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张爱玲（1920-1995），本名张瑛，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她曾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研究论著等。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后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逝于洛杉矶公寓。
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经济繁荣、写手众多，以专事写作为生的女文青们也逐渐形成了朋友圈。张爱玲和苏青，属于上海女文青圈子里的佼佼者，她们交往密切、互相欣赏，据说经常一同逛街，一同看电影，甚至还互相换裤子穿，可谓“顶级闺蜜”。
1944年春上海“女作家聚谈会”
1944年4月10日，上海《杂志》月刊的四月号出版发行。杂志扉页上印着一幅素描画，画面上一位着连衣裙的摩登女子迎风而立，裙角随风飘扬，竟可以看到裙底豹纹底裤的轮廓。翻开月刊目录页，得知这幅画作名为《三月的风》，作者张爱玲。
继续展读目录页，不难发现，这本“沦陷区”月刊上，名家云集，汇集了当时非左翼作家的“半壁江山”，可谓沦陷区作家们的顶级沙龙。周作人、胡兰成、陶亢德、文载道、苏青等人的作品，悉数登场。当然，这其中最耀眼的仍是张爱玲。她在该期刊物上总共出场6次之多，涉及她的画作、谈话、议论文、小品文等等。可以想象得到，1944年的上海，张爱玲可谓春风得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期《杂志》刊载有“女作家聚谈会”的特别报道，内容是该杂志社于当年3月16日下午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的谈话摘要。在有苏青、关露、汪丽玲、吴婴之、潘柳黛、蓝业珍以及《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等出席的这次聚谈会中，时年24岁的张爱玲发言虽不算多，却也可圈可点，颇可见其性情识见。而这些发言内容由于相对零散，未能辑入她生前死后的各类文集之中，普通读者不易读到。在此，略加整理，摘录这部分内容如下。
谈“第一个作品的来历”，张爱玲说：“第一次的作品是一篇散文，是自己的一点惊险的经验的实录，登在一九三八年的英文《大美晚报》上。第一篇中文作品是《我的天才梦》，登在《西风》上。”在“女作家论女作家”议题刚开始时，她一开始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调侃说：“我的毛病是思想太慢，等到听好想说，会已经散了。”后来又补充说：“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了，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她的特点是‘伟大的单纯’。经过她那俊洁的表现方法，最普通的话成为最动人的，因为人类的共同性，她比谁都懂得。”在“对于外国女作家的意见”中，她说：“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喜欢Stella Benson."
在文学作品的“取材范围问题”上，她指出：“的确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惟一泉源。”她又补充道：“好的作品里应当有男性美与女性美的调和。女性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家庭与恋爱，笔调比较嫩弱绮靡，多愁善感，那和个人的环境教育性格有关，不能一概而论。”在文学作品“怎样写”的讨论中，她称：“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当主持人问及是否熟读《红楼梦》并借鉴其创作手法时，她答道：“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会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候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在被问及如何专职写作时，她坦言：“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传奇》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在“读书和消遣”方面，她说：“读S.Maugham,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
在“批判流行作品”方面，她认为：“现在最时髦的‘冲淡’的文章，因为一倡百和，从者太多，有时候虽难免有点滥调，但比洋八股到底是一大进步。”研讨这一议题时，她突然谈到插图问题，称“小说中的插图，我最喜欢窦宗淦先生的。普通一般的插图，力求其美的，便像广告图。力求其丑的，也并不一定就成为漫画。但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也就达到一部分的目的了”。
从上述这些张爱玲发言来看，她当时年纪虽不大，但阅历之广、眼光之精，已初见锋芒。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女作家论女作家”这一议题研讨中，张爱玲与苏青，成为聚谈会中唯一相互“吹捧”的搭档。苏青称“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张爱玲回应说“近代的最喜欢苏青”，两位才女惺惺相惜，毫无保留地公开表达了出来。当然，张爱玲的言论并非在场所有女作家都乐意接受，会议中间也时有不同意见发声，但这似乎并不足以影响二人的谈话兴致与发言个性。
更有意味的是，在该篇报道之后，紧接着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苏青的小说《蛾》，另一篇就是张爱玲的《论写作》。杂志社方面对二人的看重与倚重，也是显而易见的。
1944年的上海，“三月风”中的张爱玲，正春风得意，下笔如神。当年，《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她的作品与身影出现。而这期“女作家聚谈会”之后的《杂志》五月号上，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一文也翩然而至（当年8月二人结婚）。这一年，张爱玲的写作生涯与人生情感之“佳期”，正在一步一步、悄然来临。我想，那幅《三月的风》素描画，那豹纹打底的轻快女子，应当就是此刻心神畅快的张爱玲之自画像罢。
女作家聚谈之外的“花边”
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经济繁荣、写手众多，以专事写作为生的女文青们也逐渐形成了朋友圈。张爱玲和苏青，属于上海女文青圈子里的佼佼者，她们交往密切、互相欣赏，据说经常一同逛街，一同看电影，甚至还互相换裤子穿，简直“好到穿一条裤子”，可以说是顶级闺蜜了。
1944年，张爱玲的写作生涯与人生情感之“佳期”，正在一步一步、接踵而至。在当时的张爱玲看来，这“佳期”似乎与闺蜜苏青有着莫大的关系——无论是写作还是爱情，苏青对张爱玲都可谓提携有加。当然，当时的张爱玲可能并不知道，胡兰成虽然是苏青介绍给她的，但他曾是苏青的“前男友”。
原来，出生于宁波书香门第的苏青，因结婚而学业中辍，又因离婚而卖文为生，这段经历被她写成《结婚十年》一书，大受市民读者喜爱。这本书一共印了36版，可谓创造了当时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比张爱玲的《传奇》《流言》还要畅销。1943年10月，苏青在上海爱多亚路创设了天地出版社，发行《天地》杂志，她集社长、主编、发行人于一身，在上海文坛也堪称教母级人物了。她主动向张爱玲约稿，希望张“叨在同性”的份儿上给她的杂志赐稿。张爱玲迅即给她寄了一篇小说《封锁》，没想到这篇小说让曾经同样很欣赏苏青的胡兰成大为赞叹，于是找到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结果二人因此相识。后来，胡兰成写成一篇《评张爱玲》，一方面是吹捧张爱玲的文笔，一方面也算是含蓄的示爱之举。老文青与女文青就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后来“张粉”们都知道的那一场倾城之恋。
但张爱玲爱上的胡兰成，确实是苏青的“前男友”，当时她自己并不知情。胡、苏二人的“地下情”，后来还是在苏青的小说中留下了蛛丝马迹。苏青一向写不来虚构的小说，她的文字大都写实。在1949年秋天出版的《续结婚十年》中，她以“谈维明”来影射胡兰成。她在小说中写道，“我终于遇到一个知道我的人，叫作谈维明。他的脸孔是瘦削的，脑袋生得特别大，皮肤呈古铜色，头发蓬乱如枯草，是不修边幅的才子典型。然而他却有着惊人的聪明，加以博学多能，于社会、经济、文学、美术等无所不晓，这可使我震慑于他的智慧，心甘情愿地悦服了。他天天到我家来，坐谈到午夜，浓浓的茶叶、强烈的香烟味，使两人兴奋而忘倦。”又说这个谈维明“当过什么次长，也做过什么报馆的社长”，“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当时我被说得死心塌地地佩服他了。我说他是一个宣传家，那是五分钟以后才发觉的，唉，我竟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联系上下文及相关史料来考察，不难发现，苏青“不由自主地投入怀抱”的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
无独有偶，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也曾写道：“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在。她喜欢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
独轮车千里寻夫记
张爱玲之于孟姜女，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张爱玲之于千里寻夫的做派，似乎是更不可能发生的。张爱玲之于温州，或许完全是因为胡兰成的缘故。没有这个生于温州偏乡僻壤之嵊州的男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旧上海的摩登女郎会跋涉于永嘉的朴拙山水之中，而且其中一段旅程还是在独轮车上度过的。
在张爱玲未发表的残稿《异乡记》中，透露出她在半个多世纪前，去温州追寻胡兰成的蛛丝马迹，那真真是民国世界的“千里寻夫记”罢。可惜，胡兰成本人没有看到过《异乡记》，否则他一定会用一口地道的嵊戏腔试唱其中的一两句；末了，还要煞有介事地总结说，这哪里是“异乡记”，分明应改作“寻夫记”才是好的。
原来，1946年的2月中旬，张爱玲到温州探望胡兰成，在温州停留了约20天。在《异乡记》中，张爱玲以极其平实的笔法，白描了这段难捱的旅程：
闵太太和我合坐一辆独轮车，身上垫着各人自己的棉被，两只脚笔直地伸出去老远，离地只有两三寸，可是永远碰不到那一望无际的苍黄的大地。
与小说里虚拟出来的旅伴“闵太太”同行，张爱玲可能稍微觉得会不那么孤单。而一个“闵”字，其自怨自悯之意也溢出文外。她接着叙述在温州乡下坐独轮车的那份特殊况味：
那旷野里地方那么大，可是独轮车必须弯弯扭扭顺着一条蜿蜒的小道走，那条路也是它们自己磨出来的，仅仅是一道极微茫的白痕。车子一歪一歪用心地走它的路，把人肠子都呕断了，喉咙管痒梭梭地仿佛有个虫要顺着喉管爬到口边来了。
事实上，这条独轮车在温州乡土中碾出的旅迹，不仅仅是张爱玲本人追寻夫君的苦涩心路，更是当年胡兰成逃窜避徙于乡土人事之间的真实写照。自抗战胜利后，曾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的胡大才子，正惶恐不知归路。在1950年取道香港逃奔日本之前，他一直隐匿周游于杭州、金华、诸暨、温州等地。1946年2月，到温州探访他的张爱玲并不知晓，就在此两个月前，1945年12月6日，胡已取道温州，两天后即在丽水寻得了一位真实的“闵太太”——范秀美。他与这位新太太同居后，化名张嘉仪，俨然要安居乐业的模样了。
《异乡记》中，与张爱玲相伴的“闵太太”，似乎是个乡下通，不时地打探旅程，不时地介绍向导，她身上的那股热腾腾的烟火气，似乎总是和张爱玲那些因过于理性而显得冷冰冰的文字有些不对路。张爱玲旅程中的种种无奈与无措，在“闵太太”的映衬下，虽不算寂寞，但却更加的无聊。正因如此，张爱玲“异乡人”的身份也更为刻骨，一种欲言又止的无聊跃然纸上。
闵太太忍不住问车夫：“你说到永嘉一共有多少路？”照车夫的算法，总比别人多些，他说：“八十里。”闵太太问：“现在走了有几里了？”车夫答道：“总有五里了。”过了半天她又问：“现在走了多少里了？”车夫估计了一下，说：“五里。”闵太太闹了起来道：“怎么还是五里？先就说是五里……”车夫不作声了。
这离永嘉八十里的地方，不知是确指离温州城区八十里，还是离永嘉县城八十里的所在，无论如何，皆是在温州乡土的一片界域之内了。张爱玲和“闵太太”都不止一次地估摸着自己的行程，算度着种种人事的可测与不可测，直到张爱玲第一次看到温州的一处地名“丽水”，直到她亲眼目睹这里迥异的风物。胡兰成正是在两个月前于此地另觅新欢——或许当时范秀美也是着一身旧式的衫襟，坐在独轮车上，与胡兰成吱嘎吱嘎地远去的罢。
这个场景，无论于此时此地的张爱玲而言，还是于若干年后看这场“戏中戏”的读者而言，我想，是极易联想起一本书的封面来的。那就是1944年，张爱玲自己手绘封面的《流言》一书。书封上所绘的那位身着旧式衣衫，没有面目五官，“素面”朝天的女人，既可以是张爱玲本人，也可以是范秀美、闵太太，或别的什么完全不相干的女人。而这一切，却只因一个男人——胡兰成而纠结不清。
在丽水，张爱玲暂时还只能看看乡村风景。胡兰成，还在这独轮车道的尽头某处，一处不确切的城市地界。丽水的景观若何，原本不是此行的重点，亦不是《异乡记》着意刻画之处，但暂时看看风景的张爱玲，还是把此时的景物写得别具情调。《异乡记》中写道：
我一直闭着眼睛，再一睁开眼睛，却已经走上半山里的一带堤岸，下面是冷艳的翠蓝的溪水，银光点点，在太阳底下流着。那种蓝真蓝得异样，只有在风景画片上看得到，我想象只有瑞士的雪山底下有这种蓝色的湖。湖是一大片的，而这是一条宛若游龙的河流，叫“丽水”，这名字取得真对。我自己对于游山玩水这些事是毫无兴趣的，但这地方的风景实在太好了，只要交通便利一点，真可以抢西湖的生意。当然这地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与文学上太没渊源了，缺少引证的乐趣，也许不能吸引游客。这条溪——简直不能想象可以在上面航行。并不是没有船。我也看见几只木排缓缓地顺流而下，撑篙的船夫的形体嵌在碧蓝的水面上，清晰异常。然而木排过去了以后，那无情的流水，它的回忆里又没有人了。那蓝色，中国人的磁器里没有这颜色，中国画里的“青绿山水”的青色比较深，《桃花源记》里的“青溪”又好像比较淡。在中国人的梦里它都不曾入梦来。它便这样冷冷地在中国之外流着。
丽水的瑰异风物，让张爱玲为之迷惑，也断然地否认着这份没有文化根脉的瑰异。既非青绿山水中的画中山河，亦非桃花源中的淡然清溪，丽水的瑰异，在张爱玲看来，缺少文化引证，终不可入国人情怀之梦。无情的瑰异山水如此，有情的乡土人物又如何呢？生长于斯地的胡兰成，张爱玲此时千里追寻的那个夫君又如何呢？他可以躲在这瑰异的乡土中，盘营自己的温柔乡吗？
事实上，自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正在武汉汪伪政权供职的胡兰成即刻化装逃离了武汉，回到了上海。当时他与张爱玲仍为正式夫妻，去了一趟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的居所，算是话别。
胡兰成对张爱玲说，有日本朋友想送他去日本，但他对此很犹豫。张爱玲听了，不置可否，只说起了曾外祖父李鸿章的一件往事。李鸿章曾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为此深感耻辱，发誓“终身不复履日地”。后来他赴俄罗斯签订中俄条约，要在日本换船，日本方面早在岸上准备好了住处，可他拒绝上岸。次日，要换的轮船来了，李鸿章又不肯登上过渡的日本小艇，人家只好在两条大船中间搭起桥来，让他过去。
张爱玲只是慢慢地讲来，好似与胡兰成毫不相干的样子，胡兰成听了，半晌不语。之后，他仍执意逃往温州，或正如张爱玲所描述的“丽水”的河流，在中国人的梦里它都不曾入梦来，它便这样冷冷地在中国之外流着。
虽然胡兰成执意地逃离，可张爱玲仍执意地追寻。她的独轮车百般艰难地挪转到温州地界时，看到的却是如丽水风物中那种瑰异的无情——木排过去了以后，那无情的流水，它的回忆里又没有人了。
胡兰成大言不惭地在《今生今世》里，描述了张爱玲在温州逗留的种种境遇。张爱玲在城中公园旁的一家旅馆住下，在此处也是第一次看到了胡兰成的新太太范秀美。有一天她提出要给范秀美画像，忽然又停笔不画了。她对胡兰成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
直至离开温州前，张爱玲叹息着说的那一句，“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至今让人接着叹息，恍如她在《异乡记》结束那一段“独轮车”旅程时的叹息：
独轮车一步一扭，像个小脚妇人似的，扶墙摸壁在那奇丽的山水之间走了一整天。我对风景本来就没有多大胃口，我想着：“这下子真是看够了，看伤了！”
当后世读者看到胡兰成将张爱玲塑造为一个文学楷模时的评述，可能更会为《异乡记》中张的执着叹息不已。到达温州时的那个元宵节，张爱玲蜷缩在旅馆中，这样描述着佳节中的异乡：
楼上除了住房之外还有许多奇异的平台，高高下下有好些个，灰绿色水门汀砌的方方的一块，洋台与洋台之间搭着虚活活的踏板。从那平台望下去，是那灰色的异乡，浑厚的地面，寒烟中还没有几点灯火。
而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中，却劈头说出这样的句子：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这个名称是不大好的，（删去四十三字）但也没有法子，就马马虎虎承受这个名称吧。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无从得知胡兰成在这删去的四十三字里面对张爱玲又有着怎样的诡异奇特的评价，但其“个人主义者”的品评，仍让人无法置信其冷酷。那个千里追寻，轮船换汽车、汽车换三轮车、三轮车再换乘八十里独轮车迢迢而来的“个人主义者”，此际元宵佳节正独处于异乡旅馆一角的“个人主义者”，在胡兰成眼中，一直是那个千里之外在上海公寓阳台上的摩登女郎，她可以做撰稿人去倡导什么“主义”，却好像不会也从来没有来过温州似的。
张爱玲坐着独轮车，吱嘎吱嘎迤逦于泥泞中，去千里寻夫。张爱玲要寻的，什么今生今世岁月静好的夫君已是痴人说梦；哪怕只是一句空口承诺，胡兰成也没从牙缝里给挤出来。这一次，“临水照花人”竟然“低到尘埃里”了。
离永嘉八十里——或许就在此地，戛然而止的，不单单是一趟诡异的独轮车旅程，亦不单单是张爱玲那一纸惶惑无寄的温州印象，还有些许冷酷无常的世道人情，一直清冷地流淌于风物与文字之间罢。
祖师奶奶记错了
张爱玲被誉为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为什么得了个这样的称号，说法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张所表述的1940年代的上海趣味，以及她的自恋、敏感、时尚、优雅、纤细、尖刻、算计、世故和练达，已经演变为小资美学的最高典范。那些“兀自燃烧的句子”，诸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等等，更令半个世纪之后因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而重启的小资情调找到了标准版本。至此，中国小资的“祖师奶奶”横空出世——张爱玲的著述、影像、生涯，乃至作品中的一句话，都为中国大陆的小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支撑与格言警句。
且看张爱玲在19岁时，写成的那一篇《天才梦》，末尾那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后世读者莫不津津乐道。这是她在民国文坛发出的第一次掷地有声的声响，此文刊载于由林语堂主编的《西风》杂志上，并获得该杂志征文的三等奖。
《天才梦》一文虽极简短，于张爱玲而言，却别有一番意味。她的最后一篇作品《忆西风》，就对自己这篇初叩民国文坛之作追怀不已。《忆西风》是1994年12月3日在中国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的，作为张爱玲获得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的得奖感言，将自己19岁的处女作及文学生涯初启时的种种情状相联系，有感而发，原本也顺理成章。但一千多字的文章，全部是在谈论《天才梦》当年参加征文比赛，从初评第一名到后来变为没有名次的“特别奖”，很是为自己少年参赛受到的这番不公正待遇鸣不平。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忆西风》中提到：
一九三九年冬——还是下年春天？——我刚到香港进大学，《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我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这是张爱玲记忆中，当年参加《西风》杂志征文时的情形。此时已74岁的张爱玲，在回忆起55年前参加这场征文比赛的窘境时，让人如同亲临现场，感同身受。然而，《西风》杂志在1939年的这次征文广告，是有案可查的，无论是征文字数限制，还是征文奖金数目乃至征文要求及奖项等等，张爱玲都记错了。她可能根本没仔细读过这则征文广告的具体条款，《天才梦》一文的字数也并非如她所说的“四百九十多个字”，而是共计一千三百余字。
查1939年9月印制发行的《西风》第三十七期杂志，刊载有“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的征文广告。广告中明确说明了：
（一）题目：“我的……”；（二）字数：五千字以内；（三）期限：自民国廿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廿九年一月十五日；（四）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或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廿八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公布，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
显然，《西风》杂志征文的字数要求是五千字内，与张爱玲忆述的五百字限制差别太大。而她撰写的征文《天才梦》字数也并没有限定在五百字内，而是共计一千三百余字，并不会出现她忆述中的“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的窘迫情状。但她坚持认为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在《忆西文》中她写道：
我收到杂志社通知说我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mention）"。我记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妇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
其实，《西风》破格录取的并不是别人“长达三千余字”的文章；恰恰相反，张爱玲在自己看错了字数要求，实际上又写了一千三百余字的情况下，还是被录取了。《天才梦》必定深受《西风》征文评委的激赏，所以才出现了初选为第一的状况，但可能后来评委再三斟酌，认为不能将其排为第一的理由可能来自两方面考虑，一是张爱玲的稿件是写在无格笺纸上的，这不符合征文广告中要求使用有格稿纸的规定；二是后来发现有既完全符合征文规定，文笔水准又高的四五千字的长篇稿件，所以才出现了后来改排名次的“意外”。但即使出现了这样的“意外”，张爱玲却又再一次记错了，改排的名次并非如其所说的“特别奖”，而是“名誉奖第三名”。
查1940年8月印制发行的《西风》第四十八期杂志，在封面显著位置以“纪念征文”黑体字提头，波浪线双边围列，正中即印有“名誉奖第二名黄昏的传奇——南郭南山；第三名天才梦——张爱玲”的字样。就是在这期杂志上，张爱玲的《天才梦》全文刊发出来，而且其原题目“我的天才梦”，也以副题的方式予以保留。无论是奖项设置，还是刊发方式，可以看到，《西风》杂志均对19岁的张爱玲以充分肯定与尊重，除了她所忆述的“改排名次”细节上的疏失之外，并无大的过错。至少，杂志社方面并不是以糊弄小孩子的心态，来故意和她过不去的罢。
至于为什么要在“第三名”前面加上“名誉奖”的说法，或许是因为张爱玲的稿件没有按要求书写于有格稿纸的缘故，抑或还有什么投稿细节上没有符合要求，所以给出了一个看似模棱两可，实则是爱惜提携的说法。事实上，就《西风》杂志公布的征文获奖名单来看，“名誉奖”是一个单列的奖项，独立于征文前十名获奖者之外。这个“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得奖名单”，除了公布在第四十四期杂志上之外，还统一公布在由西风社汇辑的征文选集首页，名单如下（第四至第十名从略）：
第一名：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水沫（江苏上海）——奖金伍拾元，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
第二名：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梅子（云南昆明）——奖金叁拾元，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
第三名：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若汗（江苏上海）——奖金贰拾元，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
第四名——第十名（名单从略）
以上除稿费外，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
名誉奖
第一名：困苦中的奋斗（我的苦学生活）——维特（四川江津）
第二名：黄昏的传奇（我的第一篇小说）——南郭南山（贵州遵义）
第三名：天才梦（我的天才梦）——张爱玲（香港）
以上除稿费外，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
从这份名单来看，与张爱玲同列“名誉奖”的还有两位作者。从“名誉奖”的获奖篇目来看，有可能三位获奖者均是学生，是否是专为学生或未成年人专设的这个奖项，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名誉奖”获得者的待遇，与征文奖第四名——第十名是一样的，即是说没有奖金+全年杂志的奖励，只有稿费+全年杂志的奖励。如果按待遇相同的原则，依次顺排下来的话，张爱玲《天才梦》在此次征文中的名次，应为第十三名。
此外，张爱玲所说“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这倒确有其事。上述这个名单，也就公布在这本名为《天才梦》的“西风社三周年纪念征文选集”中。《天才梦》一书选辑了名单中十三位作者的十三篇文章，以“断了的琴弦”一文打头，“天才梦”一文垫底。该书1940年10月就在上海初版面市，1940年11月，《西风》杂志第五十一期还在刊登这本书的宣传广告。广告中称：“本书为本社三周年纪念征文之得奖文集，由近七百篇之文章中精选者，内容包括……等十三篇佳作，篇篇精彩，各有特点，为西洋杂志文体实验之最大收获。全书一百五十余面，约八万字，定价每册七角……书已出版，欲购从速。”
当年这本征文选集销路不错，也难怪张爱玲对此记忆颇深。《天才梦》于1940年10月上海初版后，当年12月即再版；后来因抗战时期，西风社迁往后方，1943年12月又在桂林出了第三版，直到1948年9月，在上海又出到了第八版之多。至于为什么要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一文为书名，是编辑们对这篇小文章的特别关爱所致，也是编辑们的策划眼光所在，后来这本征文选集的畅销也说明了这一点。但这只是这类选集编印的通例，选取其中某一篇文章名作为书名，恐怕也还是这次征文组织者——《西风》编辑们的权利罢。张爱玲为此大为光火，也大可不必。
《忆西风》一文的末尾，张爱玲也平心静气地说，“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或许，有的记忆真如蛀牙一般，本身价值与意义也不算太大，更何况还有忆述失真的可能，不提也罢。比如这一次，就的确是“祖师奶奶”张爱玲记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