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硝烟再起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除此而外他判断事物只看利害，不分对错；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损的损，该打的打，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当年美国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蒙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蒙骗所有的人”。
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曾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
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加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说话略带山西口音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是他们公开闹翻还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的一记耳光。
当年10月，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从骨子里生出一种憎恨来。
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他却充当蒋宋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的厉害，在玩弄权术高过他一筹。但佩服归佩服，怨却从此结了。
宋子文辞职来到上海，继续他金融家的生涯。当时报纸报道说，宋子文辞职是健康原因，就有好事的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想了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好以此再来一篇“花边”新闻。不料宋子文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那记者看宋子文红光满面的样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宋子文接着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有人说我体健如牛，也不过分，这次辞职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党国大业，我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还有所保留的话，那对他的秘友则是坦露无遗了。一次喝醉了酒后他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跟给他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此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中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一倍半，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却无可奈何。准确的说，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做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谁想占住脚都得靠他蒋介石帮忙。
因此，宋子文是下野，但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和美国关系密切，他从美国借款有一个专门的帐本，但离职不交给孔祥熙，也不向孔祥熙汇报。他离开财政部时，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级职员大都辞职不干了，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当时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没有辞职。贾士毅不是宋子文的死党，他原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因工作勤勉、为人忠厚、业务熟练，所以被宋子文启用。宋子文辞职后，他觉得自己若跟着辞职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就没有跟着走。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去宋子文的家中探望。哪知宋子文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弄得贾士毅偌大一把年纪，眼泪直在眼眶里转。
贾士毅知道宋子文真的生自己的气了，心里十分害怕，就去找新任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听了他的陈述后本来想给他鼓鼓劲，叫他跟宋子文对着干。后来看他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就说你也不必为难，在我手下干，我也不会亏待你。
贾士毅说，“既然已得罪了国舅（宋子文），再在南京恐怕不合适，请孔部长高抬贵手，让我到外地当个职员算了”。
孔祥熙想即使让贾士毅走，也不能太随便，否则人家更会觉得我孔祥熙怕宋子文，损坏我的声誉。于是孔祥熙决定让贾士毅去湖北，但不是去当职员，而是去做财政厅厅长。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不太管用。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力、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呆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合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名为四联、实为四不联的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因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谈，并将蒋介石安全带回南京。一时成为南京国民党人中的“英雄好汉”，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吹捧。孔祥熙听后极为不快，在家中对他的同僚说：他算哪路英雄？西安事变时是我主张他领蒋夫人去西安，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好恢复他同蒋委员长的感情。他却恩将仇报，联合人来倒我。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矛盾。孔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蔼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驻中国事务处官员谢伟思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他曾向美国国务院写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篇幅是讨论宋氏家族及宋子文、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关系的。
这位美国人说，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蔼龄。她是一个邪恶又聪明的女人。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据说宋蔼龄在中国雇佣过很多刺客，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都听说过她的行动，但对此都一言不发。
在宋家唯一的例外是宋庆龄。谢伟思在抗战期间专门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出于正义，提出要对宋子文领导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触发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最敏感的神经，也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当时，环球贸易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总部设在美国，专门处理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
宋庆龄对专程拜访她的谢伟思说，她听说现在有人在利用租借法得到的款项大发横财。现在正值抗战，国家急需财力支持，这样做等于玩火自焚。她希望谢伟思回国后提醒美国总统，应检查这些钱财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特别要对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宋庆龄是因为担心宋子文越走越远，最后不可收拾才提出这种意见的，而且她自己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关系以前一直比较好，她喜欢这个有魄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弟弟。在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上，在对北伐革命上，她们都曾有过一致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到武汉革命政府做事。但后来由于宋蔼龄做工作，宋子文才又被拉到了蒋介石一边。宋子文离武汉赴南京前，曾去看过宋庆龄，企图说服宋庆龄也去投靠蒋介石，遭到拒绝。从那以后宋庆龄和宋子文虽然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在政治上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了。
宋庆龄提出要求调查环球贸易公司，不想竟再次引发了孔宋两家的“大战”。
1940年，为了争取外援支持抗战，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欣然接受任命，并随即出访欧美；一方面利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即有共同利益而争取外援，一方面借机谈判废除以前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取得了成效。为了办理接受因租借法和各种外援而得来的美金及物资，宋子文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
据说这些美金及物资总额高达35亿美元。因此环球贸易公司一成立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紧接着大量的半真半假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传遍美国，也传遍中国——如大量军用物品在运输中丢失；运送几百辆新式坦克的轮船在太平洋中遇风暴而沉没……而有人看见这些“丢失”的军用物资正在美国的黑市上被高价出售，而那些“沉没”的坦克根本就没有运出库房。
英国一位外交官竟直言不讳地说，宋子文把数亿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很多挂失的物资根本就没离开美国领土。
无风不起浪，这些传闻和报道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震动。宋蔼龄、孔祥熙首先“发难”。孔祥熙因和宋子文的关系不便出面。宋蔼龄就找到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如果宋子文在运输方面有什么困难她可以提供帮助。宋子文一听就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方面对大姐的关心表示感谢，一方面婉拒了宋蔼龄的“好意”。
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开始“关心”起环球负贸公司的业务来。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通告了外界的种种传闻，希望宋子文能拿出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宋子文对那些指控坚决否认，弄得宋美龄也挺恼火。于是和蒋介石一谈，蒋便想把宋子文的外交部长拿掉，让孔祥熙干；至少把争取和管理外援的任务交给孔祥熙，因为蒋介石觉得孔祥熙毕竟比宋子文听话。
但要和宋子文摊牌，绝非易事。宋子文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蒋介石领教过。况且谁的屁股上没屎，要揪住宋子文不放，把他惹急了对谁都没好处。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眼看着让人家攻击国民党是腐败政治、听着外国的广播里讲什么发国难财，谁心里舒服。况且要真是这样，以后谁还敢再援助什么，将来怎么好再张口跟人家要？
想解决宋子文的问题没招，不解决又不行，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最后还是宋蔼龄出了个主意，采取谈心的办法，宋家姐妹加上你这个委员长，一块邀宋子文谈谈。争取说服他，让他和平地交出权力。古人有杯酒释兵权咱也来个“谈心释兵权”。
事到如此，蒋介石也只好同意了。
宋子文被召回国后，很快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蒋介石想找他谈谈。
宋子文顺水推舟地说，他也正想去看看委员长，二人商定明天在蒋的官邸见面。
第二天傍晚，宋子文如约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一进客厅，见宋蔼龄坐在那里，就预感到事情不对。
“子文，”宋蔼龄满脸堆笑，招呼宋子文坐在她身旁。宋子文半推半就，坐在了宋蔼龄对面。少顷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里间出来，寒暄了几句后，宋美龄马上进入正题。
“哥哥，最近美国舆论界对环球贸易公司处理租借法物资和钱款上议论很多，想必你也听说了。我想，为了避免洋人的猜忌，维护国家的形象，你能否暂时先回避一下。”
宋子文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故意问道：“美龄，这是你个人的意思呢，还是……”
蒋介石插话说：“今天找你来，是以你们兄妹的身份，事情商量着来。”
宋子文说：“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盯着环球公司，都在盯着租借法和外援的那些肥肉。说我管得不好，谁能管得好？既然今天是家庭会议，那就恕我直言，如果你能说出谁比我强，我就让出。”
宋子文的话声音不重，但火药味十足，一下子把谈话的气氛弄得挺紧张。宋蔼龄见状便说：“子文，不是大家信不过你。要说这次外援，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只是现在外面议论太多，为了证明你为党为公，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才让你暂且回避一下吗？”
宋蔼龄话说得恰到好处，但是没有从正面回答宋子文的问题。因此宋子文只是嘿嘿一笑，未做回答。
蒋介石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岂不让宋子文占了上风，便说：“我想，从关系上讲，由财政部掌管，是不是更顺一些呢？”
宋子文听后不慌不忙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了英文字母的信纸，像早有准备似地说：“财政部？我先来念一封美国人给财政部的信吧……‘我们寄去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布尔的斯帕西圣诗班的一小笔经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饥饿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从我们并不富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救济中国的儿童。但我们最近看报纸上说，我们捐献给可怜的孩子们的钱，被在中国黑市上高价出售，肥了某些贪官的腰包，愿基督在天上睁开他的双眼，惩罚那样毫无良心的恶人吧！’”
宋子文念完信，对蒋介石说：“这笔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可是由财政部掌管的，怎么样？这笔捐款总共有1700万美元，干什么用了？再让他们去掌管租借法物资，结果难以想象！”
宋蔼龄坐不住了，这不是冲着孔祥熙去了吗？
“子文，”宋蔼龄说，“这话你说得可有点出格，那笔钱并不是财政部直接掌管的。财政部只是代收，然后转到专门的机构去处理，与财政部没关系。”
宋子文看了宋蔼龄一眼，没反驳她，总算给了姐姐一点面子。但旋即宋子文又说：“好，救济款与财政部没关系，通货膨胀和财政部有没有关系呢？最近美国公布了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1938年是49%，1940年124%，到了今年已涨到235%。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也跟财政部没关系？”
“子文！”宋美龄觉得宋子文扯得太远了，她分明看见宋蔼龄脸都被气红了，想来制止宋子文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可宋子文正在兴头上，话匣子一打开就刹不住车了：“财政部——财政部的官员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再举一个例子，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一美元换20法币。可你到大街上看看，哪家银行会给你20法币？现在黑市的价格就一美元250法币，有哪个国家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好啦，你说完没有？”蒋介石显然沉不住气了。他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容忍宋子文目无一切地侃侃而谈。10年前就是因为宋子文目无君臣父子之规，口出狂言才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并从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位子。难道他今天又想重蹈覆辙不成？
“目前国家经济出现的问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就要算在敌人头上，怎能同室操戈，说出亲痛仇快的话来？”
“我是……”宋子文还想解释。
蒋介石一挥手，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环球贸易公司的事，你必须查个清楚，并保证以后不再在美国给中央政府丢脸。否则，你要负责任！”
蒋介石说完便看也不看宋子文一眼，独自进入卧室。宋子文也喘了一口浊气。蒋的话表面说虽硬，实际已做了退步，不再提换人的事，而是让他调查，等于是放了他一马。当宋蔼龄回去后把这一晚的情景和孔祥熙说了之后，孔祥熙瞪圆了他那双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宋子文的这次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却大大鼓舞了他的士气。因为这是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挫败了孔祥熙的“进攻”，这是近十余年来所没有的。宋子文虽然不善于奉迎和在官场上周旋，但也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他发现孔祥熙并非不可一世，并非无懈可击，他一方面放手做他的生意，紧紧拉住美国做为自己的后台老板，大赚其钱，一方面寻找一切机会发泄对孔祥熙的不满。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4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孔祥熙失道寡助，蒋介石也要权衡利弊。而要把孔祥熙赶下台，唯一能接替的人就是他宋子文。
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也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表演还是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以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诋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事后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想不到你这个弟弟还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很当回事，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蔼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
但孔祥熙耿耿于怀。1947年借口去美国探望宋蔼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造孽呀！”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的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盎司，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似乎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历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喂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死在异国他乡的下场。
与陈氏兄弟反目成仇
当年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果夫和陈立夫的CC系是后起之秀。当时有一种说法，即因陈果夫、陈立夫名字英文写法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所以美国人就把陈氏兄弟和他们领导控制的派别称为CC系，后又叫做CC豪门。
国民党内部派系繁多，最后形成四足鼎立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汪精卫、林森和张静江等虽也担任过党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终究不能形成气候。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没能在政权或党内控制一个或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派别，没能充分利用矛盾团结其他派系，所以最终难免昙花一现。
而在蒋、宋、孔三家中，蒋孔都是围绕宋家结成的姻亲。蒋孔之间虽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却好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这里除了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名义上宋子文是宋家的代表，但一般以为宋蔼龄才是宋家的核心。所以蒋介石对于宋蔼龄的丈夫亦即孔祥熙不得不加以重视，这也是蒋介石起用孔祥熙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氏兄弟与这三家没有亲缘关系，但与蒋宋之间却有着历史的渊源。
陈果夫和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采。陈其采的弟弟陈其美曾是上海青帮最有影响的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前，陈其美受同盟会委派打入青帮，随后便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夺得了上海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可见其影响之大。当年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时，就是陈其美手下的人，对陈其美崇拜至极。因陈其美不听袁世凯的招呼，被袁世凯派来的杀手杀害于上海。陈其美死后，陈其采代替了陈其美继续在青帮活动，蒋介石又通过陈其采和青帮挂上了钩。在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青帮一直是他利用的帮凶。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青帮头子杜月笙就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所以蒋介石和青帮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对陈其采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另眼相看，也就不足为怪。
但陈氏兄弟真正在国民党中起步，却大大晚于蒋、宋、孔三家。1927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不久陈果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又掌管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必须经过政治学校培训后产生）的领导权；而陈立夫则掌握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大权。自此开始兄弟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并以国家的名义，先后投资于银行、商业和工业等领域，逐渐成为不仅在政治上势力强劲而且在财力上也可以和孔宋争雄的国民党政权中的新豪门。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自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
“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原来的关系一直不错，特别是陈氏兄弟当初羽翼未丰之时，便极力和孔祥熙搞好关系。但随着抗战后期孔的权力极度膨胀，作风也日益霸道起来，便和陈氏兄弟的CC派发生了摩擦。以后则愈演愈烈，终于反目为仇。在1944年前后的倒孔运动中，陈氏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32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耳光风波”之前，蒋介石因宋子文对“剿共”的消极态度便准备撤换他这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的政学派积极活动，想谋求这个位置。因政学派和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虽然一直想把汪置于自己之下，但有时为了长远利益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为此蒋初步决定让政学派的张群接替宋子文的位置。
历史就是这样微妙。如果张群当时真的担任了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命运将大相径庭，国民党的历史也许还要改写。当政学派听到这个没有最后落实的消息欣喜若狂，一个年轻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中报》抢先发出了消息。而就是这则几百字的消息，改写了孔祥熙的历史。
当时陈果夫天天看《中报》，张群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氏兄弟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政学派为主要障碍。财政部长一职若落在他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陈果夫找到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起草了一封秘信，派人立即送到宋蔼龄家中（宋家在上海投资发迹，和青帮也是密友）。
宋蔼龄接到陈果夫的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驱车从上海赶到南京，直奔蒋介石的官邸。因宋蔼龄是宋美龄的姐姐，门卫侍从皆不敢阻拦，任凭她直闯了进去。
蒋介石一见宋蔼龄来了，当时也没给她好脸色，还没等宋蔼龄开口，就把宋子文臭骂了一顿。宋蔼龄就听着，也不吭气。等蒋介石把火发完了才说：“子文是有他的不对，但他再错也是自家的人。张群对你百依百顺，但再好也是别人的人”。
蒋介石一听她这话中有话，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宋蔼龄说：“这事本来不该我管，可我怕你吃亏，给你来提个醒。要换一定要换一个知根知底的，不能只看表面上是不是花言巧语。一旦上来了，再下去就不好办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蒋介石明白了宋蔼龄的意思，就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立刻回答说：“他是要来，明天来。”其实宋蔼龄来南京孔祥熙当时并不知道。
蒋介石显然是被宋蔼龄说动了，就对宋蔼龄说：“明天你叫他来，请他来谈谈。”
蒋介石想让张群当财政部长实属迫不得已。宋子文有才，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也深，可太孤傲，好像从来都不把蒋放在眼里，财政部成了他手下的独立王国。蒋介石想到过孔祥熙，一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干；二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宋子文那样，靠着宋家的势力要挟自己；三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胜任。他自己不提出来，这事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天，孔祥熙来到南京。宋蔼龄是极不愿意让财政部大权落入张群之手的。她觉得那对宋家是个威胁，这点她和陈氏兄弟一样。她立即给孔祥熙打电话，让孔从上海赶的南京，向蒋介石表白自己对到财政部工作的要求。那年孔祥熙已52岁，如再不拼搏一下，恐怕将永远躺在实业部长的位子上直到退休。
孔祥熙成功了。他的谦逊、他的中庸、他的忠顺和他对财政部工作的设想，都使蒋介石觉得把财权交给他比交给张群要合适得多。于是，孔祥熙在仕途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飞跃，而帮他完成这次飞跃的关键人物是宋蔼龄和陈氏兄弟。
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后不久，又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以后便官运亨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降日寇做了汉奸，蒋介石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对手自我爆炸，国民党就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几大势力集团。其中又以孔家最为得宠，因此势力也最大。此后和宋子文、陈氏兄弟的矛盾也日渐显露，日渐激化。
孔祥熙与陈氏兄弟的矛盾与宋子文不同，与宋子文是表面上都相互尊重，骨子里相互提防，谁也不想得罪谁，谁也不想撕破脸。对陈氏兄弟就不同了，孔祥熙、宋蔼龄压根就没把他们和自己放在同一个档次上，因此无论在表面上还是骨子里，他们都流露出对陈氏兄弟的瞧不起。
就说孔令俊的婚事。孔祥熙宋蔼龄有意让其嫁给胡宗南，是想在军界找一个靠山，找一门亲戚，好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但他们和胡宗南不熟，是陈立夫帮着牵的线。后来好事未成，他们也不和陈立夫打个招呼。陈立夫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孔令俊去西安的结果，心里好大的不满。他心想别人是真心帮忙，成与不成都要有个回话，这是人之常情，好像我也是孔门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名一文的走狗似的。
对孔家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和中饱私囊的劣迹，陈果夫通过自己的耳目也早有所闻。抗战以来，陈氏兄弟对孔祥熙的本来面目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高秉坊贪污一案。
高秉坊何许人也？怎会成为孔陈两大势力结怨的扣子，这说来话长。高秉坊是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了南京政府做职员。因为他业务熟练，为人精明，八面玲珑又能吃苦，所以从一个普通职员很快晋升。孔祥熙做实业部长时，高已升为实业部的总务司司长。
总务司长本来就管机关的事，可高秉坊会做人，不仅管机关的事还把孔家的事也“管”了起来。孔家的吃喝拉撒睡都成了实业部的公事，连孔家几个孩子的上学放学也都是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司长当然深得主子的欢心，当时孔祥熙常对高秉坊说：“好好干，将来我不会亏待你。”
高秉坊和孔祥熙混熟了，和孔家的其他人也很熟，因此说话办事就随便了许多。特别是对孔令侃和孔令俊，这二位公子小姐脾气极大，不但不听话，还常常对高秉坊表示出极大的不敬。有一次当着孔祥熙的面，孔令侃叫高秉坊小老头。当即孔祥熙对高说，你是长辈，他要对你不敬，你可以教训他。
话虽这么说，可高秉坊并没有忘记主仆尊卑，只是有时和孔令侃、孔令俊开玩笑，以长辈的身份在他们的头上拍两下。哪知孔令侃、孔令俊生下来就像王子公主一样，从来没有人拍他们的脑袋，于是就哭着到宋蔼龄那里告状，说高秉坊欺负他们。宋蔼龄因此怀恨在心。她根本看不起高秉坊，不过是一个管家，敢在孔家和我们平起平坐。连我宋蔼龄都舍不得动孩子一指头，你高秉坊凭什么来管教。一次孔令侃淘气，接他上学的汽车在门口等着，他却非要吃奶油冰淇淋，不吃就不上学。孔令侃最近常常迟到，学校反映到孔祥熙。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对孔令侃要严加管教，一定不能迟到。高秉坊见孔令侃又耍赖，怕挨孔祥熙的批评，也不管孔令侃高兴不高兴，抱起他就往汽车里送。孔令侃在高秉坊身上又打又踢，还高声叫喊，惊动了孔府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孔令侃见周围来了许多人，更加上脸，哭着喊着说高秉坊欺负他。最后高把他放在地上，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耍赖，说什么也不起来。众人无奈，只好打电话叫来了宋蔼龄。
宋蔼龄一来，孔令侃在地上折腾便更加厉害。宋蔼龄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对高秉坊训斥到：“叫你管孩子，就把孩子管到了地上，又不把他抱起来，弄得这么多人围观，这是在出谁的洋相？”
高秉坊连忙对宋蔼龄赔出笑脸道歉，当天晚上，又带着一份厚礼来了孔府赔罪。宋蔼龄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对他却怨恨得要命。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并立即着手在财政部组阁，高秉坊被内定为总务司长。不料这份内定的司局长名单落在了宋蔼龄手里。当年孔家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孔祥熙在前台表演，宋蔼龄在幕后听政。像财政部的班子的组成这样的大事，不经过宋蔼龄过目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孔祥熙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宋蔼龄看了名单后对孔祥熙说，“别的人我不管，就是高秉坊不能当总务司长。”孔祥熙问为什么？宋蔼龄说“什么也不为，我不喜欢，不愿看见他成天在咱们家转来转去，像个特务。”
孔祥熙拿夫人有时没办法，她不跟你讲理，而是跟你耍小性子，大丈夫再有雄才大略也无奈，更何况是宋蔼龄。孔祥熙只好再想办法。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可以说忠心耿耿，在实业部当总务司长，除了和宋蔼龄有点过不去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弄得不错。这次纵然不能提升，也决无降职之理。可为了一个高秉坊和宋蔼龄闹僵了也不值，想来想去，孔祥熙大笔一挥，让高秉坊当上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再说高秉坊，原以为总务司长的位置稳稳的，谁也夺不走的。没想到在临宣布任命前一天，突然又变成了赋税司司长，当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赋税业务从来也没做过，赋税司长从何谈起？但高秉坊在官场混迹多年，深知官场内幕。这官员任免升迁是最关键的一个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人人在这种时刻都拼命找门子、通关节，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舍得送，因此原内定好了的东西经常变化也不以为怪。好在还让自己当了赋税司长，这说明孔祥熙还没忘了他。
高秉坊到赋税司后还挺卖劲，不久就熟悉了里面的业务。抗战爆发后，为了向主子孔祥熙效忠，落实孔祥熙的改革方针，培植亲信以控制财政部所属的税务机构，高秉坊决定在重庆开办一个“财政部税务人员培训班”。此举得孔祥熙的赞赏，但却引起了陈氏兄弟的不满。于是，孔陈两家围绕高秉坊和“财政部税务人员训练班”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抗战爆发后，陈氏兄弟的势力急剧膨胀，并把持和控制了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晋升大权。当时在军界，黄埔系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各集团军、方面军的位置已被占满。但在政界，由于权力角逐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汪精卫出走后，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逐渐成了国民党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领导权。中央政治学校又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负责培训国民党高层干部，其他干部的培训一律由中央政治学校负责。没有经过这些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为困难的。当年有人形容，陈氏兄弟把持“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就像基督徒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一样，没有经过洗礼的教徒不算正式的教徒。而不经过CC派的训练，不能算是真正进入国民党上流的圈子。因此陈氏兄弟垄断着这些培训，不允许任何人插足干部培训。任何不是CC派所建立、设立的干部培训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是离经叛道，是对陈氏权威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高秉坊只办了一个小小的税务人员训练班，为何引起陈氏兄弟的极大不满。
高秉坊知道自己如果办培训班，必然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为了使培训班能长久办下去，并更好地与陈氏兄弟抗衡，最好能把军界拉进来。高秉坊和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是朋友，而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陆军中将，当下正受蒋介石宠爱，对CC系也不买帐。高秉坊就向孔祥熙建议，能否让桂永清兼任税务训练班训育主任。
孔祥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写了个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批了。于是孔祥熙命财政部正式下文，聘任桂永清为税务班训育主任，这样就封住了陈果夫的口。报告是蒋介石批准的，陈氏兄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气在肚里了。
当时孔祥熙也知道这样做会冒一些风险，但他实在看不惯陈氏兄弟的霸道作风，把中央组织部弄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他这个行政院想办一个小小的培训班都要瞻前顾后。他就是要做出样子给陈氏兄弟看看，我孔祥熙是何许人也。
再说桂永清，接到财政部的任命后也高兴得忘乎所以。本来，他一个陆军中将当这么个训育主任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却心甘情愿。一是可以和孔祥熙接上关系，官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二是向陈氏兄弟示威，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以为天下就姓陈呐！一个堂堂的陆军中将办个什么班，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并，改为统收直接税，由财政部赋税司统一接管，实际上就是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陈氏兄弟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是CC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现要将营业税合并为直接税，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要向高交权和交钱。当下电话打到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就急了。
陈立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得寸进尺。当初咱们要是采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有今天。”
陈果夫说：“当初是老头子批的，咱们顶得住吗？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陈立夫说：“找孔祥熙？没用。他一推了之，说什么也不知道。再说宋蔼龄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个善茬子吗？”
陈果夫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也只有以退为进了。”
几天后，陈果夫派他的秘书见高秉坊。
高秉坊官虽不大，但这些年跟着孔祥熙。另外各省、县的人也都知道高和孔的关系，也没少向高秉坊上贡。因此高秉坊虽不像孔祥熙那样有万贯家财，也是小有财富。
听人报告是陈氏兄弟派人来了，心里对来人的意图已猜出了八九，高秉坊心想我就是想摸摸陈果夫的老虎屁股，给孔祥熙争回一点面子，你就是说出了吐沫点着了灯，也别想从我这捞到什么。这时陈果夫的秘书已进了客厅。这位秘书个子虽不高，但精悍异常，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三接头皮鞋，两眼炯炯有神。
“高兄，小弟冒昧，前来打扰，见谅见谅。”
高秉坊心里骂到，跟我装什么孙子呀，谁跟你称过兄道过弟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但表面上，他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说：“请坐，请坐。”并吩咐左右沏茶。
“小弟听说嫂夫人最近身体欠佳，特备了一份薄礼。”
高秉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只说：“都是自己人，小弟何必多礼，何必多礼。”
陈果夫的秘书话锋一转说到：“小弟今来打扰，一是来看望嫂夫人，二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请讲，不必客气。”高秉坊仍满脸陪笑。
谈话此时切入正题。陈果夫的秘书便将主子的意思详尽转达，希望高秉坊能顾及孔陈两家关系，高抬贵手。在这次直接税的合并中给陈家一点面子，今后必报答不尽。
礼——高秉坊收了，但事他决定是不办的。陈家的面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陈家能跟孔家比吗？高秉坊因此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请转告陈部长，尊意我一定认真考虑，并向孔院长报告，有消息会通知你。”
将陈果夫派来的人打发走后，高秉坊就要通了孔祥熙的电话。碰巧孔祥熙不在，宋蔼龄接的电话。她听完高的报告说：“办税务培训班是财政部内部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也不欠谁的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高秉坊一想也是，财政部办了个培训班关你陈果夫屁事。你着得哪门子急，真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次税务合并，也是老头子的意思。为的是抗战大局，决无情面可言。
高秉坊没把陈果夫的忠告当回事。接管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营业税分局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就留用，不合格的就撤换。结果CC系的6个分局长一下子被撤了4个，剩下的两个一个被调任其他职务，留在原来位子上的只有一个。
消息传出，陈氏兄弟不禁勃然大怒。人骂高秉坊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并发誓要进行报复。高秉坊也知道这一举措必定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但却能赢得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欢心，权衡利弊只得舍一取一了。
两年后，陈氏兄弟终于等到了机会。
1944年6月，宋蔼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巴西，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及宋美龄。
宋蔼龄的出走，直接影响到孔祥熙。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蒋介石建议，要求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于是，蒋介石下了决心，要免去孔的职务。
兵败如山倒，破鼓乱人捶。孔祥熙失势使多年来的积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陈氏兄弟也是在这时跳出来参加到倒孔的行列中。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有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们，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这些情况，陈果夫、陈立夫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出于倒孔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暗中支持，帮助提供证明材料，并在CC派等内煽风点火，以至一时间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倒孔的小气候。
与此同时，陈果夫看准了孔祥熙为应付美金公债事件焦头烂额，毫无反击能力后，又从侧面向其发起了进攻。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业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堂而皇之地进了董事会，并通过入股投资、封官许愿等手段让他的三叔担任了常务董事。一下子就将孔祥熙经营多年的金融圈子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并像楔子一样楔了进去。国际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这期间，孔祥熙先后被迫辞掉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陈氏兄弟的CC派趁机向财经金融系统渗透，为抗战后CC派的极度膨胀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当然，此时的陈果夫也没有忘记那个高秉坊。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不仅不跟着辞职，反而表示要继续干下去。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又曾和CC派结怨，陈氏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他们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寻找击倒高秉坊的线索。
陈氏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他贪污挪用国家税款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事后有人说高秉坊，孔祥熙都倒了，你还不赶紧来个见好就收，跟着辞职办个公司什么的；还硬挺着，这不撞到枪口上去了。其实，高秉坊辞职不辞职，陈氏兄弟都不会放过他。CC派要想在国民党上层取孔而代之，就不仅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孔家的势力，而且必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让孔家势力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抬头。陈氏兄弟一直想对此下手，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暂时等待。揪出高秉坊的意义不仅在高本身，还表明孔祥熙在支持包庇，实际上就打击了孔，使孔祥熙彻底垮台。所以孔家有人说，陈氏兄弟揪着高秉坊的案子不放，是在已经被打倒在地的孔祥熙身上又捅了一刀。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们对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表现出了极大义愤。这时高秉坊的贪污案开始审理，无疑是火上浇油。高秉坊开始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堂堂一个财政部司长，又跟随了孔祥熙那么多年，他们能把我怎样？所以对法院的审理，开始他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对法庭举出的证据也多加以否认。
但这次他确实轻估了他的对手。陈氏兄弟既然把他揪了出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像武术中的搏击，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必须击中敌方要害而置之于死地。陈氏兄弟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到了大量“证据”，因此高最后被宣判为死刑。
当高秉坊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和孔祥熙的处境。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不禁又想到了当年那个林进良，也曾为孔家效力，最后落了个被杀头的下场。念及此处，高秉坊不禁万念俱灰。
再说孔祥熙此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恍忽间不禁生出当年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后的怅然之感，同时也顿生报仇血恨之心。杀高秉坊等于是当众扇他孔祥熙的耳光，他怎么能坐得住呢？
当时孔祥熙本想直接找蒋介石，求蒋放高秉坊一马，看在孔跟蒋多年的情份上留高秉坊一条生路。他转念又想，自己现在和蒋已有些生分，蒋眼下要依靠的是宋子文和陈果夫之辈。自己目前已属人微言轻，以蒋的为人是绝不会给我什么面子的。宋蔼龄知此事后对孔说，可以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出面比我们有力。孔祥熙觉得有理，就把他所熟悉的美国人历数了一遍，最后觉得赫尔利可担此重任。
赫尔利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和孔祥熙及宋蔼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对罗斯福等建议撤销孔祥熙部长职务也表示过同情。
孔祥熙找到赫尔利一说，赫氏的立刻答应倒有点出乎孔的预料。其实赫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像孔祥熙这样的中国官吏，他都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看法。他们虽然为自己掏国家的腰包，但也确实拼命为国家挣钱。比如这次到美国孔跟美国人闹僵，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政府，况且孔现在已经失势了，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赫尔利也挺有意思。他找蒋介石并不提孔祥熙，只是说他听说最近中国法庭准备判处一名高级官员的死刑后有些想法，想和蒋介石交换一下意见。
蒋介石本来是一国之君，因为要靠美国的财政支援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和这位美国佬大使交换按中国法律处决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做出现代化的表示，在对待死刑上就应该表现出宽容。比如高秉坊，只是贪污并没有杀人，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听明白了赫尔利的“意见”，他也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赫尔利。但顾及这位大使专程来访就为了谈这件事，蒋介石当然要给赫尔利一点面子。再说像高秉坊这样的贪官也一抓一大把，杀他本来是杀鸡吓猴，不杀也没有太大的利害。所以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一定认真考虑其意见。
于是蒋介石叫侍从室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立即改判，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叫他以后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捅。孔祥熙得了便宜，自然连声说是。
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塌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倌”，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因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入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笙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复苏，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当然义不容辞。”随后杜月笙便召集他的朋友和门徒，募集了一大批捐款给四川。
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雕，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复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宠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杜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今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系。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当当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台湾当局趁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遗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复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采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被马老师当面当从质问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舍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一再仗义执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荡，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加时，准备和孔祥熙好好理论理论。孔祥熙平日里作威作福，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拿他是问。届时果真坐着高级轿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到会的学者专家们握手微笑。
会议开始后，马寅初首先发言。在介绍了各位来宾后他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到会。孔先生是财政专家，又是现任主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还是先请他来对当前国家财经情况作一指示。”
孔祥熙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每次发言都要预先准备。这次出于情面原想应付一下，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发言，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将他一军。但这时大家已鼓起掌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台去，装模做样地讲了几句。
孔祥熙讲完后，马寅初走向讲台说：“刚才部长先生讲了一通形势，我想请问一句，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财政部不但不设法出面干预，防止因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无形中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大倒小倒，利用手中职权，在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在黑市上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坑了国家和百姓。对此不知部长先生有何感想。”
听到马寅初这番入木三分的言词，孔祥熙变得面红耳赤。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坐又坐不得走又走不掉，只好在那里干瞪眼白生气。
马寅初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继续讲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也决不会去提那些存款……”
当时不少到会的社员见马寅初敢当着孔祥熙的面揭那些丑陋的伤疤，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为马寅初不畏权势，敢于讲出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感到由衷地敬佩。于是会场上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孔祥熙在主席台上已如坐针毡，大汗淋淋了。赶巧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总算为孔祥熙解了围。孔祥熙趁机溜之大吉，但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第二年，马寅初又牵头组织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大后方地区的社员都应邀出席了年会。孔祥熙虽接到了邀请，但回想起头一年被马寅初当场质问的情景，便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只派了他的几个助手代他前往。
大会在马寅初的主持下又一次反映了民意，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财经政策提出了批评。会后孔祥熙的耳目把会议的情况向孔祥熙做了汇报。孔祥熙当即气得大发雷霆，当着秘书的面大骂马寅初不识抬举。
马寅初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孔祥熙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对马寅初下手，就让宋蔼龄去向宋美龄吹风，让蒋介石下决心铲除马寅初。
其实除了孔祥熙，当时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也把马寅初在公开场合批评重庆政府的言论反映给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下决心采取措施。否则会导致其他人效仿，对政府的威信不利。
蒋介石何尝不想把马寅初抓起来，但马是留美博士，在美国和在重庆都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仅因为他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就采取行动，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反而会惹下麻烦。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马寅初，而是想找他好好谈谈。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和知识分子打过不少交道，总觉得他们难成大气。有时别看他们怒气冲天，给一点小恩小惠，或“招安”后封个一官半职，马上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报知遇之恩。
宋蔼龄几天和宋美龄通一个电话，当得知蒋介石对马寅初的这一态度后，即打电话告诉了孔祥熙。于是孔祥熙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要让马寅初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马寅初真是一代人杰，铮铮风骨。他先是对孔祥熙的邀请表示谢绝，并对前来充当说客的孔祥熙的秘书说，“本人无人仕之意，也无人任之才，只适合在学校教书或搞点学问，请转告孔部长，谢谢他的好意。”
蒋介石想找马寅初谈谈，但不直接说出这层意思，而叫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叫叶元龙和马寅初说，欢迎马寅初到蒋府作客。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直接找他蒋某人谈。
叶元龙不敢怠慢，回去后找到马寅初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却说，“他是一党一国之领袖，我一个区区百姓，有什么可谈呢？无非是要见我一面，好让我领他一个情，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元龙劝不动马寅初只好回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就翻了脸，训斥叶元龙说：“你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是怎么骂孔院长的吗？”
由于当时马寅初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终于招致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毒手。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便衣特务乘车来到重庆商学院。他们来到院长室对正在办公的马寅初说，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请马寅初参加，让马先生立刻跟着他们走。
马寅初抬头看看这些要他去开会的人，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而平静地说：“我把这个报告写完，就跟你们走，请稍等片刻。”
这时，特务要绑架马寅初的消息已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校园。几万名学生自发地来到办公室前，将特务的车团团围住，要阻止马寅初上车。
马寅初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群情激愤便说：“同学们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样，我就会回来。”当时，马寅初是怕学生们因为他和特务发生冲突，以致连累他人。
特务们将马寅初带到军统的一个据点，又在那里换上了一辆囚车，从重庆一直开往贵阳。就这样，马寅初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被秘密押解到贵州息烽一个秘密处所软禁起来。
蒋介石及孔祥熙以为将马寅初秘密关押起来，就能平息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揭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马寅初被捕以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先生的浪潮。美国、英国的学者和一些国外华侨也纷纷给蒋介石写信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的下落，并希望蒋介石严惩逮捕马寅初的特务；与此同时纷纷谴责这种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特务行径。
1942年8月，马寅初先生秘密被捕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民主人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重庆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重庆，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直到1944年，才将马寅初完全释放。至此，马寅初终于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的机会，当即重庆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孔祥熙对马寅初的迫害，进一步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面前暴露了他表面中庸平和、内心残忍凶狠的本来面目。虽然后来，他对马寅初先生实施了阴险的报复；但毕竟将其丑恶的嘴脸，尤其是其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因此曝光，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这件事亦为孔祥熙日后不久的垮台，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