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社再显昔日辉煌
风云变幻。1945年5月2日，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柏林德军全部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在远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荷澳四国成立了远东联合司令部，随着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1945年3月，美国军队以空中优势，攻占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琉球群岛。这样，日本本土外围防线全部被摧毁，美军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中轰炸。
在中国，由于世界大气候的影响，中国战区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也积极反攻，日本侵略者已是秋后的蚂炸，蹦达不了几天了。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乞降书通过瑞士、瑞典转给中、美、英、苏四国。日在乞降书中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
9月4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自上饶致电黄金荣，内称：“抗战虽获胜利，建设尚极艰巨，沪市恢复伊始，仍请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为荷。”
就在这一天，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也从上饶赶回上海，由于他是从后方来的，是主张“坚决”抗日的，身价百倍。
随着抗战的胜利，在大后方的恒社社员陆续返回上海，召开了第四届社员大会。经过重新整顿，恒社社员从战前的五百二十人增加到九百一十人，其中不乏国民党的党政军警要员。
1945年底，上海地方行政区一级的选举中三十一个区的区长，几乎被杜月笙的亲友、恒社社员囊括一空，连他的三儿子杜维恒也捞个区长当当。而且，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届市参议员选举中，杜门亲信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占据了五十多个。
在恒社社员的全力支持下，杜月笙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获得各式头衔七十个，其中有董事长三十四个，理事长十个，常务董事三个，董事九个，会长二个，副会长一个，校董二个，常务理事二个……
恒社重新活跃起来，社员迅速增加，声势浩大。黄金荣看此情况，非常眼红，便想把停顿了八年的忠信社也重新恢复起来。
在弟子黄振世的建议下，黄金荣决定把“忠信社”改名为“荣社”。社址设在嵩山路振声里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
1946年6月23日下午，振声里热闹非凡，车水马龙，荣社要在今天正式成立。
黄金荣长袍马褂，由两个玉女搀扶着，站在赵振声家大门外边，拱手迎接应邀前来观礼的要人。杨虎等人走上来，一一同黄金荣拱手作揖。
成立大会如期进行。
主持人杭石君一一介绍过贵宾之后，放开嗓子宣布道：
“荣社正式成立！”
于是，几百双手掌一起鼓起掌来。
接着，由名律师史湘泽和江苏省苏锡行政专署署长徐荣达宣读“社词”，其大致内容是：
社组织为了便于集中领导管理，避免良莠不分，鱼目混杂，特此设法重新改组，整顿过去混乱现状，并删除以往入门的繁文缛节和陈陋旧习。凡是加入“荣社”组织者，必须遵守组织一切条文，不得有所违反。否则开除出社……
在荣社成立大会上，黄振世又代表黄金荣宣读了荣社组织名单：
社长：黄金荣。
常务理事：邱子嘉、黄振世、陈培德、杭石君、丁永昌。
理事：姚松如、吴玉荪、龚天健、陈福康、史湘泽、徐荣达、鲁锦臣等十五人。
监事：黄土爵、杨春华、张志诸、陈菊生、张锦寿。
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秘书处又设总务、财务、福利、组织、交际、文化、娱乐各股。
荣社简章：
“以利用业余时间，提倡正当娱乐联络感情，研究学术增进知识，共谋社会福利合作事业为宗旨。”
荣社誓词：
“遵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好恶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恒社和荣社成立之后，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大小门徒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又相继组建了新的社团小集体。如老北门鸿运楼酒菜馆老板周一星，组织了“星社”；法租界捕房金九龄组织了“春社”；黄振世组织了“振社”等等。
到了1947年，参加荣社的人数已达数千，超过了杜氏的恒社。荣社社员遍及全国军政工商农矿文化各界。虽说社员的层次不如恒社，但倒也不失为一支左右上海滩的势力。
荣社最频繁的活动是聚餐，陶一珊、嵩山分局局长米廷钧等与一般社员是常客。有时连钱大钧也出席。此外，还常常组织团拜会。团拜会在每年的正月初六、清明节、七月半、十月初一等鬼节进行。地点在永嘉路淡井庙；每人均须交付费用，实际上，会餐只用去一部分费用，其余均装入了黄金荣的私人腰包。荣社的社址设在嵩山路振声里旁黄金荣的门生、原法租界公董局的买办赵振声的寓所，当时的门牌是嵩山路振声里一号（今嵩山路五十三号，已经拆毁）。
但黄金荣包括杜月笙等发展帮会、重振雄风的努力，遭到了挫折。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上海的社会环境与战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就是租界的消失，上海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像昔日黄金荣这样既是租界密探，又是国民党在租界内的代理人，还是列强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桥梁，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其次，帮会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庞大的势力，也招致统治者的侧目；从组织方面而言，帮会这种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缺乏号召力，包括以大亨为核心的新式帮会社团，也因其过于狭隘、保守而失去活力。尽管帮会的势力曾企图寻求政党化新出路，但结局仍没有多大改观。于是，荣社等最终多成为了变相的吃喝俱乐部。
荣社成立后，除举行一些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而言，它不如恒社活跃。原因主要是80岁的黄金荣的政治热情远不如杜月笙；另外，黄门弟子中不少有自己的帮会团体，另外黄门的徒子徒孙是鱼龙混杂，像黄源涛的徒弟陈雄、汤雄和邹政之等，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败坏荣社的名誉，使荣社的中坚分子们心灰意冷。
但是，荣社仍然是一个封建帮会组织，徒弟间一旦发生矛盾，便以帮规来决断。
当然，在社会上，黄金荣的徒孙仍张牙舞爪，欺压百姓。如门生程锡文、宋才良等以黄金荣的名义，指控小世界为汉奸产业，而将其数十间房屋侵吞，强行赶走众多房客。其中一房客为兰斋面筋店的老板娘，最后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
黄金荣本人有时也还会动用黑社会手段对官僚、企业家，甚至帮会同道敲诈勒索。
如钱新之，名永铭，浙江吴兴人，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辛亥时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加入银行界，长期在交行供职。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个非常有实力的金融家，但黄金荣照样要敲诈他二亿元法币。钱当然心不甘，但又怕在上海被绑架或者被杀害，最后只得如数交给黄金荣。
黄金荣得手后，又向重庆商业银行借款四亿元，银行当然知道这笔钱如果贷给了黄金荣，就别想再要回来，总经理便问计于董事范绍增，范又求助于把兄弟杜月笙，杜叫范自己打电话给黄金荣。范即遵嘱致电黄金荣，称有人冒充黄金荣的名义，要重庆商业银行贷款四亿元，是否真有其事。黄金荣接到电话，只能说肯定有人冒名敲诈，不必理睬，于是才没遭损失。
甚至对徒弟门生，黄金荣也是毫不留情地敲诈。抗战胜利后，黄金大戏院由周信芳租赁，他率领京剧团上演，然后向黄金荣交纳租金。后来，黄金荣突然决定将黄金大戏院改造为电影院，周信芳不得不将剧团解散，因此而损失了四十根大条，自己的经济几乎破产。
当然由于黄金荣老迈势衰，正值乱世，也有发财想到黄金荣头上了。
1947年秋，陈子和、范秀芳夫妇为首的流氓集团假借中共华中军区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名义，给钧培里送来了恐吓信，向黄金荣索诈五亿元。直气得黄金荣双脚直跺，连呼：“敲诈敲到贼爷爷头上来了！”当然与中共有所接触与了解的黄金荣，并不相信这真是中共所为。
还好，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七稽查大队迅速侦破了此案，化名洪钧荃的陈子和在新丰纺织厂取款子时被抓获，黄金荣终于出了一口霉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对战时损失展开调查，黄金荣最痛惜的是黄家花园的劫难，遂于1946年12月以大世界总经理的身份，向第五区的朱、杜两区长递交了漕河泾黄家花园财产损失报告单，总共四十七页，开列各类受损物品数百件。建筑物的损失为221000万元法币，物品损失为147218万元，加上其他损失相加共368609万元。黄金荣是在年最后一天所写的呈文中写道：
“为抗战期内漕河泾黄家花园全部财产损失浩大，要求敌方赔偿，特填具损失一式四份，仰祈转呈。”
上海市政府俾得早日偿付实为公便。
由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政府赔款，因此，黄金荣的这一愿望自然无法实现。
除此之外黄金荣的众多戏院产业的营业情况虽不是蒸蒸日上，但还算能维持。如黄金大戏院原来由宏昌公司租赁经营，到1947年收回自行营业，到1948年2月，还添置了电影放映设备，此后兼营电影和京剧，营业情况还算不错。
荣社成立及其后，黄金荣虽然老迈势衰，但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昔日的辉煌。而这一时期最让黄金荣觉得威风的，便是他的80大寿。
总统拜寿，再现风光
1947年12月初，连日的风雨，把上海滩扫打得冷冷清清，钧培里巷外的一排法国梧桐，早已落光了叶子，风雨中瑟缩着。
12月3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附近一带的高楼、房屋和园林，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
上海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兴冲冲地跑到师父的卧室里。
“振世，什么事这么急急忙忙的？”一直在闭目养神的黄金荣没有睁眼，懒懒地问。
“师父，我们荣社昨天开会了。”
“你们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黄金荣这才睁开眼回答道。
“昨天我们开会，到会的人很多，热闹极了！”
“热闹？怎么个热闹法？”
“昨天大家讨论得最热烈的事，是先生过几天就到80大寿的好日子了，我们门生们要热热闹闹、风风光光，比往年更加大规模的给先生祝寿。先生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去办。我今天是专为这件事来讨师父的指示的。”
黄振世心想，这下老头子该高兴了。
想不到过了好久，黄金荣却说：“你们不要费事了，这事我想过了。”
这下可令黄振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因为按照老例，他跟师父十几年来，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师父生日时，徒子徒孙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大办宴席，热闹一番的，如今是80大寿，该比以往更大的喜庆了，可师父竟说“不用费事了”，这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外资银行——汇丰银行，在1921年汇丰耗资一千万元重建一座气势宏伟的希腊式新办公大楼，展示了其雄厚的实力是怎么回事？
黄振世忍不住追问道：“那，寿不做了？”
“今年流年不利，国军在前面老是吃败仗，共产党闹得阿伟心焦。我这里要是场面弄得太大，太铺张，传到他的耳朵里不好听。我是快入土的人了，还讲究什么排场？就节省点吧，在玉佛寺摆几桌素席算啦！”
“那具体筹备事宜呢？”
“你和天健全权负责吧！”
黄振世拿了师父这道令箭，当即通知了龚天健，物色了一干人选，紧张地运作起来。
黄金荣的80大寿，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黑社会势力的一次大检阅、大聚会。事先，荣社便在《申报》等报刊上登载启事，宣称：“国历12月12日既农历十一月朔日为黄理事长金荣老先生八秩寿辰。先生任侠好义，功在社会，亮节高风，望重当时，同人等共沐熏陶，时承謦效，届兹华庭应晋桃李，而先生夙抱悲悯之怀，谢绝台莱之颂，坚以民生凋敝，国步艰难，力戒铺张，冀符节约，爰订于是日假座玉佛寺聊备粗筵藉尽一日之欢，顶礼寿佛来表祝福之愿。凡与先生交好欢迎参加，增辉盛会。”
黄金荣80祝寿消息传出，各界领袖写联送匾，大加颂扬。首先在上海报纸刊登《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颂扬在上海历史上自“学博闻智，出秦扶楚”的春申君之后又有黄金荣的庭生，黄“承烈耳子任，能振而大之”；然后说黄金荣“少而高率，气宇朗朗异常儿”，“弃制艺不为学，潜究警政之学”，从而“益通识，富鉴裁”；接着历数黄金荣的种种“德行”，竟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也”；最后领衔署名为于右任、王瓒绪、王懋功、白崇禧、何应钦、何成浚、何思源、吴铁城、李品仙、谷正纲、张群、张发奎、许崇智、汤恩伯、陈果夫、孙连仲、蒋鼎文、莫文华、刘文辉、卫立煌、龙云、顾祝同、钱大钧、熊式辉等中国军政地方要人。送的贺匾有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的“海屋添寿”、水祥云的“寿同山岳”、刘绍基的“仁者必寿”、方治的“是仁者寿”、李济深的“天锡纯嘏”、刘鸿生的“江夏之杰，人中之龙”等。号称三太史的张元济、高振霄和钱崇威各有贺词，其中张元济的祝词是：“天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草，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尔或承。”此外，金荣小学的学生还特地排演恭祝校主80的诞寿歌。
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一）这天清早，一向冷落的沪西槟榔路上的玉佛寺，突然热闹起来，那黄粉墙壁里面，飞檐耸脊下，传出阵阵鼓乐声与袅袅青烟。和尚们披袈裟，手持法器，为黄金荣念长生经。
八点钟敲过，和尚们被请到寺后的僧案星吃斋面，再也不许往前边走动了。
八点半钟，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代表父亲前来拜寿。
九时许，上海市吴国桢带着市政府的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及各局局长前来祝寿。
他们分别向黄金荣磕头行礼之后，便由杜月笙、杨虎两人招待入席，吃素餐。
虽说是素席，可是菜肴的讲究不下于荤餐大宴。菜有十四道，按次序上的是：一品香、二度梅、三鲜桔、四季青、五灯会、六子连、七层楼、八面塔、九如意、十样景、百宝箱、千只鹤、万朵红和东海佛水。
当菜上到第七道的时候，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杜月笙忙放下筷子，对正在向客人布菜的黄振世说：“我去陪陪孔院长，这里的客人你招呼一下吧。”
杜月笙陪着孔祥熙在方丈室里坐了会儿，两人就去参观玉佛楼。先在楼下东边卧佛堂里，看一尊半躺在红木榻上，神态自若的玉琢卧佛，然后又上楼，端详那色泽莹洁、宝相端庄的玉佛坐像。
孔祥熙边看边问：“这么大的整块玉佛，得用多少银子？”
开银庄办银行又当过财政部长，现在是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三句不离老本行，开口就是“钱”。
杜月笙笑了笑，说：“孔院长，要是得用多少银子，你比我更会算账。但两件宝贝却不是钱买的。”
“哦，不用花钱，那这宝贝是从哪得到的？”
杜月笙趁机把关于玉佛的来历卖弄了一下。正是玉佛寺里话玉佛。
其实屋里供奉的一尊用整块白玉雕刻而成的佛像是释迦牟尼说法的坐像，佛像高1.9米，玉色莹洁，造型隽美，栩栩如生。佛像头部和身体都用金带装饰，金带上镶着红、绿、蓝各色宝石，光彩夺目，而“卧佛堂”里供着的玉雕卧佛，长96厘米，是佛祖涅槃时的形象。
据说在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普陀山僧人慧根在去印度朝礼佛迹的路上，于缅甸境内采购到美玉数块，他请人造了大小不等的释迦牟尼佛像共五尊，奉以回国。
到达上海后，慧根原来是想把玉佛送至普陀山供奉的，可是因为招商局的江天轮没有起重机、五尊大佛无法起运，慧根只得奉三尊小玉佛回普陀山，留下两尊大玉佛摆在上海，供上海人供奉。
一年后，慧根募到钱款在江湾车站的旁边造了一座四进七十二间的寺院，命名为玉佛寺。
慧根圆寂后，法嗣本照继任主持，他进京取回刻于《大藏经》一部，计七千多卷，藏于寺内。从此，玉佛寺里佛、法、僧三宝俱备，初具丛林规模。
1911年，江湾寺屋被毁，玉佛被移至公园内，由盛宣怀捐赠别墅为寺，供奉玉佛，仍称玉佛寺。
1917年秋，可成当玉佛寺住持。他以原址狭小为由，在盛宣怀捐助的槟榔路十余亩地基上，集资重新建寺。
1928年，气势雄伟、面貌一新的玉佛禅寺建成。新建的这座庙宇，地内主体建筑分三大进。前进的“天王殿”，供弥勒佛、韦驮菩萨和四大天王；中进的“大雄宝殿”，供三尊大佛及二十诸天、海岛观音像，大殿内雕梁画栋，匾额顶挂，显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又肃穆庄严；后进“玉佛楼”，供奉着慧根从缅甸请来的玉雕坐佛一尊。玉佛两旁是大藏经橱，又名为“藏经楼”。
此外，寺内还有“卧佛堂”、“弥陀堂”、“观音堂”、“功德室”、“法物流退部”、“素斋部”等。在“古代造像陈列室”里，收藏有北魏、唐、宋的石刻佛及菩萨像。
玉佛寺内的玉雕、木刻、铜铸、石刻等佛像，都融化了印度、缅甸等佛教艺术的精华，继承了隋朝以来我国佛教艺术的传统。寺内殿宇也采取镇江金山寺规模，仿照宋代殿堂建筑，崇宏壮丽。
“月笙兄，你真是博古通今啊！想不到就这么一个玉佛寺，竟给你讲出这么多的故事来，佩服佩服！黄老先生已是80老翁，可你却风华正茂，今后上海滩的市面是你的了！”孔祥熙拍着杜月笙的肩膀说道：“今后上海方面的事，还要拜托你啊！”
“院长只管吩咐，我杜月笙定然会效犬马之劳。”
“言重，言重！”
“我是真心的。”
“好，好！时间不早了，我得到寿翁那里磕头了。”孔祥熙看了看手表说道。
孔祥熙由杜月笙陪同，向黄金荣拜过寿，匆匆走了。
黄金荣做寿的第三天，1947年12月15日，黄金荣接到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从南京打来的电报，说蒋介石明日抵沪，亲到黄家花园拜寿。
黄金荣欣喜若狂，立即吩咐媳妇李志清带领几十个仆佣，将黄家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蒋介石亲笔题赠的“文行忠信”横匾高悬在“四教厅”正中，他还特地在上海著名的宁帮菜馆涌江状元楼定了两桌酒菜，准备好好款待一下自己的得意门生。
可是这一夜，黄金荣却无法入睡。一方面是兴奋过头，另一方面也忧心忡忡。
他想，蒋介石是当今皇上，要是诚心诚意来拜寿，自然是皇恩浩荡，荣宗耀祖，威风八面，谁可抵及。上海滩上，看来我黄金荣还虎威未倒，杜月笙想扳倒我，也不太容易。
第二天一清早，地处上海西南郊漕河泾的黄家花园附近戒备森严，岗哨密布。黄金荣通过其徒弟调动漕河泾地方自卫团五百余人，荷枪实弹在花园外担任警戒；花园内则有数十名黄的心腹徒弟充当警卫。
下午一点，黄金荣便穿戴了起来，在袍子外特地罩了件前后有八个“寿”字的黑缎马褂。他率领杨虎、杭石君、鲁锦臣、程锡文和龚天健在花园门口恭候着。
直到下午五点多钟，三辆黑色轿车才开到黄家花园门口停下，前后两辆车跳下六个保镖大汉，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装着的全都是蒋的卫队。一个保镖忙打开第二辆轿车车门，黄金荣领着一帮人一起过去，弯腰拱手作揖。车里钻出蒋介石来。
蒋介石身穿蓝袍黑褂，头戴深灰色的铜盆帽，一下汽车便向黄金荣等人拱手还礼，笑容可掬。
黄金荣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一见蒋介石的这身打扮，又是一脸和气，便知道，蒋介石此来是真心拜寿的。
黄金荣等一干人，拥着蒋介石来到四教厅。
一进大厅，蒋介石就对黄金荣说：“初一那天，没到玉佛寺拜寿，因为那里人多不便，又因公事烦忙，请原谅。”
说完，便亲手去搬一张红木椅子，他的卫队长见了赶紧接住。蒋介石吩咐卫队长把那张椅子放在八仙桌前。然后再轻身走到黄金荣身边，扶他到这把椅子上坐下。
黄坐下后，蒋介石又亲手从另一张椅子上取下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欲行大礼。黄金荣慌忙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行个鞠躬礼吧！”
但话音未落，蒋介石已经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黄金荣急忙站起来拉起蒋介石。
宾主坐定，蒋介石拱手说：“今天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祝多福多寿。”
“总统日理万机，为我们日夜操劳，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我真正感激不尽。我已特备两桌酒宴，酒宴后再走吧！”黄金荣说着话，两眼已经湿润。
“不了，你多保重！”蒋介石一拱手，向门口走去。黄金荣急忙率手下人跟着送出去。
边陪着蒋介石走路，黄金荣边嘟哝着说：“哎，连茶也没喝一口。”
送到花园门口，蒋介石两手一拦，道：“请老先生留步。”说完钻进汽车，一溜烟走了。
送走蒋介石，黄金荣得意洋洋地对周围亲信发着感慨：
“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敬，真是一生荣幸呀！”
嫌疑人被绑
旧上海曾有诸多的绑票案发生。
绑票，就是绑架人质为“肉票”，以勒索赎金，这与其他一些黑社会行为如抢劫等相比，获利更大，也更安全。由于绑票的目的是敲诈钱财，由“肉票”的家属送钱赎身，因此黑社会所绑票的对象多是富商大贾、下野军阀、隐居的豪门，或其家属子女。
绑票团伙要绑架“肉票”，首先须选定目标，绑架的目标必须有钱，即具备赎票的能力，同时还须了解目标的社会关系，以减少绑票后的麻烦，目标选定后，即侦察其活动规律，推敲各种可能性，然后决定时机、地点和绑架方式，并落实被绑架者的藏身之地。
“肉票”绑到手后，开始与家属“讲斤头”，对绑匪来说，目的是为了拿到钱，因此要绝对避免官方介入解救“肉票”，直接与“肉票”的家属联络；“肉票”的家属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要财力能承受，也愿全力与绑匪合作，不与官方联络，因为违背了绑匪的意愿后，“肉票”就有可能被杀。有关赎票费用的谈判与交接，是绑票活动中最为惊险的一幕。赎票的金额最高、最低的标准，绑匪根据“肉票”的财力早已确定，最后要看双方的谈判技巧和心理承受力而确定数目的多寡。“肉票”索取少的仅数十数百元，索取多的有百万元。《申报》曾载二案，一个曾任广东省省长的8岁儿子被绑架，索款达一百五十万银元；1946年，申新企业管理处总经理荣德生被绑，索款高达五十万美元。
绑票案蜂起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些专应家属或绑匪之求，沟通双方关系的中介人。这类中介人往往是流氓大亨或社会关系极广的人物。如黄金荣在数十年中曾为无数次绑票进行调停。本世纪30年代，有浙江宁波人李祖莱，为杜月笙门徒，后充当“七十六号”的赎票掮客，“七十六号”特务所干的绑票勾当，均由他从中接洽，商定赎票价格。如黑道的二等大亨吴四宝绑架绸业银行负责人卢允之，即由李祖莱接洽，以法币三千元释票。银行界巨子许建屏被绑架，也由李祖莱出面谈判，以十万元保释。
绑票的结果，除了上述赎回之外，还有可能被“撕票”或“放回”。
引起“撕票”的有几种原因，第一，家属不愿出钱赎票。如当时王有泰店的店主王启庵遭绑后，王家拒绝与绑匪联络，结果王启庵被杀害。第二，被绑架者试图反抗。1940年7月25日，吴四宝的门徒顾宝林等绑架中国化学工业社老板方液仙，方液仙在遭到绑架后，不顾绑匪的威胁，狂呼“有人绑票”，顾宝林用手枪顶住其后背，慌急之下扳动枪机，将方液仙击伤而亡。第三，绑匪行动被警方发现，遭到追捕，不得已而“撕票”。第四，家属不与绑匪合作而向警方告发，被绑匪得知后，必定“撕票”。有时即使人质死亡，绑匪仍要敲诈，如方液仙死后，吴四宝一伙裹挟其尸不肯归还，直至方家答应拿出十余万元，才肯将尸体由方家领回。
“放回”的情况很少，一般要由与绑匪极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出面讲情，或发生特殊情况等偶然因素的作用。当时锦隆洋行的买办丁庚跃，就是被绑后又被放回家的。
在所有的绑票案中，“赎回”这种使绑匪如愿以偿的绑票，成功的结局比率最高。因为绑匪并不愿杀人，被绑者的家属也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救人。绑票的成功率之高，以及这种成功所带来的巨额钱财，使得黑道人物始终对绑票这一行当乐而不疲。
据工部局记载，从1909年到1928年（其中缺1922年、1923年、1927年三年记载）被破获而逮捕的绑匪有一千五百九十八名。应该说，这只是上海滩上绑匪中很小的一部分人数。因为相当部分的绑案是在家属与绑匪之间私了的。此外，被逮捕的往往是规模较小，能量不大的绑匪团伙，而那些真正有能量的，规模庞大的绑匪集团，均有着强硬的后台，很难查获。
日伪时期，以骆文庆为首的绑票集团十分猖獗，他化名张明德，居浦东北蔡一带，纠集一批同党，是绑架集团中的嵊县帮，每次行动均周密策划，手辣心狠，绑票八年，从未失风，积累了大量钱财。到1946年又主谋策划绑架荣德生，终致落网。
另一绑票集团魁首袁仲抒，又名仲书、忠林，浙江诸暨人，20、30年代集结绑票团伙，四出作恶，被人称为嵊县帮中的“真魔王”。后积财在南洋桥闲居，也因参与绑架荣德生案而遭捕。
旧上海的绑票案还有一个特点，即从发生的绑票案看，有很大部分是由流氓集团“客串”完成的，他们虽不是专事绑架的匪徒团体，但看中绑架的丰厚财源，因此也不断地制造绑案。黄金荣曾默认和指使他的徒弟唐嘉鹏绑架温宗尧和尹启忱之子。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了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由黄金荣出面“讲斤头”，付了二万元银票将其子赎回，贝家为此送了黄金荣一辆小汽车。像这类形形色色的绑票案，虽起因不一，但手段和结局却是相同的。
另外，绑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汽车绑票
汽车用于绑票盛行于20年代以后，其特点是汽车的行速快，便于迅速转移，而且车内行事，可掩人耳目，有较好的隐蔽性，安全可靠，因此为绑匪所常用。
通常，绑匪事先设法偷盗或准备一辆汽车，根据对象的活动规律，寻找机会下手。如对象在街上行走，汽车就慢慢开到他身边，突然将车门打开，一人用手枪抵住对象的腰背，另一人用拳猛击对象的小腹，被击之人必负痛弯腰，外人看到的正是一个上车姿势，车内绑匪再一拉，便可将“肉票”绑入汽车。
还有一种软办法，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轻松地将对象绑去。如将汽车开至附近，由两绑匪下车，走至对象背后，一个突然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另一绑匪则紧握对象的双手，两人同时大笑高呼：“你猜是啥人”，路人与对象均以为有人在开玩笑，当被绑架者还未弄清所发生的事时，已被连推带拉地塞进了汽车。
（二）用人力车绑票
用人力车绑票是早期绑匪的方式。绑匪先准备一条装有铁砂或铁棍的橡皮管，先由一个绑匪乘人不备，从背后猛击对象的头部，将其击晕后就飞速逃脱；另一个绑匪立即装作受害者的同行或热心人，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将其扶上早经准备好的人力车上，然后谎称去医院等，将其绑架而去。
（三）用女绑匪绑票
让一个女绑匪打扮成风流少妇，待绑架对象走到，便一把抓住，纠缠于身，绑架对象惊愕之余，一定会极力挣脱，于是女绑匪便大骂他没良心，将她无故抛弃，这时几个男绑匪便会出来相劝，一边说有事回家商量，一边将他俩推进汽车，扬长而去。
（四）安插内线绑票
即派人打入内宅，了解其家庭情况及绑票对象生活细节，伺机下手。前面提过的唐嘉鹏绑架尹启忱之子，即采用此方法。尹启忱曾在清朝时做过苏常大地区钱粮的稽征官，刮得百万资财，在静安寺路成都路居住，与盛宣怀住宅仅一墙之隔。他年届风烛，却喜得一子，十分钟爱。唐嘉鹏等先遣一门徒应聘入内宅为厨师，不到两个月，便将尹家内情全部摸清，于是经过周密布置，唐嘉鹏率四个帮手准备绑票。一天下午五时，唐嘉鹏化装成老人，乘汽车至尹宅，下车后便拿出帖子叫门，当门一开，唐嘉鹏即拔出手枪对准尹家管事胸口，打开大门，让汽车直接开入花园，将正在花园中玩耍的尹儿抱上汽车，绝尘而去，密藏于法租界长滨路（今延安中路）荣生公司的密室之内，最后以十万银元之价赎票。
（五）冒充巡捕绑票
这也是唐嘉鹏一伙的绑票伎俩。当时，他们又选定另一个绑票对象温宗尧。温宗尧曾任皖系师长，后挟巨资居王家洪，平日里深居简出，家中仆佣也从不用外人。唐嘉鹏受黄金荣指使决定上门劫持“肉票”。先是唐嘉鹏等三人装成巡捕，以五个随从扮为便衣，肩背丈量工具，诈称工部局土地丈量人员来到温宅。待骗开边门后，又想法得到了大门钥匙，随后将汽车开入，逮住了温宗尧塞入车内，后竟得赎费十五万银元。使用类似手法的还有骆文庆集团。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堪称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荣德生，1875年8月4日生于无锡惠泉山麓，平生酷爱古董和书法，主张“实业救国”。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有棉纺十八家，面粉厂十六家，拥有纱绽六十万枚，日产面粉八万多包，堪称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
1946年，仅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分的红利，就高达五万余两黄金，这一年荣氏套进的外汇有四百万美元。
荣德生到底是怎样被绑架的呢？
4月25日上午八时许，天空下着一阵阵米粉细雨；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早膳即毕，从高思路二百一十弄二十号寓所出发，乘21162号黑色轿车赴厂办公。
车至麦尼尼路口，突有埋伏街中之匪徒三名，两穿中山装，一着军服，其中二匪拿出手枪，出示汤恩伯的“红色硬卡”，勒令司机停车，随即将车上身穿玄色绸长衫的荣德生拖了出来。
一匪问道：“你是荣德生吗？”
荣德生点点头。
那人向荣德生出示了一张第一绥靖区的逮捕证说：“奉毛森处长的命令，请你到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去一趟。”
荣欲待细问，匪徒们不由分说，便将他挟上一辆无牌照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的黑色轿车，开足马力，向沪西飞驰而去。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上海《新闻报》、《大众报》、《文江报》、《申报》等各大报，同一天发表了这一消息。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手忙脚乱，蒋介石大发雷霆，认为此案如不迅速侦破，党国要人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进一步威胁。荣案震动着整个上海企业界的心脏，案发后当天下午三时，上海市政府新闻处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朱灵白处长报告荣德生之被绑架，市政府已限令于一周内破案。
荣德生先生是我国财界的一大巨头，用财富堆积起来的政治威望，使他官居江苏省参议员宝座，老先生共有六子、九女，其中长子已故，第六子尚在美国学海军，九女荣墨珍是他的掌上明珠，此时此刻，不在上海。
荣案发生后，荣德生的汽车夫匆匆回报二公子荣尔仁。荣尔仁深知父亲在上海平日与世无争，并无结怨。是谁绑架他老人家的呢？“肯定是出于流氓之徒敲诈勒索。”荣尔仁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是哪一股流氓敢如此胆大妄为？申新纱厂的智囊人物薛明剑先生说：“不管是哪方流氓绑架，都不要惊动，为了拯救荣老先生的命，只要舍得花钱，不必让官方插手。”
于是，他们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有必要到黄金荣府上和杜月笙府上拜访。不管是不是他们所为，他们的消息总会比我们多；另外，留专人在家接电话。
不久，荣家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荣德生在他们手中，必须付一百万美元才能赎回。接着，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也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要他尽快筹款赎人，否则荣先生性命难保。
第三天下午，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也接到绑匪来信，信中说赎金可减至五十万美元，限两日内筹妥，否则将荣处死。
荣家接到这封信后，同意以五十万美元赎人，后绑匪又几次打电话约定交款接人的地点，但荣家人去了后都不见绑匪踪影，显然是这绑匪在试探虚实。
荣德生被绑架后，上海警察局为了破获这起大案，派出大批便衣警探密布荣宅周围，并暗中在荣家的电话上装上了窃听装置。
当绑匪再次用电话和荣家联系，约定5月25日下午在蒲石路收款放人时，这一消息被警方截获，于是出动数十名便衣警探前往蒲石路设伏。
岂料这一带是京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公馆所在地，汤公馆警卫人员见周围有大批便衣人员，为防不测，立即报告汤司令。汤司令闻讯后不问青红皂白，调来一支军队保护公馆。
蒲石路一带顿时军警密布，气氛紧张，绑匪见势不妙只得溜走，但荣家前来赎人的汽车却被警方扣住，车内一只装有二十五万美元的皮箱也被搜走，警方以“出钱赎命是违法犯罪”借口将二十五万美元扣留，还派出警察到荣宅搜查。荣家更加惶恐不安。
在荣家积极营救荣老先生的同时，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某处处长毛森也在积极寻找线索，并抓住黄绍寅。
黄绍寅曾经在浙西行动队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当过行动员，曾经是黄金荣的徒弟，但师徒之间也没有联系。经过审讯，很快得知，出示“红色硬卡”、穿着军人服装的就是他。但他也不知荣德生被绑往何处，只知被带回沪西。
毛森立即做了周密布置，一是立即寻找荣老先生的下落，上海各码头车站如见嫌疑人立即拘捕，二是派些便衣警探到钧培里黄公馆和黄家花园侦察。
却说黄金荣知道这个情况后，恼羞成怒，立即打电话通知毛森，如把他当成嫌疑人，你就是瞎了眼，再说，蒋介石为此事已大发雷霆，我能为钱而得罪自己的门生吗？
黄金荣发牢骚归发牢骚，毛森依然不改初衷。他想：流氓白相人为了钱什么事做不出来，你说得再好听，也是白搭。但他也不敢欺人太甚，只把便衣人员分散，继续监视钧培里和黄家花园的情况。
黄金荣见毛森的便衣虽然撤走了，但并未完全放松监视。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太坏，不是自己干的，别人也会怀疑到你的头上。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命令自己的所有门徒打听绑架荣德生绑匪的消息。
不久，有门徒密报，已经得到一些线索，主犯是骆文庆和袁仲抒等人，听说袁仲抒携妻已到杭州。
黄金荣立即派门徒到杭州找双枪黄八妹，这位原太湖游击队队长，现在已是浙江省吴兴县参议员。黄八妹接到黄的信和金条后，立即答应帮助寻找。
做完这一切后，黄金荣立即给毛森挂电话，说为了能还自己清白，我已派人找到主犯袁仲抒的下落，他携妻已到了杭州。
在接到黄的电话的同时，毛森也知道了此情况，因为他们已抓住了另一主犯骆文庆，骆也如此交待。毛森此时才真正明白黄金荣并没有参与此案，遂撤除了对黄的监视。
再说匪首袁仲抒绑架荣德生得手之后，命刘瑞标驱车飞出沪西，把荣带到太湖一条雕龙刻凤的游船上。荣老先生昏昏沉沉，睡在一片黑沉沉的世界里。
第二天，袁仲抒说：“荣老先生，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物，所以你必须尽快将钱交到我们手中，否则……”
荣德生对袁说：“你这位兄弟，我还不认识。抗战前，我原有三百万只锭子，经过八年抗战，已经损失过半。你们这次要我出钱，讲一个数，我们商量着办吧！”
袁仲抒一听，觉得这老头糊涂，很是高兴，痛快地说，“我们穷哥们也是被逼着干这件事的，如果老先生拿出五十万美钞或金条，我们会把你安全送回家的。”
荣德生随手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象牙私章，交给袁，说：“五十万美金，就这样定了。你拿着这块图章，作为见证，找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接洽便可。”
吴昆生接到袁仲抒电话后，立即向荣尔仁密报，荣当即表示五十万美金可以接受，但要绝对避免官方插手，拜托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为联络人。
詹荣培与匪方接上线，来到神州旅社316房，见到匪方代理人、华大企业公司吴志刚。经过数次秘密协商，于5月27日上午九时在劳工医院八号病房交款。
吴志刚收到款后，立即向袁仲抒报告。袁仲抒将荣德生请上吴志刚的汽车，送到韦飞路口，由骆文庆代雇三轮车，陪送荣德生到麦尼尼路他女婿唐熊源家中，时间是1946年5月27日深夜二十三时左右。
5月30日，《新闻报》以头号大字标题发布消息：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家属既不安排接见，亦不愿发表任何谈话。
5月31日，上海《立报》发表《恭贺出绑》的文章，称：
“棉纱大王荣德生出绑了，这是值得恭喜的一事，向什么人恭喜？当然先向荣德生先生恭喜，恭喜他老人家脱险突出，安然归来，可以快快活活的度过抗战胜利后的端午佳节。其次，要恭喜当局的‘德威’，绑匪居然慑于德威，将荣先生释放，使当局好比佛面贴金，更加有了光彩。当然，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荣先生出绑，这也不必去深究，好在肉票已经还璧归赵，总是天大的面子，至于绑匪的捉拿，那就不在话下了。”
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使上海警察当局出了洋相。毛森认为，如不是处在捉拿绑匪时期，立即叫这家报社关门。
及至到6月下旬，案子还没有进展，主犯仍在逃。毛森立命黄炳炎、陆志凌和海艳小姐二下杭州，寻找主犯袁仲抒的踪迹。但要在杭州数十万人中找到一人，岂非大海捞针？二下杭州又无结果。
这时，毛森想到黄金荣，因为他既然能知道袁仲抒逃往杭州，就能帮我们找到主犯。于是，便带着一些礼品和四根金条亲自拜访黄金荣。黄指他一条路，到杭州后找双枪黄八妹联系，或许有结果。
黄炳炎等人又三下杭州，由于海艳小姐认识黄八妹，她就成了核心人物。
也算毛森吉星高照，这天天气闷热，黄八妹接着海艳等人一起走进湖滨冷饮室，入座时黄八妹竟发现袁仲抒老婆坐在对面，便示意海艳盯住此人，一直盯到新泰宾馆。
黄炳炎、陆志凌到门房一查登记簿，果然发现有一旅客名叫袁争飞，同室有一男一女，当即监视，由黄炳炎去请杭州侦缉队协助，于凌晨四时将袁抓获。
警方遂顺藤摸瓜，将十五名绑匪一一抓获，其中八人判了死刑。
荣德生被绑架是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此案虽被侦破，部分赎金也被追回，但荣家仍受到严重损失。被第一绥靖区、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索去的款项及在此案中的各种开销，高达六十万美元，超过了绑匪提出的五十万美元赎金的数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在此案中，黄金荣一度被人怀疑很是恼怒。但从另一种角度讲，此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滩的势力尚未完全衰退，甚至可以说还依然被人重视。
借刀杀人
1946年，国民党军统组织为进一步控制帮会势力，动员各种力量准备与中共抢夺天下，将抗战时期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
10月19日，新建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各地赶来参加的帮会首领达千人，黄金荣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章程，宣称本会是“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会议选举杜月笙、向海潜（洪帮龙头）、杨虎等三人为常务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监事，黄金荣还担任了常务监察。
新建会总会设在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在各省、市设立二十八个分会，县支部四百六十八个，成员号称五十六万人。其成员多为帮会流氓、地痞恶霸，与中共对抗没有多大作用，倒是危害地方，骚扰百姓，人人愤怒，连国民党也侧目而视，终于到1947年9月4日，行政院下令撤销。
黄金荣虽然担任了新建协会的要职，但基本不过问具体事情，目睹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的变化，他深感夕阳西下，前途渺茫，耄耋之年不必再为国民党拼上这把老骨头了。黄金荣对政治早已失去热情，但其门徒们还是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如1946年4月，上海举行市参议会的选举，在一百八十一个议席中，金廷荪、金九龄、顾竹轩和陈培德人选。
这一时期，黄金荣的产业仍有一些发展。大世界游乐场虽秩序混乱，时遭正直人士批评，但营业额却非常好，大世界公共户籍上有近百人，总经理黄金荣自然有些踌躇满志。此外，他还成立了建隆地产公司和黄金记地产公司，经理各处的房地产。其他的娱乐业也十分顺手。但随着内战的扩大，大环境却日益恶化。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飞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败局已定，政治上危机四起，财政经济方面也呈现出全面崩溃的征兆。这主要表现为其所据持的日伪产业和外汇黄金储备已变卖殆尽，而内战消耗有增无已，财政开支只能靠滥发纸币来维持，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实力靠接收日伪产业而达到历史最高峰，拥有九亿美元，黄金六百万两（合四亿美元），加上接收敌伪资产法币四万亿元（合十亿美元）。
蒋介石以为，这笔可观的财富，足以维持其为支付内战费用而滥发的法币。岂料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许愿，已成笑柄。
1947年2月，国民党全面进攻被粉碎时，南京政府的黄金储备已用去三分之一，到1947年10月，其黄金、美元储备只剩下三亿美元，预计到1948年底将全部耗罄。
但法币发行量，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总量又达6,639,946亿元，五百元面额的大钞也赫然问世。由于蒋管区面积日小，滥发的巨量法币只能集中在上海等少量大城市中流通。
由于法币无止尽的发行，它的兑换价值，已低于其本身的成本。如米卖到五千八百三十三万元一石，一只大饼需三万元，百元纸钞当作冥钱或手纸用，甚至乞丐也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
法币的信誉一落千丈，导致了上海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獗，沪地金融界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
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
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它的搭档“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二百大条（二百两）黄金作为诱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二十余名经济科便衣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兑钱交货的地点，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
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互通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
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当机立断，宣布四十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账册都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麟，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的出口机构。姜钟麟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日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泰行的全部套汇暗账。姜生怕大难临头，揣了十根大条子找到黄金荣，由黄出面，让他主动交出十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三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了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想起了黄金荣、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黄金荣、杜月笙电报，请他们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黄金荣与社会上的联系已经很少，很多情况不清楚，但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问题。
黄金荣为了给总统效力，特要杜月笙找了一批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黄金荣、杜月笙很得意，恰逢孔祥熙来上海，听了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这个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都赞同这个方案。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款来到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
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就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依然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就连上海大亨们也惊诧不已。
一着未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
蒋介石想用这针强心剂，来拯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的头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火箭似地飞涨起来。
蒋介石眼看不行，便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
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芳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便统率“勘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广事收查敢于违抗命令、扰乱金融的不法分子。
再说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特地把杜月笙请到南京商谈，要杜大力支持所谓“币制改革”。杜月笙从南京回来后，顿觉身价倍增。
黄金荣听说后，心里暗暗责怪蒋介石，请杜赴宁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
而杜月笙呢，回来后也没来看望黄金荣，关于党国的“经济政策”，黄一点也不清楚，很多门生前来告状，说好处都让杜门捞了，生意都被杜家抢走了。
“娘的，我总要寻机会告他一状，让总统去治他！”黄金荣有些愤愤不平。
蒋经国一来，黄金荣觉得是个机会，何不借小蒋来敲敲他。于是，黄金荣派人邀请蒋经国到家中，准备盛情款待。与此同时，杜月笙也马上派人去邀请，都被蒋副专员一一回绝。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黄金荣改变策略，让心腹黄振世再次邀请。此时，黄振世已被聘为“勘乱建国大队”的评价委员，他有机会接近蒋经国。
这一天，正好开评价委员会议，会议一结束，黄振世便跑到蒋经国面前，将一只大红请帖双手呈上。蒋经国打开一看，微微一笑，向黄点了一下头，示意他到隔壁等着。
蒋送走了委员们，来到黄振世处，说：“黄老先生的情，经国早已领了，至于赴宴的事，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不能去。请你转告，请老太爷不必费心，多谢了！”
“专员话我已明白，如果说到黄家去不便，可以到我的‘振社’去，这样，别人就不会讲闲话了。”
“好吧，明天我去你那‘振社’瞧瞧。”蒋经国终于答应了。
从会场出来，黄振世坐上汽车直奔黄家花园，向老头子报喜。一小时后，师徒俩已在四教厅后的避暑别墅里策划告状的事。
原来杜月笙从南京回来不久，得到“币制改革”的内部消息后，便指使儿子杜维屏暗中抢购囤积物资，套购黄金美钞，他才是上海滩上的一只“恶虎”。
第二天，黄振世在“振社”里置好了酒席，便在门口翘首伫足嘹望等待。十二点不到，一辆乳白轿车开来，黄振世迎上去。可一开门，却不见蒋经国，他们是吴绍澍和蒋恒祥。这两人均是小蒋的亲信与智囊人物。
吴绍澍一下车便拱手打招呼：“黄委员，蒋副专员临时有要事，无法分身，只得让我和恒祥来叨扰了。他让我俩向您致歉！”
“欢迎，欢迎！你们俩来了，还不是同副专员来一样！”黄振世和他们一一握手，不停地抖动，显得异常热情。
本来要在酒席间向小蒋进函，提防杜月笙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勾当，现在，这些话不便对吴、蒋二人说，于是酒宴在哼哼哈哈天气凉热的闲话中结束。
当天晚上，黄振世就将“计划破产”的事，报告了黄金荣。
身边的几个人听了都很扫兴生气，觉得连连碰壁，瞎子点灯白费蜡。但黄金荣不这么看，他说小蒋能答应到“振社”去，便是友好的表示。
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呼呼噜噜地烧了几筒鸦片。当他烧到第三筒时，精神大振，脑筋特别灵，一个主意突然跳了出来，招手对黄振世说道：“能不能让大少奶奶出面，志清的交际手段很高，小蒋也许会来的。”
黄振世领了老头子的旨令，跑去转告李志清，李听后想了一会儿，点头莞尔一笑，乐陶陶地走了。
女人的魔力，很多地方胜过须眉男子。过了两天，李志清果然把小蒋请到黄宅来。老头子自然退居二线，一切由她安排，由她接待。
小蒋在席间一再表示“打虎”的决心，向陪在左边的李志清打听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
李志清的养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李本人又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事一清二楚，但是她却回答说：
“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拿总的，具体事都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亲手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个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子。后来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大条子，他才答应的。”
“唔，唔！”小蒋不表示什么意见，但他听进去了。
陪坐在右边的黄金荣听了十分开心，他赞赏媳妇这一状告得妙，在诉苦中随意一击，不落痕迹。
蒋经国回到督导专署，布置亲信暗中调查杜维屏的投机倒把情况。
杜维屏仗着父亲的来头，在上海滩一向吃得开，平常搞点投机倒把，对他来说，根本不算回事。
但是，蒋经国却在杜维屏的身上找到了问题。就在最近这几天，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八百多股。于是，蒋经国便以“连续非法交易，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杜维屏与另外两人逮捕了。
杜月笙的儿子被捕后，杜公馆上下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手下人都纷纷出谋献策，要给蒋经国一点颜色看看。杜月笙不愧为久经沙场的“沪上闻人”，表面上他不动声色，暗地里却积极活动，一方面差使小喽罗抢购东西，制造混乱，一方面通过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徒子徒孙，搜集蒋氏姻亲在上海囤积居奇的材料。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召集各业巨头开会。蒋经国一番开场白后，杜月笙慢慢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守在那里。蒋副专员若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们，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说完，他率先离席而去，有一些事先与他约好的工商人士及记者也随之而去。蒋经国原就想办孔令侃，但因宋美龄阻挡，只好放下。如今杜月笙“逼”他这么做，他除了“敲”孔令侃一下，已别无选择了。
10月1日，在经济警察搜出了扬子公司仓库的大批囤积货物后，蒋经国下令查封了这家公司。对于蒋经国这一手，孔令侃自有对付的办法，他一个电话，把“状”告到了小姨妈宋美龄那里。宋美龄听完电话，二话不说，直飞上海。
在孔宅里，宋美龄把蒋经国叫来。可是，尽管她从中斡旋，双方谁也不愿退一步。
闹到最后，孔令侃冷不丁冒出一句话：“逼急了，狗也要跳墙的。如果我走投无路，就向新闻界公布你们蒋家在美国的资产，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听了这句话，急出一身冷汗，“令侃，不可造次！”
当天，她立即给正在北面督战的蒋介石拍了份加急电报，要他立刻南下，处理这件紧急大事。
10月8日，蒋介石赶到上海，听了宋美龄的叙述以后，他不由地叹口气：“我来和他谈谈吧。”
第二天清早，当蒋介石和蒋经国共进早餐时，蒋介石对儿子说：“‘扬子’一案不要再管了。”“为什么？”蒋经国问道。
蒋介石摆摆手，“和为贵，和为贵！”
蒋介石这番话虽然使蒋孔两家的一场干戈就此平息，却也使蒋经国三个月呕心沥血的“打虎”运动成果化为灰烬。
1948年11月1日，蒋经国怏怏不快地离开上海，“打老虎”就这么结束。
再说杜维屏，所具的罪名不过是场外交易，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的人实在太多了，便只好将他送到法院去，勉强判了八个月徒刑。杜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黄金荣虽有几分得意，但这还是大少奶奶的功劳。他无论如何，在上海滩上再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惊惶中末日到来
出于种种考虑，黄金荣选择了留在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本着治病救人、宽大为怀的宗旨，仍对黄金荣给予了足够的宽待和自由，但深知罪行深重的过气大亨仍在惊恐中死去。
上海解放前夕，局势异常混乱。何去何从？黄金荣心里十分矛盾。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国共两方面都在尽力争取帮会人物，其中主要对象是黄金荣和杜月笙。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性进攻战役，突破长江天险合围并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这样时局转变之时，杜月笙也在权衡利弊，而黄炎培、杨虎、陈铭枢等曾动员杜月笙靠向人民阵营。共产党方面有潘汉年等与他保持联系，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张澜也去拜访过杜月笙。但杜月笙由于怕共产党审查四一二政变中杀害汪寿华之劣迹，于是决定，变卖住宅，1949年初，准备到香港观望。4月10日蒋介石在复兴岛接见杜月笙，要杜选择适当时机离开上海。2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突破长江，23日，南京获得解放。
杜月笙要走了，于是到钧培里向黄金荣辞行。杜月笙看着老态龙钟的黄金荣，真心劝他到香港去。但黄金荣心想，我没有江寿华这样的血债，不用怕共产党，但嘴上说道：“我的年纪已经80多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临近告别的时候，杜月笙想到，这也许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最后两人互道珍重，杜月笙怅然离开了进出过无数次的钧培里。27日，杜月笙包了一条荷兰商轮匆匆前往香港。82岁的黄金荣已垂垂老矣，他自己知道已经来日无多了。
就在这决定去留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派人向黄金荣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非常关心上海帮会的动向，曾指示过加强帮会方面的工作。已与中共有了接触的杨虎接受了中共派下的一些任务，前来向黄金荣做工作。一天，杨虎到黄公馆看望黄金荣，他们俩一同谈起了时局。杨虎对他说，共产党领袖知道他，真诚希望他不要走，就留在上海协助稳定当地局势，如果这样可以既往不咎。
同时，杨虎还递给他一张字条，说是共产党领导人写的，要他在解放后交给上海市的负责人，保证不会抓他。黄金荣拿了这张字条，心里有点踏实。后来，又有人带来一个重要的口信，原来是章士钊夫人，代表共产党特意来看望他，动员他。章夫人告诉他，只要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共产党一定都会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黄金荣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这下心动了，就凭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他知道共产党向来是守信誉的，这些话也非同儿戏，他又感到有了希望。
为了向共产党表示自己有立功赎罪的诚意，黄金荣认为，应该做点什么事情，他认为，提供一些重要情报，也许是最及时的事情。他知道，洪门在上海也有相当的势力，弄不好，就会制造社会混乱。他马上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将洪门头目列了一个名单，多达400人，然后，找了一个机会把名单送给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以便对他们进行控制，防止其作乱。黄金荣打听到，共产党急需掌握国民党在上海的一些财产情况。于是，命黄振世造了一个表，将自己所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全都登记列入。再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黄门弟子，不要轻举妄动。对国民党在逃离上海前进行的破坏和屠杀，黄门弟子绝对不能去参加。每遇地下党，都要尽量帮助和掩护。黄门弟子果然遵照师父的命令行事，没有发生什么恶性事件。黄金荣的这些措施，对于共产党顺利接管上海，稳定上海局势，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终于解放了。黄金荣则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对待。人民政府没有逮捕他，而是对他实行了团结、改造的政策。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曾在一次会上说，反动统治时期，黄金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是蒋介石的靠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在上海做了很多坏事。但解放后他留了下来，说明对祖国还是有感情的，对共产党不抱敌意。所以也不必给他戴上“专政对象”的帽子，只要他表示个态度就行了。杨虎很快将这些话的精神传达给了黄金荣。黄金荣听了十分感动。非常感谢共产党对他的宽大。人民政府既没有抓他，也没有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解放了，人民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黄金荣的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全都由职工进行管理。他也不能从中获得高额的利润了。不过，他仍可以到里面去走走看看，有时，他也戴上企业的袖章，在门口值班，以表示自己参加了一定的生产劳动，而且在认真地改造自己。总之，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使黄金荣十分佩服。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当日就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第二天，以陈毅担任市长，曾山、潘汉年和韦悫为副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但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帮会流氓分子企图利用共产党刚进上海、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机，大肆捣乱。据当时统计，上海解放后的二十多天里，共发生重大的抢劫案五十多起。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指令军管、公安加强保卫。黄金荣的爱徒陶雪生，抗战时期就做了汉奸，残害抗日志士，欺压百姓。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1948年，曾参与策划逮捕许荣夫和王孝和等事件。特别是由于破获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长、共产党员王孝和一案有功，一跃而为警察局特工组长，后又升任侦查股长。解放后，陶雪生被捕，经审判犯罪事实确凿，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1950年10月，陶被押至其老家漕河径——黄家花园旁处死。
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人民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的人员自动进行登记，到1951年，登记人数多达26800人，成百上千的帮会头子被监督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由于黄金荣的一些门徒还在从事破坏活动，这当然牵涉到黄金荣本身。为此，政府内部也有些干部主张将黄金荣法办。他们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制服他的数以千计的门徒，也就无法有效地控制上海的秩序。也有些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全跑了，杜月笙都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不错的。
上海市军管会对黄金荣的基本估计是：第一，黄金荣过去有罪恶，是依附帝国主义势力的恶霸；第二，但黄金荣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人民政府低头认罪，而且日渐衰老；第三，对反动帮会势力必须采取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应取宽大政策。
经过商议，决定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那就是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可以对他宽大处理。研究之后，潘汉年亲自委派杜宣作为军管会的代表，负责向黄金荣本人进行训话。
一天下午，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来到钧培里对黄金荣训话。黄金荣连忙出来迎接，当看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心里一阵恐惧，甚至感到不妙。杜宣等来到大厅，立即重申了政府的政策：只要不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务，不再包庇徒子徒孙地痞流氓，不破坏社会治安，人民政府会对他宽大处理，并要求黄金荣老实交代。
黄金荣见政府并没有逮捕他的意思，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便马上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拐卖人口，杀人绑票都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说着，黄金荣从怀里摸出蒋介石1927年在黄60大寿时赠给他的那块金怀表，交给杜宣让他上缴政府处理。并坚决表示决不包庇干坏事的门徒，一切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然后杜宣说，政府还是同意让他正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的。最后还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老老实实，不再做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都可以从宽处理。”黄金荣立即低头哈腰，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杜宣继续告诫他说：“今后必须老老实实，如果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抗人民政府的事，那就要从严法办了。”这时，黄金荣连忙频频鞠躬道：“保证不再做坏事。”
当黄金荣知道了潘汉年对他的评价后，他还是十分感激的，他甚至佩服共产党人，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1950年1月，黄金荣购买了5万元国家公债，以表示这种感激的心情和对人民政府的拥护，只是他手中已没有多少钱。1950年，黄曾对管家程锡文说：“现在我买了5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10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2月，程锡文去香港找杜月笙，没想到碰了个软钉子，他要程去找李志清（此时还在香港）想办法，程无奈，只好空手返回上海。
黄金荣急需钱，觉得这位金兰兄弟不会如此绝情的吧，于是他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10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这刘裕章是个军火商人，黄金荣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捕私下做过军火买卖，卖给了刘，刘当时没有付款。带着黄金荣的信，程锡文二下香港，去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月笙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最后叫万墨林先给黄5万元，程才返回上海。后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
其实，黄金荣在催别人还清欠款的同时，也在加紧清理自己的财产，以防不测，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为了保住这些财富，他和李志清曾商量对策：将一些不动产尽量换成美元、黄金、珠宝等，以便于携带处理。打算先将这些财宝放在家中保险箱里，若出现风头不对，就把它们带到香港，也好日后慢慢受用。黄金荣就派李志清马上操办，他不想外人插手此事。李志清也将各处产业的存资集中起来，一边又将一些不太惹人注意的产业、房地产，偷偷变卖。
其实李志清早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携带钱财到香港去，她晚年黄金荣被勒令到曾经是自己创办的大世界门口扫地。当然是不愿意留在上海的。她受杜月笙等人的影响，对共产党早就存有戒心，害怕有朝一日受到清算，失去舒适的生活。她看到，黄金荣年事已高，也活不了多少年了，如果死去，自己就会失去靠山。她是在旧社会过惯了舒服日子的人，不敢想象新社会将如何改变她的一切。既然大家都去了香港，自己也应早去为好。当她知道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时，就已经下决心，找机会趁早离开。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在默默地进行准备。她不露一点声色，依旧取得黄金荣的信任，以黄公馆当家人的身份进行活动。她表面上为黄金荣变卖不动产，存钱财，实际上是为自己准备去香港生活的费用。她还派人到香港看房屋，以便作为自己日后的住所。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她便开始了潜逃香港的行动。上海解放后。局势稳定、黄会荣认为自己家中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因而放松了警惕。李志清看到，这正是出走的大好时机。于是她偷偷地打开了保险箱，将里面的金银财宝百分之八九十装进了自己的皮箱，只给黄金荣留下极少的部分。然后，带着养子黄起明和养女黄悦明，离开了已经居住了几十年的黄公馆，离开了上海，径直奔赴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而黄金荣呢，他最信任的儿媳李志清的出走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一下子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财产，而那些不动产已不属于他了，他也不能从中取得任何的利润。他又拿出5万元钱买了公债。如今，他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黄公馆的花费又十分大，上上下下人口众多，都要吃饭穿衣。其他应酬的开销，修修补补的费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还要支付佣人的工钱等。这样的负担，已使黄金荣吃不消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亨也不得不向别人借钱。1949年12月，黄振世受宁波旅沪同乡会委派，去香港为宁波筹集救济钱款。同时，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籁等人返回上海。
临走前，黄振世去看望黄金荣，黄金荣则叫他代向杜月笙商借5万美元。黄振世到香港后，见到杜月笙，向他提起此事，也表达了政府希望他们回去的意思，保证一概不咎既往。但对于借钱的事，杜月笙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指李志清）商量以后再说，后来也就没有结果了。关于回上海之事，他则一口予以拒绝，反而叫黄振世带话劝黄金荣速来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黄振世回到上海后，如实向黄金荣作了转达，但同时劝告他，还是留在上海好。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蓬勃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4月中旬，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于是各区立即成立了镇压反革命行动指挥部，发动部队、警察、干部和群众团体等组成搜捕行动小组，27日，在全市联合举行大逮捕行动。
一些有过劣行恶行的人日子自然不好过，如黄金荣的爱徒丁永昌。丁永昌绰号“野鸡阿大”，少年时在十六铺混饭吃。他以前跟随黄楚九在大世界设诗谜摊度日，后拜黄金荣为师，在唐嘉鹏担任经理时当过总稽查。曾积极参加四一二政变，镇压工人纠察队武装。后来因得到黄金荣的赏识长期控制大世界。上海解放后他继续替黄金荣管理大世界，整日还是养鸟牵猴，拜佛烧香。丁永昌平时欺压大世界广大职工。有一次世界劳资协议会议提出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时，丁永昌立即纠集徒子徒孙进行破坏，威胁对敢于揭发黄金荣和丁永昌的人进行报复，并扬言：“情愿为老头子牺牲，不能让老头子吃亏”。
名义上，黄金荣仍是荣记大世界游乐场的总经理，但实际负责人从1949年5月后就由丁永昌担任经理，大世界游乐场里有2788个位子，有职工1178人，1952年减少到146人，但各种地方戏的演出仍然十分兴旺。但大世界的员工们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好转，所以他们对黄金荣纵容丁永昌等压迫、剥削员工十分气愤，纷纷写信给政府，要求摆脱封建压迫。一、黄金荣在大世界所领取的钱极其多而员工的工资则少得可怜；二、同样是黄金荣所设的娱乐场所，黄金大戏院演职员的收入却比大世界员工的收入多得多；三、黄金荣不允许员工参加工会组织。员工们的这一坚决斗争持续到黄金荣去世。
黄金荣的另一产业黄金大戏院的营业其实也不太理想。经过交涉，1951年，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并改名为大众剧场。
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新社会，黄金荣的生活也必须随时代改变。因而政府派人向黄金荣说：考虑到你已经80多岁，不再需要多干些什么了。但在身体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希望你能早晨到“大世界”门口去扫扫马路。得到这一训令，黄金荣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但世道已经变了。不这样做也不行了，黄金荣只得提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的门口，出现在众多记者的面前。
当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后，立即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了这张报纸则感慨万千，同时十分庆幸自己离开了上海。但好景不长，杜月笙就于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于凄凉中病故。应杜氏家属的要求，上海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次，黄金荣从报纸上看到发表的杜月笙死亡的讣告，回忆半个世纪的合作与恩怨，更是感慨万分。
在全国蓬勃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形势下，上海市人民政府对黄金荣这个青帮头目，进行了教育，要求他主动坦白交待以前的罪行，让他为其他帮会分子做榜样，争取宽大处理。
于是，黄金荣终于写了《黄金荣自白书》公之于世。而且年在《文汇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上都有所刊载，一时影响海内外。自白书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时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私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了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许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产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动，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不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后，愿做为人民服务的人。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假的。
黄金荣
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自白书》的公开发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黄金荣这个封建帮会势力最够格的总代表，终于向人民低头，举手臣服了！这篇《自白书》，不仅仅是黄金荣个人的忏悔，而且是中国的帮会以这种形式，给自身的历史打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
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们，包括那些上海的流氓帮会分子们，看到后台已倒，不得不收敛起来，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当然，这个自白书也只是初步的。由于是公开见报的，不可能详细地去涉及很多人和事。而自白书中所涉及的，也只是一些众所周知的特大事件和一个已经死了的张啸林。对于黄金荣个人真正的详细的坦白交待，也许另有材料。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应人民要求劝黄金荣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一份自白书，作进一步的坦白交待。一天，黄金荣叫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亲自带好，在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的陪同下，前往外滩的军营会所在地中央银行大楼。粟裕和盛丕华亲自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黄金荣当面呈递上了自白书，详细交待自己的历史劣迹，然后，他又与陈翊庭一同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下门口。突然，陈翊庭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丢在办公室里忘记拿了，就让黄金荣在门口稍等，自己上楼去取回来。黄金荣十分害怕军管会看到自己的严重罪行后会生变故，自己会马上被逮捕，就匆匆一人独自回到黄公馆。
由于心情恐慌和焦虑，黄金荣随即就病倒了。开始是整日坐在太师椅里颇为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即使有的时候能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了。渐渐地连坐也困难了，只能整日躺在床上了。黄金荣强烈要求家人不要送他去医院，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在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有着他的大部分荣耀和成就的钧培里，静静地离开人世。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了弥留状态，当天下午，黄金荣停止了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死后，其亲友徒弟，进行了简单的葬礼。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天晚上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各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得意门徒十几人前来外，没有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后，黄家生活越来越困难，甚至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自行决定。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在无奈之中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马上写信给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述黄家的经济困难状况。潘汉年亲自处理，顺利地解决了黄金荣的遗产问题。
黄金荣的死，标志着一个以盗匪四起、帮会横行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彻底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