒台，我们向上爬，日本人听到了声音，知道还有人没死掉，就拿来汽油，浇到一楼的尸体上，点火开始烧，烟就向二楼上面蹿。我们在二楼上待不住，就站在那个平台上面抓着瓦往下摔。日本人看到瓦片往下掉，以为这个楼要倒了，就开始往门外撤退。二楼的人一看日本人跑了，不管受伤或者没有受伤的，都开始往下跳。有些受伤的跳下去就起不来了。我小，身体轻，加上过去的二层楼估计也就是五六米或四五米的样子，等于从台子上抓着墙滑下来，也就是有点擦伤，没有受其他的伤。
跳下来的人就往各个方向跑了，我们一起跑的总共是六个人，跑到了龙池巷靠着中山北路的路面上，有一个民房，就跑到民房的屋顶上。屋顶上靠马路边有一段女儿墙，旁边是水沟，我们就趴在水沟里，既不敢吃，也不敢动，白天不敢下去，就是晚上出来找点水。当时日本人占领下关、城区以后，基本上就是烧杀抢劫，城里像无人区一样，好多难民都跑到难民区避难去了，所以整个民宅里面基本上就没人。在那里待了五天六夜。第五天的时候，我们被两个戴着白袖章的日本宪兵发现了。因为当时穿的还是军装，虽然身上都是血，还是能看出来军装的。这两个日本人就上了屋面，我们听到日本人来了，因为日本人穿着皮靴啊，上来有呱啦呱啦的声音，于是就趴在地上装死。日本人也很坏，看你趴在那儿就用枪打腿肚子。只要是活的一打肯定疼，一疼就动，六个人就这样被抓了。日本人也没带绳子，就把我们六个人单个儿排成队押下来，又带到第一次那个集体屠杀的公馆里。那个楼房后面有一块空地，就靠在水池边，让我们排好就开始射击。我站在最后一个，当日本人开始打第一个人的时候，我调头就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反正枪一响，我就顺着日本人押我们那条路往回跑。水池边上不远就是一个转角，而且可能日本人一看跑的是一个小孩，就没追。我又跑回当时那栋房子，进到一楼的一户人家，藏到人家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没死掉。
这个房子的房东是个老妇人，当时她住在宁海路的难民收容所。她听人家说她家的房子给日本人烧了，就回到这个房子去看。因为日本人烧杀奸淫，只要是妇女，他都会做一些奸淫的勾当，所以她把自己的脸涂上黑灰，装成要饭的。她进家门的时候，就看到床底下有一个人，一条腿露在外面。我看到有人进来，知道不是日本人，就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把那个老妇人吓了一跳。因为我穿的是军装，里面全是血，都成硬块了，脸上又是黑乎乎的，又瘦又小。好长时间她才缓过气来。可是我们没办法交流，因为我是广东人，她是南京人，我们两个讲话互相听不懂。但她一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当兵的，就找了家里的几件衣服给我换了，把我带到了宁海路的难民区，在那里一直待到日本部队撤退的时候。
苦孩子，早当家
难民区有美国的使馆，打美国的旗帜，那时候我们也不懂这个。有美国国旗，鬼子就不敢进去乱搞。也有时候会来搜壮丁，只要是青壮年，他们都认为是当兵的，就要抓走。妇女都抹着黑灰，打扮成那样男的女的根本看不出来。日本人时不时来搜查、奸淫妇女。只要是妇女，他就奸淫，只要有反抗的，就杀掉。因为我是小孩，日本兵当时也把我抓去了，给他们养马。白天喂马打扫马厩，晚上就睡到马厩里，一直到这支日本部队撤退。打扫马厩时，日本人吃不了的、剩下的东西就给我吃。那时候小日本侵略中国是有计划的，他连小菜都带来了。他们一个人带一个干粮袋子，里面什么都有，牙刷、牙膏、糖果那些东西都有，还有罐头：鱼罐头、萝卜罐头、豆子罐头之类的，丰富得不得了。另外他们用咖喱粉熬的大菜，烧了一桶，十几个人舀着吃。日本人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良民证”，所以我才平安留下了，回到难民区。
我在难民区待了个把来月。难民收容所就一栋楼，男男女女都在这一个楼里头。我在里面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我讲广东话他们不懂。有个姓周的男人，叫周桂山，他老婆姓展，没有儿子，就把我收留下来当儿子。他们家是做饮食生意的，打烧饼、卖早点。他把我带回去，做烧饼的时候帮他生个炉子。但是这个人好赌，喜欢打牌，做两天生意有一点收入了就去打牌，打牌输了以后就没本钱做生意了，所以生活很困难，要养活四个人，他们夫妻，一个女儿，还有我。后来他女儿许配给了伪政府的一个秘书，全家迁到了上海，觉得我没本事，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把我丟下了。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之后[3]，周桂山女婿就失业了，靠放高利贷为生，然后就到处讨债。
我被丢下的时候，周家的老太（周桂山妻子）把我介绍给一个饭店，是她妹妹的夫家，姓杨。杨家兄弟合伙开了个饭店，我就通过介绍到饭店去打工，过去叫学徒。我什么事情都做，削土豆、打杂、做小工、挑水、洗菜，什么都干。我待在饭店打杂的时候，一天到晚什么都要做，连鞋都穿不上，就穿那种草鞋子，久了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连路都不能走，睡又不暖，就是一层稻草裹着当被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就不能走路了，不能干活。杨家兄弟里面的弟弟，也就是周老太妹妹的丈夫，他是在饭店参股的，看我人老实，又是个男孩，就做主收了我做养子。我的养父叫杨兆兴，他可能有三四十岁。收养我之后，我什么事都要做，既要服侍老人、做饭、打扫卫生，后来还要做面条。当时做面条不是现在这样电动的，是要手摇出来的，然后拿出去卖。所以说我是他们的儿子也谈不上，说不是但在他们家住着。一开始他们没有小孩，我来了以后他们家陆续生了五个小孩。当时生活比饭店里就好多了，衣服也有一些了，也有睡的地方了，饭基本上有人管，也很好。杨家在南京的饭店开在评事街，叫三新园，是个回民饭店。杨家是回民，但我不是。后来结婚了，老伴也是回民，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户口统计，就把我也登记成回民了。
三新园当时有点名气，生意比较好，但是后来生意不好，过不下去，就分家了。于是，我的养父杨兆兴开了个杂货店，搭了一个临时街面做五洋生意，也就是卖洋烟、洋酒之类的。他的家住在木料市，现在拆掉了。那里既是家，也是仓库。杨兆兴做生意糊涂，有一次进了五大箱子的大前门香烟，是很好的高档烟。一大箱子多少条不知道，但按当时的价钱来讲应该是很高了。进货的钱已经付过了，按理说应该把货送到木料市。杨兆兴也不管，不去问有没有送货，过了几天，发现货没送到家。他就去找这个送货的，报告给稽查队。当时稽查队队长和白下区队长，还有送货的这几个人是勾结起来的，他们把烟倒卖掉，得到的钱分掉。最后通过两个稽查队之间私了，也没赔钱，不了了之了。杨兆兴就换了个生意去做。他们家还有父母在，爷爷当时在唱经楼，是做面条的，后来就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杨兆兴生意做砸了又不顾家，他媳妇要顾家，老太（老人养母）买了一个压面机在家里，我就帮她压面条。这个时候还是在1945年之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我都在做面条。
1945年以后也没什么大变化。我一个人在南京，在这个家里很卖力，起早睡晚的，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晚上要十二点才睡觉，也不拿报酬，一分钱都没有。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就提出我要走了。老板（养父母）就想办法留我，如果找个人结婚的话我就走不掉了。
在我二十六岁左右（约1949年），杨家给我介绍对象成了家。当时因为做面条，家里有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但是我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一分钱，钱都在养父母那儿，我们只管结婚，做饭，吃饭。养父母不把我当外人，他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每顿有两三个菜，少数民族吃牛羊肉，所以我也经常能吃到肉。即使后来上班了，情况也是这样，到家工资全都要拿出来。
现在的生活多幸福
现在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繁荣富强。我们能上天了，能到海底去了，过去想都不敢想。我今年九十多岁了，我表达不出来高兴的心情。
我们要什么有什么，安居乐业，生活很好，有党的关怀，我也退休了，就享福嘛。党的路线，英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没得话说，太好了！过去我们家里八个人，才住六个平方。那时候住在新街口，那里要改造，把我们搬出来，分了一个房子，有六十多个平方，这一比，现在的生活多幸福啊！有工作有房子，这个住房比以前太好太好了。以前我们在楼上搭一个小棚子，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睡觉。要是没有政策我们是享受不到这些的，我们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太好了啊！
余绪（以李高山老人儿子为采访对象）
1．关于老人的年龄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没有户口本，是按照1949年以后的历史推断他是1925年生的。他只记得他是二月初二生的，现在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估算出老人的年龄。他们外地来的也没有别人记得，他只知道当兵的时候是十三岁。
2．关于老人的生活情况
他（指李高山）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是《新闻联播》，一个是《海峡两岸》。每天看《新闻联播》是雷打不动的，早上吃饭之后休息，下午吃了饭之后看看报纸，之后必须是看《新闻联播》，接着八点半把《海峡两岸》看完，如果第一天来不及看，第二天中午必须要看。就像前几天“神州十一号”发射，他就在看实况转播；比如“党代会”，他就会盯着看；“人代会”他也会盯着看，所以我们家的电视机声音都是大大的，你让他说什么他说不出来，但是会了解。他体会到安居乐业的幸福，没有什么不满足的，生活很好，他现在觉得很满意，比以前好很多了。
注释
[1]广东军：即粤军，国民政府时期地方部队。
[2]龙池巷：即龙池庵，位于今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3]94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先遣人员到达南京，着手准备还都；1946年4月，行政院等部门正式对外办公；4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5月5日举行还都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