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问题与数字密切相关，如某个商品的价格或者某项结算的金额等，千万不要因为出现某些毫不相关的随意数字就决定提高或降低你的目标定位。
在决定频率、概率、价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与某个锚定点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这个用来定位的点其实只不过是左右你决策的非理性偏误，而且这种偏误是可以用百分比来精确衡量的。卡赫曼在《思维的快与慢》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几年前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要求一组地产经纪人给一幢待售住宅估价。地产经纪参观了住宅，并认真研究地产手册，资料中包括屋主报价。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半经纪人看到的报价远高于屋主的实际报价，而另外一半看到的则远低于实际报价。实验者要求每位经纪人给出两个价格：一个是他们认为合理的购买价，另一个是他们作为屋主愿意出让该房屋的价格。此外，实验者还要求他们列出影响其出价的因素，结果没有一个人将屋主报价列入清单，认为该报价对他们的报价没什么影响，而且很为自己的专业精神感到骄傲。实际上，屋主报价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确切地说，对他们产生的锚定效应为41%。
换言之，看到低报价者与看到高报价者所报出的最低价之间相差41%。
超市收银员很喜欢一边收钱一边告诉你这次购物又省了多少钱，你听了这话是不是跟我一样会十分气恼呢？因为你理智的大脑知道自己其实一分钱都没省，但在内心深处，你还是愿意相信自己刚花12块钱买的那瓶红酒其实值16块，如果你不是“省钱俱乐部”的成员就要多花4块钱才能买到。如果超市只有一两件商品在搞特价优惠，那你还能相信自己真的省钱了。可问题是这家店里几乎所有商品都标有两个价格，一个是“会员价”，一个是“非会员价”，于是你嗅出这里一定有猫腻。你是对的，超市正是在利用这些“锚定点”让我们相信自己在省钱。只要能省钱我们就会高兴，然后就会回来买更多东西；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一场骗局。每一个故意标高的“非会员价”都是一个锚定点，店家希望你看到这些心理定价就会去买那些本来没有列入购物单的商品。不过话说回来，看到这样的优惠，你又怎能忍心错过呢？虽然你根本就没想买红酒，但是能跟朋友炫耀一下自己买这瓶酒少花了四块钱，这不是很棒吗？
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普通的消费者，那就不可能知道这瓶红酒的真正价值到底是多少。货架上陈列着二十种仙粉黛红酒，标价从5美元到50美元不等。就算将收成年份、酒庄规模、产地距离等多项因素全都综合考虑在内，这些葡萄酒的酿造成本也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差距。你或许会认为红酒定价应该遵循某种理性的标准，如市场供需等。定价高的葡萄酒或许比定价低的更加珍稀罕见，定价高或许是因为质量更佳所以更受追捧，低价葡萄酒或许口味较差所以市场需求量不高。
其实如果能够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许价格有高有低完全是因为定价为非理性行为，根本就没什么道理可讲。酒庄随意定一个数字，零售商以此为基数加上他们认为市场可以承受的利润值，然后给出一个数字，或者像“省钱俱乐部”那样给出两个数字：一个是锚定你心理价位的价格，另外一个是葡萄酒的价格。不论是标有一个价格还是两个价格，不论你选中哪款葡萄酒，旁边都会有一大堆同类商品价格供你参考，这些价格全都是锚定点。有些人会在定价高的红酒中选择，有可能会选价格最高的葡萄酒，相信价高者质最优。当然，我们不掌握任何相关信息，无法印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有些人则会将最高定价当作锚定点，然后将该价格下浮20%左右挑选价位合适的红酒。同样，这种选择也没有任何理性基础。有些人会直奔中价酒，因为这些酒的价格适中，不高也不低。还有一些人会选择货架上定价比最低价略高的红酒，认为这种酒口味不错，物超所值。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零售商决定红酒销售价格的时候，通常会将进价最低、最不受欢迎的红酒价格定为仅次于最低价位这一档次，目的就是要对付像你这样的消费者。不论你属于上述哪种情况，唯一理性的消费模式就是不看标价，直接购买自己真正喜欢的红酒。
根据我在超市购物以及在餐厅就餐的经验，我是否喜欢某款红酒与红酒价格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有些餐厅在决定点酒单价格的时候精谙此道，对消费心理了如指掌，将锚定点这一技巧运用得十分纯熟。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一个真正理性的人最好还是什么葡萄酒都不点为好，最多让别人替你点。
如果去服装店买衣服，你有可能会看到一件衣服的标签上有三个不同的价格，上面两个较高的数字已被划掉，于是你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捡了大便宜，这完全是因为你已将最高标价当作了锚定心理价位。
斯图亚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在《非理性》中表示，如果先提供一个特定的数字，然后要求人们任意选择一个数字，“他们通常都会选择最接近这个锚定点的数字”；如果你给他们设定某个范围，他们一般会选择“最接近中点的数字”。
罗伯特·莱文在《说服别人的艺术》中举了以下这个例子：某有线公司打算提价，于是利用锚定效应让用户以为自己不仅没有损失，还赚了便宜。他们首先告诉公众，有人说公司今后每个月会多收10美元，这绝对是无稽的谣言。“大家尽可以放心，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公司每月基本服务费仅上涨区区2美元。”
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利（Dan Ariely）在《可预见的非理性：塑造决定的一些隐藏因素》中描述了他与同事组织的几次实验，结果显示：暗示的力量加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导致人们心甘情愿地将商品与服务的随意定价视为锚定价位。他在书中详细解释了我们是如何轻易跌入“随意相关性”这个陷阱的。换言之，我们一旦接受了某个锚定价格，这个数字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当前某件商品标价的态度，对我们将来看价格的眼光也会产生影响。他曾要求实验对象写下他们社会保障号码的后两位数字，然后问他们是否愿意付同样数额的钱（79或12美元）购买一瓶1998年产自罗讷河谷区的葡萄酒。实验结果表明，不论是1998年的罗讷河谷葡萄酒还是1996年的嘉伯乐教堂园干红葡萄酒，社会保障号码均对实验对象的购买意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他们不是葡萄酒行家，但其社保号码的后两位数字越低，他们愿意出的价格相应也较低。实验结果表明，社保号码和实验对象愿意出价之间的关系值为0.33（0表示两者之间毫无关系；1表示有明显关联，即其中一个数字上升，另一个数字也有相应的增加）。这样看来，任意数字不仅能够影响人们对第一瓶酒的心理价位，还能对完全不同的另一瓶酒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个实验一共使用了六件不同商品，结果全都一样。
随意相关性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如果我们能够随意操控商品的价值，那么所谓的自由市场利益就变得非常可疑。如果价值与市场供求无关，不是由理性的我们根据需求以及愿意为需求付多少钱来决定的，那么真正从自由贸易中获利的就一定是那些操控市场价格的人。传统经济学为自由市场经济进行辩护的时候认为，人类的市场行为和选择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在，包括艾瑞利在内的科学家逐渐看清人类的市场行为其实更偏向于非理性。所以，如果下次再看到“先到先得，仅限12人”的标牌，先别忙着掏钱，想一想这句话背后的“锚定效应”再做决定。
看了以下这个摘自卡赫曼《思维的快与慢》书中的例子你就会知道，锚定效应还有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貌似随意规定的锚定点所产生的威力有时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其后果十分令人不安。这次的实验对象是平均工作经验超过十五年的德国法官，我们要求他们先阅读某商店女扒手的卷宗，然后滚动一颗特制的骰子，上面只有两个数字：3和9。骰子停止转动以后，我们要求法官先回答判女扒手入狱的月数是高于还是低于骰子上的数字，然后再要求他们说出具体的数字。结果，转动骰子得到数字9的法官平均判她入狱8个月，转到3的法官则判她入狱5个月，锚定效应为50%。
当然，这些法官的判决并无法律效力，但是这个实验会让你不禁产生更多怀疑：审判时间是否会对法官的判决造成影响？审判安排在上午九点钟法官的态度有可能会比排在下午两点的时候更加严厉，谁知道呢？我们至少知道一点，法官是否饥肠辘辘、是否疲惫不堪，这些因素肯定会对他的判决有一定的影响。这正是卡赫曼在其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例子。
参与研究的是以色列八个毫不知情的假释法官，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连续几天审阅假释申请。提交给他们的申请材料没有特定的顺序，平均每个申请只有六分钟的审阅处理时间（默认结果为驳回假释申请，只有35%的申请得到批准。实验记录法官每个决定所需的确切时间以及他们早午晚三餐的用餐时间）。卡赫曼根据距上次用餐时间的间隔来计算法官们对假释申请的批准率，结果发现每次用餐后批准率都会大幅上升至约65%，并在之后两个小时内呈平稳下降趋势，直至下次用餐前接近0%的批准率。
伯特·英格里奇（Birte Englich）、托马斯·马斯威乐（Thomas Mussweiler）、弗里茨·斯特拉克（Fritz Strack）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非专业人士提出的量刑要求会对平均工作年龄达15年的审判官产生影响。”
面对34个月和12个月这两个不同的量刑要求，法官们最后的判决竟然相差8个月之多；量刑要求越高，最后判决的入狱时间就越长。换言之，对同一罪案进行判决，仅仅是因为量刑要求的不同，被告就有可能多坐8个月的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既然量刑要求对法官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但提出这些要求的却是非专业人士：研究人员雇了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扮演检察官的角色，向法官提出量刑要求。
以上这些发现不禁让我心中疑窦丛生：那么，到底还有哪些未知因素会影响人类的判断呢？有哪些因素应该对人类的判断产生影响、但实际上却没起任何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