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密谈内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当一面，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蒋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唯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爷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和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熙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采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复也不说不答复，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复。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牒，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复。但是，离答复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复。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赞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复，但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中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复。”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中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复”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樾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允许，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柄，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祥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萱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祥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短信，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为了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系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意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蒋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复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作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复，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会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辟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借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焰……”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汪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于不顾了。因为当时日本军界对形势估计的比较乐观，他们的重点也逐渐从中国转向了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他们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们觉得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威胁。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面是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英还有能力遏制战争；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既然交给他和谈使命，就要有始有终，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这也表现了孔祥熙的韧劲。
萱野于1938年底从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落款是贾存德（为了不授人以柄），叫贾存德即刻赴上海将信交给萱野。在这封长信里，孔祥熙历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谈的过程，指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曾转达中方谋求和平的意见。日方也表示为了尊重中国的问题，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弃义，侵犯中国首都南京且滥杀无辜，使和谈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还说，日本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实力是较之中国为强，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战胜中国也非易事。战争想必旷日持久，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日方能从实际出发及时停戈休武，以谈判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主旨不言自明，谋求妥协，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日方的条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日方已想关闭谈判大门。于是，萱野在拿到这封信回国后，便杳无音信，任凭贾存德怎样查找也徒劳而返。萱野就此再没来到中国，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这封长信为标志划了句号。
萱野“失踪”后，孔祥熙曾请示过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汪精卫的叛逃极为气恼，但也是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踪并没有使蒋介石关闭和日本谈判的大门，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寻一条新的和日方接触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只能找孔祥熙。因为当时国民党上层虽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这样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而且和蒋毫无二心的人却不多。和萱野“和谈”虽然失败，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错。所以在中日实际断交的情况下，此任务可以说非孔祥熙莫属。
孔祥熙从事此秘密活动终于没有瞒住家人，宋蔼龄虽不想插手此事，她最讲实惠，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她一般不干。但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也提醒孔祥熙，小心鸡没捉到反蚀一把米。
孔祥熙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更知道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和谈几乎没有希望。但有些事就是这样，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办。为了全局，为了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事就是这样。
孔祥熙找不到合适人，只有还求贾存德。就像蒋介石还找孔祥熙一样，贾存德也许是从上次和萱野的“谈判”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干这一行也不错，就死心塌地为孔祥熙干了起来。贾存德果然找到了突破口。他从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了自己过去的同学王子惠现在汪精卫手下当实业部长，同日本主和派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贾存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在请示孔祥熙后便只身前往南京，找到了王子惠。
王子惠虽供职于南京伪政府，但对结束战争还抱有希望。另外，他也希望能为蒋介石、孔祥熙办事，将来一旦有变，也好多一条退路。
贾存德和王子惠接上头以后，孔祥熙即给王子惠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王子惠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赴东京，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东京联络主和派，抵制主战派，以便早日恢复和平。王子惠也觉得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长不了，便听从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到日本去了。
1940年四月，王子惠返回上海，找到贾存德后对他说：“日本主和派现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天皇裕仁进谏。进谏的内容一是劝天皇责令军部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二是和谈应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而不和汪精卫政权发生关系。而且主和派首领是宫金子伯爵、天皇的叔父、前海军总司令等极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贾存德因接受了和萱野打交道时的教训，尽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沉得住气。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这把这消息告诉孔祥熙。
同年5月，王子惠又带给贾存德一封日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也是主和派）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5项条件的草稿。其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
王子惠对贾存德讲，日方真的有诚意和孔祥熙和谈。板垣就亲口对他讲，如果孔祥熙同意5项条件，板垣即可亲自签名作为正式公文送交孔祥熙。然后双方各派特使，正式商讨会谈的时间、地点和程序等。王子惠还告诉贾存德，日本裕仁天皇已决定6月前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如孔祥熙能代表中方在此之前表明态度，日方主和派就可以以此说服天皇延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王子惠还说，因事关两国命运之大计，他非常想当面和孔祥熙陈述利害。
贾存德这时才将王子惠所讲内容电报孔祥熙，孔祥熙虽然半信半疑，但内心仍掠过一丝喜悦，这毕竟是来自日本上层的主和派的声音，说不定谈判就能取得结果。但事关重大，他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下决心或向蒋介石汇报。因此，他让贾存德速来重庆面谈。
因战争造成交通不便，贾存德尽管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就起身，还是辗转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才赶到重庆。
赶到重庆后，贾存德即将板垣提出的5项条件的铅笔草稿及其它文件交给孔祥熙。孔祥熙阅后对贾说，你回去告诉王子惠，说板垣提出的5条我们同意，可以商讨下一步正式会谈的问题。孔祥熙还说，蒋介石已命令胡宗南的50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对付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一条日本尽可放心。
贾存德还没来得及离开重庆，日军就对重庆采取军事行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日方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当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把孔祥熙和贾存德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急急地钻进防洞。就见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正飞临重庆上空，就像成心似的第一排炸弹就落在孔祥熙的范庄寓所，随后又将他的舫庐寓所也炸了个粉碎。孔祥熙写到：“这些挨千刀的！一边送和谈文件，一边送炸弹，什么东西！”
事情还没算完。没几天又传从上海和西南传来消息。上海孔祥熙寓所的管事姚文凯某天晚上突然被人绑架，后查明是日本特务干的。西南方面日军封锁了滇缅和滇越公路，使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
孔祥熙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冲着他来的，是要逼近他迅速承认和谈条件，向日方表态。但在这种军事压力下的谈判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谈判，这也极大地刺伤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叫他立刻去对一个刚刚把他的寓所炸成一片废墟的国家的特使做出笑脸，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孔祥熙也决定作出一点样子给日本人看看。但他没有飞机去轰炸东京板垣的寓所，于是就把气撒在贾存德身上，似乎他目前的一切麻烦都是贾存德造成的。于是孔祥熙和他的“特使”贾存德之间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一天，孔祥熙上班后，孔令仪突然对贾存德（贾一直住在孔家）说，他今天必须搬走。
贾存德一楞，昨天还和孔祥熙谈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搬家。
孔令仪说，叫你走你就走，少啰嗦。
贾存德说，我要见孔院长才肯走。
孔令仪说，他去外地疗养了。这几个月都不在重庆，你不可能找到他。
就这样，贾存德被孔令仪“赶”出了寓所。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因为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贾存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他被孔家赶出，自然表明了孔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态度。
孔祥熙将贾存德“赶”走，并非想关闭和平大门，而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因为王子惠带来的消息和原来萱野的不同。王子惠带来的是日本上层之间矛盾的信息，这正好可以被利用。如果日本的主和派能团结起来，一起向军部施加压力，战争的局面就会改观。这比出动几十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得来的结果还要实惠。
因此，孔祥熙对王子惠送来的情况是重视的。他“赶”走了贾存德后，就在南温泉寓所秘密地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蔡森。蔡森将这段时间他们共同奔走于中日之间力主谈的情况写出了一份报告，孔祥熙亲自修改后交给了蒋介石。
同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温泉寓所看望孔祥熙，实际是为中日和谈而来。孔、蒋二人在卧室里谈了半天，无人知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是基本同意那5项条件的。因为蒋介石走后，孔祥熙即召见蔡森要他回上海转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而不是铅笔草稿，以做为板垣会谈的保证。另一方面，孔祥熙又叫孔令仪秘密找到贾存德，让他随同蔡森回上海，实际是监视蔡森和王子惠的行为，看他们是不是和日方有什么猫腻。同时孔祥熙还让人在重庆四处散布，说贾存德因怕遭到政府逮捕已逃跑，下落不明，给人们造成是贾私下里日寇接触，他孔祥熙是大义灭亲。这个烟雾弹还真起了作用，除了蒋介石及孔家的极少数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蔡森返回上海后，将情况向王子惠做了汇报。随后不久王子惠便导演了一场“和谈”闹剧。
8月下旬，王子惠约日本板垣的代表岩奇诸七到上海正式“谈判”。而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王本人，列席的有蔡森、贾存德。整个谈判过程，基本就是日方代表一人发言。这位岩奇诸七大言大惭地说，日本在考虑和中国和谈时最关心的是防共问题。因中国目前的政府军不足以防共，所以就需要邀请日方在华北地区留兵协助。
他还说，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外国派兵来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恐怕会引起争议，所以应由中方提出主动邀请日方留驻兵力协同防共，这样比较稳妥。
贾存德开始以为王子惠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和日方谈判，现在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谈判，是“宣判划押”。岩奇诸七讲完了话就让王子惠在记录上签字，而王子惠的屁股是坐在日本人一边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没为中国人说一句话。整个谈判就像事前排练好的一幕闹剧，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平等。因此贾存德站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立场上，最后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于是谈判不欢而散。
效尽犬马之劳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突然袭击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对他的同僚谈，上帝终于把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果然，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美国总统即刻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1942年1月，中、苏、美、英正式结成反法西同盟，并由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敌人都是日本，在军事方中美两国很多问题需要协调。因此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不久，蒋介石便打电报给罗斯福，请美方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
美国方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出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华。除了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同时授予他另外五个官衔：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和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总之，史迪威集多权为一身，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在华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也是他后来和蒋介石闹矛盾的资本。
本来，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人来，只不过是作出个态度，要美派个人来表示统一战线。其实是要通过他来争取更多的外援。不料这个史迪威一来中国就趾高气扬，他头上的6个官衔有5个是蒋介石无权过问的，这样蒋介石能不恼火吗？
还有就是蒋介石历来对外来援华物资随意分配，但史迪威却被美国政府授权监督援华物资的使用，防止被贪污和挪做他用。这也极大地刺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一身贵族气派，办事认真，说话直率，所有主张也都使蒋介石不快。所以史迪威来华不久，就和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来华不久便到各地视察，结果发现了许多使他百思不解和震惊的现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忙于太平洋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蒋介石不是借机休养生息，或开展对日军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把他最精锐的50万大军布置在西北战场，以对付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华东，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站立起来，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1943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使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大困难，以致中共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史迪威看到，和日军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物资供应情况极差，很多部队弹药不足，军服破旧；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很多部队的装备陈旧，士兵面黄肌瘦。
当即史迪威非常生气，他觉得美国政府受到了愚弄。美国政府对华进行了那么多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重庆后，史迪威向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提出，请他把对付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调到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给八路军、新四军补充武器装备。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他一开始就对这个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且目空一切的美国人没有好感，当然更不会让他为共产党说话。
“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史迪威将军。”蒋介石说到。
“不，不！我所看到的都是事实。”
“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更谈不上对日作战，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更新装备。”
“蒋先生，我从来都尊重事实。如果您和您的部下能亲自到延安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史迪威将军，”蒋介石的两道眉毛在额头抖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你只是参谋长。”
“大家都心平气和一点好不好？”宋美龄在一旁劝解说。
当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史迪威回到住所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在信中，他把两个月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统统说了出来。他说蒋介石政府贪污成风，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还说美国的援助多数没落到实处，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要不要与这个腐败的政权进行合作和支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称为地道的“独裁者”，说他那个剃得精光的脑袋就像一粒花生米。后来他在和别人交谈时就轻蔑地用“花生米”代指蒋介石。
自然，风声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在家里大发雷霆。在中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蒋介石也立即致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并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国情，不适合在他身边做参谋长。
本来，蒋史之争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抗战中和蒋介石的一些分歧，也和蒋介石、史迪威两人的个性有关，和孔祥熙、宋蔼龄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事。可当宋蔼龄从宋美龄那里得到了这一情况后，便觉得这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的机会。她决心从中调和蒋史的矛盾，从而表现自己和孔祥熙的能力；也可以进一步向蒋介石表示孔宋二人对蒋的忠心。
宋蔼龄把自己的想法对孔祥熙说了以后，孔祥熙便指出，关键要了解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态度。如果罗斯福还想用史迪威的话，就不宜掀起一个倒史的浪潮，而还应以和为好。
宋蔼龄觉得孔祥熙说的有理，史迪威性格直率，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真心想抗日又有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当然不会虚情假意的。但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希望和蒋闹僵，上任几个月后就被中国人“驱逐”出国。从蒋这方面来讲，美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政权得到的最大支持。因史迪威和美国搞僵，应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确定了方针之后，孔祥熙、宋蔼龄正式向史迪威发出了请柬，说是宋蔼龄过生日，请史迪威前来赴宴。
史迪威如约前往，一到餐厅便被满桌珍奇的佳肴惊呆了。史迪威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刚到中国时就出席了蒋介石准备的欢迎宴会。但像孔家这么丰盛的宴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叫什么？”
“这叫满汉全席。”宋蔼龄对史迪威解释说：“是过去满族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准备的宴席……”接着宋蔼龄又详尽介绍了满汉全席的历史、特点和吃法。
史迪威感叹到：“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
但是，这位性格直率、外号“醋性子乔”的陆军中将，并没有中国人所谓“吃人家嘴短”的毛病。吃归吃，但一扯到正题却表现出了态度的原则性。
宋蔼龄和孔祥熙都尽量用英语直接和他谈话。言谈中对美国文化极尽赞扬之能事，对美国的经济也一个劲地讲好的。但当一涉及和蒋介石的关系时，史迪威立刻警觉起来。
“宋小姐，”他说，“我认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确实作战不力，而且何应钦从中做梗是重要原因。何应钦是个亲日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情报证明他和日本人保持着秘密接触，像这样的人，蒋委员长还让他当军队的参谋总长，还让他指挥部队抗日，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我和蒋先生的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是我负责任和他的不负责任的分歧。”
“我也很讨厌何应钦这个人。”在一旁的宋美龄接着说，“在西安事变中，就是他极力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后来看到了委员长的手令，他还是主张讨伐，真正别有用心。”
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都表示同意史迪威的意见，表示他们要向蒋介石进言，尽快撤换何应钦。
不久后的一个中秋之日，宋蔼龄和宋美龄又发出邀请，请史迪威仍到孔府作客。
史迪威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印象很坏，对宋氏姐妹和孔祥熙印象却很好。她们良好的修养，彬彬有礼的举止，对美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会讲英语，使史迪威深有宾至如归之感。
史迪感来到孔府的客厅，屁股还没坐热，宋蔼龄的一席不热不冷的话语就叫他头皮开始发麻。
“史将军，我们早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你。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正在酝酿撤换你呢。”
“这个……我听说了。最近蒋先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但被总统拒绝了。”史迪威回答。
“不，史迪威将军，情况不是这样。我说的是现在美国有人在策划撤掉你。”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的国家里有人在策划撤掉我？”史迪威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身体不禁一颤。
“你太单纯了。”宋蔼龄像一位老师教导一个学生一样，“你当然知道，美国有一个院外援华集团。”
“知道，这是一个由在民间影响很大的议员们组成的非官方团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政府制度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告诉你，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和蒋委员长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许多人都来过中国，和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
“你是说他们同情蒋先生吗？蒋先生的不满可以通过他们变成向总统施加的压力，达到撤换我的目的？”史迪威点燃了一支雪茄，深吸了一口后说。
宋美龄接过话碴说：“史将军，你的话讲得太直露，太难听。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这样表述。”
这等于是承认了宋蔼龄讲的内容，史迪威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他知道，美国虽不像中国这样有各种派系，搞宗派和裙带关系，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特别是当总统竞选期间和遇到关系到重大的对外政策上，国会和白宫往往发生矛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也会争吵不休。有时为了平衡各种利益，树立白宫的形象，总统也会“丢卒保车”。
想到这里，这位傲慢的陆军中将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宋蔼龄和宋美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
“史将军，你的意见和作法实际把蒋委员长和援华集团推到了一个坑里。援华集团现在在美国到处宣传，说蒋委员长是抗日英雄，是远东抗日的战略家，为他树碑立传以争取援助。而你却往白宫报告，说他发布的战报是假的；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说他领导的政府腐化堕落；这不等于说援华集团在和蒋委员长沆瀣一气，欺骗蒙蔽美国政府和人民吗？你的报告不仅伤害了蒋先生，还伤害了援华集团。你现在明白了我刚才讲话的意思了吧？”
“可是，我直接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报告，怎么会让援华集团那些人知道呢？”史迪威还是有些不解。
“史将军，”宋美龄说，“你是在美国生在美国长大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怎么连美国的新闻自由都忘了呢？我在美国住了近10年，我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总统本人的私人信件，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令人去评判。有些记者，以专门刺探个人隐私为职业，什么样的秘密只要有人出钱，就能拿到，就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何况是你的呢？”
宋蔼龄接着说：“其实，用不着谁到白宫偷看文件，是你自己没把你的想法控制好。你看，”宋蔼龄递给史迪威几份材料，“这是你前不久到西安视察时的讲话，这是你给飞虎队的讲话录音，这是你在缅甸当着英国远征军讲的，美国的随军记者就在一旁。”
当即，史迪威的脸变得纸一样白。
宋美龄紧接住大姐的话说：“我这里也有几份材料，是一位朋友偷偷交给我的。你看看。”宋美龄指着那一份用红笔标的特别明显的段落说：“这是你说的，俞飞鹏像土匪。你知道不知道，俞飞鹏是蒋委员长的表弟？还有这份美国报纸。这份报纸说你曾说过你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这下面还配有评论，说你这种思想很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思想，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这种思想决定了你根本不宜于在中国任职……”
一番“和风细雨”般的谈话，一阵由“红粉兵团”策划的进攻暂告一段落。在预备投放的炸弹全部爆炸了以后，客厅里出现了沉默。
墙上的英式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一会儿，史迪威恢复了常态。他站起身，迈开大步走向门外又走了回来：
“不错，那些话是我说的，你们提供的材料都是准确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仍然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如果因为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有人想撤换我，那就叫他撤换好了。甚至我可以主动提出辞职！对不起，我告辞了。”
史迪威甚至连手都不准备握，到衣帽架前取下军帽，戴在了头上，准备结束这场谈话。
宋蔼龄和宋美龄都被史迪威弄得措手不及，她们没想到史迪威会有这一手，她们还以为史迪威会向她们俯首称臣，虚心请教解脱的办法呢。
“史将军，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孔祥熙迈着四方步，笑盈盈地走进客厅。
“我……准备告辞。”史迪威说。
宋氏二姐妹也对孔祥熙的突然到来似乎感到意外。
“如果没什么紧急公务，不妨再坐一会儿，我也有很多话想和史将军谈谈。”
盛情难却，史迪威只好又坐了下来。
其实，孔祥熙根本就没出去。史迪威一来，他就在客厅旁边的套间里静观“局势”的发展。当看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攻势被史迪威一一破解后，他只有亲自出马了。
孔祥熙向宋蔼龄、宋美龄姐俩使了个眼色，宋蔼龄立刻恢复了常态。
“史将军，庸之刚回来。他也久慕将军的大名，一直想找机会单独拜会……”
史迪威只好说：“我也久仰孔院长的大名。上次来府上，只见到了您美丽贤惠的妻子。”
此时宋美龄也来了灵感。
“史将军，姐夫不是外人，所以我想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真的，我觉得关键不在于你对事情从什么角度看，而在于在公众心目中，你是个胜利者还是个失败者？”
“这话中的意思？”
“很简单，”宋蔼龄和宋美龄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回答说：“如果援华集团那伙人把你整得下了台，你就是失败者。如果他们费尽了心机，你仍在台上，仍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你就是胜利者。这就如同演员上戏，你的演技再真，观点再正确，人家不让你上台向观众表演，你能说你是一个好演员吗？观众也许根本不认识你。”
宋美龄看史迪威被说动了，又趁热打铁地说：“其实，在我们姐妹心中，你是最出色的将军，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抗战的中途又来了一位不熟悉的人到中国。”
“可是，那些议员们的势力是强大的，我恐怕真的要被撤换了。”
“不，事情不一定会那么糟。”宋蔼龄说：“这个援华集团的成员都是我们下力气一个一个争取来的。与我们都有私交，都是朋友。所以我和美龄可以保证，只要努力，他们的态度不是不能转变的，不过……”
宋蔼龄故意吊起史迪威的胃口。
“不过什么？”
“蒋委员长那里，还得请将军给点面子哟。”
“我们已经吵翻了，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撕破脸了。”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的领袖不同于美国的总统，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在过去，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谁见了都要下跪朝拜，你应该理解蒋先生。其实，他也希望能和你和解，只要你给他个面子。”
“怎么给？”史迪威似乎仍有点冥顽不化。
“认个错。”宋美龄说。
“不，我不想改变观点，也不想去认错。”
宋蔼龄道：“我了解西方也了解美国。在美国人看来，实际的利益最重要，而中国人最看重面子。只要你给他面子，什么话都好说。所以和蒋委员长和解很简单，不用真认什么错，也不用改变观点和立场，你去做一个姿态就行了。再说，你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就算做一笔交易，你付出的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面子，保住的却是你的尊严、地位和你在中国拥有的一切。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史将军。”
宋蔼龄的这番话显然打动了史迪威。
孔祥熙点燃了一支三五牌香烟抽了起来，他递给史迪威一支，史迪威摆摆手谢绝了。
史迪威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做出一个姿态，或者如你们所说给他一个面子，问题就能解决吗？”
“当然，我保证。”宋蔼龄非常肯定的回答。
史迪威又看着宋美龄。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做工作。”宋美龄亦打保票说。
“史将军，”孔祥熙这时插话，“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七级风八级风，不如枕边风。”
一句话说得史迪威也笑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上，史迪威就像一个演员，在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导演下，和蒋介石合演了一出“将相和”。
那是在一年一次的民国诞生纪念宴会上，他们有意安排史迪威和蒋介石在一个桌上，而且史迪威就坐在蒋的旁边。
史迪威知道这是他们有意安排的，在宴会开始前主动向蒋伸出了橄榄枝。
“蒋先生，”他说，“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有什么话说的不对，但绝非我的本意，希望你能谅解。”
当翻译将这段话轻声说给蒋介石时，蒋介石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因为这个傲慢的美国人从来到中国那一天起，就没有对蒋介石表示过应有的尊重。而今天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主动向蒋介石“套瓷”本身，就说明他至少在形式上、在公开场合已正式承认蒋介石是总司令，是他的上级。
蒋介石微笑着和史迪威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重庆的各大报的头版上。很快美国的重要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消息和图片。
蒋介石也抓住这一契机大加发挥，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给史迪威以悔改的机会，所以继续留用。”
蒋介石虽然恨史迪威，但他不愿因史迪威和美国把关系搞僵，是有原因的。
别看蒋介石口口声声要三民主义，要民族的自立自强，在骨子是他和孔祥熙一样，是极崇洋媚外的。但外国列强很多，要依靠哪一个呢？蒋介石把在中国官场上的原则运用到外交政策上。他也认为靠主子只能靠一个人，只要认准了，就死心塌地。认多了反而会坏事，到关键时刻哪个也不帮你。而当今世界，美国是最有希望的。第一是美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雄厚；二是美国隔着中国很远，不会对中国有直接威胁；三是美国人比较傻（他这样认为）比较直，并且好交；第四他手下的骨干很多都是美国留学的，如宋氏一家。所以当孔祥熙确定了举借外债的经济方针后，美国就成为中国主要的债权国。
抗战期间，中国举借的外债是惊人的，其中光是向美国借款，就占全部借款的一大半，高居75.5%左右。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有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各类援助是战前的三倍多。美国还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的军力和资源。1942年，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他们可以攻打澳大利亚，攻打印度，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地方打下来。那样一来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和德国会合，和德国联合起来举行一个大的反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美国陆军将军泰勒也曾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处于这种状态：要使之衰弱到惟命是听，强壮到能执行命令。
美国的巨额借款，对支持国民党抗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沦为美国的附庸。
在抗战期间，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左右着中国，而且还在金融、海关、矿产、财经等多方面控制了中国。如1944年国统区的金融界争购美钞，大搞外汇投机，充分表明了国民党在金融上对美国依赖性。
因此，蒋介石在对美国的关系上特别予以重视，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特别予以考虑。像史迪威，若是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早就轰走了，但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罗斯福派来的，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反之，主子的心思，奴才想得最明白。孔祥熙、宋蔼龄积极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从中斡旋，也就是这个道理。
1943年10月，孔祥熙、宋蔼龄使史蒋风波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好景不常。一年之后史蒋矛盾再次爆发，而且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更难以收拾。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自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巡洋舰、300多架飞机，并使3500名日军丧生后，日军企图在瓜岛挽回败局。结果，战役又遭到惨败。在近两个月的争取占领瓜岛的战斗中，日军损失了各类舰艇24艘，阵亡5万多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几乎全部被摧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进行的一切企图都宣告失败，而美军则开始转入全面进攻。
1944年6月，美军出动3个海军陆战师和1个后备陆战师，3支大舰队。其中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32艘、飞机1000余架，总兵力13万人在马里亚纳和日军太平洋舰队所剩余的最后几十艘军舰展开了决战。最后将日太平洋舰队全部击溃。其后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中将、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剖腹自杀，数万名日军阵亡。但美军在进攻塞班岛和关岛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几万名日军全部自杀或战死，无一投降。美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中的失利，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支援日本本土作战，1944年4月，日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当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战役刚刚打响不到几天，便全线溃退，望风而逃。日军则乘胜追击，又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
罗斯福得到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立即和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再不加强管理、纪律和统一有效的指挥，就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也岌岌可危。这样一来，日军就可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加大美军的压力，影响太平洋战争胜利的进程。鉴于国民党军队目前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指挥不灵，管理混乱的情况，罗斯福于当年7月7日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美在中国的全部军队，授以全责和全权，其他人不得干涉。
蒋介石虽不同意，但为了不和美国闹僵，只得采取缓兵之计。因此在7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原则同意”。
尔后蒋介石又给在美访问的孔祥熙发电，告之史迪威今天已控制了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的全部军队，并给共产党提供装备，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孔祥熙在美国加紧活动，一定要设法阻止史迪威大权独揽。
孔祥熙的处世原则历来是只认蒋介石为主子。在国民党内他对谁的话都是先看再想再办，只有对蒋介石的话要立即执行，从来不打折扣。
孔祥熙立即向陪同人员交待，请求约见罗斯福总统。
7月15日，罗斯福同意会见，孔祥熙如约前往。在此之前孔祥熙绞尽脑汁，怎样用简练精僻的语言说服罗斯福呢？他在头天晚上打了腹稿，又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一见罗斯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到，中国的军队情况复杂，由于历史、地域、派系等等缘由，除了法令、纪律的约束外，主要要依靠统帅与将领之间的个人感情来指挥与调动。决不是任用一个什么人、发布一个什么军令就能执行的。所以让史迪威做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恐怕不妥，望总统能三思。
说完之后，孔祥熙颇为得意。这些话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又恰到好处，不失外交礼仪。不料罗斯福并不为之所动。当时他问：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蒋先生的意见？”
“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孔祥熙连忙回答。
罗斯福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打来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你就不必多虑了。”
孔祥熙只好悻悻地走了。
当晚孔祥熙把情况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立即再派宋美龄赴美，再次为史迪威一事游说。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所以美国方面还是在礼仪给予相应规格的接待，到机场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宋美龄对霍普金斯说，她这次到美国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疗养和休息。但是她希望能尽快见到罗斯福总统，以转达蒋介石对他的问候。
霍普金斯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他说既然你不是为国事而来，也就不必要专门拜访总统了。你安心去医院疗养，总统夫人会去看望你的。
宋美龄一看弄巧成拙，也就顾不了别的了。她开诚布公地对霍普金斯讲，她是来美疗养的，但疗养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命令。
宋美龄态度坚决地要霍普金斯转告罗斯福，史迪威肯定不能胜任指挥全局的任务，他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军队，他只是用美国的观念按照个人的意志指挥战争。他曾强迫蒋介石把最精锐的55师派到缅甸作战，最后这个师全军覆灭。宋美龄说，蒋介石非常尊敬罗斯福总统，非常珍惜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才派她亲自来，希望美国方面能予认真的考虑。
宋美龄的游说仍然没有奏效，这可急坏了孔祥熙。他对宋美龄说，咱们俩人都不能说服罗斯福，看来中美关系真要降低到冰点了。
宋美龄说，能不能叫大姐也来美国，她在外交方面比你我都更加灵活。
孔祥熙立即给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宋蔼龄发电报，将他们在美国受阻的情况通报过去。
宋蔼龄接到电报后反复考虑，决定先不去美国。她觉得孔祥熙代表官方去谈不成，宋美龄以私人身份去谈也不成，她宋蔼龄论官位没有孔祥熙大，论身份没有宋美龄高，她去美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而且问题的关键是罗斯福铁了心要史迪威指挥，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指挥官。但是假若史迪威自己不愿意，或者他认为自己指挥不了呢？由史迪威去对罗斯福说不是比蒋孔说更为有利吗？！
于是，她下决心再次邀请史迪威。
史迪威来中国多年，当然知道宋蔼龄是何许人也。虽然这个女人无官无职，但从某个角度说，她随时代表的是国民党最高层利益的意见。所以史迪威不敢怠慢，立刻按邀请的时间来到了孔公馆。
宋蔼龄开门见山，说请你来就是为了罗斯福命令一事。宋蔼龄说：“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这一个讲人情讲伦理讲关系的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敢杀？就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的了全国的军队。中国军队现在分几派你也知道，有老蒋的嫡系、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军，你能凭罗斯福的一纸命令叫他们乖乖地听你指挥？”
史迪威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要我做总指挥确很困难。但是，这不是我要当的，而是总统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让我当的。”
宋蔼龄进一步说：“如果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交给了你，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中国已沦陷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人摆脱美国的侵略，这会不会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自称的自由、民主的形象呢？”
史迪威被宋蔼龄说服了。当即他向宋表示，他可以服从蒋的指挥，将来有机会他会向罗斯福总统陈述这一切，使其了解中国的实情。
蒋介石得到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报告后，增强了和罗斯福对抗的决心。因此他故意拖延、迟迟不宣布史迪威的命令。
当年8月23至9月18日，罗斯福在蒋介石故意拖延宣布任命的情况下两次致电蒋介石，要蒋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说如果蒋违抗的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蒋负责。
罗斯福的指责，迫使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摊牌了。
9月15日，就是罗斯福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25日，他亲自打电报给罗斯福，电报中说：“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一、我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出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电报后，又立即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电，告之“此事不解决，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
同时蒋介石还电告孔祥熙在此事没解决之前，不接受美国的任何接济，并随时做好准备迅速回国。
蒋介石和孔祥熙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起将了罗斯福一军，使罗斯福陷入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困境。要么继续施加压力使蒋接受让史迪威掌握全中国的军队，但这样要冒着同蒋介石决裂的危险；要么收回命令，向蒋介石屈服，但个人的面子要受到损失。
罗斯福选择了后者，结果蒋介石下赢了这盘棋。当年10月1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霍普金斯已告之他，说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原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刻找到霍普金斯，向其陈述利害。说如果罗斯福不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而罗斯福这个决定本身确实有点强加于人，让中方接受不了。霍普金斯也很快把孔祥熙的话转告了罗斯福。
对日作战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目标使罗斯福考虑到中美合作在当前的重要，因此他只能退步了。
同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正式召见孔祥熙，向他说明了美国准备正式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0月8日，美军副总参谋长请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军准备让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
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致电蒋介石，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次日下午史迪威便乘机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3年的参谋长生涯。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在这次“史迪威事件”中又为蒋介石效尽一次犬马之劳，并且终于赢得了胜利。
老蒋和美元一个都不能少
虽然蒋介石、孔祥熙因史迪威的问题和罗斯福大闹了一场，但这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是个小插曲。孔祥熙明白，在中国和所有外国的关系中，美国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首先考虑的。
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的工业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瞠目。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为世界第一位。仅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2亿美元。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是也效仿英法等国进行资本输出，其中两个重要地区就是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蒋介石之所以看好美国原因就在于此，一是美国资本雄厚，可能为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二是美国在亚洲有经济利益，而日军的侵略破坏了这种利益。在抗日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直接开战，中美之间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紧密，蒋介石就越发想从美国身上揩油。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蒋介石宣称对所有国家实行平等外交，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在美国。即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孔祥熙也公开说：我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各端，莫不集中目标于华盛顿。
在对美外交上，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但侧重孔祥熙。因为孔祥熙比宋子文显得更谨慎，宋子文当时已宣称再也不为蒋家卖命，而独自做自己的生意。蒋介石虽然认为宋子文是个人才，但也不能屈尊去请他出山。离了你还有孔祥熙，地球照样转。孔祥熙就这样，又变成了蒋介石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了。
1938年9月，南京被日军占领不久，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派胡适去美国，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
蒋介石不解，问为什么非派胡适去，况且胡适当时正在英国。
孔祥熙说，这件事也考虑了很久。抗战以来，国家急需外援，而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胡适为著名学者，在美国信誉极佳。胡适的书在美国连年畅销，胡适被美国的舆论界称为美国之友。胡适是一学者，自然清高，不去请其出山，他断不肯主动到政府谋职。想当年刘备为求得人才，三顾茅庐。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急需人才，胡适又为国家所必需，只要我们诚心去请，他一定会尽力。
蒋介石此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孔祥熙极力推荐胡适，自有道理，也不必多加干涉，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孔祥熙得知蒋介石同意，即给在英国的讲学的胡适发了一封电报，告之政府已令他为新任驻美国大使，直接到美国上任。
胡适是著名学者，比孔祥熙小12岁，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因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而享誉学术界，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孔祥熙和胡适原本并不熟，后来在山西成立“中美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12年孙中山抵太原时，孔祥熙专门拜见。孙中山对孔祥熙的“中美同盟会”表示赞赏。胡适闻讯后也对“中美同盟会”发了贺电，孔祥熙知道了胡适。后来孔祥熙到上海，赴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又和宋蔼龄结婚，自然读了不少新书，其中最喜欢的便是胡适的。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成就最高。1924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大业，拖病弱之身赴北京做张作霖、段祺瑞的工作。当时孔祥熙随同前往。在北京，孔祥熙第一次见到胡适。因为二人都留美崇洋，又都性情温和，崇尚中庸，自然成了朋友。然后孔祥熙从政，胡适从文，虽相隔千里却也心心相印。因此孔祥熙在这种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
他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还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
却说胡适，接到孔祥熙电报后，受宠若惊。他曾对朋友谈过，永远不从政；并说官场龌龊，小人当道，实乃我辈之耻辱。中国的文人历来如此，一会儿出世，一会儿入世。出世时自命清高，抨击时政，纵横捭阖，好像天底下就他一个真君子；一旦皇帝下诏入宫，又感恩涕零，为谢知遇之恩竭尽全力万死不辞。
胡适中断了在英国的一切学术活动安排，即刻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就任。孔祥熙担心胡适一个文人不懂金融财经之事，又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前去辅佐，并委任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接头后，研究了主攻方向。决定第一个目标是和美国财长摩根索会谈，请求贷款。因准备用中国的工业原料桐油为抵押，所以这笔货款又称为“桐油贷款”，希望贷款额为41亿美元。
胡适的政治观点是反共的，希望中国欧化而深受美国人喜欢，陈光甫曾做为美国的代理人与摩根索十分熟悉。所以他们的话很快得到摩根索和美国务院的支持。消息传达到国内，孔祥熙十分得意，即向蒋介石汇报，其中不乏他选人得当的自满。
不料几天后事情有变。原来这项贷款计划在罗斯福审查时出现了麻烦。按美国法律规定，这样数额巨大的贷款必须由总统审批核发，还要到国会去表决才能生效，而总统同意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一直持怀疑态度，对国民党上层的贪污腐败也略有所闻。他可不愿意把美国人的纳税款填到一个不见底的大窟窿里去，或者流入一些军阀官吏的私人腰包。当时他对摩根索说：“我同意贷款2000万美元（数量上先大大降低了）。但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保证他继续抗日，而不是继续撤退和妥协。我真不明白，他的军队5个人为什么打不过1个日本人。第二是蒋介石应明确这2000万美元的确切用途。”
胡适、陈光甫把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孔祥熙后，孔祥熙又向蒋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这两条都好办，尽管他已经打定主意再撤退，把武汉留给日本人，而退守重庆。
10月30日，蒋介石在离开汉口前发表了一个《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表示要与日军血战到底。可实际上，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告全国军民书后，除了张自忠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和1942年史迪威指挥的滇缅战役外，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再没有大规模的交锋。
孔祥熙为弄到贷款，也积极配合蒋介石，在各大报纸上撰文，表示要坚决抗战，并将蒋介石的声明和他的讲话致电罗斯福。
1938年12日中旬，“桐油贷款”由罗斯福批准。次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协议并互相交换了备忘录。这份协议规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但不得购买军火、飞机和汽油等重要物资；中国以22万吨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还本付息。
据说协议签定后，当蒋介石得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后并不满意。首先是为什么不能购买军火？我借你的钱，又不是不还，又不是不付利息。你需要桐油，我需要美金，是互惠互利的。蒋介石觉得谈判的焦点是在利息上。就这么一个一点便宜没占、美国人一点亏不吃的谈判，还拖了一个多月。
胡适、陈光甫也觉得这批贷款谈判并不特别成功。但孔祥熙三天五天一个电报地催，他们就只能到处求人说情，结果瓜没熟就硬要摘下来，当然不会有多甜。
1939年，由于国政党政府滥发纸币和战争的破坏，法币和1937年相比贬值了46%。孔祥熙战前曾去英国活动，乞讨贷款，却成效不佳。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英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国抗战——打击日本就是打击德国，决定向中国提供5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和500万英镑平准基金贷款。但这也没能阻挡法币继续下跌。因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想起了在美国悠哉悠哉的胡适。
其实，这时孔祥熙已对胡适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自己向蒋介石推荐胡适可能是个错误。但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不可能马上把胡适换下来，只能将错就错，死马当做活马医赶着鸭子架，说不定还真能逼出点名堂来呢。
孔祥熙急电胡适、陈光甫，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设法再弄到7500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国内的燃眉之急。孔祥熙在电报中煞有介事地说：
“我国币制关系各国在华商务利益至巨。币制动摇，与其在华产业价值关系尤为密切，维持我国法币，亦即以保其权益……若再不援助，则一旦情形恶化，美在我国资产及商务，势必无法立足，同归于尽……”
孔祥熙在给胡适的另一封电报中建议：
“查欧战时，英负美债甚巨，迄未偿还……能否可运用由美转移债款与我，或委托我国代收……”
孔祥熙的一封封电报，像电棍打在驴屁股上，急得胡适和陈光甫团团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再亲密的朋友也有两个字不能提——借钱。美国人是恪守这一传统的，除非有极特殊的理由，或是有第三者的法律担保，你要想向别人借出钱来难上加难。对于中国这个穷朋友，美国人自然不那么情愿掏腰包了。
无奈之际，胡适和陈光甫厚着脸皮一次次要求见罗斯福。罗斯福以为他们有什么急事，见了面才知道又是要钱——这次学乖了点，没有狮子张大口，一张口就是四个亿，而是7500万。
罗斯福也学会了踢皮球，他把球踢给了琼斯——美国联邦委员会贷款办公室主任，一个身材高大、但说话没有表情的爱尔兰人后裔。
胡适和陈光甫又一次次地约见琼斯，并一次次地像背台词似的重复着中国决心抗战、决不投降的套话，直说得自己的腮帮子都发酸了。
琼斯是任你说破了天，任你说出的唾沫点着了灯，他也是拿定主意不松口。他还不如罗斯福，罗斯福还要考虑中国若真的被日本占领会给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损害。而他想的是中国抗不抗战和我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能确实给我们美国人带来好处。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心急火燎地攻不动，孔祥熙在重庆也焦灼不安起来。他推荐的好人，他建立的关系，这么一点子事情都办不好，怎么向蒋介石交待？总不能为了这7500万美元让蒋介石求罗斯福吧，太栽面子了。
到1940年2月，第二批贷款已提出5个多月了，美方仍没有一点松动迹象。孔祥熙直接敦促桐油的生产和出口，并再次致电胡适和陈光甫说，我们是极讲信誉的，第一次贷款的抵押桐油我们已向美国运出了大半，在约定期限内完全不成问题，应以此做为凭证向荚方提出会谈要求。
孔祥熙还给胡适、陈光甫出主意，让他们继续以中国的矿产或美国缺少的急需金属为抵押，设法促成这笔7500万美元的贷款。
不知是孔祥熙的这两着果然奏效，还是琼斯被胡适、陈光甫缠得没办法，琼斯终于同意从美国援助芬兰的援助中拨2000万美元给中国，而且可以自由支配，只是仍规定年息为4厘，7年内本息付清，但抵押是不能含糊的。抵押为中国向美国出口4万吨一律是凡九成色的滇锡售后款。
陈光甫在签定这次协议后深有感触地对胡适说：“今后抗战必须自力更生。我先自助，人方助我，我先自强，人方帮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
陈光甫的话道出了几分真理，但孔祥熙怕是听不进的。他认准了洋主子的主意是不会变的。这次“华锡借款合约”签字后，蒋介石很满意，因为贷款可以自由支配，用不着他美国人规定必须买什么。孔祥熙也颇为得意，他觉得这种钱就像白捡的一样，那些桐油、那些锡有什么用？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同破烂一样，而到了美国就成了宝贝，就能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就能为我所用，给自己带来数不清的好处。还有就是你向他借钱越多，他就越离不开你，到时候他不想帮也得帮，不想管也得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这就叫钓鱼，钓上了一条大鱼。
孔祥熙的外交思想和他的从政理论差不多，以主子只能认一个，交洋朋友、找洋靠山也只能找一个。自从他上潞河学院那一天起，他就认准了美国人是朋友，是靠山。他曾不止一次在家中对孔令仪、孔令侃说，像咱们这样的穷国家，不靠美国靠谁？
从反面来说，美国佬的钱也没白花，他们千方百计在中国找他们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就像做生意的先期投入一样，看准了一个项目，先期投入一小笔，项目成了就赚回来一大笔。他们在孔祥熙身上花了几个小钱，就为美国在中国大陆赚回了“大钱”。即使不说在政治、军事等大的方面，孔祥熙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就单讲那几笔贷款，尽管胡适和陈光甫求爷爷告奶奶，孔祥熙也绞尽脑汁，美国人在哪笔贷款吃了亏？那桐油、那纯锡，都是美国国内极缺的物资，要从欧洲或非洲进口价格要高出一倍多。你当美国人是傻子，发扬风格把钱借给你以支援抗战？！
孔祥熙不仅自己“效忠”洋主子，还积极影响蒋介石。让蒋介石也相信只有美国人是真正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他就向蒋介石吹风。渐渐地，蒋介石也受到了孔祥熙的影响（当然不是孔祥熙，在蒋身边的人大都亲美）。而美国处于自身的利益，也确实给蒋介石政府不少的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便迅速增加；抗战初1938～1940年，美国对华援助贷款不足5000万美元。而从1941至1945年，美国对中国的各货贷款达7亿美元，超过前几年的12倍。
这些援助，对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渡过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史迪威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说孔令侃曾问过孔祥熙，如此巨额的援助会不会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孔祥熙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有什么不好，比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要强得多。
孔祥熙虽然在效忠中国主子蒋介石的同时极力巴结美国“主子”，但并不是就没有矛盾。孔祥熙看中的是美国“主子”的钱，而美国看中的是孔祥熙的权，还有中国的钱。所以当这种“交易”出现赤字时，或一方太贪婪过于霸道时，“主”、“仆”之间也会大打出手。孔祥熙就因为不满“主子”的剥削和美国佬大干了一场，最终失宠。而孔祥熙失宠于美国又和在蒋介石面前失宠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罢黜孔祥熙除了国内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得罪美国。孔祥熙因为蒋介石因为国民党政府而得罪了美国，而蒋介石却因怕得罪美国而把孔祥熙驱逐出政坛，这不说是政坛丑闻，也算得上是蒋介石历史中出彩的一笔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联合抗日，美军陆空军人员来华的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做军事顾问，有的则直接对日作战。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捞取更多的美元，孔祥熙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军在华人员需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不必从美国运来，而由中国政府供给，美方表示同意。另外美军为了轰炸日本，控制制空权，在昆明、成都和湖南怀化等地修筑了能供B—29远程轰炸机起降的7个大型军用机场。修筑机场所需的人力物力由中方提供，折合费用待战后结算，由美方一次付清。中国因供应美军军需物资和修建机场费用两项，共垫付6亿美元（由法币折算）。
1943年11月，美、英、中首脑在开罗聚会，商讨战争大计。蒋介石向罗斯福申请再要10亿美元的贷款，罗斯福没答应。开罗会议后中国经济继续恶化，法币贬值严重，工业生产停滞，贪官污吏横行。蒋介石在一筹莫展之时，又请孔祥熙到美国活动，一方面争取新的贷款，一方面希望美国尽快拨还所欠垫款。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瓜岛战役后日军主力航母和进攻型战舰再遭重创。不久，山本五十六视察时在空中被美军击毙。美军已完成了在海上对日本的包围，但在海上失去进攻能力的日本在陆地上还做垂死挣扎。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兵力还有两百多万，1944年又相继在中国发动了几次战役，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用大批美元购买的军火也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孔祥熙就是在这时候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去美国的，这是他作为官方代表最后一次去美国，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遭受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在信中把罗斯福吹得天花乱坠，但罗斯福不领情，对实质性问题即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避而不谈，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
其实在孔祥熙到美国之前，美驻华大使高思就向罗斯福建议说，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援助，但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努力作战，而且屡现败绩，给他们再多的援助等于浪费。高思还说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从美国的援助中贪污挪用，中饱私囊；美国的援助正在加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
孔祥熙见贷款无望，就向罗斯福提出第二个问题，即拨还中方的军需供应和修筑机场代垫的6亿美元，并说明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及这部分资金对中国的重要性。
罗斯福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就原则上答应了。但具体细节要孔祥熙和美财政部、国防部磋商。
这一磋商就出了问题，孔祥熙提出应按中国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20元法币计算，而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认为应该按中国目前的市价1美元兑换200法币计算。如按美方的算法，中国方面将吃大亏，因为法币贬值有个过程（1美元兑换200法币是1944年重庆黑市上的比价）。
两种不同计算比价方法的结果，是相差几亿美元。事关重大，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相让。有一次他们俩在会谈中竞争吵了起来，吵得脸红脖子粗，令陪同人员十分尴尬。
孔祥熙知道目前国民党政府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在抗战初期实行的种种改革都已走进死胡同，靠大量增印钞票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44年的财政赤字已达数百亿法币，如果讨不回这几亿美元，他这个财政部长真该引咎辞职了。
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退让，使谈判毫无进展。孔祥熙在美国呆得索然无味，又不能就这么回去，就叫宋蔼龄也到美国陪着他。宋蔼龄来后想缓和孔和摩根索的关系，就在宾馆里设了一顿便宴，邀请摩根索参加。
摩根索也不怕吃人家嘴软，邀请便来且来了就吃。席间，宋蔼龄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摩根索就是不吐口。最后摩根索大概被逼急了，说了一句让孔祥熙、宋蔼龄都吃惊的话：“孔博士，你何必为了蒋介石伤害咱们私人间的感情呢？”
孔祥熙当时脸色就变了，尽管他是一个大人物，代表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他说：“摩根索先生，咱们朋友是朋友，但工作是工作。蒋委员长是我最尊重的领袖，他代表一国政府，我为蒋委员长服务义不容辞……”
摩根索见孔祥熙认真了，知道自己言重了，宴会不欢而散。
在孔祥熙的一再坚持下，美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即所有驻华美军使用的中国法币，分两次结算。第一次按照中方意见，以中国中央银行结汇官定价格核算；第二次采用折衷方案，孔祥熙和摩根索都作出让步，取得一个双方都认同的汇率另行结算，修筑机场费用战后结算。
孔祥熙在美大半年，为蒋介石从美国多挖走了1亿多美元，为解决重庆政府的财政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此和美国人结了怨。
这次是孔祥熙下野之前在美国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除了催讨垫款外，孔祥熙还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到美国国会讲演。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意外。一是孔祥熙本人不善讲演，虽说年轻时办教育他常出头露面，但那毕竟是小门小户。从政以后大都讲官话，拿着稿子念，讲演的技术也就慢慢荒废了；二是美国国会都是美国各界要人的荟萃之地，一般不让外国人到这里讲话。整个抗战期间，美国为了支持战争，团结人民，一共只邀请了荷兰女王、英国丘吉尔首相和宋美龄3人到国会讲演，这次主动邀请孔祥熙，对孔祥熙来讲不能不是一大殊荣。
二是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黄金。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孔祥熙决定向美国购买6亿美元的黄金。当时美国黄金官方价格是每英两35美元，而中国市场的黄金价格是法币3万元1两。当1美元折合200法币，100美元可以在美国买到官价黄金3英两，而在国内市场只能买0.66两，相差近两倍。
如能在美国按官价买到3亿美元的黄金，再运到中国出卖，这一出一进该赚多少钱。
当然，孔祥熙是在为国家做这笔生意。前不久侵吞美金公债后，他心里一直有种不祥之兆。宋蔼龄到美国后，他曾问宋蔼龄，老蒋有什么表示。宋蔼龄回答说没听到什么反应。但孔祥熙还是不放心，他决心为蒋介石做一个补偿。
他成功了。罗斯福觉得这件事美国不吃亏，既可以把多余的黄金卖出一部分，又能做一个好人，也作为对不同意给蒋介石10亿美元贷款的一种补偿。他还提出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运送这批黄金，不收运费。
然而孔祥熙并不知道，就当他和宋蔼龄在美国像孝敬老子那样为老蒋奔波时，在重庆陈氏兄弟正在秘密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倒孔运动。而蒋介石在听到了对孔祥熙越来越多的非议后，也准备牺牲这位“宰相”了。
孔祥熙帮助蒋介石弄到的这批黄金成了蒋介石在财政上的定心丸。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是用这批黄金发行了“黄金储蓄存款”，积累了一笔打内战的经费。然而这场内战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崩溃，这却是蒋介石和孔祥熙者流所始料不及的。
姐妹再聚首
当年在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宋蔼龄在孔氏家族中的位置甚至超过孔祥熙。有人曾开玩笑说，孔祥熙当国民政府的家，宋蔼龄当孔祥熙的家。此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几分道理。
当年的宋氏三姐妹可谓叱咤风云，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一个是蒋介石的老婆，唯独大姐宋蔼龄“屈尊”做了孔祥熙的妻子。所以人们说这三姐妹，一个爱国，一个爱权，一个爱钱。
爱钱不爱钱，反正宋蔼龄爱管事，爱出风头表现自己。别看宋美龄、宋庆龄出面都比她风光，但她常常能影响两个妹妹的感情和意向，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不当家却爱做主。抗战初期她就成功策划了宋氏三姐妹赴渝行动和支持参与“工合”运动，从而和孔祥熙所谓的“经济改革”相得益彰，为孔氏家族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1938年5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在长江汉口的武汉关码头，孔祥熙送宋蔼龄上船，去庐山参加谈话会。“西安事变”后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成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急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作出一种姿态，树立一种形象，以证明他们是抗战之中坚、民族之脊梁。因此庐山的这次会议虽然只是妇女界的一次集会，但意义深远，影响颇大。因为参加会议的妇女都是知名学者、专家和党政军首脑的夫人。宋蔼龄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孔祥熙也全力支持。
宋蔼龄之所以想去庐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宋庆龄。
宋家三姐妹个个才貌双全，宋庆龄当时不顾全家反对，毅然和孙中山结合的壮举，使宋蔼龄不得不对这位平日里端庄娴静的妹妹刮目相看。宋美龄欲和蒋介石结合时，宋蔼龄极力撮合，宋庆龄却坚决反对。以后宋庆龄和宋家的裂痕越来越大，宋氏姐妹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特别是在1929年以后，宋庆龄公开宣布，如果蒋介石不回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上来，她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后。此后宋庆龄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竟于1933年6月18日派复兴社特务暗杀了孙中山当年的秘书，亦即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抗战爆发后，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形成，宋庆龄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蒋介石对宋庆龄也是无可奈何。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于是和宋蔼龄商讨，能否利用这次机会做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回到国民党中来，起码不发表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宋蔼龄和宋庆龄为同胞姐妹，过去一同漂洋过海赴美国同窗苦读，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手足情深，历历在目。然而回国后不久，便都投身于政治斗争，又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至后来视为路人。现在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自然又有了共同的语言。宋蔼龄也是极想尽其所能说服宋庆龄的。
上海失陷后，宋蔼龄得知宋庆龄去了香港，便同宋美龄一首去了香港，三姐妹同住了一段时间并达成了谅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始新的一页。但宋蔼龄知道，过去的事可以不提，但埋藏在心中的创伤却是很难熨平的。特别是杨杏佛的被害，使蒋介石和宋庆龄之间设下了一条不可能沟通的鸿沟。但即使这样，宋蔼龄也决心去沟通去谅解，因为这是上帝给她们送来了一次机会。
同年5月20日至25日，全国各界优秀女性云集庐山，会议如期举行。
会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和邓颖超等全国著名妇女活动家就抗战期间动员妇女民众、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改善妇女工作团体状况、战时救护和赈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当时会议的气氛民主而热烈，尽管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抗战的大目标一致，大家都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
为了在宋庆龄面前做出一个姿态，宋蔼龄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我虽然住在国外（香港），心却一直留在国内。我希望全国的姐妹们能真诚团结，努力工作。我表个态，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将献出我所有的忠诚。”
宋蔼龄还说：“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代表，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讨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把全国的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宋蔼龄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宋蔼龄虽然有她自私、虚伪、贪婪的一面，但平心而论在抗战问题上，她还是热心的。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就捐赠数十万元，建立了一所能医治近千名伤员的医院，被抗战官兵称为“救死扶伤的卫士”。在前线伤兵的提议下，宋蔼龄又担任了“伤兵之友”理事。随着战斗的深入，战争的扩大，伤兵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后方救治，一时医院床位告急，资金缺乏救护药品不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宋蔼龄和几家大医院院长商议后，决定成立“伤兵之友总社”，统一指挥协调有关伤兵救治、转运的一切问题。孔祥熙担任了总社理事长，宋蔼龄任了理事。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把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又成立了香港“伤兵之友协会”，自己任会长。为了使伤兵的治疗、住宿及出院后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的名义发起了征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70万人参加了募捐，捐款100多万元。
不过，与其说是宋蔼龄的“诚意”感动了宋庆龄，还不如说是宋庆龄深明大义。困难当头，应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解救民族之危亡。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宋庆龄接纳了宋蔼龄。
于是不久后，香港成为姐妹二人活跃的舞台。宋庆龄积极为推进“工合”事业奔波劳碌；宋蔼龄也为“伤兵之友”日夜操心。恰在这时，宋美龄也来了。就这样，宋氏三姐妹在抗战的高潮中，又在香港团聚了。
说起来宋美龄此次赴港，还颇有些偶然因素。宋美龄原本没计划此时赴港，虽然宋蔼龄给她打过电话，希望她能及时赴港，使姐妹团聚。但当时抗战正酣，宋美龄被美国极有权威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夫人。宋美龄决心帮助蒋介石做点实事，为抗战做出贡献，为自己再添光彩，便驱车到前线。不料正遇日军飞机轰炸，宋美龄的汽车翻出了公路。好在没受致命伤，但也断了两根肋骨，随行人员劝宋美龄治疗休息，但宋美龄却执意不肯。她说，我要去前线的消息已通告将士，如不前往必将失信于官兵。于是她忍着剧痛来到前线，当晚便对官兵发表演讲，还连夜到医视察看望伤病员，第二天才回来治疗。因为延误了治疗，肋骨落下了病根，一到劳累过度或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当时宋美龄还主动请缨，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她到美国访问，商讨组建立空军事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回国后她积极参予了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甚至熟悉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遭到严重损失。上海抗战前，中国空军能升空的飞机约有250架，而到南京保卫战快结束时，仅剩下6架。到1940年，由于日军飞机对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发展到了最低谷。宋美龄心急如焚。一方面请求蒋介石免去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一方面直接找当时负责中国空军建设的美军官陈纳德，要求美国立即提供500架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新机场和培训飞行员。
由于重庆屡遭轰炸，空军建设又一时没有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急火攻心以至旧病复发，每夜肋骨伤部剧痛，难以入睡。经蒋介石、孔祥熙劝说和宋蔼龄做工作，才动身来到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宋蔼龄的住所。这是坐落在香港沙逊街的一栋别墅。宋庆龄也因此搬了过来。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就常常传出三姐妹朗朗的笑声，真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姐妹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的情景。没有分歧，没有隔阂，没有戒备，没有争吵，用亲昵的上海话聊天。她们一同回忆往事，谈论起童年天真无邪的时光和赴美留学时的感受。那时她们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又胸怀大志和一腔热血，都发誓要做妇女解放的先驱……
同年3月8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一同出席了香港有关人士组织的纪念“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当宋氏三姐妹一同亲密无间地出现在茶话会会场时，新闻记者们立即发现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特别是宋庆龄的出现，绝对含着丰富政治意义。因为近10年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宋氏三姐妹从没有走到一起，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一位新闻记者在事后的报道中写到：“我相信她们俩人在那里，但没想到孙夫人也在那里。她从来不和她们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已团结起来，进行着一场保卫民族的战争。”
几天后，香港的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抗日集会，邀请宋氏三姐妹参加，她们欣然前往。在那次集会上，宋美龄首先做了讲演，并公开赞扬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运动。宋庆龄、宋蔼龄也在集会上发言，宋庆龄还代表“保盟”向宋蔼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捐款。
就在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在国内在国民党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精卫叛逃了。
汪精卫逃到日本后，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国民党内部如何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如何不合，中国抗日领导层各抒己见、形不成核心等等。由此引发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小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甚至拿宋氏三姐妹开刀。说这三姐妹逃避现实，害怕艰苦，在群众和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却跑到中立地区去过和平舒适的生活。
于是，宋氏三姐妹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启程赴渝。
宋氏三姐妹这次的四川之行正是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权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因此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确，当时正处于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投降、认贼作父，以及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使人民意识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都将存在。不少人因此为民族的团结和抗战的前途担忧。而宋氏三姐妹结伴返回四川并在重庆公开露面，无疑给重庆沉闷抑郁的空气中吹进了一缕新风，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和信心。
当天，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蒋介石特派侍从室主任张冲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还专门致了欢迎词。张冲对宋氏三姐妹说，本来蒋委员长准备亲自到机场欢迎各位，因要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不能前来，请她们原谅。他特别请宋庆龄原谅。
而后，张冲带领满载武装警卫的军车开道，宋氏姐妹的小车鱼贯而出，驶入市中心。3月的山城阳光灿烂，春意融融。远远望去，歌乐山苍茫沉静，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近处路边鲜花盛开，翠柳吐绿，一片温暖一片春意。
应宋蔼龄的邀请，宋庆龄住进了孔府，这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精心安排的。一来可以使宋庆龄生活的安逸舒适；二来可以有宋蔼龄陪伴，不显得寂寞；三来也可以在客观上限制宋庆龄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交流。宋庆龄之所以同意住进孔府，也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更好地做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并且希望能使姐姐蔼龄的思想发生转变，向好的方向转变。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聚首，立刻成为各新闻单位的热门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要求采访，社会各界也极注意三姐妹在重庆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宋庆龄，曾与妹夫蒋介石势不两立，一个支持共产党，一个要消灭共产党，甚至兵戎相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孔夫人、孙夫人及蒋夫人3月31日联袂来渝，孔夫人及孙夫人尚系初次访问战时首都，彼等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表现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的光荣。”
4月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对宋氏三姐妹联袂来渝及抗战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短评说：“我们除向领导女运、积劳成疾且病后重新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敬慰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致意。”
短评中还指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转赴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努力，团结广大爱国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短评最后说：“宋氏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对团结各族人民英勇抗战有着重要意义。相信重庆乃至全国各界妇女，在蒋夫人、孙夫人领导之下，能够使妇女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这必将会大大增强抗战的力量，促进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实政，保证抗战的早日胜利。”
重庆《大公报》也对宋庆龄来渝表示欢迎，并撰文说：“我们欢迎孙夫人这次到内地来。因为自抗战以来，孙夫人还未到首都来过。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因为，敌人已走向败亡之路，我们已看见胜利的曙光。”
《大公报》的文章还说：“新兴的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也正在孙先生的精神领导下而抗战而建国。我们欢迎孙夫人，更希望孙夫人帮助政府，使抗战早成，建国早成！”
宋氏三姐妹同赴重庆，以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和全国人民显示了她们心系团结抗战和民族解放大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她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和理解。当时在重庆不论她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狂热的人群夹道欢迎，哪里就有数不清的群众致敬问候，以致她们不得不私下订了一条纪律：任何个人都不能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群团组织和委员会的特许招待她们才接受。为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宋氏三姐妹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
同年4月3日，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三人前往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与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接着她们又接见了“妇指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与学员们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她们驱车同赴乐山，探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的500多名难童。难童们对这三位“妈妈”的探望十分感激和高兴。难童们在保育院广场上举行了欢迎会，还表演了合唱“打倒汪精卫”。宋庆龄与一个其母在战区工作的女童合影留念。宋蔼龄也与一父母双亡的孤儿合影，并表示负责孩子的抚养。归途中她们又参观了“新生活运动”妇女工艺社，对妇女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第二天，恰是当时的儿童节，重庆各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宋庆龄、宋蔼龄购买了大量精美糖果计500余份，分别赠送给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7日，重庆蒋介石黄山官邸里，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宋美龄身着传统的紧平绒旗袍，在此邀请重庆党政军及妇女界知名人士，欢迎她的两个姐姐到这里聚会。下午4时整，聚会正式开始。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吴国桢夫人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夫人及180多位妇女界知名人来到这里。
聚会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举行。草坪上摆着长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水果和茶点，桌子两旁摆放着一把把藤椅。
每一位客人来到的时候，都先到客厅拜会宋氏三姐妹。5时整三姐妹携手并肩，满面春风从室内走出，来到草坪上。顿时，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首先致词，她说：“我不会演讲，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她们和大家见见面。因为她们俩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全国姐妹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在香港也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她又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请允让我代表全国妇女，请求我的姐姐——宋庆龄和宋蔼龄长住重庆，领导全国的妇女工作。”
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成这一提议。
接着宋庆龄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此时，我和在场的各位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姐妹。这次我和蔼龄到重庆来，看到了日军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看到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更看到了人民团结一心、共抗日寇的决心和令人鼓舞的抗日的场面。”
宋庆龄在发言中还说：“我们不要做表面文章，我们需要的是多做实际工作。我们应对广大妇女多做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参政和民主意识，因为民主政治与妇女解放有着重要的关系，正在推进的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
宋蔼龄随后也发表了即兴演讲。她说：“孙夫人和我虽然是初来重庆，见些故交也结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
就在这时，人群后面突然人头攒动。旋见人群自动分开闪出一条通道，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的人走了进来，后面则跟着他的随员。
“蒋介石！”不知谁说出了声来。
蒋介石原本知道这个茶会，无奈近日来日军空军连续轰炸重庆，给重庆带来很大的损失。蒋介石也非常恼火。因此这天上午他约好去见美国驻华大使，商讨请美国尽快帮助提供更多的飞机，在空中打击日军以保卫重庆的安全。尔后蒋介石又要参加一周一度的国家总动员例会，抽不开身。开会期间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这时孔祥熙在一旁提醒蒋介石，反正议题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先回去参加宋美龄举行的茶会。
蒋介石一想也是，宋庆龄来重庆以后，一直没同她见面，这次正好是个机会。而且这个茶会，还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孔祥熙当下说：“委员长尽可放心走，这里由我主持，没问题的。”
蒋介石这才急匆匆赶回官邸，此时茶会已进行过半。
蒋介石的到来，使茶会的气氛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对着十几个记者的话筒，蒋介石侃侃而谈：“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使全国姐妹们欢喜，也是全国人民都欢喜的事。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欢迎你们。”
的确，宋庆龄为了抗战大局，抛开了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来到重庆，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巨大支持。但宋庆龄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为了抗战，她个人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她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她就坚决反对。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凭借自己的手腕和野心，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他背信弃义，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并和黑暗势力的军阀妥协，又干了多少坏事，手上沾了多少人民的鲜血。特别是1933年暗杀了杨杏佛，就如同在宋庆龄的胸口上捅了一刀，至今还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但想到孙中山的教诲，想起孙中山的胸怀和气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大总统可以不当；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他拖着病残羸弱的身躯乘船北上和段祺瑞、张作霖谈判，最后病死在北京。想想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德国记者王安娜曾有幸目睹了那一次历史性的场面，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蒋介石微笑着，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而不停。而宋庆龄身着一套黑色套装，头发平滑光亮，双眸安然自若，宛如一尊雕像。”
这时，宋蔼龄提议四人合影留念。宋美龄开玩笑说：“他（指蒋介石）老是那么严肃。”蒋介石也笑了，说：“我不是在笑吗？”
深谋远虑的宋蔼龄挽着宋庆龄的胳膊站在了蒋介石的身旁。于是只有在抗日战争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影像随着照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永久地留下了。
而后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走到宋庆龄身旁，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到重庆来，欢迎你到家里来。”
宋庆龄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希望在你的领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取得全面胜利。”
茶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晚宴，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孔祥熙、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夫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麦克唐纳和英大使馆参赞等人。这又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宋氏三姐妹及他们的丈夫蒋介石、孔祥熙，还有宋子文代表了中国当时最显赫的家族，是当时上层社会最有实权的人物。尽管他们因政治观点、经济利益的矛盾以往有很多冲突和摩擦，但为了抗战他们抛开分歧，重聚一堂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家庭气氛。这无疑预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给了汪精卫和日本宣传机器污蔑中国内部分裂以有力的回击。
当月的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了表示其团结抗战的决心，又以招待苏联驻华大使为名宴请宋庆龄及各国驻华大使。
15日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盛大茶会，欢迎宋庆龄来渝。同时出席的还有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英、法、美、苏四国驻华大使及妇女界领袖等中外知名人士300多人，从而把欢迎宋庆龄到渝活动推向了高潮。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在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的时候，100多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呼啸着从武汉、孝感、应城的三个空军基地依次飞向天空，开始执行代号为“一〇一号作战”计划。
为了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拉拢分化国民党上层人士，策划扶持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出台，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军事上的进攻，做为全面进攻的准备。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〇一作战”。而“一〇一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同年4月上旬至7月下旬，是重庆地区上空雾少、能见度高的时间，利于空军飞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
15日傍晚，日军飞机飞抵重庆上空，立即对重庆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半小时后轰炸的日军飞机除了两架被防空炮火击落外，其余的均完成任务返航。刹时间，重庆的部分地区陷入了浓浓的火海之中。
宋庆龄住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范庄住所，此次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只是弹投偏了点，只炸中了几间偏房，而且由于提前都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空袭警报解除后，宋庆龄想了解日军飞机造成的伤害和人民群众的情绪，便不顾宋蔼龄的劝阻走了出去。只见远处有几处冒着浓烟，烟柱倾斜着涌上蓝天。近处有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焦臭味。几辆被炸坏的卡车歪斜地躺在公路上，街上除了少数穿军装和警服的人穿梭忙碌外，几乎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宋庆龄心中不由升起团团怒火。
此时宋蔼龄也忐忑不安，回重庆前，她便想让宋庆龄住在自己家中。开始和孔祥熙商量时，孔祥熙不同意，说蒋介石最烦宋庆龄，宋庆龄总和蒋介石对着干，不给蒋介石一点面子，还爱和共产党搅在一起，你让她住在这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宋蔼龄自有道理。她对孔祥熙说：“那是过去，这次她同意来重庆，就是来还蒋介石的面子。你想想，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席，她肯来不就是面子，不就是表示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宋庆龄住在这里，是为了控制宋庆龄。从表面上看住在姐姐家里会显得自由，实际上是限制了宋庆龄的自由。孔祥熙不禁佩服宋蔼龄在某些方面毕竟高他一筹，既买蒋介石的好，又买宋庆龄的好，自己则能从中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看不到的种种好处。把宋庆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等于在官场上又多了一张王牌，妙哉妙哉。于是孔祥熙同意了宋蔼龄的建议，专门给宋庆龄准备了一幢房子。
但宋蔼龄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宋庆龄到重庆没几天，重庆就两次遭受日机轰炸。这一次日本飞机还把炸弹投到了孔府，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宋庆龄会不会以此为借口要搬出去？这些天来，虽然总的来讲姐妹三人团结和睦，在公众场合也能统一口径，步伐一致，似乎有了默契。但在骨子里，宋蔼龄却隐隐地感到宋庆龄和她的不同。宋庆龄不那么贪图财富和虚荣，宋庆龄不爱打麻将和在交际场上应酬，除非是抗日的需要。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孔祥熙态度仍然是有保留的热情、打了折扣的亲近。因此宋蔼龄担心弄不好鸡没抓成反而蚀了一把米，反而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利用。
就在这时，宋美龄打来电话，询问日机轰炸的情况，并告诉宋蔼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她们三姐妹对美国公众演讲。当得知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宋美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对宋庆龄外出未归感到担忧。
宋蔼龄告诉美龄，宋庆龄不会走远，她现在就去把宋庆龄找回来，并一定说服宋庆龄到中央电台演讲。
宋蔼龄原来预料宋庆龄对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演讲可能有顾虑，或提条件。没想到她对宋庆龄一提起这事，宋庆龄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宋庆龄目睹了日军飞机的暴行后，正义愤填膺，想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真相。
第二天早8点，3辆轿车分别载着宋氏三姐妹来到国民党中央电台。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还在燃烧，个别地方还不时传来一两下爆炸的响声。
在电台负责人的带领下，三姐妹来到播音室。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播音室地上铺上了地毯，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两旁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这次播音主要是对美国听众，所以必须全部用英语。按照事前的安排，宋庆龄第一个走到了麦克风前，用她那女性特有的充满魅力的声音说到：
“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3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的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已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庆龄抛开讲稿，完全凭着自己激荡的思绪慷慨陈词。以致她讲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宋美龄爱怜地扶着她到休息室去休息。
第二个演讲的是宋蔼龄。她的语调比宋庆龄平缓，但也字正腔圆。她着重讲了中国抗战的团结问题，愤怒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无耻行为。她说：
“……那所谓‘政府’者也，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治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民所咒诅的叛徒。世界上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他们充满了异常坚强的继续抗战的决心。”
宋蔼龄在表述了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时候继续说：
“我们在财政经济上，也已经有抗战到底的计划和准备，在中国西部，我们已经建成了人力物力的储蓄所，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来应用。在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最值注意的就是，全国妇女界的活动和全国民众对于士兵观念的转变。以前大家把士兵看作佣人，地位很低，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国民军，军队和民众一起工作，民众也和军队一起工作。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可以击败敌人的。”
宋美龄是最后一个进行演讲的，她讲的时间也最长。她曾多次访问美国，并被美国刊物评为“第一夫人”。因此，美国人认识她、了解她，她也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并且相信美国。
宋美龄首先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述了在太平洋彼岸的进行的抗日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称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宋美龄批评美国部分人持有的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绥靖政策。渐渐地她的语调开始激昂有力起来。
“美国朋友们，早安。我只用不长的时间，对孔夫人、孙夫人的话做几句补充。我们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即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3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法律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下列两件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是对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为，也就是对日本禁运石油及其它战争原料。”
“坦率地讲，我们是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甚至有放弃斗争的可能性。但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我们仍继续战斗着，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是否想到，如果中国被日本武装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将保有它完整的军事实力，并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人力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会将他的侵略魔爪伸向印度支那，伸向马来群岛，甚至伸向澳洲和新西兰。”
“如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如果美国对日本采取纵容和姑息迁就的态度，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而只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对贵国和民主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将成损害。因为日本的野心是要称霸太平洋。所以我呼吁一切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应该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军队使日军陷入中国的泥潭而动弹不得，然后最终将他们消灭。到那时，世界将会发现，中国对于人类有怎样伟大的贡献。”
宋氏三姐妹的演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尽管日本施用了干扰手段，但由于中方早有准备，实施了反干扰，使大洋彼岸的美国听众清晰地听到了宋氏三姐妹的广播。据说三姐妹演讲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就有数千名大学生集会并上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有的国会议员还向国会递交了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意见书，美国国内的舆论明显向支持中国抗战一边倾斜。
同年5月1日，国民党元老派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宋庆龄集会。由于这个会是专为宋庆龄准备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国民党元老派大都不在一线执政，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出席会议的百余名元老中大都是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欢迎词，称赞宋庆龄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她对国民党元老们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到重庆后所见所闻感到满意。宋庆龄还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时，正值大雾弥漫的天气刚过，晴空万里的春天来临。日军利用天气晴好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高峰期。但为了给全国妇女同胞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都冒着危险，在重庆及成都各地视察，看望伤员、慰问孤儿院。
一天，设在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被安排接受宋氏三姐妹的视察。
当时，为什么宋氏三姐妹视察第五陆军医院呢？说起来还有个插曲。该院院长是个40岁出头的二流大夫，仅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经人点播，也学会了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悟出了官场上“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真谛来，于是一个劲地向上面吹牛弄景儿。上面一来检查，好吃好喝地供着，临走时土特产往车屁股里一塞。果然不出一年，第五陆军医院成了样板，他也被晋升为中校。
这次听说宋氏三姐妹要来视察，急得此人像屁股底下着了火。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是什么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好了一步登天，弄不好一次玩完。可现在医院里问题成堆，由于缺少经费病房里没有暖气，医疗设备和抢救设施陈旧落后，药品特别是奎宁等抗生素奇缺，需要输血的伤员又找不到血源。特别是近日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伤员剧增，每个病房都是满满的，到处是垃圾，遗弃物和一股股难以入鼻的味道。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宋氏三姐妹来到陆军第五医院。她们身后拥簇着一群记者和随从。
当下那位院长跑上前去，“啪”地一个立正，睁圆了因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提高嗓门说：“第五陆军医院院长前来报到，请夫人吩咐。”
宋美龄向他挥了挥手说：“我们先到病房看看吧。”
宋美龄一头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梳向后颈，在后面挽成了一个发髻。她一身深蓝色的旗袍，没带任何装饰物。
宋美龄明白，她到医院视察决不只走走过场，让记者们拍个照片发个消息以捞点政治资本。她已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资本了。她是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蒋介石的威望。前方的战事正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伤员就是对前方将士的鼓舞，就是在提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群众中的威望。另外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始终是在和宋蔼龄、宋庆龄同行。她时刻要给舆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氏三姐妹是团结的，她对两个姐姐是尊重的。
宋蔼龄到医院来则纯粹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她和宋庆龄、宋美龄不同。在政治上她无法和这两个妹妹匹敌，她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方面她借着这次姐妹同行提高自己的身价，像月亮靠着太阳发光一样；另一方面，她也要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妇女领袖。
此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宋蔼龄也很想了解各大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所面临的不足。她知道医院有时也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在这上面小投入一笔就像放出一个鱼饵，可以换成一名大鱼。
走在最前面的是宋庆龄。同宋蔼龄、宋美龄相比，她显得朴素、大方、高贵而又平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戴任何首饰。每逢记者拍照时，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让宋蔼龄、宋美龄走到镜头前，而且很少讲话。
宋蔼龄当然注意到宋庆龄的这些细节，并想办法把宋庆龄向前推。说起来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都被称为“第一夫人”，而宋蔼龄又是大姐。所以当行进时她们三个总是几乎并排前行，照相时总是一字排开。特别是宋蔼龄，她极力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她们三姐妹是亲密无间的。她说服宋庆龄到重庆来，她要宋庆龄住在自己家里，她要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在黄山专门为宋庆龄修建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在回渝的全过程中，她随时注意宋庆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宋庆龄这方面讲，她当然明白宋蔼龄的用心，但生活中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大敌当前，国家需要团结统一，汪精卫的分裂活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口实，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她对蒋介石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但为了抗战，她还是来到重庆。她来重庆本身，就是向世人说明了她对蒋介石抗战的支持。另外她来重庆以后，一直致力于演讲、视察，口径一致地是如何唤起民众打败日寇侵略，决不发表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言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表现出宋庆龄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
“孔夫人，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很多伤员因为药品不足而延误了抢救……”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宋蔼龄喋喋不休地讲。
“需要什么药品，你列个清单，我们争取给你想办法。”宋蔼龄回答说。
说话间她们来到一个病房，碰巧看见一个腹部受枪伤的士兵，由于伤口感染停止了呼吸。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上前来，将一束鲜花放在死者的床头，并用白被单慢慢蒙到了死者的面部。
周围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宋蔼龄也被这沉痛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在与其他重伤员一一握手后，她说我要让这里的每位受伤的官兵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装、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蔼龄说她所领导的“伤兵之友”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募捐到的钱将全部作为伤兵退伍后的补贴。
宋氏三姐妹又来到手术室，并现场观看一次手术，被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腿部中弹，而且已经感染，手术大夫原来想为他截肢。
宋庆龄对大夫讲：“能不能不截肢，设法保住他的双腿，今后他还能有希望。”
宋蔼龄在一旁说：“要多给他输血，钱由我来付。”
宋美龄也说：“一定要想法保住他的腿。”
主刀大夫在她们的鼓励下，开了几处难度很大的伤口，把里面的弹片碎片一一取了出来，并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双腿是有希望保住了。
安排完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成都。当时成都和重庆之间有没有铁路，并且恰逢日军连日轰炸，坐飞机更不安全，于是她们决定乘汽车去。
孔祥熙曾为宋蔼龄她们担心，考虑是否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往成都。要路遇日机轰炸躲避不及，岂不因小失大？一席话说得宋蔼龄有点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听后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去会对那里的军民产生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政府没忘记他们，打日本抗战会更有信心。
宋蔼龄又打电话给宋美龄，宋美龄也决定去。她在电话里笑着对宋蔼龄说：“在上海我就被日军飞机炸过一回，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
的确，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汪精卫叛变投敌，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一些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国民党内部则有人高喊要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不少人对抗战能否取胜忧心忡忡。而这时宋氏三姐妹的视察和“出访”，确实能起到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宋氏三姐妹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两天来她们躲过日军的一次空袭，沿途看见了逃难的人群，以及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更激起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动员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由重庆赴成都，也引起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大公报》这样写到：
“她们（指宋氏三姐妹）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呆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寥寥数笔，真实地记录了宋氏三姐妹旅途的艰辛和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数百名女工集合在广场上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发表了即兴演讲。
宋蔼龄说，我们在前往的路途中看到了日寇的暴行，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
宋美龄在演讲中着重谈了合作社的工作。她说：“正因为有了你们，纺织女工们，不懈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前线的将士才能英勇无畏地去战斗、去杀敌。合作社的工作要进一步发展，社员要进一步扩大，现在合作社有5万社员，要增加到50万。要让每一个有工作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成年妇女都参加，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由于连日旅途疲劳，宋庆龄正患牙痛。但全场女工一再以热烈的掌声邀请宋庆龄讲话。
宋庆龄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工合社事业，就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使总理遗旨早日实现。”
三姐妹演讲完后，即由合作社领导陪同参观了“工合”产品的展览。这是一间约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厅，合作社社员生产的玩具、军服、毛毯、文具等琳琅满目，充满显示了“工合”事业的勃勃生机。
三姐妹兴致勃勃地参观展品，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并细心地询问展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生活情况。当她们来到毛纺班参观时，恰有一些女工正在工作，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挨着一名女工坐了下来，亲自动手缝制军衣。随同的美国摄影师抢拍了这一场景。于是，宋美龄坐在缝纫机旁，聚精会神地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的照片，不久就登在了全国各大报刊上。
宋美龄还别出心裁，由她做东在成都的一个励志社举行集会，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首次来蓉视察。实际上这主要是为了宋庆龄。1927年以后，宋庆龄和蒋介石积怨甚深，和宋美龄、宋蔼龄也基本断了联系。虽为同胞姐妹，却视为路人。这次好不容易说服宋庆龄到四川，宋美龄和宋蔼龄都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感情投资”，以设法弥合（至少在表面上）长期以来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裂痕。
宋美龄的这一安排有点出乎宋庆龄预料。她对宋美龄说，“咱们三姐妹历经风险来到成都，一起看望抗日将士，慰问后方姐妹，本来已情投意合不分彼此，怎么突然又要开这样一个会，还分什么主客？！”
宋美龄笑着说：“姐姐莫要多心，小妹心里一直有姐姐，只是这许多年来实在不便联系。这次你肯来四川，我真是十分感动，借成都的茶表表心意，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宋蔼龄早已明白，便插嘴说：“咱们姐妹三人，早年一同留美，四年寒窗手足情深，都是那些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争我夺，害得咱姐妹天各一方。现在好了，咱们有机会相聚于此，是要好好地祝贺一番。”
宋庆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三姐妹便一同出席茶会。
不料这个会比在蒋介石家里的那个还大，成都各界近500人出席。这也难怪，宋氏三姐妹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特别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四川，大家都想一睹三姐妹的风采。所以尽管人员一压再压，还是突破了400人。
三姐妹既然有客有主，发言自然就要遵循各自的角度。宋蔼龄、宋庆龄自然是表示感谢，同时都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庆龄特别强调了抗战工作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应积极参与。
宋美龄在致词中鼓励各界妇女要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不要辜负两位夫人的希望，并对出席会议的抗战将士的家属表示感谢和慰问。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道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其实，宋庆龄要回香港实属必然。宋氏姐妹虽为同胞姐妹，但近十几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迥然不同。宋庆龄走的是一条革命者的道路，追求的是自由解放。而宋蔼龄和宋美龄则是攀龙附贵，追求的是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虽然在抗战期间她们也做过好事）。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弥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祥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借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入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征入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割肉助“工合”
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系，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小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赞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夫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著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8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和CC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扶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购餐券去吃爱国饭，原是3天的期限一再延长。“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共募集2.5万元港币，扩大了“工合”的影响，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碗饭运动”结束不久，宋蔼龄、宋美龄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又在香港开展了。这是一种普及民众的娱乐集会，采取民众联欢的形式。会场布置了各种游艺玩具，同时展销工商产品，其中展出了100余种“工合”生产的产品，类似现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
嘉年华会历时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参加。原定每天上午10时至晚10时，后经各方要求延长到晚12时。“嘉年华会”成为“一碗饭运动”后，香港民众爱国抗日的又一个焦点和热点。几十万人次参加“嘉年华会”，不仅扩大了“工合”的影响，还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
“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仇恨。CC派头子陈果夫首先对“工合”发难，他派人四处搜寻“工合”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证据。然后向蒋介石写了个秘密报告，说“工合”总会和各区负责人有的被“共党赤化”，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如不对“工合”加以控制或改组，于国民党极为不利云云。
对这份报告，蒋介石没有批示，但却叫侍从室带话给陈果夫，要他拿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解决办法来。蒋介石知道，“工合”虽有共产党和“左派”参加，但折腾得最凶的却是宋氏三姐妹和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好轻易采取得行动的。陈果夫对蒋的意思心领神会，便以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在国民党内新设立一个“合作社管制局”，名为加强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对着“工合”来的。陈果夫在关于成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中指出：“合作社会管制局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府机构，对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管理权……”
然而鬼使神差，这件事赶巧让孔祥熙知道了。说心里话，他对“工合”本来是反感的，但无奈宋蔼龄对“工合”却很投入。宋蔼龄办过几个小厂，尝试着通过劳资合作，把工厂办成福利性的“实际工厂”，“工合”运动正投其意。在孔祥熙看来，这纯粹是胡闹，他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女人特有的表现欲。现在不同了，“工合”越闹越大，共产党也掺合进来，“工合”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而这些，宋蔼龄认识不到，宋庆龄是同情共产党的，可宋蔼龄却把她们宋家姐妹的面子看得比政治都重要。但他对陈果夫也不满，认为陈果夫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你一个组织部长管好组织就得了，什么都想插一脚，成立“合作社管制局”也轮不到你头上。他凭着本能已隐隐感到，陈果夫将来必是他的心腹大患。
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和宋蔼龄通个气。因为共产党虽然是根本威胁，但却毕竟不是直接威胁，而且太远。而陈果夫眼下咄咄逼人，却可能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果然，宋蔼龄听说“合作社管制局”一事就火了，说“什么合作社管制局，纯粹是红眼病，看见别人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在一旁坐冷板凳心里不舒服。当初成立‘工合’时你为什么不积极？现在桃子熟了你想伸手了，没门！”宋蔼龄知道，要阻止这些孔祥熙不便出头，因为孔祥熙一出面，就会和陈果夫的矛盾公开化。谁都知道孔是“工合”的理事长，尽管不理事，况且蒋介石对陈的建议颇为欣赏呢。宋蔼龄只好去找宋子文、宋庆龄商量此事，恰巧宋子文在美国访问，她们就给宋子文写信，宋子文一向对陈氏兄弟不感兴趣。在他的眼中，陈果夫和戴笠就是一群流氓，连蒋介石都是流氓。
宋子文接到信后立即给蒋介石、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美国活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很有兴趣，极愿为此投资。但如果“工合”的领导权为陈氏兄弟把持，就会失去美国人的兴趣和支持，失去大量的国际援助。
宋子文的这封信可谓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蒋介石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怕共产党发展；二怕失去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因为陈立夫陈果夫得罪了美国人是得不偿失的，虽然陈氏兄弟是一片忠心。因此他大笔一挥，在陈果夫于建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上批了“暂缓办理”4个字。
孔祥熙和陈果夫就是这样，既勾结又争夺。有同共利益时，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利益不同时，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工合”的问题上，他们可谓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作社管制局”虽然没能成立，但陈氏兄弟对“工合”的报复由此却变得变本加厉。孔祥熙一看陈果夫争权的计划破产，就又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工合”，使“工合”运动再次面临困难的处境。
陈果夫通过CC派和军统戴笠的配合，对“工合”大搞特务活动，不断以“通共”的罪名迫害“工合”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从1939年到1945年，仅西北“工合”办事处，他们就逮捕、关押了30多人。“皖南事变”中，不仅叶挺被俘、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遇难，当时皖南茂林的“工合”事务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更有甚者，他们对“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也下了毒手。他们先是捏造罪名，说艾黎是第三国际打入中国的间谍、特务，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并扬言要将路易·艾黎逮捕移交军事法庭。恰在当时，国民党极右势力和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到处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袭击八路军、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这个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宣布路易·艾黎在他的战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扬言要将艾黎逮捕后驱逐出境。
艾黎尚且如此，“工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由于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还担任着“工合”的领导，蒋介石还不敢取缔“工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工合”国际委员会便迁往成都，继续开展工作，但影响和规模较之以前已缩小了许多。
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中国“工合”运动，是一场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在共产党影响下，对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的“人民战争”。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据1942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3000余个，社员3万余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8000万元，国际援助500多万美元。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共获捐款和贷款1.8亿法币，工业合作社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合”运动团结了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手工业工人，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年“工合”运动亦对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援，并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工合”运动的伟大与不朽。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运动的合法性派遣党员去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既扩大了影响，也团结了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