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文化软实力。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步骤。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肩负着不只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 学者的肺腑之言，既是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寄托，这将给予中国与中国人更大的动力与压力。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第一节 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走进了“深水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焦虑”和“纠结”，以最小的代价减少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阵痛”而事半功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说，未来我们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其牵引作用；十九大报告又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但是，经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障碍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其根本是政治行政领域改革；在此基础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对目前中国形势的判断，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改革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改革。改革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中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发扬民主作风，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一、中国遇到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改革开放整体格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度和共识度在大大下降。在目前环境下，凝聚、重构改革的共识，比当年发动改革更难。第二，中国的“双转”（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第三，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形象不断被西方国家所误解误读，这背后更多的是大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博弈。
第二个挑战，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直接表现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其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其二，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其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其四，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虽说我们新时代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还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许多短板。过去的四十年，中国维持年均9.8%的高增长，但它是“三高”换“一高和一低”，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四十年的高增长和低效率。我们大量消耗能源，透支资源，破坏环境。
第三个挑战，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当前中国至少面临四种风险。
一是经济风险。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经济风险集聚。尽管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已经证实高层主要领导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还没有出现大问题，我们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意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经济的隐忧非常明显，其中最大的风险有三个：一是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三是影子银行，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银行圈钱。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尽管经济没有出现大问题，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低，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失业，社会动荡，这方面一点也不可小觑。
二是社会风险。当前社会风险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格局整体被扭曲了。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分配制度不合理。三十五年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一端是中国1.2亿人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另一端是中国富人在全世界一掷千金。二是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人的发展都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国有企业过于强势，民营企业相对弱势。人和人的发展也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人说中国进入全面的“拼爹”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阶层相对被固化了，底层青年往上的流动空间越来越少了，这就可能引发动荡。王岐山同志为什么推荐官员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意思就是说改革不能慢，慢了以后，可能爆发危机。三是既得利益兴风作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是信任风险。政府给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服务等承诺，如果不能兑现，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老百姓很难再次信任党和政府。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不久，做的第一个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判断，他说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种判断，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这便是信任风险。
四是政治风险。能不能构建起制度笼子，防止整个制度腐败的蔓延，不仅关系到腐败本身，而且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重构改革的共识，让老百姓第二次起来支持我们的改革。应该说，新一届领导上任给解决这些问题和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要化解这些风险，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毅力，通过全面改革来化解这些问题。[3]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
未来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路径和核心议题，一是要优化公共治理的体系和结构；二是要突出政府改革，如转变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三是要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包括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四是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步伐。
目前，我们的机遇是：
第一，需要重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逐步使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政府要向市场放权；二、要开放市场。从开放市场来看，这次改革决定里的一大堆问题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包括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壁垒，开放金融，开放服务业，反对垄断，改革国有企业，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向市场放权，一共有五大举措，比如说，减少投资审批，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审批，减少不必要的检验检测许可认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改革企业注册登记制度；鼓励创业，降低市场门槛；宽进严管，先让人进来，进来再按照企业管理法去管，而不是一开始就把人挡在门外。政府必须在市场决定论的基础上，发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功能。
第二，需要全力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过去这些年，老百姓对改革最大的质疑，就是公平正义。十九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这些基本方略的根本目的还是发展和做强社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具体来讲，要加大对民生投入，要加大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比如，取消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等的行政级别；医院改革，不能以药养医，医药要分家；教育改革，要保证教育公平公正，改革基础教育，减少考试科目。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涉及和民生有关的体制机制。还比如说，要建成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性权利，各种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我认为，这次改革很大的一个着眼点，就是要让公平正义照耀在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过去这些年，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双重剥夺农民。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共有2.6亿农民离开土地。他们进城后，没有和城市人处在同等就业起跑线上。他们干的全是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相当于城市人的一半，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到乡下养老，城市和他没有关系。这是第一重剥夺。我们的城镇化异化成圈地化。中国的城镇化根本上变成一个城市空间的扩张和侵蚀过程。我们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一些补偿。除了公共用地，剩下的土地被政府高价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独享了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把农民这个土地的本来所有者，排除在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门槛之外，这是第二重剥夺。这次围绕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中国进行的又一次土地改革，土改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民。
第三，需要创新社会治理，释放社会活力。在整体上，我们在很多方面走偏了方向，把社会管理变成了对人的行为管控。这些年扭转了这种局面：首先，把国家管理变成国家治理，政府管理变成政府治理，社会管理变成社会治理，从“管”到“治”，这个字的改变，意义重大。其次，废除劳教制度、改革司法审判制度、省级以下司法实行垂直管理，包括建地区性法院，主要是解决地方权力对司法审判的干预，要保证司法公平公正，为我们下一步司法审判相对独立奠定基础。再次，对社会放权，四大类社会组织都放开了，取消双边管理。社会治理最终是要释放社会活力，不是把每个人都管起来，不是把行为控制起来。
第四，需要用法律构建制度笼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中国的现有体制有很多优势，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最大的软肋是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管理、约束公权力的制度设计。为此，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纪律检查的专项小组，下决心解决中国的软肋。比如说，它利用法律构建制度，用制度笼子来管人、管权、管事，让人民有监督的权利，公开透明，构建权力清单，保障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再就是创新监督的体制机制，应牢记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除了省以下司法相对独立、垂直管理之外，要改变纪检监察体制，就是同一级党委再没有权力提名同级纪委书记、副书记了，而由上级纪委提名，纪委的书记副书记是双重负责制，既要对同级党委负责，也要对上级纪委负责。再就是巡视制度的广覆盖、全覆盖，不仅包括党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此外，对官员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比如不准超标配办公室，不准超标配车，等等。
第五，需要加大党政自身改革力度，提高公信力。包括转变作风、降低三公消费、反对四风、公开透明等。特别是八项规定出来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现在高层领导是严厉治官。中国公共治理可以概括为十四字方针，第一严治官，第二善待民，第三创新政体，第四稳定银根。毫无疑问，本届政府意图很清晰，严厉地控制管理官员，螺丝将会越拧越紧。但同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经过这样的严格控制以后，一些被淘出来的人可能是意志薄弱者。
三、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在未来公共治理变革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二是政府自身。
十八大以后，最高领导层不断对整个改革的趋势做判断，比如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改革没有坦途，改革要涉险滩，改革准备付出成本。这些说法，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环境下，改革难度大、阻力大、风险大。十八大后不久，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动利益比动灵魂更难。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要有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总书记没有直接用既得利益四个字，但是在我看来，他说的利益固化，主要就是指既得利益。包括他最近进一步对整个反腐败说的很多狠话，“刮骨疗毒，猛药治病，反腐败不设上限，清除害群之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这些判断就说明，既得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和风险。
所谓既得利益，就是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权力和政策资源、获取巨额利益的相关体。中国目前既得利益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三个灰色：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
既得利益主要依赖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朋友，在市场进行资本套现，一夜之间就变成亿万富翁，这是最大的腐败，真正的腐败。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至少有三个形态，一是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既得利益；二是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既得利益；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既得利益。这三大既得利益，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控制相当多的中国社会财富。
在目前中国环境下，既得利益至少激化了三种冲突：一是官民冲突，二是劳资冲突，三是贫富冲突。社会上弥漫着仇富仇官的心态，群体事件的后面、大量黑色资本的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既得利益的影子。改革最大的困难就是和既得利益作战，危险还没有过去，是我们战胜既得利益，还是既得利益最后吞噬我们，现在还难以下定论。所以二次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效地遏制、战胜既得利益。
第二种阻力来自于政府自身。政府不是有意识的阻力，其自身的惯性就可能对这次的全面改革形成阻力。这种阻力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观念，二是审批制度，三是部门利益。
现在的审批制度，几乎可以看作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怪胎。李克强总理说，他这届政府一共要拿掉567项审批事项，去年不到一年，就拿掉了334项。审批改革如果不到位，改革很难成功，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都是空的，而审批改革难度阻力是很大的。再一个是部门利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团体化。如果没有760万公务人员观念的变革，没有观念的更新，肯定成为改革的阻力。必须做好以下核心观念的变革，即政府的角色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我以法制观念为例，就会说得更清楚一点。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即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力是相反的。公民权力在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做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但是法律规定对政府来讲是你只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你都不能做，所以才有一句话叫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另外一个解读就是政府的所有作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非常重视法治，要求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要树立宪法的权威。
如果没有正确的法治理念，我们的官员都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所以，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来化解阻力，靠共识，靠思想解放，靠创新。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到不了今天，所以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实施，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越敢出手，越敢在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面临的危机风险越能够化解，越能够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会越巩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并不仅仅取决于效率，更取决于这场改革能否恪守起码的公平和正义的底线。要恪守这个底线，就必须在这场关乎每个国民利益分配的改革中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起码的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话语权、参与权。而能够保障全体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这种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者，只有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还刚刚开始。[4]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社会价值观
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来自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严重威胁、新时期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认同冲突，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削弱等诸多挑战，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社会价值观。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形式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统治阶级（集团）的利益和愿望，具有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由此构成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支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5] 每个时期，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换言之，每个时期，任何社会应该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样，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6]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经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的理论创新。”[7] 前者更为根本、直接，而后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分歧。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对我国经济社会乃至每个个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那就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 毛泽东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9]“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的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国家价值标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出当代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凸显出当代中国人民的个体价值目标。概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处处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完全契合的。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高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这样描绘未来美好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最高价值理念和目标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美好社会。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将来建成共产主义美好社会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封闭僵化的纯理论，而是一个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与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凸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最高价值理念，又统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脉相承。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观念的总和、集合，并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其包括社会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等形式。每个社会、每个阶级都有其意识形态。“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12] 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意识形态又可以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因为两者所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通常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直接相关，并经过统治阶级各种途径的大力倡导和灌输，被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所接受，因而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但是，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纯粹的形式，那些不能占据主导地位、没有被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就是非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社会与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一样，也存在着各种意识形态成分，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有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其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作用悬殊。非主流意识形态就其特征而言，“表现出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健康与低俗等思想意识杂陈、清浊激荡、良莠不齐的复杂性特征；表现出代表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根本要求的政治性特征；表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对自身利益维护与诉求的趋利性特征；表现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粘连、相互侵蚀、相互渗透的交互性特征；表现出附着于高档消费品、娱乐文化以及流行时尚等物质外壳上的隐蔽性特征；表现出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而开展争夺舆论阵地与社会受众的开放性特征；表现出不仅使抽象学术观点广泛传播到社会层面，而且使日常生活体验概括为理论表达的传播性特征。”“就其性质来讲，既有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思潮，又有影响历史前进的消极或错误思潮。”[13] 非主流意识形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渠道传播，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与弘扬。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两面性。“就其作用来讲，既有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面，也有与主流意识形态交相辉映、彼此互动的一面。就其性质来讲，既有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思潮，又有阻碍历史前进的错误思潮。以主流意识形态为视角，可以把非主流意识形态区分为同质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异质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中性非主流意识形态等类型。”[14]
尽管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相同，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着主导地位，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引领、整合、辐射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今中国社会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即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导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道德准则，吸纳、包容、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就是，吸纳和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中进步的、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顺应历史前进方向的同质性的思潮和观念成分；包容和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中代表特定阶级的社会集团的合理要求，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对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甚至是异质性非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合理成分；发现、批判、消除非主流意识形态中保守的、落后的、消极的、低俗的、阻碍历史进步的各种显性的或隐蔽的，可能甚至已经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分，使非主流意识形态服从主流意识形态，又与主流意识形态交相辉映、彼此互动，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弘扬与发展。
第三节 社会主义价值观反映改革诉求、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的利益来推动中国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全面展开，社会转型引发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纠纷广泛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甚至不同精英群体之间，整体有序变迁中的局部失序也就在所难免，社会秩序问题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又复杂。社会秩序存在的问题，固然与权力运作的不公开、财富分配的不公正、社会地位享有的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表现为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失衡，但在更深的层面，侵蚀着当今中国社会秩序、损害社会秩序堤坝的，主要是社会权威的削弱、公正原则的丧失和进步价值观的迷失，其中最为根本的在于社会价值观的迷失。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改革的诉求、维护政府权威、拓展社会组织空间、平衡社会主体间关系、有效维护当今中国之社会秩序，应该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秩序”与“无序”相对，意指有条理、不混乱的状况。日月星辰、宇宙万物，各有其秩序。秩序可分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与“社会失序”“社会冲突”相对，是由社会规则所构建和维系的动态、有序、平衡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古代，人们常以“治”与“乱”来描述社会的有序与无序。所谓“治”就是社会的有序状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巩固，而所谓“乱”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社会的无序状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不存在冲突和无序，但只要冲突与无序尚可控制或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在整体上社会就是有序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以权威的社会规范来维系。社会规范包括法律规范、纪律规范、道德规范、社会舆论、人们内心的信念、乡规民约，等等。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社会秩序维系的“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我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地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动机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个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当然对于‘规矩’，我指的是在社会系统中一般被期望或约束的任何什么行动。”[15] 特帕森斯认为，社会规范使人们的行动与社会秩序结合起来。其实，社会规范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外在约束力的，即依靠外在强制力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约束的规范，如法律规范、纪律规范、乡规民约等，以法律规范最为典型；另一类则相反，其具有内在约束力，即依靠内在的强制力来约束个人和社会的规范，如道德规范、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等，以道德规范最为典型。为此，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认为社会秩序是由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来维系的。但是两类规范对个人、社会约束的方式与效果的迥异，又时常发生关于维系社会秩序主要是依靠法律规范还是主要依靠道德规范之类的争论。其实，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都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否则，社会秩序不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6]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规范更为显性，强制性更明显，实施过程更简单，效果更显著；而道德规范则相反，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需要个体和社会大众经过认知——认同——内化——外化为行为的较为复杂的过程，相较于法律规范则不够显性，不够强制，效果也不够显著。但是，具有外在强制性的显性的法律规范的实施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内在观念，如个体和社会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社会价值观念等的支撑。而个体和社会的内在理念一旦形成，并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成为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价值，就不会轻易迁移，不仅成为个体和社会的自然的行为习惯，而且还构成社会整合的基础，社会秩序由此自动生成。
任何社会秩序的维系都需要一个或若干个被整个社会自愿共同接受的主观性基础，这个主观性基础就是社会共同价值或被共同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假如人们都自愿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个人、社会乃至世界就不会有末日，而且世界会更美好、和谐。中外学者在探索社会秩序稳定问题时，大多十分重视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观性基础。有不少中国知名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依靠礼俗稳定地自我维持。梁漱溟指出，“旧日中国最使人惊异者，即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一直自发地由自己去维持，不用借助外力），若无假乎强制之力。”[17]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是一种“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的伦理秩序。[18] 费孝通发现“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是靠礼俗的，“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19] 十分相似的是，西方学者也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往往更多地重视社会秩序建设中的制度设计，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忽视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观性基础，其结果往往导致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失序也在不断加剧的困局。美国学者诺思发现，“即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规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很小一部分。”人们生活中的大多数行为主要还是靠非正式规则来约束。其实，这样的道理不仅适用于经济组织，而且更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秩序建设，“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20] 对此，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感受：“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在绝对“一元化”的利益格局下，革命时期的共同价值得以延续，加上领袖魅力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个体与社会大众拥有极为一致的共同价值观念，哪怕是起码的制度设计也十分缺乏，但是还是保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制度建设成绩喜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党纪党规、社会规约几乎实现了全覆盖。问题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主体和社会文化出现多元化趋势，社会思潮呈现多样化态势，加上西方腐朽意识形态侵蚀，使中国传统价值观、革命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强烈冲击，而新的共同价值体系又尚未建立，结果导致了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内化与认同，社会秩序没有深厚的根基，以致中国社会陷入制度设计不断完善而社会失序却也不断增多的秩序困局。
党的十八大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不仅仅着眼于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出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当代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社会成员拥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作基础，中国社会秩序稳定的主观性基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根基。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大众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中不断内化的过程，进而又外化为维护秩序的自觉行为和新的行为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要求社会大众认知、认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外化为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和行为模式，达成稳定、和谐、发展、协调、公平、自由等价值目标，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目标就是稳定、和谐与发展的价值目标。
一、社会稳定
历史已雄辩地证明，稳定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需要稳定，发展要稳定，人民需要稳定。为此，邓小平在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始便大声疾呼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是基石，离开稳定，经济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稳定关系到国家、社会、民族、家庭甚至社会个体的安定和发展。只有确保稳定，牢牢抓住机遇，经济才能稳步发展，人民群众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维护，中国的明天也才能更加和谐美好。
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在多个层面来描述：国家稳定、社会稳定、民族稳定、家庭稳定、个人稳定等。但就稳定的根本性而言，各个层面的稳定是密不可分的，任何层面的稳定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稳定最为重要，没有了国家的稳定就没有了社会稳定、民族稳定、家庭稳定、个人稳定，但是如果看似最简单的个人与家庭稳定都谈不上，社会稳定、民族稳定就会基础不牢，甚至会造成国家稳定的动摇。因此，社会秩序稳定是一个系统，是国家、社会、民族、家庭、个人的系统稳定。
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两者相权，也许精神支柱更为重要。在当今之中国，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实际上就是社会稳定的有效维护。社会失序的纠偏与社会稳定的有效维护同样需要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两个条件，更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支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并以此引领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行为规范，将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行为规范纳入社会秩序轨道。具体而言就是，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导向，引领社会大众积极投身于建设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引领社会大众追求和谐繁荣、安定有序的社会氛围；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引领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有效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秩序。
二、社会和谐
建设和谐的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谐是理想的社会秩序状况，当然也是社会秩序有效维护的基本价值目标。中国自古便有“和”的文化传统，更有世世代代追求和谐社会秩序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为我们设计了未来理想的和谐社会秩序：“在共产主义时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其著述《季羡林谈和谐人生》中提出：“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个人内心思想、感情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鉴于此，我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自身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22] 表面看，季羡林是在谈人生之和谐问题，其实谈的更是社会和谐问题。2005年，胡锦涛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综上，不难发现，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价值目标，就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思想、情感的和谐。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三个层面提出当今中国的价值目标，为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和谐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了主观性价值基础。首先，“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价值导向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富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为和谐社会秩序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始终高扬的旗帜，为和谐社会秩序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为和谐社会秩序建设提供优越的社会环境。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引导社会大众追求自由的价值理想，遵循平等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确立公正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法，积极投身和谐社会秩序建设，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共荣。再者，“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体层面价值准则，引领公民个体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树立以崇尚爱岗敬业精神为灵魂的职业道德，践行以诚实守信为基石的公民道德，用友善、团结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三、社会发展
发展是指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无序向有序的运动，在本质上，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灭。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发展始终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的主旋律。发展是自然界内生规律的产物，是人类存在的必要保障，更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整体价值目标。社会发展是指人类作为整体不断向前运动的过程，包括纵向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过程，以及横向的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各方面整体的运动过程。社会发展的趋向总是沿着个体自由延伸而社会化、国家化，并与经济、人文、政治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相一致，同时经济、人文、政治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个体的社会化、国家化这样的基本路径而展开的，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当然也表示一种社会进步所达到的新的状态。
“发展”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战略目标。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发展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将发展与实现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经济发展是国家富强的决定性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深刻理解发展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新阶段对于发展的新要求，实现包容持续高效发展，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要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深化改革，构建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强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23]
作为社会秩序有效维护的基本价值目标，发展就意味着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体的不断进步而使社会由无序、失序、混乱甚至冲突走向有序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共同价值观，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建设的主观性基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引导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建设国家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昌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直接指明了社会秩序建设的基本方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层面价值取向，以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要求引领公民个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为国家、社会与个人自身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节 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新加坡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崛起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加坡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引领国家现代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长远战略目标，实现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还是一个现实课题。为了避免重蹈一些拉美国家先是发展、一时繁荣而后掉入陷阱的覆辙，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加速经济发展，为人的生活现代化夯实基础，发展教育事业，顺畅人的素质现代化通道。
一、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人的现代化”范畴，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的研究十分深刻，提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只不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形态，或者说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初级形态，“人的现代化”的最终价值目标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理念，才能最终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
实现人的现代化要运用战略思维，有战略眼光，更要有战略理念的指引。全面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战略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引领中国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引导人们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和公民意识道德，实现人的现代化。具体地，在国家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观，引导人们将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国家的富强、政治的民主、文化的昌明和社会的和谐，实现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协调、同步。在社会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观，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自由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遵循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坚持公正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正确运用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同步。在公民个体层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准则，培养以爱国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敬业为灵魂的职业道德意识，以诚信为基石的公民道德意识，以友善润滑社会关系，实现公民个体的健康发展。
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夯实人的生活现代化的基础
生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生活水平现代化的程度是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尺度。生活就是为满足基本需求的日常行动、学习、工作、休闲、社交、娱乐等行为过程，表现为个人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玩味生活。生活首先是油盐酱醋等琐碎事务，但又不仅仅如此。作为人的现代化中的“生活”，应该是指为幸福的意义而存在，是对人生的一种诠释。生活现代化有物质的一面，还有精神的一面，生活现代化可以表现为量，也可以表现为质，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因此，通常又将生活现代化表述为生活水平的现代化。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先于人的生活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决定了生活现代化的程度，因为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生活现代化，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条件，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24]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核心和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愿景，是鼓舞士气、凝聚共识、激发活力的价值目标，引领全国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富强观念、民主观念、文化观念和社会观念。弘扬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观，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建设上越来越富强，政治建设上越来越民主，文化建设上越来越向上，社会建设上越来越和谐，生态建设上越来越文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为生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核心和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观，立足社会集体层面，引领中国社会集体追求自由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平等观念、公正观念，实现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促进社会正义，让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亿万人民，激励他们为生活现代化添砖加瓦。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核心和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体道德准则，引领社会健康风尚的形成、个体道德素质的提升、社会风气的净化、个体情操修养的提升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升华，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道德基础，中国梦的实现是人们生活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拓展人的素质现代化的通道
人的素质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所在。人的素质主要包括思想、知识、能力以及身体、心理品质等方面，可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有学者认为：“人的现代化素质，最主要的是人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的素质、综合性和创造性的素质、勇于应对各种挑战的素质。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素质表现为人的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各种做事能力及潜在发展能力。”[25]
马克思曾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26] 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形成与提高，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教育授人以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人的文化水平，使人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服务。教育给人以精神食粮，提升人的人格和修养，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对此，英克尔斯也有类似的论断：“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性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因素。”[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教育对于社会公平的基础地位，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质量不断提高，力图让人人都有机会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机会。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教育事业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教育与行政的关系方面、城乡教育发展的平衡性方面，都有所体现。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的素质的现代化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发展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我们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回应人民期待，学有所教”“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等，彰显出“公平、立德、改革，方能人生出彩”的教育发展理念。在多种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将“更好的教育”列为人民的期盼，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必须全面深化教育事业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并建立终身学习制度，为人民提供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实现人的素质现代化的通道。
注释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
[2]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89.
[3] 汪玉凯。公共治理变革的五个核心议题【N】.经济参考报，2014（9）.
[4] 汪玉凯。公共治理变革的五个核心议题【N】.经济参考报，2014（9）.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6] 张雷声。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
[7] 姜地忠。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0~731.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0.
[13] 范秋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角透析非主流意识形态【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4）.
[14] 范秋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角透析非主流意识形态【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4）.
[15] 【美】C·赖特·卡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3~34.
[1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1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0.
[18]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30.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51.
[20]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9~50.
[21] 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2.
[22] 季羡林。季羡林说和谐人生【M】.北京：中国书店，2008：序言。
[23] 李伟。以包容持续高效发展推动实现中国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3813.
[2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25] 杨永志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5.
[2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7]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