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收容所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黄金荣等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领衔，与徐李龙、杜月笙、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
5月2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上海各阶层民众纷起抗争。
国难会议原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次大会（1931年11月22日）做出的决议，后因蒋、汪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而推迟。1932年4月7日，终于在洛阳举行。
本来值国难当头，各界无不希望“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团结和发动国民，一致御敌。但国民党对国难会议已定下基调，即可以说“救灾”、可以谈“绥靖”（剿共），惟独不可言“救亡”，这表明国难会议实际已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御用工具，人们无不失望。
4月5日，上海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章士钊和黄金荣等六十六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不愿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国难会议，辱承敦聘，读组织大纲，集全中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等语。念匹夫之有责，虽汤火莫敢辞。顾同人深信凡民族争存于世界，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盛衰存亡，胥系于此。我中华民族，所以积弱至今濒于危亡者，唯一症结，确在不能合作。民国二十余年，内讧之频繁激烈，人所共见。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睚眦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同人参与国难会议，方拟开陈所信，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对此救亡大计，努力解决，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政府忽有限制会议议事之规条，经推代表赴京晋谒，奉询真理，复承汪院长函复，会议讨论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等语，诵悉之下，不胜惶惑，以为尊台赴会，如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因特电陈不能赴会理由，幸乞谅察。”
通电公开后，各界赞同，而蒋、汪政府颇为难堪，汪精卫一连数日来电催促，而上海众会员仍不让步，4月10日再次联名通电，表明两点主张：“其一，同人痛愤日本非法无道之暴力侵略，彻悟拥护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严重责任，同时并顾念世界维护和平之报坛巨子申报经理史量才，因时评文章触及时弊，影响甚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信约及努力，主张以左列大方针，对付外患：一、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全无缺，为全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之主张，不辞任何牺牲，必拥护到底。二、为贯彻前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三、对外任何条约及协定非经临时民选参政机关或宪法上之有权机关同意，不生效力。
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故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而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二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通电最后指出：“倘若大会赞同，政府采纳施行，一新全国视听，藉以团结人心，消弭大难，则同人虽不及赴会，其与赴会无殊。”
这些主张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当时轰动一时。按照黄金荣的学识，他肯定不是首倡或中坚分子，但他赞同这一宣言，这已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政治上最进步和开明的举动了。
这两项倡议深得与会会员的响应，国难会议主席团被迫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议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和《国难会议宣言》等。
“一二八”事变前后，黄金荣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
时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八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而上海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八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励，永不敢忘。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
黄金荣自然也捐献了不少金钱。上海市各界为反对日本侵华，组织“反日会”，黄金荣也是其中的活动分子。
黄金荣还将自己的产业贡献出来，参与了难民收容所的建设。在康梯路（今建国东路）的金荣学校，设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第七收容收，收容难民二百人。在大世界设立第十四收容所，负责人是童子剑。
为了遣送难民，黄金荣又与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联合发起演剧助赈，决定“架一座大舞台，表演三天，所有戏馆场面班底，一概义务助赈，各发起人认销戏券，每人约两千元”，预定筹满金额为六万元。
黄金荣是如何将“大世界”设为收容所的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三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三十二艘，并有海军士兵两千余登陆增援。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有炸弹落下。各国租界的路门，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
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等因素的影响。1937年11月12日，淞沪防线全线崩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只得宣布“国军全部撤出上海战略转移”。
在上海即将沦陷的前夕，杜月笙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要黄金荣、张啸林同去香港。
黄金荣长叹一声说道：“我快到70岁了，半截子入土的了，怕什么？我不走了。再说我的大世界、黄家花园背不动，带不走。我看，还是呆在租界里，保险！”
“万一日本人要你出山呢？”杜月笙问。
“哈哈哈，”黄金荣一阵狂笑，高声说：“阿伟是我的高足，如今为举国之尊，我岂能背叛他，投降日本人，让天下人耻笑？”停了一下，黄金荣回问道：“月笙，你是走呢还是留呢？”
“我还没想好。”杜月笙有些心事重重。
杜月笙又来到张啸林家。
此时的张啸林认为，一旦杜月笙去了香港，黄金荣不问事，那岂不是自己独霸上海的好机会。在以前的几十年里，上海虽然一直是三大亨的天下，但不是黄、杜、张，就是杜、黄、张，张啸林从来就没有做过大亨的首位。因此，当杜月笙问他是走还是留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留！”
“为什么要留呢？”杜月笙究根求底。
“走，我能走到哪儿？日本人能打下上海，打不下南京？再说，就是跟着蒋光头，又有什么好处？‘四·一二’清党，我这手上可没少沾共产党人的血，但结果如何呢？”杜月笙知道张啸林为儿子的事而恨蒋介石，当年张啸林之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想把他安插到政府机关去，但蒋介石并没有如他的愿，因此，对此事，张一直怀恨在心。
杜月笙婉转地说：“二哥，我们即使走，也不一定是为了跟着蒋介石。‘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参加过抗日，日本人进驻上海，不会不算账的吧！”
“不！”张啸林抬手止住杜月笙，“就是我们抗过日，又怎么样？日本人来了，还能不想玩得转？土肥原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只要我为他们办事，他们不计前嫌。”
“给日本人做事，那岂不成汉奸了？”
“汉奸？汉奸怕什么？大哥，三弟你，不也都是汉奸？”张啸林“霍”地从烟榻上坐了起来。
“我们怎么是汉奸？”
“我问你，金荣大哥替法国人做巡捕，算计中国人，算不算汉奸？还有三弟你，做租界公董局华董，替外国人出谋划策，算不算是汉奸？”
杜月笙叹了口气，没有做声。
张啸林放低声音又说道：
“三弟，讲实话，自从前些年为了‘181号’，金荣大哥、你、我兄弟闹过一场矛盾之后，我就打定主意，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何妨不来个‘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呢？”
“你三弟开银行，办工厂，当那摩温、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去。我呢，我爱洋钱，我要发财，我还是要贩我的土，开我的赌。赚到钱，说明我还有点本事，赚不到钱，我就回家啃老本。月笙三弟，你说这样不也好吗？”
杜月笙知道再劝也是白费口舌，只得黯然辞去。
其实杜月笙也并不想离开上海，只是一根签，使他下定了要走的决心。
到黄金荣家、张啸林家劝说回来之后，他也在慎重考虑是走还是留的问题了，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突然想到静安寺，何不到静安寺问问神灵呢？
于是，杜月笙乔装了一下，来到静安寺，混在善男信女中，拈香拜佛求签。签筒晃了一下，他抽出一根，是三十六签，下下签。揭开黄纸签语，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解曰：异地飘零，举酒嘱客。
菽麦难黄，地老天荒。
杜月笙曾经学过一些算命知识，一看此签，便知是鸟恋旧巢，人恋故土，情势迫人，不得不去。于是下定了离开上海的决心。
而黄金荣留在上海会怎么做呢？
8月13日抗战打响后，由于国民党战略的不当和军队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不久即处于不利态势。而日军则大举增兵上海，扫荡周边地区。11月12日，上海城市除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外，全部落入敌手。接着日军侵占了江浙各地，侵略军残暴屠杀抢掠，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他们纷纷逃人上海租界，法租界的人口从四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人。一时，上海租界孤岛内到处充斥着难民，他们露宿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处于死亡的边缘。于是，各界人士纷纷行动，向难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作为法租界大亨的黄金荣在这股爱国爱民的潮流面前，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黄金荣与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等组织筹建了上海市难民救济委员会，黄担任了副主任。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当局下令将各种学校作为收容场地。就在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两枚炸弹落在爱多亚路、虞洽卿路（今延安东路、西藏中路）路口，这里正好是大世界的门口，当时便尸横遍地，血肉横飞。黄金荣即打开了大世界游乐场的大门，让难民们人内躲避炮弹，将大世界这个全上海最热闹的娱乐场所改成了临时难民收容所。
不几日，大世界已容纳了几千难民，但四处的难民还是滚滚而来，黄金荣索性把共舞台、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和金荣小学等也空出来接纳了难民，做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东面的四明公所也做了临时收容所。难民入住后，黄金荣每日支出不少钱物用于购买食物、设立诊所等。他还在南市老西门、城隍庙等处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这些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黄金荣争得了美誉。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及周围地区后，租界成为了孤岛，上海各处的难民收容所增加到一百二十六个，收容人数达十万人。由于日军的封锁，孤岛内粮食奇缺，难民面临断粮的威胁。黄金荣一方面担心难民饿死，有失人道，将好事变成了坏事；一方面又怕难民在大世界里死去，从而破坏了风水，断了财路。于是，便急遣管家程锡文、大世界副经理陈福康等得力门徒到苏州、常熟一带购买粮食，通过水路运至苏州河边。这些粮食使大世界内的难民避免了饿死的厄运。虽然开销了不少铜钿，但黄金荣还是松了一口气。同时，上海各界也纷纷动员起来了，电台免费播送难民消息和寻人启事，各抗日团体和童子军在街头劝募。同乡会和救济会在报刊上刊载募捐启事，戏剧界全体出动，在共舞台和卡尔登戏院义演《雁门关呼延赞表功》和全本《关云长》、《凤仪亭》等。
转眼间到了1938年底。其时日军已向中国内地入侵，原来从上海近郊和江浙地区来的难民多被陆续遣送回去。但是直到1939年初，大世界里仍有一千多个难民盘桓其间，其中有不少人不仅已适应了上海的生活，还找到了求生的路，他们往往白天出去做小本生意，晚上回到大世界来免费宿夜。
当时岛内的形势已大为改观。由于占领区处于日军的法西斯统治，工业萧条，急需大量的生活品；租界内人口拥挤，资金、劳动力和商品市场齐备，这些因素刺激了孤岛内的工商业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一批发了国难财的工商业人士和投敌的汉奸们生活放荡奢靡，不惜一掷千金。这些情况使黄金荣的门徒们不断向老头子进言，重开大世界，抓住这发财的良机，同时各个剧团的老板等也希望大世界能早日复业。
黄金荣听了门徒们的劝告，正合心意，心想当初日本人打进上海，国民受难，市面萧条，自己以大世界办收容所，接济难民，停业一年多，要算损失难以估量，也算不负国人了。但长此下去，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于是，黄金荣命令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等人，先贴出告示，要求大世界内的难民限期迁出，不遵守者逐出大世界。丁永昌、陈福康等立即安排妥当。1939年的春节，上海荣记大世界又开业接待游客了。
那么，这之后“大世界”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大世界真正成了富人的销金窟，穷人的陷阱。
“大世界”各剧场和电影场等上演和放映的大都是诲淫诲盗、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封建迷信、灌输奴化思想等荒诞或不健康的东西。
“大世界”重新开业后，就完全变成日伪进行奴化教育和腐蚀人民的民族意志的场所。日本宪兵设有特高课这个特务机构，所谓“特种娱乐”事宜也由它控制。课长是号称“中国通”的小村，“大世界”的经理丁永昌和他有着直接的勾结。根据小村的指示，丁永昌除加强对艺人、职工和游人的进步活动的“缉查”外，为了麻醉观众，还迫使艺人经常演出宣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反动戏剧。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随着蒋介石王朝一天天接近总崩溃，“大世界”内国民党特务对艺人舞台活动的监视和干涉也更为猖獗。1948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命令戏曲界的特务头子组织“戡乱建国宣传队”，这时盘踞在“大世界”的戏霸依照特务头子的指使，在“大世界”建立了“戡乱建国宣传大队‘大世界’中队”。在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策划下，“大世界”舞台上大量演出所谓“戡乱”戏，戏中大肆污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大世界”里还有不少供人“游戏”和“欣赏”的设备，花样很多。其中有许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游戏”之名，行毒害和诈骗游客之实。如摆在场子四周鳞次栉比的西洋镜，里面尽是黄色的画片。如什么“吃角子老虎”、诗谜摊、弹子盘、拉灯柱等等，实际上都是些公开的赌台。像这类赌台不下几十个，每天被骗被迷的游客不可胜数。
“大世界”也是扒窃、骗子、娼妓活动的集中地，游人因被窃、被骗、被诱而家破人亡的血泪惨剧经常发生。
1933年夏天，大京班正在上演一出宣扬封建迷信的戏，忽然有一位老夫人哭起来，嘴里不断地喊着“我刚才不过到厕所去了一回，孙儿就不见了，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在场的其他游客都替她四面寻找。而场内的“稽查”却责骂说：“大惊小怪什么，场子秩序都被你弄乱了，有事到账房间去好了。”说着就伸手把老人拖走了。一到房间，“总稽查”、绰号“闹天宫”的大流氓徐福生劈口就骂：“死人都能看住四块棺材板，你倒连一个活人都管不好，我们一天要有几千名游客，都像你这样，我们就倒霉死了。”一阵恶骂之后，便把老婆婆赶出了大门。
这类事情在“大世界”是经常发生的。原来“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的大徒弟徐福生就是上海的著名人口贩子，“大世界”正是他的活动基地之一，他每年不知拐骗了多少儿童卖于外地。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表示愿意“帮助寻找”，但当家长们前来认领小孩时，他就趁机敲一笔竹杠。
在“大世界”里，每天活动的扒手、骗子就有几百名，他们在人群里东钻西窜，愉盗行骗。在仅有千把个座位的京剧和电影场里，平均每天就有四、五十个人被偷窃，如果再加上被骗、被敲诈以及其他的受害人，其数目就更多。在这些受害人当中，有的甚至被逼自杀。
194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浙江嵊县的一个姓王的农民因事来到上海，不料在游览“大世界”时身上所带的钱被扒手偷得精光，连返乡的车费也没有了。这个老农民急得走投无路，最后竟跳楼自杀，“大世界”的扒手、骗子这样多，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奇怪。如丁永昌的心腹、“大世界”的“稽查”俞老四，就是以“大世界”为中心的扒手、骗子集团的总头子，他与“大世界”所在区——嵩册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是结拜兄弟。而这个局长就是黄金荣的得意门徒。
另外，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盗窃股股长原来就是上海的扒手、骗子等的最高“统帅”，他也是黄金荣、丁永昌的徒弟。这些大流氓互相勾结在一起，把那些扒手、骗子的“孝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大世界”里扒手、骗子多如牛毛的原因。
“大世界”还经常有五六百名之多的妓女在饥饿和皮鞭的威胁下，由老鸨监管着，麇集在大桥、走道等地方，强颜欢笑，公开拉客。如1940年，在城隍庙（现豫园市场）九曲桥，有一个姓吴的青年投水自杀，就是因为他在“大世界”被流氓和老鸨合设的圈套所陷，失足不能自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发生的。
流氓经理为了赚钱，经常强迫演出充满色情和封建迷信的剧目，以及以荒诞、豫园的大假山离奇、恐怖做标榜的凶杀戏。经理丁永昌曾多次提出：“要恐怖得使台下游客站不住脚。”
流氓经理为了赚更多的钱，竞强迫演员在戏中插入向观众“化彩”等花样。“化彩”就是假设剧中遇到急难，无钱解救，便向观众诉苦，以博取“同情”，请求观众施舍钞票。这时，有些地痞流氓便乘机将甘蔗头、汽水瓶之类的东西直向舞台掷去，借此取乐，使得有些演员的脸上、身上伤痕斑斑。
“大世界”的艺人们所得的报酬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这还不算，他们还要受到一系列超经济的剥削。他们一进“大世界”，先得通过许多关口，即必须向管人事的把头和管业务的“游艺部主任”层层付出“开销”，否则就上不了台。老板、经理等人如有什么做寿、宴会一类的事，就强迫艺人唱堂会和“义演”，如黄金荣添孙子时，艺人们被迫参加“庆祝演出”后，非但分文拿不到，而且还要备送厚礼。
“大世界”艺人每天演出的时间都很长。“大世界”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一般小档节目的艺人，一天甚至要演六、七场之多。艺人们由于劳累过度，精神非常疲惫，加上场子设备极坏，演出事故不断发生。
解放前物价飞涨，可是“大世界”老板不但不增加艺人的包银，反而以种种借口，不断地将原来的包银七折八扣。其他的大小流氓也疯狂的向艺人“拿开销”、“打秋风”，敲诈勒索的花样五花八门。艺人们为了多挣些钱，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有的在紧张、劳累的演出后，还要出去做小工、擦皮鞋、拾破烂，有的甚至出卖子女和自己的血液。还有的逼得走投无路，竟至自杀。
“大世界”里许多女艺人的遭遇更加悲惨。有的女艺人为老板卖了一辈子的命，年老了，就被老板一脚踢开；年轻的女艺人，还常常遭到流氓、戏霸的污辱。像彩云维扬剧团的一个年仅16岁的女艺人上台不久，就被“大世界”的一个流氓霸占为妾。当她怀孕不能演出，要求这个流氓给予照顾时，这个狠心的流氓竟拔出手枪威胁说：“臭丫头，你还敢哭哭啼啼，老子枪毙你！”接着就把她抛弃了。
“大世界”艺人的遭遇是这般不幸，至于一般职工，特别是最下层的“清洁工”，那就更惨了。他们在大老板、经理、工头、军警、特务、汉奸的重重控制和压迫之下，成年累月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周阿三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旧“大世界”许多下层职工的一个例子。
1925年周阿三因不堪地主的压榨，被迫带着儿子流浪到上海，托人介绍进了“大世界”，当上了一名临时茶房。他整天做死做活，还是填不饱父子俩的肚子。眼看“大世界”的楼房一层层造高了，可是这里的艺人、职工却更苦了。
当时流氓管事瞧周阿三为人老实，一天到晚像牛马似地不吭一声，就同意让他的儿子周长生在“大世界”当一名清洁工。周长生明知这一行是当时“大世界”里最低贱、最被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找个职业已不容易，只要有个栖身之地，谁还管它抵贱不低贱呢？但是，尽管他们父子俩每天从鸡叫做到深夜，吃到肚里的还是几碗稀粥，而且还要经常遭到流氓稽查的拳打脚踢。
有一次，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流氓稽查把周生长的号衣剥掉了（清洁工都穿上号衣，当时人们称号衣为“红马夹”，剥掉号衣就是停生意）。没有办法，他只得把家里的被子送进了当铺，买了礼物送给流氓。可是这个流氓稽查还嫌他送的礼物太少。后来他只得又去借了“皮球钱”（一种高利贷），添买了礼物现送去，流氓稽查才同意他第二天再去上班。周长生在“大世界”做了几十年的清洁工，那件“红马夹”不知被剥掉了多少次。
一年大年三十夜，“大世界”的流氓老板和流氓经理等照例要大张筵席，大宴宾客，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但这天晚上，全体清洁工却要按照“规矩”，在走道上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拎着自己的“红马夹”听候“发落”。如果流氓老板对你摇个头，那么明年这件“红马夹”你就别想再穿了。清洁工们把这一夜叫“刀子之夜”。
由于经常要受到流氓的敲诈勒索，“大世界”下层职工每月拿到一点儿微薄的工资，实际上一大半是别人的，只是从他们的口袋里过过路而已，周阿三一家不仅吃不上一顿饱饭，而且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白天在场子里工作，深夜散戏后，等到各处打扫完毕，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个地方睡觉。
冷天，他们睡在舞台上；热天，睡在场地的水门汀上。
1938年，周长生的妻子怀了孕，她拖着足月的身子还在场里帮着干活。一天，她感到一阵阵腹痛，看来要分娩了，可是偌大的一个游艺场，就是没有她分娩的地方。她痛得满头大汗，只得在川流不息的观众群中，一步挨一步地爬上一级级的磨石子扶梯，来到五楼屋顶。
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她连滚带爬地来到潮湿的天桥扶梯下面的小间里。她就在这个寒气彻骨的扶梯洞里分娩了孩子。
当周长生知道她分娩后想来看看她，可是在工作时间，老板规定清洁工是不能请假的，虽然近在咫尺，也不能来看一下。
没有多久，周阿三又因劳累过度得了病，由于没有钱医治，竟默默地在三楼厕所旁的扶梯边死去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和美国兵在“大世界”进进出出，横行霸道，这时清洁工所遭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惨重。
“大世界”在政治上还直接成为特务、汉奸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址就是在“大世界”。开会期间，黄金荣为了表示殷勤，特地挑选他得力的徒子徒孙担任招待和保镖，并亲自指挥场内的警卫工作。
日伪时期，在“大世界”的流氓中先后成立了汪伪警察局的“侦缉分队”和“大世界游乐场特别自警团”，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实际上是帮助汪伪警察局在“大世界”艺人、职工和游人中搞情报和暗害活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纷纷进入“大世界”，把“大世界”的许多流氓吸收到特务组织中去。当时“大世界”的特务组织就有什么“中统特别情报组”、“工特护工队”、“军统稽查大队”、“戡乱建国宣传中队”等，“大世界”的一些大流氓也都当上了这些特务组织的头子。
上海解放后，“大世界”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接管“大世界”后，镇压了反革命，铲除了戏霸，清除了牛鬼蛇神，经过一系列的艰巨细致的改造工作，终于涤尽污垢，把“大世界”改造成为劳动人民休息娱乐的乐园。这均是后话。
却说黄金荣在抗战爆发后将自己的宝地献出来做难民收容所，确实是为抗战做了一件好事，这表明他是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的，也许他之所以没有当汉奸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
拒绝做汉奸
杜月笙离开上海前，曾预料如果黄金荣不走，日本人肯定会请他“出山”，结果正如杜所料。
1938年夏天，黄家花园四教厅里坐着一个客人：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海军少将佐藤。厅内电风扇不停地转动着，可是闷热的暑气，一阵阵从窗口、门前涌进来。佐藤身着将军服，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牢牢地扣住，显出一丝不苟的神态。只是把军帽摘下，放在茶几上，还不让佣人挂在衣帽架上。佣人送上的冰汽水，他不吃，只掏手帕在光头上不断地擦汗，耐心地等待着主人。
主人黄金荣呢，这会儿正躺在歇夏别墅楼上让护士打一针氯丙嗪，再穿上两件夹袄，又用一条呢毯子裹着身子，由龚天健与俞永刚两人一左一右扶着下楼，来到了四教厅，点头拱手，向佐藤致意。
等黄金荣在靠背椅上坐定以后，佐藤打个手势，让等在门外的翻译进来，把话译给黄金荣。那翻译凑在黄金荣的耳边说：
“佐藤将军代表日本帝国驻沪海军司令部，看望您老先生来啦！”
黄金荣听后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句带痰的话：“谢谢将军啦！”
佐藤又问道：“老先生有多少门徒？”
黄金荣听了不由得一愣，暗自思量，怎么佐藤会问起门徒人数来了？他不敢说出实数，就嗫嚅而答：“约近千人吧。”
佐藤颔首微笑，双目不断注视壁上悬挂的字画，继而又问道：“日本国皇军来到你们中国后，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
黄金荣答道：“贵国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在意见上稍有隔阂。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对情绪。”
佐藤听了点头称是。继而又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来请老先生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半年后，佐藤根据日本政府的旨意，便想在上海成盘一个傀儡政府——“上海大道市政府”。让谁做市长呢，佐藤知道，黄金荣名贯全沪，门下有大批门徒，让他担任市长，最为合适。于是才有今天登门造访之举。
当黄金荣听说要他担任上海大道市市长，连忙推辞道：
“佐藤将军同贵国政府看得起我黄金荣，心里非常开心。本应为皇军效劳，只是我年老病重，你看，大热天着了夹袄还怕冷，连路也走不来，哪能当好市长！再说，我也不识字呀！”
佐藤误会了黄的意思，接着说：“老先生请放心，只要你肯出面担任此职来稳定上海民心，一切步骤和计划，您都不需要操心，我们皇军会给您安排就绪的。”
黄金荣知道一时半时是拒绝不了佐藤的，便想采取拖的方式，“这件事事关重大，容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
佐藤一听有门，高兴地抓起帽子，告辞走了。
日本人的车子一出大门，黄金荣从躺椅上跳起来，三两下拉开夹袄，脱光膀子，哈哈大笑起来。他拍拍俞永刚的肩膀，翘起大拇指说：
“我的账房先生了不起，这一针打得真灵，一点也不觉得热。这针叫什么名字？”
“叫氯丙嗪，打了它可以降温，刚从红毛人手里搞来的，也有人叫‘冬眠灵’的。”俞永刚说。当晚，黄金荣的难兄难弟和一些门徒们得知这个消息，急忙奔赴黄家花园，在大烟室里，他们极力劝麻皮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卵翼之下，青云直上。
但黄金荣不以为然，理由有三：
第一，他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蒋又很器重他，如担任此职，于蒋的面子很不光彩，不如“留条尾巴掸掸苍蝇”为好；第二，在日寇的刺刀下担任此职，万一有个差错，日本人岂能饶恕自己；第三，考虑到自己虽是个流氓身分，但总比做民族败类要好。
当张啸林得到这个消息后，深为大哥惋惜，便要求黄金荣把自己推荐给佐藤，遭到黄的严词拒绝。
黄金荣说：“二弟呀，你不要想不通，日本鬼子的饭不是好吃的，万一弄不好，那是自己找罪受，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你听到过说书人说到的《岳飞传》吗？卖国贼，祖祖辈辈被人骂的。”
时隔半月，佐藤又登门来访黄金荣，询问他对出任“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之职考虑如何，黄金荣婉言拒绝。
佐藤对麻皮并不死心，时隔不久，又派翻译大贺才吉备好汽车，去接黄金荣来日本司令部晤谈。不多时汽车开到司令部大门里，黄金荣在汽车里看到日寇层层布哨，门卫森严，不由得心里一惊，头上冒出了冷汗。
过去，黄金荣经常出入外国人的官邸，但从没有看到过这种阴森可怕的场面。黄知道，今天佐藤是要给点厉害给自己尝尝了。
佐藤把黄金荣接到客厅后，开门见山地说：“你若能出面担任此职，皇军担保你一切安全，你的市长办公处任你选择，就是设在本司令部也行。”
这次晤谈，虽然佐藤有意威胁黄金荣，但黄并没有应允。佐藤尽管非常不悦，仍派汽车把他送回家中。
过了两月，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应该说，此阶段的黄金荣摆脱了日本人的种种利诱，拒绝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但黄金荣本性决定了他做事的原则，汉奸不当，但财要发。怎么发财呢？原来他经不起汪精卫的口蜜腹剑，答应替伪政府举荐人才。这样，在上海滩，他照样玩得转，吃得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电文。1939年8月30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不能避而不见，但深知与当了汉奸首脑的汪精卫来往须格外谨慎。于是黄金荣抱定“热情接待、糊涂应付”的宗旨，只是听汪精卫侃侃而谈。汪精卫首先感谢黄金荣在他患难时的帮助。原来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曾到上海来养伤。当时黄金荣曾请过名医，并送礼慰问。接着，汪精卫转到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当年选举“野鸡中委”的故地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与当年在大世界选举“野鸡中委”的会议不可同日而语。便马上脸上堆笑地说：“大世界的厅堂太小，且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汪当然听得出话里有话，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入“和平救国”运动。
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汪精卫不甘心。9月13日晚上，黄金荣收到一封大红请柬，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兹定于14日下午五点，于乐山花园酒家私人小宴，特请黄老先生拨冗光临，不胜荣幸之至。
兆铭鞠躬
9月13日
要不要参加汪精卫的私人小宴呢？黄金荣一下决断不了，便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等心腹徒弟商量。
“这乐山花园酒家你们知道是什么背景吗？”消息灵通的小报编辑杭石君故意卖关子，在师父跟前露一手。
他把嘴凑到黄金荣的耳边，神秘地说：“外边只晓得这爿店是日本人开的，可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哩！汪先生选定这个地方宴请师父，一定大有文章呀！”
“我看不去为妙。”程锡文反对出席。
“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要晓得现在是日本的势力，上海租界已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我们要在这儿立脚呆下去，还少不了靠靠汪先生的牌头。”龚天健分析利弊，倾向出席。
杭石君与鲁锦臣表示，一切听师父的。
好半天后，黄金荣说：“去，看看再说。”
“师父，去看看也好，但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我的意思，你做老态龙钟，有病在身的样子，让他们不好开口。”杭石君说。
“好，好！阿君的话正合我意。”黄金荣高兴地拍了拍杭的肩膀。
酒宴在乐山花园酒店如期举行。酒店的地上铺了波斯地毯，柚木圆桌四周放着五、六把红木靠背椅子，上方特意端放着一个宝座——太师椅上搁着两只垫子，一是坐垫，一是腰垫。
下午五点一刻，黄金荣坐车来到，由程锡文和龚天健一左一右扶下车，汪精卫与佐藤已在厅门口恭候。黄金荣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
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了上位。不一会儿，汪精卫站起身来，以主人的身份祝酒：
“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三千，为上海第一名人，兆铭今日特备浊酒数杯，聊表仰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红杯或白杯。黄金荣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将泼了一半的酒，老态龙钟地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坐在旁边的佐藤举起斟满花雕的细瓷杯，起来向黄金荣点头，又向黄金荣身边的龚天健笑了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市面。来，为这个，我们干一杯！”
龚天健忙着答谢：“谢谢将军的好意，只是黄老板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
黄金荣左手按着桌边，“吃力”地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
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管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白兰地流了一大片。程锡文忙着扶住他趁机离席上车回家。龚天健则留下打招呼，说了一大串“失礼了，对不起”！
不久，汪精卫叫周佛海请黄金荣出山，黄金荣躺在藤椅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头也不行。”
这时管家程锡文也在旁边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黄金荣有气无力地应道：“好，好。”将周晾在了一边，周佛海见状，一时无话可说。龚天健连忙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周佛海只能回应：“好说好说。”便打道回府了。
周佛海走后，佐藤又来拜访。此次，佐藤没有请黄金荣出山，而是请他“荐贤”。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那袁履登，见要他参加伪政府，虽不愿意，但又不敢拒绝，便采取引退养老以为应付。他称病躲在家中，拒不见人，但很快发现住宅附近有人监视，吓得他藏到亲友家。
但是，日伪既然已经看中了他，就不可能轻易地放过他。虽然他三易其居，但最后还是在黑人牙膏厂老板严某家中被发现了。
日伪对袁履登的如此不识抬举感到恼怒，便把他绑架到虹口软禁起来，胁迫他蝉联伪公董局华董。在威逼利诱面前，袁履登动摇了。
近十年教会学校的熏陶，使他逐渐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奴才性格，多年的买办生涯更使他养成处处仰人鼻息，依赖外国主子而生存的习惯。而今日本侵略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国民政府已退到大西南，发动反攻收复失地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他考虑再三，决定再撑一次顺风船，出任伪职。其实，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劳，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而已。他唯一顾虑的是重庆方面不好对付，担心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会对他不客气，于是又连忙函告杜月笙，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被迫，在重庆方面也留了后路。
在做完这些手脚之后，袁履登才放心地上任。不久，他又出任伪市商会理事长，有“沪上三老”之称的闻兰亭则担任监事长。
如果说袁履登开始是被“逼上梁山”的，那他后来就自觉成为一名忠实的走狗，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鞍前马后了。
污浊中的杀人争端
日本人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抗战时期的黄金荣对各项社会活动一般多以年老体衰为托词，谢绝不去。只有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洗澡，仍雷打不动。这一时期，一些日伪新贵族依仗日本人的权势横行沪上，日益猖獗。
1940年隆冬的一天。入夜，坐落在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口的百乐门舞厅内，一闪一闪的五彩灯光随着“澎嚓嚓”的强烈爵士乐声疯狂地转动着。
此时，红极一时的“舞国皇后”陈曼丽正被一个中年男子拥在怀里，旋风般地绕着舞场踏动舞步。突然，“砰砰”两声枪响，舞场灯光骤灭。刹时，尖叫声和桌椅的碰撞声混成一团，人们纷纷夺路奔逃。
据第二天的报纸称：百乐门舞厅昨晚因歹徒火并，刺客开枪，舞后陈曼丽被误杀。
这就是上海滩沦陷时期的“歹徒”在“歹土”上的为非作歹。
“歹土”是“badland”的译名，是当时的《大美晚报》首先这样称呼的。
沦陷时期，东起静安寺，西至白利南路，北到曹家渡三官塘桥，南沿大西路向西延伸，在这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由于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汉奸特务势力的扩张，形形色色的淫窟、赌场、毒巢遍地丛生，加上汪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人们把这里称为“歹土”的“歹徒”的世界，确是很贴切的。
文章开头提到的轰动上海滩的“百乐门血案”，就是由“歹土”上的两个“歹徒”一手策划的。这两个歹徒，一个是李士群，一个是“沪西魔王”吴世宝。这两人均是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头目。
“百乐门血案”的对立面，是七十六号的另一个杀人魔王丁默村。
为了削弱丁默村的势力，李士群和吴世宝便派人在百乐门舞厅刺杀丁默村的心腹彭年，因此演出了弹雨纷飞的“百乐门血案”。
七十六号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后，七十六号前面沿马路的二十多幢三层楼房以及七十五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迫迁移，弄堂口终日警卫森严。沦陷区的多少抗日志士都在这个魔窟里遭到血腥残杀。因此，提到“七十六号”，人们往往谈虎色变。
七十六号的吴世宝，是上海滩上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一脸横肉的大流氓，仗着结拜兄弟李士群的威势，带着一批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的亡命徒，在上海滩上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所欲为，干尽了坏事。
吴世宝，苏北高邮人，自幼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住在沪西地区以拾荒为生。后来他的父亲开“老虎灶”，他除了搬搬煤块、捅捅炉子外，还做过牵马童，以贴补家用。
可是，底层社会的这番经历非但没有给吴世宝多少有益的启示，相反却激起了他摆脱“人下人”地位，而成为“人上人”的强烈愿望。
吴世宝从做小瘪三开始就横行霸道，成年后拜沪西地头霸“通”字辈流氓张云祥为老头子，跟着他做强盗，抢劫不到就靠打架和敲诈来过活。此人打起架来有一股子狠劲，在沪西流氓中颇有些小名气。
后来，吴世宝又向同伙买了一支手枪，经常携带在身边，做起了沪西最大的赌窟六国饭店的“抱台脚”。他高坐在赌台旁，跷起二郎腿，替老板监视闹事的流氓。
此后，李士群在沪西七十六号组织了特务总部，吴世宝便投奔了他，当上了特务总部警卫处处长。从此，他就更加横行霸道了。
当地百乐门舞厅有个红舞女马三嫒，他用汽车把马三嫒强行绑架到七十六号，软硬兼施，威胁马三嫒做了他的小老婆。
不久，汪精卫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李士群升任江苏省伪省长，吴世宝便成了七十六号里的杀人魔王。
吴世宝在上海滩上飞黄腾达后，便不惜重金，购买房子，添置地产，配备车队，雇佣保镖，以一掷千金来显示自己的阔绰，在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场抖一抖威风。
1940年，吴世宝用赌、娼、烟、毒各业交上来的钱款，在愚园路四百七十五弄二号买下了一幢西式洋房。这幢豪华的住宅交通便利，闹中取静，占地数亩，富有气派，还附设有花园。
买下这幢洋房后，吴世宝依然不觉得满足，于是，他恃强带狠，先是将左边邻居的一座洋房强买下来，开了一道侧门，把楼上作为宴客厅，把楼下辟为舞厅；接着又把右边邻居的一个大院子买了过来，也开了一道侧门，作为网球场和晒衣场。
为了显示自己的“气派”，吴世宝在正厅里摆了全套红木家具，中式布置；在花园里造了一只亭子，里面放只大香炉，日夜烧着檀香，烟雾缭绕。
搬进新居那天，吴世宝把高官名流、狐朋狗友、四亲八眷、徒子徒孙都请了来，在华丽的厅堂里摆了一百桌筵席。在网球场和晒衣场上，他让人搭了一座舞台，将上海的优伶名角全部请至。如此大吃大喝，大娱大乐，连开了三天筵席，唱了三天堂会，可以说是风头出尽。
第二年，吴世宝的老婆过40岁生日，为了摆阔，吴世宝示意他的门徒出面为师娘做寿，摆了几百桌酒席，连宴三天，连唱三天堂会，排场比搬家那次更大。
但黄金荣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发财不是自己的本事，而是靠日本人的势力。如果是在以前，让吴世宝这小子来舔自己的脚面，还嫌他的嘴粗糙。
上海师傅长缝制戏装，知名全国；当日穿上戏装拍照，已成为一种时尚黄金荣牢骚归牢骚，却不敢动他一根毫毛。他知道自己老了，在上海滩上已不能像以前那样，跺一跺脚，就能抵上三四级地震。所以，他倒能容忍。
但事情并不像黄金荣想象的那样，你不找他，他可就找上了你。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上海京剧界有个姓高名青田的武生，学识渊博，年纪也轻，自幼专攻武生，最擅长演《铁笼山》、《挑滑车》、《长坂坡》、《战宛城》、《战马超》等折子戏，一时名噪剧坛。
谁知高青田后耽于烟酒赌嫖，不抽饱大烟就不能登台演出，所挣的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以至于后来竟典当戏装。
老板范氏昆仲看了，认为有损戏院的面子，就中途与他中断了合同，一脚踢开了他。为此，高青田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高青田的烟瘾越来越大，最后竟吸起毒品海洛因来。就在他行将待毙的时刻，有个救星出现了，他就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吴世宝。
高青田当即拜了吴世宝为老头子，吴想不到收了有名的武生做门徒，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于是拿出一笔钱，送他去戒毒。这个武生算有点志气，竞戒绝了毒瘾。
重登舞台后，由于有吴世宝做靠山，他居然在京剧界称起霸王了。他自组麟社，威胁同行加入他的组织，有些名伶因此大吃苦头。
东山再起的高青田，回想起当年大舞台戏院老板范氏昆仲的仇来，因此想报复他，但又想到范氏昆仲的老头子是黄金荣，又不敢轻易下手。
他找到吴世宝后，便添枝加叶地哭诉了一番，要求老头子设法帮他报仇，吴世宝听后，胸脯一拍：“你只管放心，不管他后面有没有黄金荣做靠山，十天之内，我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不久，吴世宝便派了十名小恶魔，各自暗藏手枪，假扮看戏观众，准备在演出时闹事。果然，戏正演到高潮，十个小恶魔闹将起来，场内稽查便来干涉。于是，打杀声、口哨声、哭爹喊娘声，彼起此伏，场内秩序大乱，看戏的纷纷夺门而出。
范氏昆仲知道来者不善，径奔黄金荣家中报告情况。这黄金荣也有些气范氏昆仲，责怪他们碰到难处就想到老头子了，用不着时就把老头子给忘了；但又毕竟是自己的门徒，不甘心受别人的欺辱。
黄金荣想，这吴世宝现在在上海滩上正是气盛之时，不能硬碰，但怎样以牙还牙呢，麻皮又想不出好办法。最后，他想还是息事宁人吧，找个中间人劝说劝说完事。
再说吴世宝派去的一帮小魔王，在戏院里把稽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见范氏兄弟出面，索性闹到办公室，把办公室所有的东西乱砸一通，扬长而去。
过去开戏院的老板们有三怕：一怕开锣演出时天公不作美，下雨或下雪；二怕地痞流氓看白戏；三怕开锣时滋事闹场。
如今范氏兄弟碰到这种情况，因有日本人做后台，连黄金荣也觉得难办。就在黄金荣左右为难之时，张啸林刚巧来到家里。二人谈及此事，张啸林说：
“杜月笙不是有个门生汪曼云在上海社会局任局长吗，吴世宝还要叫他一声‘汪先生’呢！不妨叫他斡旋一下，料也不难解决。”
于是，黄金荣就托张啸林叫汪曼云出面去斡旋此事。
汪曼云，浙江绍兴人，自幼生长在上海，因家境富裕，20岁左右就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回国后，投拜杜月笙门下，由于他头脑灵活，手腕狡诈，在上海社交界小有名气。
汪曼云奉了张啸林之命后，便将此事禀告河野顾问，想用河野来压吴世宝。谁知河野竟说：“这件事与特务无关，你们中国人的事自己去解决吧！”
汪曼云觉得只有和吴世宝当面谈了。吴世宝虽然是个粗鲁汉，但对汪曼云却还有些尊敬。这天晚上，汪曼云在沪西百乐门舞厅特别间里找到吴世宝，开门见山地谈到此事。
吴世宝听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范氏兄弟各砍断一条大腿来，若自己下不了手，到时有人会去帮忙；第二，如不同意砍脚，就叫他们的老头子黄金荣陪着他们到七十六号，点上红烛，向高青田磕三个响头，并赔五万银元的损失。
汪曼云见吴世宝的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以办到，只有到张啸林处回复，说他管不了。
张啸林闻此，不内心中暗自脑怒，认为吴世宝在流氓白相人地界讲出的是不上路的“行外话”。光棍打人只能打九九，不能加一。如今你既讲出这番话来，且看你有多大能耐。
于是，张啸林便和黄金荣共同商量对付的策略：一面叫范氏兄弟暂时避居外地，以防不测；一面嘱令戏院暂时停锣歇业。
范氏兄弟觉得老在外避风头也不是上策，想到近几年戏院不但不挣钱，反而尽受乌龟王八的气，不如把戏院出盘了事，得到钱后到国外发展去。
他们便与黄金荣协商把戏院推盘于他，麻皮深知要买下此戏院，非二百多根金条不可，因为建造价值就值一百八十多根金条。但流氓自相人在钱面前没有“师徒”之情可讲，麻皮只愿意出八十根金条。
范氏兄弟也被逼无奈，只好把羊肉当作狗肉卖，好酒作为酸醋价，以八十根黄金的价格，把戏院盘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坐收渔利，把戏院买过来之后，又在戏院剧牌上加添了“荣记”两字，就此敲敲打打，择日开锣营业。吴世宝对此也无可奈何。
那吴世宝在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干了几年汉奸特务后，手里积攒不少造孽钱，但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然被日本人毒死。其实，像吴世宝这样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走狗又何止少数，黄金荣不愿为日本人效力，却有一个人自愿为日本人鞍前马后地奔忙，最终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这个人便是“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张大亨一命呜呼
“八·一三”开战后，张啸林就悄悄离开上海，百事不问，偷偷跑到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的别墅里歇夏去了。
在他临走的前一天，把家中所有金银财宝，英镑、法郎、美钞等，全部存入国际饭店的地下金库，然后带两个美妾与随从，人不知鬼不觉上了莫干山别墅。
这座别墅是在1924年，为了打通鸦片在浙江的销路，张啸林花了一笔巨款建造的，送给浙江督军卢永祥夏日避暑用的。
1924年10月，卢永祥的浙军已退守松江，受到杭州方面来的孙传芳与齐燮元军队夹攻，卢永祥的部下臧致平、杨化昭、何丰林等人主张不惜牺牲，战斗到底，誓死保住上海这块地盘。
但战争局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卢永祥见残局无法挽回，只得通电下野。
当天下午，卢永祥偕何丰林、臧致平等捞着大量的赏金和现钞，乘日本轮船“岳阳九”去了日本。
临走前，卢永祥又把张啸林送给他的莫干山别墅及契约、室内家什统统奉还。张收回别墅后，加以扩建修缮，并命名为“林海幽居”。
莫干山位于锦锈江南的沪宁杭金三角腹地，距杭州六十公里，离上海二百公里，有“江南第一山”的美称，有“三胜”“四优”特色。
“三胜”，即是竹盛，品种之多，品位之高为全国第一；泉多，峰峰皆水，步步有泉；云幻，云海茫茫，变幻莫测。“四优”则指“绿、凉、清、静”四大特点。
张啸林的“林海幽居”坐落在山岙里。进大门以后，只见篁竹千竿，绿叶万簇，光线一下子变成青色了。铺满了落叶和青草的软软的地上，流着一条弯弯的泉水，泉边长满了摇摇欲坠的满天星，贴着地面的，是一大片紫色小花，人们叫它“勿忘我”。
这儿，前几年曾经邀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来休闲过，也作为杨度为调停《申报》与《新闻报》两家纠纷事的谈判地点，当时上海滩两大报业巨子史量才与汪伯奇也在此宿过。
张啸林这只狡兔，真是狡之犹狡。他有“小三窟”——上海的张公馆，三马路上的花园旅馆、真如镇上的紫云庵；“大三窟”——上海、杭州、莫干山。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一面将张啸林在上海的财产保护起来，一面派人前往莫干山，与他密谈，让他尽快回上海。张啸林“扃门山中坐，贵宾远道来”，当下不禁大喜，立即匆匆就道，返回上海。
张啸林之所以要离开修竹万竿，一色青碧的莫干山，返回上海听从日本人的指挥，主要是想借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独一无二的巨头，以日本人的凶焰来压黄金荣、杜月笙。
而日本侵略者所以要选择张啸林，正是因为摸准了他的心思，想借张的黑社会势力维护上海社会秩序，使其手下人均为日本侵略者所用。
张啸林回到上海，为表示自己愿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效犬马之劳，与日本特淞沪铁路在一二八战争中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务部部长土肥原来往甚密。经土肥原的介绍，张啸林结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三人经常在华格臬路张的公馆秘密会晤。
此后，张啸林及其门徒便公开投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
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对日军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袭击敌伪的物资仓库，使得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补给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
为解决这一困难，日军派人找张啸林，劝其成立“新亚和平促进会”。
这桩买卖，正中张啸林下怀，他认为这种独门生意大有钞票好赚。不过，在新主子面前，该还点价钱，于是开口道：
1942年12月9日，日军进入租界，占领整个上海“组织新亚促进会，是好事，也是难事，要不少经费。既然土肥原先生说了，我张某愿效犬马之劳。不过为了筹集费用，安排联络人员，想在英大马路大新公司五楼开个‘俱乐部’，做点烟、赌生意，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新亚促进会的经费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会址也可以提供，烟、赌生意你可以照样做。”土肥原满足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张啸林便将他的门徒召集起来，成立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张啸林宣布了促进会的组织名单。他自任会长，俞叶封为常任秘书，程效欣、高鑫宝等人为理事。
此后，“促进会”成员，到各地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他甚至还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同时，又独揽了粮食的收购，并让把兄弟俞叶封专门收购棉花。
不仅如此，张啸林还与东北的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中苏恢复邦交后，由苏联运到中国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再由霖记木材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和交接事务。
霖记木行当时设在上海爱多亚路九十七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张啸林为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张啸林又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是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为他服务。
早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派驻杭州领事登莫干山拜访张啸林之时，这位“张大帅”在谈判下山的条件中，曾提出：“要弄个上海市长当当，或者是搞个浙江省主席玩玩，倒还可商量、通融。”
这位领事听了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当时便对张啸林说，要这两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回答说：“既有难处，那以后再说吧。”
后来，由于张啸林在杜月笙“星夜走脱”去香港，黄金荣采取无论谁上门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可晤面”的情况下，为日本人出力甚多，日本人为酬谢张啸林，决定在浙江建立一个伪省政府，由张出任省长。
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想把魔爪伸向浙江，扩大控制中国的范围；二是以满足张啸林的“官瘾”，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可是，正当张啸林与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实现这一目标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做出决定，从上海滩上除掉他。
1939年年底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统局的秘密会议室里，灯光通明。这是正在举行布置暗杀张啸林的整个行动计划的会议。这个行动计划是由军统局周伟龙制定的。会上做出决定，由时任上海行动组长陈默负责具体领导执行。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教班受过训，抗战之前曾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他是军统局中最适合执行出生入死任务的人选。
在此之前，陈默所领导“上海站”的确使汉奸们心惊胆颤：
伪上海特区法院院长范罡，当他从法院回到威海卫路家门口时，被冷枪击中毙命；
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歧，正要准备去南京粉墨登场，在上海大马路上被一阵乱枪打死；
1931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轰炸后的闸北汉奸商人陆佰鸿，在他寓所外的汽车里毙命；
“上海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在一次庆功晚餐上，饮弹身亡；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坐在家里的马桶上，被门帘后的一根短枪击中数弹；
伪“上海财政局局长”周文瑞，在今福州路望平街遭狙击负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性命。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张啸林暗自发慌，防备也越来越严密了。这给陈默尽快干净利落地实现军统局的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陈默凭借他在上海“要人有人，要钱给钱，要枪送枪”的优势，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时机，去实施自己的部署。
1940年1月15日，国民党上海行动小组得知张啸林将亲自陪老朋友俞叶封去更新舞台为新艳秋最末一场演出捧场，并包了楼上正当中的几个包厢。于是，陈默决定利用张在包厢里看戏之时下手。
那天晚上，台上新艳秋唱段精彩，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正当热闹非凡之时，突然响起一阵机关枪声，霎时，楼上包厢内数人倒在污血之中。
可惜的是，张啸林那天临时有事，未能到更新舞台去为新艳秋演出捧场，只是俞叶封做了他的替死鬼。
当晚，陈默在上海行动小组指挥部获知此次暗杀未能成功的电话，非常恼火，责怪手下一班人的情报掌握不够准确。即指令他们要密切注视张的行动，弄准情报后再继续实施暗杀计划。
俞叶封被枪扫死在更新舞台包厢里，这件事着实使张啸林心惊肉跳，吓得他一时不敢出门。但一直闷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一天，他的赌瘾上来了，怎么也憋不住，决定坐车去赌它一场。
这个消息立即为陈默侦知并弄清了张的行车路线。陈默决定当张的坐车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时，设法打出红灯，等汽车一停下来，就用机关枪扫射。
那天，张啸林的车子刚开到该处十字路口附近，红灯亮的时间毫厘不差，眼看张的坐车就要停下，可是，开枪的人却沉不住气，早扣了那么一秒钟的扳机。张的司机王文虎突然听到枪声的一刹那，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移往油门上踩下，一个冲锋，汽车飞也似地闯过路口。
陈默精心布置的第二次行动，仅将张啸林的汽车玻璃击穿三个洞，未伤及张身。
经过这次狙击事件，张啸林自此真正闭门不出，连自己开设的大新公司俱乐部也不敢去了。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加强警戒，雇了二十多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华格臬路张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
军统上海行动小组在这次行动后不久，又接到军统局发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执行杀张的命令。
陈默收到电报后，有些着急。他知道半路伏击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针对张啸林采取的一系列防范措施及心理状态，他决定转换手法，采取重金收买张的内部人员的办法，来实现军统局的这一指令。
他很快将目标定在一个名叫林怀部的人身上。
林怀部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系山东人，绰号三和尚，其父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旅长。后因父死家贫，使来到上海投考法捕房巡捕，并拜张的汽车司机王文虎为“过房爷”。
后来，林怀部在法捕房因犯过被开除。张啸林知道他的枪法准确，能击中抛在空中的银元，又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爱司的红心，经过王文虎的保荐，遂用他为贴身保镖。
1940年8月14日，一辆外地来的黑色小汽车缓缓驶进张宅大院，林怀部即刻上前将车门打开，经来者自我介绍，林获悉此人系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林将吴静观领到三楼张啸林的房间。
下楼后，林怀部叫另一个汽车夫关好院子大门。
汽车夫关好大门，不乐意地嘟哝一句：“关门，管我什么事。”
林怀部一听，火冒三丈，骂道：“你这婊子养的，骨头作痒了，叫你关门，是看得起你，不识抬举。”
“你算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老妈子生的小瘪三，还要你来抬举我。”汽车夫回了一句。
“你再说一遍，我揍你娘的。”
“我怕你？”
两人愈吵愈凶，正在三楼谈得投机的张啸林听到吵闹声怎能不发火，他将上半身伸到窗外，喝道：
“你们这批人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做，吵什么，活得不耐烦啦！”
要在平时，张啸林只要一发火，挨骂的便乖乖地走开，可今天同往常不一样。林怀部故意装着愤而不平的样子为自己辩护。张见保镖胆敢顶撞，气得将大半个身子仰出窗外，用手指着林怀部，骂他祖宗三代。
目标已在眼前，林怀部不再犹豫，抬手一枪，“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正好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射入，穿枕骨而出。只听得一声惨叫。张倒卧在楼堂的地毯上。
上海青帮三大亨中的张大亨，省长的交椅还没坐过一刻，就此一命呜呼！死时，还张着大嘴，瞪着眼珠子。似乎还不甘心。
却说呆在二楼的吴静观回过神来，立即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因为这时期，日本与英、法、美等国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巡捕房同意，办手续方才进入。这样，等到日本宪兵队赶到，林怀部早已在国民党特工人员的帮助下，远走高飞了。
当天晚上，黄金荣便得知了张啸林的死讯。虽然这是炎炎赤夏，但麻皮觉得自己起一身冷皮疙瘩。他不停地思索，亏得没接受市长之职，自己的所作所为，尚能说得过去。
第二天，黄金荣便派人出了上海，到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希望密切合作。
顾祝同大喜，很快交代黄金荣三件事：
第一件是第三战区在上海设立秘密的驻沪联络办事处，委任何尚时为办事处专员，委黄的养子黄源涛为大队长，秦兴炎为支队长。第二件事，要黄采购军粮。第三是救护一个美国飞机驾驶员。
第一件事，当然没有问题，是黄金荣求之不得的“地下工作”。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件事便成了“抗日”的成绩。
蒋介石为此还称他是“抗日民众楷模”。
第二件事通过袁履登，他也能办到。
第三件事值得一提。1941年间，美国一架战斗机协助重庆对日作战，被日方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驾驶员白劳特少校跳伞降落。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都在寻找他的下落。
这个白劳特掉在芦荡里，被太湖游击队救起。这支游击队的队长是双枪黄八妹，与黄金荣有交情，黄金荣派人带了几根金条过去，黄八妹便将人送了过来。
后来，战区联络处专员何尚时与支队长秦兴炎想办法将白劳特护送到了后方。
大汉为色杀市长
杀了张啸林以后，接着的目标便是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了。这是军统局行动计划的又一步。
傅筱庵，又名宗耀，字彦伯，浙江镇海人。原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夫人庄氏的“过房儿子”。清朝末年，所谓推行新政，上海方面多由盛宣怀主持，而“过房儿子”傅筱庵也就趁势挤进招商局。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傅筱庵已是上海滩上集官僚、买办、金融巨子、商号老板于一身的显要人物。
当北洋军阀孙传芳和国民革命军在江西作战时，傅筱庵以招商局名义密电孙：“所有江轮，悉供调遣。”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他又公开支持孙传芳，出资二百万做孙的军费。
所以，北伐军抵达上海后总司令蒋介石发布命令，通缉傅筱庵。
傅筱庵既恨又怕，却也无可奈何，三十六计走为上，便密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求援，带着家眷及金银细软，在日军的保护下，趁夜登上日本邮船，北逃大连。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维持他们在上海的统治，他们最初扶植了一个名叫“大道市政府”的伪政权。“大道”两字，是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札记·礼运》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此名称来博取中国百姓的好感，殊不知，中国老百姓却把它称为“大盗”政府，因为这是一个由大盗组成的政权，故此名。
“大道市政府”设在浦东东昌路，伪市长苏锡文。这个“大道市政府”的主要管辖区仅只在浦东。伪政府的收入微乎其微，一切开支都要向日本人领取。
苏锡文唯一胜任的工作，就是组织一批当地人，穿着长衫马褂，扮成绅士模样，迎送日方要人。
日本人很快发现“大道市政府”的那些人作用不大，于是他们决定重新物色一个既有工商界权势又有政治组织能力的人来主持伪政权。开始，他们把目光盯住了黄金荣，但黄金荣良心未泯，称病未予就任。
黄金荣推脱傀儡市长的消息传出后，那些想托庇日寇的福荫、甘愿认贼作父的人，群起狗钻蝇逐，为了争夺这市长的宝座，都暗地里施展手段，以打通佐藤的门路。
例如号称多子大王的王晓籁、汉奸李士群、周佛海、罗君强等，他们勾心斗角地想追逐此职。只是佐藤当时只看中了黄金荣，一时还没看上他们。
对佐藤来说，要选择一个在上海稍有声望的人来充当他的傀儡，的确不那么容易。只要是稍有民族气节，谁愿去当汉奸！但是，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梦想过过这市长的瘾。其中有个叫李士群的，钻营尤力。
提起李士群，还得从他的老婆叶吉卿说起。他们都是浙江同乡，叶的父亲叶梦泽，曾做过浙江余杭县县长。因有乡梓之谊，李士群与叶吉卿结了婚。
李士群曾在上海交大读过数年日文，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日寇占领上海后，李仗着这点，投进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当上了河野少佐的翻译。
李士群担任了河野的翻译后，积极为河野搜集情报，缉捕国民党的特工人员。不久，李被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擒获。这一下，可急坏了他的老婆叶吉卿。
叶吉卿为了营救她的丈夫，带着金条，并牺牲自己的肉体，托吴绍澍替她打开路子。吴绍澍当然受之不却，亲自去无锡把李士群弄了出来。
李士群伤愈之后，并没有把此事引为教训而改过自新，继续死心塌地地充当日本人的走狗。河野认为李士群是一只经得起考验的鹰犬，又委派他去组织特务组织——沪西七十六号特务总部。
李士群组织了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后，为了加强这个魔窟组织的力量，他委派了张志刚为行动队长，吴世宝为警卫队长。李士群有了这群妖魔鬼怪来做羽翼，便在魔窟里做起大魔王来了。
但佐藤却认为李士群影响力太小，不足以担当市长重任，便想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他选中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汉奸市长，这就是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
傅筱庵在大连潜居几年后，由虞洽卿等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请求撤掉通缉令，蒋介石发电照准后，傅便于1931年10月16日回到上海。1936年，他又身任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等十几个头衔，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显赫人物。
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他没有走。
对于要自己出任市长，傅筱庵颇为满意。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将“大道市政府”改称为“特别市政府”，市政府所在地不能设在浦东，要设在原上海市政府的旧址。
因为上海除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统治下外，剩下的地盘只有浦东、南市、闸北等处，如果只管辖浦东，他的权力岂不可怜，所以他力争把市政府地点移往市区。
第二，“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属的十个局的局长人选全部由他支配，日方不要插手。
第三，由于国民党军队已退出上海，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治安工作，由他的警察来负责，不要日军干预。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每天从虹口私宅坐一辆汽车出发，前后有四辆汽车护送，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是总商会会长所不能享受的。而市政府所在地，四周都布满了军队，严加防范。
同时，为迎送日方要人，他特地组织一支警察乐队，那些穿着制服，操着西洋乐器的吹鼓手，比起“大道市政府”那些只会作揖的浦东老汉来说，无疑是气派了许多。
傅筱庵和伪政府的那些局长们一样，每天上午去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地办些“公务”，中午一过，各自溜之大吉。
傅原来每天中午都在九江路东乡饭店进西餐，饭店为他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座位，那是一把特制的藤椅。他当上伪市长后，仍保持这个习惯，只不过饭店的门外面增加了一批杀气腾腾的警卫。
晚上，傅经常去虹口吴淞路“六三亨”艺妓馆请客，到席的都是日方的军政要员。席间，他向日本主子大献殷勤，而那些主子也不时地像扔块骨头给爱犬一样满足他的要求。
傅筱庵的伪政府成立之初，其“市政府”的办公费用，多是傅自己掏腰包贴出来的，甚至办公室里的大红地毯，也是从自己家里搬去的。傅筱庵贴钱当“市长”，成为上海街头巷尾的笑谈。
他自己也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的海、陆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贴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
但是，傅筱庵毕竟有一套特殊的经营手段，他知道自己纵有百万家产，也难以维持这个花费浩大的庞大机构。于是，一方面他向日本主子争取经费，从日本在华掠夺的财富里分到一些；一方面利用沪西黑社会势力，为伪政府广开财源。
在沪西“歹土”，赌台林立，黄色艳舞不绝，鸦片生意猖獗，不义之财源源流入地痞流氓的腰包里。傅筱庵与之相勾结，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道：“现在傅筱庵的市政开支，全靠沪西的红、黄、蓝、白、黑。所谓红是红丸，黄是色情，蓝是赌场，白是白粉，黑是鸦片。这五种收入，每月直线上升，为数极为可观。”
傅筱庵宝座刚刚坐热，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了伪维新政府，上海在维新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傅筱庵顿时成了下属的市长，地位下降了许多，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是，傅仗着有日本主子的支持，对维新政府并不理睬。梁鸿志曾派陈群到上海，劝说他到南京“述职”，企图借机向他要些钱款补贴维新政府。
傅筱庵虽经陈群多次劝说，但还是坚持不去南京。缠到最后，他提出南京方面每月贴补他的上海市政府二十万元，作为他赴南京的条件。梁鸿志无法，只得勉强答应他的要求，换得了两人见面的机会。
一天清晨，正当傅筱庵沿着宽阔的石阶，走向伪市府大厦时，突然，两颗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擦过，他急忙俯倒在地上，吓得不敢动弹。
原来，有人躲在暗处企图杀死他。可惜，这个刺客的枪法太糟糕，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自己却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打死。不过，这个刺客临死前高呼“打倒傅筱庵这个汉奸”，使他心惊胆战了许多天。
这次未遂的暗杀，使傅筱庵惊魂未定，他一度打算辞去伪市长一职，以求太平，但又不愿意放弃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官职，如官一丢，自己前面的努力岂不顺水而逝。
这天，他找到上海有名的算命瞎子吴铁嘴，吴铁嘴在替他排了八字，又摸摸他的相貌之后，说：“这是当一品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转危为安，有惊无险，你以后要有十年大运。”
傅筱庵闻言大喜，当下重金酬谢了吴铁嘴，决心继续干下去。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厄运正在等待着他。
1939年10月16日，这天是傅筱庵任伪市长1周年的日子。
晚上八点，国际饭店灯火辉煌，应邀赴宴的客人纷纷入座。一阵掌声过后，傅筱庵致祝酒词。
当他放大嗓门高喊“为东亚圣战胜利、为大日本天皇陛下健康干杯”，来宾一起起立，举杯在手趋势附和时，标着“厕所”字样的门帘里，伸出了一支乌黑的枪管。
可惜杀手在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摄影记者的镁光粉一闪，破坏了瞄准线，子弹稍稍偏高了一点，使傅贼再次逃脱一死。
枪声过后，大厅里大呼小叫声、杯盘落地声、桌椅翻倒声连成一片，男客女客你推我拉，互相践踏，拼命向门口涌出，各自逃命。刺客混入人流中，从容而出。
通过两次暗杀，傅筱庵知道自己的日子是如坐针毡，时刻都要防备着。这两起暗杀的主谋不用多费心思猜测，傅筱庵也知道，这肯定是国民党“除奸团”特务干的。
但下面一起暗杀却与“除奸团”无关。
1939年12月，傅筱庵的妻子因病死亡。其后不久，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官运亨通，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超度妻子亡魂。
香烟缭绕，钟磐齐鸣，傅筱庵跪在蒲团之上，两眼微闭，双手合十，轻声祷告。
突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向傅猛扑过来，举手就刺。保镖眼明手快，飞起一脚，把刀踢落。
傅筱庵把佛堂当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秃驴无怨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
小和尚破口大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凡我同胞，谁不想食你之肉，啖你之血，寝你之皮？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
傅筱庵暴跳如雷，将和尚活活打死。
傅从此知道，自己的“敌人”不仅仅是蒋介石的“除奸团”，而是全国几万万有良心的民众。
却说“除奸团”屡屡下手均未成功，军统局局长戴笠很是不满，蒋介石更是大怒。蒋介石命令，一定要将此贼暗杀，否则，拿戴笠是问。
戴笠得令后，立即找到居留在香港的杜月笙，让他想办法将此贼除掉。通过联系，杜月笙找到了黄金荣。因为黄公馆中的看门老头与傅筱庵的厨子朱升是同乡。
这位厨子是傅筱庵从青岛带来的，姓朱名升，生性强悍刚直，对主人忠心，被称为“义仆”。他的一手好菜，让傅筱庵吃上了瘾。十几年来，光棍一个人，像一条忠实的老狗。
被派来和厨子建立联系的是个女的，叫蕊娣。这蕊娣女士原是军统里的人，她用色相诱敌，功夫很深。因已徐娘半老，两年前改行。
蕊娣虽然是徐娘半老，可风韵犹存。这会儿，要做山东大汉的手脚，想来想去，那些太年轻、太水灵的姑娘都不合适，只有半老的蕊娣正合适。
“墨林、道三兄，这件事我可干不来，再说我早改行了。”蕊娣听完了情况介绍后，红着脸对向她交待任务的万墨林、周道三说。
“事成之后，戴老板赏你条子。”周道三许愿说。
“三根。”在一旁沉默的陈默补充道。
“要是不兑现？怎么个问法？”蕊娣心动了。
万墨林也斜着眼睛，色迷迷地说：“要是没条子，我这根割给你，让你天天能够做快活事！”
“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蕊娣知道，这码事上头已经敲定了，推也无用，你若不肯，会被干掉的。拿腔作势，只可适可而止。她只得转舵说：“我怕是弄巧成拙。”
“不会，不会。”
“连大学生也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一个山东老粗，你只需用小手指拨拨他，他不跑马才怪呢！”
“你真是狗嘴！”
万墨林色迷迷地笑道：“玩笑一句。”而后又掏出一叠钞票，递过去，“以后你就是黄公馆的娘姨，这是费用，不够再取。”
“好吧。我试试！”
第二天傍晚，朱升被山东老乡请到黄公馆门房间喝酒。娘姨蕊娣端出一碟老城隍出产的五香豆、一盆自制的白切猪头肉、一大盘红烧田螺，两瓶洋河大曲。
先是两个老乡对酌，而后，门房老汉看到娘姨添菜倒酒忙得不歇，也便伸手拉了一把：“你也坐下陪俺喝一盅吧！”
蕊娣半推半就地在方桌上头打横坐下，不好意思地说：“今天黄先生到花园去了，公馆里没人，我就放开胆子陪两位爷叔喝几盅。”
朱升已经40多岁了，平时很少有机会近女人，今天遇见美人劝酒，哪有不开怀畅饮的。不到半个钟点，酒瓶见底了。
门房老汉将盅里剩酒一口干了，夹起一块猪头肉嚼了几口，喉结一动咽下去，叹气道：“嗨，不经喝。”
“是啊，朱师傅难得来，——我倒有瓶好酒，让我再炒个菜，拿来喝光它。”蕊娣说着便起身。
“麻烦大嫂了，不好意思……”朱升客气地说。
门房老汉噗哧一声笑了，“什么大嫂子，她还没找到主子成家呢，你叫她小阿妹吧！”
朱升望着她袅袅婷婷的背影，心有些动了，“哎，她真没有主？”
“骗你不是人。”
“那她一定想找个小白脸……”
“这么大年纪，想什么小白脸呀。”
“想进大户人家？”
“全不是。她呀，古怪想头有两个，第一桩，男人必须是个光棍。上无父母供着，下无叔侄拖累，自由自在过日子。”
老乡说着，取出旱烟袋，慢慢地往烟锅里装烟丝，装好后擦洋火点着，叭哒叭哒抽起来，似乎将刚才的谈话忘了。
这一下可逗得朱升心痒难抓，咽着口水追问：“那第二桩呢？”
“喔，对，对！”老汉似乎从入神的品烟中醒来，“那第二桩嘛，第二桩照她的原话说，身体要棒要有劲道的！”
老汉说完，拍着朱升的肩膀，先自笑弯了腰，一口烟咽入喉咙里，咳嗽起来。又笑又咳地指着朱升，“老弟，我看你们俩倒蛮相配的。要不要我当月老？”
“嗳，酒菜来了！”随着娇滴滴的一声，朱升抬头一看，只见门口进来一只盘子，盘里一盆红烧鱼块，一壶烫热的花雕老酒，一双白嫩白嫩的手端着，盘后边是一张笑脸，一头秀发蓬松地堆在脑门上，下边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儿，两颊绯红，艳如桃花，湿漉漉的嘴唇红得诱人。光棍厨师的骨头已酥了一半。
蕊娣将菜端出盘子，又给两人斟酒。
“嗨，我以为是什么好酒，原来是花雕，真不带劲！”老汉啜了一口，发表议论。
“哎，你们两个，白干酒吃了几瓶，再吃还不要吃出事来？这位朱大哥还要回虹口去，明天还要起早买菜。俗话说，‘吃肉防肚肠，饮酒不过量’。今天三个人碰在一起，有缘分，高高兴兴地喝一杯，千万不要弄出事来，是吧？”
这一席话，句句打进朱升的心坎里，他觉得这个女人真正才貌双全，又体贴人，要是能娶了她，艳福不浅呀！
“对，对对。这位妹子话在理，不可贪酒误事，我还要回虹口去哩！”
“来，吃菜，”蕊娣夹了一块鱼，送到朱升面前，又举杯劝酒：“大家干了这一杯！”
三人吃完一壶酒。天已不早，朱升告辞回去，蕊娣说明天她休假，也要到虹口姑妈家去看看，正好同路而行。
他们在门口叫了辆黄包车，并排拉着说说话。他们约定下星期在姑妈家见面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这位大师傅朱升熬得一手好汤汁，可是熬不过三味欲火呀！他无论如何也耐不得下星期，便在第二天烧好中饭菜以后，悄悄溜出去找蕊娣去了。
那女人原是等在那里的。她挺相信自己的魅力，虽然不能披靡三军，却可以使光棍神魂颠倒。她料定这汉子在这几天内找上门来。“姑妈”自然早已回避了。
两人一见面，如烈火遇上干柴，便僻僻叭叭地亲起嘴来。她闭上眼，倒在他怀里。朱升一把把她抱起来，往床上一放，将她的旗袍脱了，正要解她的内衣裤时，蕊娣却突然抓住他的双手，嘻嘻笑着，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他脱内衣裤了。
从这女人迷人的肉体上散发出来的温柔香气，使得山东大汉魂魄飘浮，心神沉醉，再也忍受不住了。朱升跪下来，吻着她的脚面子哀求着。
然而蕊娣呢，只是亲昵地将脸蛋偎在他那毛茸茸的胸脯上，欲言又止，逗得朱升急不可耐地问：“你有什么要求，说吧，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办到。”
蕊娣这才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要做露水夫妻……”
“那自然，我娶你。”
“可你是傅市长家的人。”
“他家怎么啦？”
“他是大汉奸，你给汉奸烧菜做饭，你也是咪咪的小汉奸，我嫁你，不就是汉奸婆啦？”
“这？”
“你不能害我！”
“我另找人家。”
“也不好。”
“那怎么办？”
“你依了我，过一会儿我也依了你。”
“快说，我依。”
“你若真心喜欢我，同我做夫妻，就杀了这个卖国大汉奸！杀了卖国贼，你成英雄，我面子上有光彩，再说还可以得四五万块钱的奖金。我们两人远走高飞，过一辈子好日子。你说，做不做？”
仓猝间，朱升的确难以回答。可是低头一看她那肥藕似的白臂，娇艳白嫩的脸蛋，被内衣紧紧裹着的丰满奶子，他一拍大腿，说声“干”。
蕊娣满意地将身子往床上仰天一躺，故作羞涩地将手绢蒙住脸蛋，任他随意用斩肉大手剥去内衣裤。
这一天，蕊娣一直陪朱升睡到下午四点。当离去时，朱升感觉浑身骨头都有些透风，从头到脚全是快感。“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也要和这个女人在一块。”朱升在回去的路上想着。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晚上，伪市长傅筱庵被周文瑞、魏晋三等几个狐朋狗友拉到盛老三宅内听堂会。越剧名角姚水娟被叫来演唱“盘头茶夫”一出戏，兴高采烈地闹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傅筱庵坐车回到家中的时候，已是三时四十分了。年过六十酒色无度的傅筱庵，已是精疲力竭。佣人扶他上床后，他已哈欠不断，只说一声“累死我了”，倒头便睡，过了六七分钟，呼噜大作。
这汉奸，晚上喜欢独自一人睡觉，妻妾女人另房居住。有时即使想来下事，也都是招呼一个或两个进来，与她们风风火火地来上一通，再让妻妾扶他在床上睡好，她们再退走。
且说这日，躺在厨房间小床上的朱升，一夜未曾合眼。这一个星期来，他又几次找过蕊娣，但她每次只让他摸了摸那丰满的大奶子，别的一概不让他碰。有两次，他抓住她的裤带，蕊娣竟然要翻脸。
“上一次，让你占了便宜。今后，你要是不杀了那大汉奸，你碰都别想碰我。”说着把大手从自己的奶子上拿掉。
所以，朱升一直在等着机会下手。
这夜，朱升竖起耳朵听大门打开又关上，傅老头上楼时的拖沓步履声，最后贴身佣人出来带上房间啪塔一下司别灵落锁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整个公馆都沉入梦乡，和衣躺着的朱升轻轻地坐起，在衣袋外边再摸摸，万墨林为他配好的钥匙，硬邦邦的。
凌晨四时三十分左右，朱升起身从砧墩板上操起一把磨得锋利的肉斧，别在腰带上，再拿起一把剔骨用的尖刀，插在袜筒里，披上一件粗布大衫，走出厨房，摸上楼去。
他轻手蹑足地踅到上房，耳朵贴在门缝间一听，房内鼾声如雷，阵阵传出。他放心了，用那把另配的钥匙打开房门，悄悄闪了进去。靠墙的席梦思大床上，正横着四脚朝天的大汉奸。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那汉奸的嘴边，还流淌出涎水。
朱升想，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麻利地从腰带上取下肉斧，鼓足力气，咬着牙，尽平生力气，向这位伪市长当头劈下去……
黄粱美梦中的傅筱庵，喊声“饶命”都来不及，便已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赶向阎罗殿报到去了。
这是1940年10月11日晨四时三十分发生的事。
这位朱升义士将肉斧往床上一扔，轻手轻脚地退回厨房，洗清身上血污，脱下大褂，换上件干净短衫。打点完毕后，取下悬在钩子上的菜篮子，挂在脚踏车的扶手上，从从容容地推着车子来到大门口。
时钟已敲过五点，平时这个时候，也正是他上小菜场采购鱼肉荤腥的辰光。门内的司阍，门外的岗警，与往日一样，和他点头招呼：“朱师傅早！”
他一出大门，翻身上车，揿响车铃，在“叮叮咚咚”中穿街越巷，直驰上海西北郊南翔镇，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脱身地点。
蕊娣早已等候在这里。
他们领到五万元奖金，辗转逃到重庆。
他们到重庆后，军统局又发给他们三千元的安家费，每月给津贴一百元。
以后，蕊娣果然守着朱升，规规矩矩地过起日子来了。直到日本投降，才从重庆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他们去拜访的第一个人，便是黄金荣。
坐收渔利
黄金荣看到许多汉奸的最后下场，不禁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暗自得意，但他并不敢放松，他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常对手下亲信说：“小鸡去和黄鼠狼斗，哪会不失败！”因此他与汉奸首领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他们为自己争得好处。
1942年2月14日除夕之夜，日本侵略者借口抗日志士在公共租界投掷炸弹，出动重兵包围租界，将其中心区分为六大区，把七、八十万中国居民封锁在里面。市民们推派代表与日军交涉，要求尽快解除封锁，狡猾的敌人却坚持要以实行保甲制度作为交换条件。
这并非日军的一时之念，而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就指使汪伪国民政府在江、浙、皖三省沦陷区开展“清乡”运动，推行保甲制，企图彻底清除抗日志士。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则以办理户口登记作为第一个步骤，然后再在适当时机建立保甲制。除夕之夜公共租界的爆炸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决心提前实现这个计划。
2月20日，由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保甲筹备委员会”在公共租界成立。袁履登为虎作伥，出任“会长”，负责保甲的编组工作。
虽然袁履登一再表白当会长只是为了“解除封锁”，但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他，亲自导演了“保甲自警团”的建立，使界内20至45岁的男子几乎都成了自警团员，帮助日伪维持治安，镇压抗日群众；又是他，亲自主持发放市民证工作，规定市民必须随身携带，一旦有人违反，就被带往巡捕房处罚；还是他，将户口表印发各家，规定每户都必须把全体成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一一填入表内，粘在墙上，以备随时核对，并实行“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户连坐，一户有事，全甲连坐，妄图遏止群众性抗日斗争的发展。
公共租界成了上海第一个保甲区域，界内居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笼中之鸟。
1943年，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日寇的侵略战争已渐入末途。为了挽救败局，减少内部摩擦，日伪决定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作为全国物资收买配给的最高统制机关。
商统会由日伪各方人员组成，于3月15日在上海成立。商统会最初隶属于汪伪政府实业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后经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决，改隶行政院。
商统会的主管事项有：
（一）关于统制物资之收买配给事项；
（二）关于国内各地域物资交换之营业事项；
（三）关于输出物资之供给事项；
（四）关于输入物资之配给事项；
（五）关于军需物资之采办事项；
（六）实业部及其他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事项。
伪商统会理事长人选，在日伪当局心目中显得至关紧要，并打算让留在沦陷区的著名人物出来主持商统会和各专业统制会，以达到其以华制华的险恶用心。
由买办起家的盛宜怀，曾开办纺织厂、银行，亦兼治煤矿、铁路，1911年更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工商巨子日本人又想到了黄金荣，但黄金荣又以身体的原因推掉了。
最后，商统会的理事长一职，由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担任。
商统会下属的米粮统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袁履登担任，棉花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闻兰亭担任。
黄金荣虽自己不做汉奸，不出任伪职，但他的不少门徒都做了汉奸，黄金荣与他们打得火热，甚至有些门徒做汉奸与黄金荣不无关系，黄金荣利用这些人的关系，大发横财。
黄金荣默许其得意门徒卢英落水，当了伪警察局局长。卢英在抗战前夕担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1937年12月5日，日伪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物色卢英担任警察局长。卢当时踌躇未决，便与师父黄金荣商议。黄金荣看到租界尚保持独立，还有周旋的余地，便令卢英观望勿动。
后来，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军让步，卢英认为这是个良机而投靠了汪精卫。先是担任南市区警察局长，后跃升到伪军事委员会参军长。卢英后来每次到黄公馆去，黄金荣都把他当作可以光大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
另外，黄金荣还曾推荐介绍海上三老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担任了伪职，并与他们继续保持往来。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黄金荣特派龚天健到南京祝贺，在信中祝贺“开国盛典”，表示支持。1942的汪精卫做寿，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近代画家王一亭精绘一幅《长眉罗汉寿佛图》，并派秘书龚天健专程赶到南京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对于黄金荣的这些活动，国民党情报人员自然格外注意，他们于1938年2月向上级报告说：“我军放弃上海之后，日方积极拉拢流氓，张啸林、黄金荣等活动甚力。黄金荣先令其徒杨正心担任漕河泾维持会会长之职，未越数日，即遭我方暗杀，并函张、黄警告，劝勿助虐为暴。斯时彼等略有戒心，未敢活动。”
1939年2月8日，国民党情报员又报告说：“现在上海各大流氓做灰色汉奸者甚多。何谓灰色汉奸？就是一方面与我政府人员联络，一方面令其徒子徒孙替日本做情报工作，彼等则做（坐）收渔人之利。做此项合作者计有张啸林、黄金荣、顾竹轩、李斤堂、曹幼珊等。”
情报指出，从1938年3月起黄金荣每月接受日本津贴五千元。由于日本方面现金紧缺，“现在不付现金，改付红丸及大连烟土，红丸每木箱计洋一百元，但给彼等仅算九十元，但不能用现，仍须欠半数，侍红丸卖出后再付清。若辈流氓见有利可图，自愿为日人效忠，尽量供给情报”。看来黄金荣接受日本津贴，确为事实。
2月18日，国民党第七百五十四号等情报员再次证实黄金荣每月得到五千元，比张啸林（三千元）、顾竹轩（两千元）等均多，“最近津贴已改付红丸，而诸人家内皆推销毒品之大本营焉”。
同时，日本上海武官府的司令江新，贝当路（今衡山路）日军宪兵队军曹长杜井等经常光顾黄公馆，每次，黄金荣都是盛宴招待。
黄金荣的门徒杨正心之死给黄以强烈的刺激，他已是70多岁的老翁，来日无多，对再要出山去充当汉奸，没有多少兴趣，只是迫于日军的刺刀而有所活动，现在经国民党地下人员的工作，自然不愿再出头。因此，1939年2月24日，国民党情报员向孔祥熙报告说，黄金荣“略有戒心，未敢活动。于是，日方拉拢陈群出任部长”。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除上面所述者以外，还有像汪伪的社会部长丁默村、工商部长梅思平等都是黄公馆的常客。在汪伪和平军中，黄的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是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门徒郝鹏举为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是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的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第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第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的门下，得意门生鲁锦臣担任了第三十六师的驻沪办事处处长。所以有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虽没有公开的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
1942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陈群此时落水出任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长时，黄金荣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徒众，乘坐专车到苏州予以捧场。在黄金荣和陈群的安排下，整个江苏省的各级汉奸机构安插了不少黄门弟子，例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队长周阿福等。他们几乎每月都要给黄金荣孝敬厚礼。
有些门徒落水当了汉奸，竞相开设赌场、妓院等，黄金荣多少可以捞到些好处。如卢英当了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兼南市区政务署长，即鼓励开设烟、赌、娼，并公开征收赌台税等，一般一个赌场每月须交税三千多元。当时著名的赌场有高蓝生在南阳桥恒安坊的大生公司、张椿宝在露香园路的利生公司、李筱宝在老西门中华路的西园、沈银水在方浜桥的华民赌场、夏世魁在同庆街的同庆赌场等。
贩毒方面，由日伪合作的宏剂善堂独家垄断，主持人是盛宣怀的后代盛幼庵。帮会流氓等人只能靠为盛氏打工而分点残羹。黄金荣的徒弟严春堂、严潮生等都曾在盛幼庵手下贩毒。黄金荣也因此得到些好处。
门徒、朋友有了问题，求之于黄金荣，他也出面请汉奸帮忙。
一次，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伙合糖商从台湾运米贩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二百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五亿元，查处史雨春。
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法；史雨春的妻子同李志清是结拜姊妹，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程锡文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给周佛海小老婆3万元现钞、五根金条。
第二天，周佛海打电话给黄金荣。黄金荣叫程锡文晚上再到周家去。
程锡文到了周家，周佛海说：“我派人同你一起到仓库去，你要多带些人手，在今夜把二百包糖搬走，不要耽误，税务局方面我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
程锡文听后按照周佛海讲的办理，这事顺利解决。
当时，日伪对粮食统制极严，但由于黄金荣与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等落水人员关系密切，所以粮食、布匹的生意他也照样做，并从中发了不少横财。
1946年5月31日，上海高等法院刑事庭判处袁履登、闻兰亭等人徒刑时，他们大叫“冤枉”。因为他们觉得，黄金荣虽然留在上海没下水，但与日伪也接触频繁，而且做过不少交易，为什么能以“功臣”自居呢？
黄金荣之所以没有入水做汉奸，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有希望，因为蒋介石此时仍在重庆抗战。
黄金荣有个门徒叫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常到黄宅去给黄金荣讲述重庆情况和中日战局。尽管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但黄金荣对蒋介石仍抱着希望，他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他向往蒋介石打回来，重新给他带来威势和实利。
其次，黄金荣多年混迹江湖，惯用“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手段，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与日伪打交道，自己稳坐在漕河泾的花园内观望、等待。所以，他虽与陈群来往密切，陈群后担任汪伪行政院内政部长，黄再度祝贺，但当陈群劝他一起为日伪效力时，黄金荣却婉拒不从。
再其次，黄金荣是个怕死之人。军统在上海严惩汉奸，使黄金荣不敢冒险。曾情同手足的张啸林之死以及傅筱庵的被杀都是前车之鉴。他们的死给黄金荣以强烈的刺激，他对程锡文和龚天健等反复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拒绝出任维持会会长一事，他也是怕被别人暗杀。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黄金荣还有爱国心和民族感情。他对日本人也充满了仇恨。
黄喜欢听评弹，门徒们常常将评弹演员叫到黄公馆来唱堂会。一部《岳飞传》黄金荣始终百听不厌。岳飞精忠报国，世人崇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黄金荣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一次黄对程锡文、龚天健、鲁锦臣等心腹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领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日本人一来，就洗劫了黄家花园，这使得爱财如命的黄金荣一开始就与日本人有点合不来。黄家花园虽然不算太大，但在战前短短的三四年间，黄金荣利用各种手段已积得非常可观的财富。
概括而言，主要是三类东西：第一类是家具，仅红木家具就有十几套，其中还有正宗的明式全套摆设。当日军1937年11月占领上海时，冲进了花园，这些家具被洗劫一空。
第二类是瓷器，每个厅室都有不少瓷器做装饰，如宋代的定、磁、钧、汝，明清官窑的青花、粉彩、五彩等，杯、瓶、缸、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黄金荣虽不太懂其艺术价值，但也觉得十分的好看，因此，时常把玩。但这次被日军毁的毁，拿的拿，几乎全没了。
第三类是书画。黄家花园的每个厅堂，四壁都挂满了字画。不说宋明，光近代名家的作品，就可以开个展览会。如任伯年的人物挂屏、吴昌硕和蔡元培的对联、钱慧安的南极中堂、何绍基的字屏、李鸿章的对联、刘春霖的寿字屏条、王一亭的黄金荣像、翁同和与张一麝的槐荫堂的匾额、慈禧太后的福字，还有徐世昌、陈铭枢、胡汉民、于右任等给黄金荣的题词题画，都是颇为珍贵的，但几乎都毁于一旦。
不仅如此，四教厅、伫月会客厅、槐荫堂、关帝庙和宫殿式的黄家家柯等均遭到严重破坏。其中最重要的四教厅，只剩下个骨架了。这使得黄金荣非常恨日本人。
因此，在整个抗战时期，黄金荣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担任过任何公开的伪职。然而他依然能够为自己敛财。
娱乐场成为各方联络处
在抗战时期，黄金荣一如既往地拥护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黄金荣让儿黄源涛担任了军统的上海特派员，原大世界经理丁永昌担任了军统上海租界特工派遣站站长，其他一些门徒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
1940年初，蒋介石为了控制和指挥上海的工作，在行政院下设立上海市统一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黄金荣也是二十四名委员之一，其他委员有杨虎、虞洽卿、陆京士等。常务委员为杜月笙、吴开先、蒋伯诚、戴笠、俞鸿钧五人，委员会成立后即设立驻沪办事处。黄金荣对此自然表示拥护。
国民党派上海市统一委员会常委吴开先、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到沪活动，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月笙致函黄金荣，请黄予以协助。黄金荣立即请吴开先到漕河泾黄家花园叙谈，吴首先说明重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并转达蒋介石和孔祥熙对黄金荣的问候。后来，黄金荣和金廷荪根据吴开先的意见，两次邀请沪上工商金融界的人士到南洋桥金的寓所赴宴，由吴代表重庆，安抚各位，告诫勿被日伪利用。作陪的有原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一些负责人和租界的有关人士。
1940年到1945年间，黄金荣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一直有联络。顾祝同曾派他的妻舅许某到钧培里见黄，黄金荣则派门徒秦兴炎到南京、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药品和粮食。抗战胜利前夕，顾祝同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任命黄的门徒秦兴炎为支队长，黄的儿子黄源涛为大队长，何还与秦、黄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的大世界游乐场在当时成了重庆方面和日伪分别看中的接头据点。
由于大世界地处租界中心，市面繁华，人流杂多而且进出方便，于是被日伪势力所注目，他们经常派人在这里接头密谈。
与此同时，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军统、中统特务在戴笠的遥控下，也以大世界作为理想的联络点。
黄源涛、丁永昌等为获取更多的情报，在大世界楼上办了一个“高峰舞厅”，每券只须一元，但十分豪华，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入内。果然，舞厅一开张，汪伪七十六号特务随之而入，这里成了上海孤岛上蒋、日、汪势力角逐的中心。表面上黄源涛与七十六号的第六行动大队大队长吴醒亚为难兄难弟，连李士群也会到此了解蒋介石、共产党的情报。
一次，丁永昌将青浦三塘村的傅文乡和范子杰是中共地下联络员的情报出卖给了七十六号特务。几天后，这两位革命者即遭到七十六号的杀害。
同样，黄金荣与中共方面也有联系。在抗战时期的大世界游乐场里，已经出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人员是姚惠廉，姚和其他的地下党员的合法身份都是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游乐场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为了能够应付意外情况，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采取帮会的形式来做掩护，吸收下层的曲艺艺人、勤杂工和小贩等加入。
如唐嘉鹏的徒弟以叫卖牛肉汤为生的小白原等，接受了革命思想，为地下党传递了不少情报。后来，姚惠廉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苏北的新四军去，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夏，由于叛徒的告密，七十六号特务紧急包围大世界，逮捕了姚惠廉和他的助手江涛等十多人，地下党获悉后曾尽全力进行营救但未能成功。不久，姚惠廉等被日伪特务枪杀于龙华。
当然，这次行动日伪特务没有事先通知黄金荣。以后，汪伪特务又几次在大世界内逮捕所谓的中共嫌疑犯，大世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接着，特务们倚仗日本主子的势力，早已不把黄金荣这个昔日上海第一号大亨放在眼中，扬言要对大世界的老板问个水落石出。老于世故的黄金荣只好用“花纸头”（纸币）来塞狗洞。同时，对大世界的职工也更加“荣记”化了。
这一时期，黄金荣除了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外，依然做些积阴德的事，除了前面说的办收容所，为难民筹储粮食外，他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兴建新城隍庙。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老城厢后，军队曾驻扎在城隍庙内，对庙宇大肆破坏。一时相信城隍菩萨的上海市民们无处进香，失去了精神寄托，黄金荣手下的一批倚赖城隍庙这块进财宝地生存的徒子徒孙也焦急万分。他们纷纷走入黄公馆，求黄金荣再开发财新路。有人提议何不利用打铁滨的空地再造个城隍庙呢，一句话，使黄金荣如梦初醒。
原来在上海开战前，上海就有了祭祀城隍老爷的风俗。但是因为城隍爷秦裕伯的墓地在浦东的陈行，所以上海人每年三次祭奠活动都要摆渡到浦东去。
有一年，当祭奠队伍摆渡到黄浦江江心时，突然一阵狂风袭来，人仰船翻，死去多人，一时，民间流传说这是墓主挡驾辞神，从此祭奠仪式不再过江东去，人们只在黄浦江东首今延安路外滩设一祭坛，向东遥拜。天长日久，沿江一带开辟出大片的墓地。
1849年法租界建立后，这里被圈入法租界，法国人认为华人的祭祀活动和所掘墓地有碍卫生，遂几次掘墓并驱散华人的祭祀集会。于是，软弱的上海道台下令改地举行城隍祭祀，选择城西北的打铁洪以东地区设立“厉坛”，安抚百姓。不料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又将此地划入了界内，“厉坛”再度遭毁，市民们只得在城内举行祭奠活动。打铁浜以东的这块地渐渐被人淡忘，成了一块荒地。
黄金荣决定在这块荒地上建一个新城隍庙，由于汪伪政权内有不少门徒，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得到了日伪当局的批准。
1940年冬，黄金荣正式集资兴建新城隍庙。新庙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建好了，其简单程度可想而知。而且为了赶在新年初一向社会开放，城隍爷的塑像也没时间雕塑了，只好从老城隍庙移来一尊小神像，权作替代，其他神像竟都是画在了墙壁上的。这个新城隍庙只有一个神殿，四周则是陋木搭建的商场，销售各种商品。庙门两边还有专售花草、金鱼的摊头。从此，新城隍庙成了上海人游玩和购物的场所。
抗战结束后，老城隍庙自由迎接游人，新城隍庙由于失去了它的独特地位而被冷落下来，至解放前夕，竟已经无人进香了，只有庙门两边的花草、金鱼摊头日益兴旺，形成了花鸟市场。新城隍庙直到60年代才被全部拆除（其址今为金陵东路连云路，解放后为花鸟市场）。
当然这是后话了。
抗战时期，黄金荣以不当汉奸的信条顺利地走了过来。
随着抗战的胜利，黄金荣这位“中国第一帮主”却开始了他的下坡路，然而毕竟此时的他还一息尚存昔日的“风采”。但黄金荣要想挽救自己，就要拼上老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