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雷狄主教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达，同孚里的黄公馆越来越不能满足黄金荣的需求，黄金荣遂移至林桂生祖宅。
林家的老宅在八仙桥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上。八仙桥地区的大致范围是今延安东路以南，云南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北，普安路以东，这一带原来是农田和村舍，河浜纵横。划入法租界后居民增多，于是河浜上的桥梁也增加了。
据说在19世纪中叶这一带有五座八仙桥：在今云南南路有横跨洋泾滨上的北八仙桥，大世界延安东路南侧有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宁海东路与宁海西路间有横跨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金陵中路间有跨周泾浜的南八仙桥，今龙门路金陵中路处有南北向跨北长浜支流的石八仙桥。
这八仙桥地区是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南面的宝昌路自20世纪初起店铺林立，商肆稠密，已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并驾齐驱。一次大战后，为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将宝昌路改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逐渐成为法租界的第一繁华之地。
此时，林桂生的父母已亡，作为独女的林桂生继承了这份家业，入赘女婿黄金荣自然非常清楚这一黄金地段的身价，于是，与林桂生商量之后，决定卖掉同孚里，迁入八仙桥。此次安家，黄金荣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规划。
到了1915年，他先将林家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上建起九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1.55亩，建筑面积为1703平方米。沿霞飞路和麦高包禄路的底层为出租的店铺，上面仍是住家。
搬入新居已是1916年了。新居地取名钧培里，这里黄金荣按照沪上的取名20世纪20年代的跑马总会建筑习惯，以养子黄钧培的名字命名。
接着，黄金荣又购下沿街的土地，建成一排三层街面房屋，以拱卫自己的住宅，赁屋居住者均是其徒子徒孙。
此外他又安排了第二层势力圈，即他的得力帮手和干将们如杜月笙、顾荣生则住金福里，袁宝珊、金廷荪、马祥生、范恒德、戴老二、蒲金荣等住在附近的宝昌里、福昌里（今云南中路九弄、西藏中路二十三弄）、贞吉里、生吉里（今西藏南路二百一十四、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四弄）、元声里（今寿宁路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三弄）、紫阳里（在柳林路，已被拆除）等里弄，与钧培里望衡对宇，以便招之即来。
钧培里弄口上书“钧培里”三字，弄口设铁栅栏门，两边各置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每日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均清一色黑香云纱褂裤，活像一群戏台上的武生。人弄钧培里一号即黄公馆，它是一幢独立的洋房，房间足有几十间。西边的一幢由其胞妹一家居住。
钧培里二楼正中为客厅，朝南是一排八扇玻璃长窗，窗下是三只红木茶几，间隔摆开，每只茶几间是仿明代式样的红木太师椅。上海作家沈寂先生曾与杜月笙的儿子有同窗之谊，而他的大舅曾是黄金荣手下的巡捕，他在《大世界传奇》一书中有段详细的描绘，摘录如下：
“天井正中面向弄堂是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底层中间是三间阔的前客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啸天、宋子文、韩复榘、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上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颁发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十六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披，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闪闪发光。”
1916年钧培里落成之时，正逢他虚年49岁生日。在旧上海，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做生日，都是“做九不做十”，如今黄金荣既进新屋，又逢生日，当然要热闹庆祝一番。
况且当时他财势两旺，门徒众多，正好乘此机会向那些巨富巨贾“打秋风”。
事前，黄金荣嘱咐总管广发请帖，在上海租界里，邀请上至军政要员，各巡捕房的头子，富商巨贾，下至众多的门徒，前来聚会。
当时，钧培里的黄宅简直是门庭若市，车马连成长龙，举目难望尽头。门内的来宾挤得水泄不通，前簇后拥，门房的帮闲们忙收礼金，银元叮哨有声。
黄金荣这次做寿，整整安排了三天。第一天接待军界政界人物、各巡捕房头脑和有名望的商业人物以及“高档”门生；
第二天和第三天专门接待门徒。
三天之内，在黄宅大厅和厢房等处，安排了近百桌酒筵。一些贵宾上客，另开雅座宴饮。而那些一般的门徒们到了黄宅，先在门房接待室送上寿礼，签名簿上签上姓名，凑足十人，便由招待者陪至厅上，在红烛前行三鞠躬礼，就入席大吃一顿，然后抹抹嘴巴，滚蛋了事，根本见不到老头子。
此后的几年里黄金荣十分得意。
在法租界负责治安工作，最重要的任务，自然是保证法国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在这一点上，黄金荣确实尽心尽力，他的业警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大多集中在这一段。
黄金荣的手下遍及法租界各处，以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因此，外国人在法租界绝对安全。不仅如此，黄金荣对洋大人身家安全的保护还远远超过上海的范围。
黄金荣晚年经常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太湖上救樊尔蒂，另一件是临城劫车案救雷狄主教。
我们先来说说黄金荣在太湖救樊尔蒂这件事。
太湖原属江浙两省，自清中期以后，便有许多强悍之徒，利用港汊纵横、舟楫出没之便，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人称“太湖强盗”。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军也对此无可奈何。
到民国初期，最有势力的水盗首领就是“太保阿书”。这“太保阿书”原名徐天雄，乳名阿书。为松江浦南人。其父亲在金山、松江和奉贤一带以“敲太保”为生。这“敲太保”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巫师行当，即为人祈解消灾，诵经治病。
阿书自幼年始随父浪荡江湖，耳濡目染，十分了解社会情形。长大后，他拜浦南的青帮大亨陶金生为老头子，开始成为专业流氓。
后来阿书又纠集了一些散兵游勇、地痞恶徒，并以胞弟和“猎猡阿美”为助手，号称手下有千余人。他们在太湖中设下根据地，利用水乡的有利地形，专事抢劫。20年代初这股恶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蒂携爱妻到太湖旅游，被这伙匪帮绑走。“太保阿书”开价四十万银圆。
消息传来，法租界当局要黄金荣设法营救，黄金荣即派手下“小八股党”成员高鑫宝前去拜山。高鑫宝在太湖七十二家武装山头均有眼线熟人，结果马到成功，湖匪头领“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以结识大名鼎鼎的黄金荣而感到荣幸，不仅分文不取，而且还以礼相待，送回了一对法国“肉票”。
这一事件因黄金荣的特殊身份而不费一枪一弹，不出一毫一厘地顺利解决，使法国驻沪总领事对黄金荣另眼相看，他曾一次发给黄金荣等二十多张特别护照，准许他们在法租界内享有特权，例如随身携带的物品可以免受检查。
在汽车、轿子盛行之前，上海妓女出堂会是由龟奴扛在肩上而行的，这是当时沪上奇景之一太湖地区这伙匪徒作恶多端，当时各方都动了很多脑筋想除害，甚至共产党组织也曾派人去说服，但均被拒绝。由于他们势力坐大，严重侵扰地方治安，30年代初，江浙两省联合出动水上警察进行大规模围剿，1931年4月5日，“太保阿书”兄弟被警捕在上海华德路大连湾路（今长阳路大连路）口抓获。16日被斩首于松江附近的张堰镇。从此，太湖地区才稍感安宁。
黄金荣对外国人的救援，传说最广的是在临城劫车案中营救雷狄主教。这一次使他登上了法租界华人督察长的最高职位。
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国很快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阀各自为政，连年混战，直闹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1923年5月5日深夜，一列从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开到离山东临城车站约三四里的地方，司机在车前灯的照射下，发现铁路上有人群走动，便急忙鸣笛警告。
谁知道前面的人群不理警告，司机急忙刹车观察究竟，但由于列车行驶速度太快，一时停不住，继续前进。不料前面约有数十丈的铁轨已被拆除，列车出轨倾覆。
接着，“砰、砰”一阵枪响，约有数千名拖辫子的“土匪”蜂拥而来，他们跳上车厢，绑架了乘客。被绑架的乘客，除了中国人外，还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几十名外国记者，以及几名外国游客。
这批被绑掳的旅客大部分穿着睡衣，也有来不及穿鞋袜的，被挟行在坎坷不平的山道上，偏偏又碰到急雨，加上透骨的寒风，叫苦连天，哭声震野，被押往事先布置的抱犊崮山麓内。
临城劫车和绑架洋人的消息迅速传到各国驻北京公使那里，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交涉。
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要求迅速营救被掳的美侨；驻北京的美军要求直接采取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扬言要出兵中国。当时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但在各报上煽风点火，鼓吹什么“组织国际联军”来共管中国境内的铁路。
5月9日，驻京五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要求在三天内将被掳的侨民全部救出，不得伤害一人。洋大人一翻脸，北京政府便惊慌失措。为了平息洋人的怒气，北京政府集中全力来讨论营救外侨脱险的问题。
在这批被绑架的外国人中，有一个叫裴于松·雷狄的，他是法国天主教主教。
裴于松·雷狄主教，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他奉命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以传教为名暗地里搞间谍活动。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主教，据说在欧战时曾获得“勇士”奖章，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
这次奉法租界头儿的命令，从上海乘火车去天津开辟传教基地。动身前，先拍发一份电报给天津的法国天主教神甫费维礼，请他到车站迎接。是日，这位神甫到车站迎接雷狄时，突然得悉雷狄被绑架了。
再说抱犊崮的情况。
该处属山东峰县管辖，这里原是个深山丛林的壑谷。它的地形似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二十亩地的盆地，山腰狭小，陡峭的山壁难望尽头。
山壁两旁凿有攀石做扶手，或嵌以扶手的木桩，攀登时如若不小心，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
这个山起名“抱犊崮”，也有来由。据当地相传，由于大牛不能上山，但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农民只有把小牛抱上山去，待养大后耕地，因此有这个“抱犊”的名称。
土匪占据此山以后，便在山顶周围挖掘防御壕沟，中间筑有房屋和地窖，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水缸蓄积雨水以备使用。凡是被绑架来的重要“肉票”，均安置在挖好的地窖内。
5月7日，山中首领孙美瑶命令先将外籍女票释放，要她们捎信给政府军队。信内言明：“须将围山部队撤出十里以外，否则被掳外侨均被杀。”
从山上递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英国人鲍威尔所写。鲍威尔精通汉语，写了英汉对照信各一封，劝告政府军队切勿进攻，须和平解决，19名被绑的外籍男侨均在信上签了名。
这伙土匪为什么要绑架外籍肉票呢？
山东峰县和滕、邹一带属于苏、鲁、皖、豫四省边境，原是历史上土匪盘踞的老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四省边境属于剿匪督办张敬尧管辖。
这位张督办对该地土匪的出没情况了如指掌，知道在“剿”字上下功夫是不起作用的，赶东逃西，等于和土匪捉迷藏，变主动为被动，反而会损兵折将。
张敬尧便采取了“抚”的政策，只要你土匪不打扰我，我也不动你。如果你要投靠我，我便收编你。因此，一段时期内，官匪之间也相安无事。
盘踞在抱犊崮的孙美松原是膝县人，过去是张敬尧的旧部，他们对这位张督办推崇备至。张敬尧失败后，孙美松部因政府不肯收编，便占据抱犊崮落草为匪。
后来北京政府指令山东督军田中玉消灭这股土匪，并派第六、第二十两个混成旅包围抱犊崮达一年半之久。山上因缺乏饮水和粮食，孙美松便遣入向落草的胞弟孙美瑶求援。
这时孙美瑶年仅25岁，不但骁勇非常，而且还是个有名的双枪手。接到大哥的求援信，他便和大哥合在一起，凭借险要地形，据险固守，抗拒官兵。
官兵围山日久，山上严重缺粮，怎么办？他们为了要摆脱眼前的困境，就狗急跳墙，闹出这个临城劫车和绑架旅客的巨案来。
5月12日，在外交使团的一再威胁下，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省交涉员温世珍、曹锟的代表杨以德等头面人物，先后到达枣庄举行谈判。那些洋大人如美国公使等也来到枣庄，督促谈判。
田中玉、熊炳琦与抱犊崮孙美瑶的代表周天松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时，周天松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抱犊崮之围，将军队撤回原防；
（二）收编抱犊崮部众为政府军队混成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和给养。
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将外侨分三批释放。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字。
突然，周天松要求在场外国人和邹、膝、峄三县绅士一同在条约上签字，担保官方不得出尔反尔。为何要求这些人来签名担保呢？因为官方干过背盟杀降的事情。
民国八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了一支土匪。可是没隔几个月，匪首十七人却全部被枭首。
谈判既已达成协议，便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任抱犊岗首领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官，派人上山接洽释放外侨日期。
谁知事出意外，变故突起，孙美瑶当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和谈条约。还要求政府军再撤退一百里以外，接济山中粮饷，并且声称待召集山中首领会议后，才能提出正式和谈条件。
孙美瑶原来是看到北京许多官员和洋大人都亲自驾到枣庄，认为这笔生意还可以大赚一把，所以才出尔反尔。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各国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北京政府另谋和谈途径。同时，公使团还要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务必要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侨。为此，山东当局不得不继续谈判。
孙美瑶向官方提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既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省督军，改编他们为两个师；又要求划邹、膝、峄三县为他们的根据地，政府军在百里内不得驻扎军队；对苏、鲁、皖、豫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收编，并要求英、美、法、意、荷、比六国公使签字担保等等。
由于条件苛刻，无法和谈，田中玉赶到北京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原来这是田中玉采用一个明“剿”暗“抚”之计，用以恫吓，迫使对手放弃过苛的条件，重新进行和谈。
于是本来撤围的军队又围扰过来，孙美瑶等人一看吓得非同小可，就在十几名外侨中挑选了法国天主教神甫裴于松·雷狄，派他下山向官方接洽，并叫他对天宣誓，保证在三天之内回山。
哪知裴于松·雷狄竟一去不返。雷狄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雷狄主教是个养尊处优的人，被关了多日，饮食不对口胃，更兼天气炎热，蚊蝇交集，在下山途中腹泻不止，行不了一天，就在一座山神庙里病倒了。
离这所山神庙约十里的地方，就是抱犊崮设的哨所，随雷狄的两个人，只好一个人留在庙中监视，另一个人到哨所向小头目报信，请求给雷狄治病。
再说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轰动了国内外，消息传到上海，驻沪各领事馆也大为震惊。法国驻沪领事甘世东得悉裴于松·雷狄被土匪掳去，急得寝食俱废，马上和法租界捕房总监华尔兹商讨此事。
为了尽快将雷狄主教营救出来，法捕房动员了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雷狄主教下落通风报信者，赏银洋三千元；凡能找到雷狄主教并能救出者，赏银洋一万元。
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并许愿将来青云直上后，一定整修城隍大殿，重塑城隍金身。
一天，黄金荣到郑家木桥聚宝楼喝茶，忽然有个巡捕带着一个外乡人十分沮丧地来见他。
“黄老板，这是我的亲戚，叫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今天刚下火车，兜里的一百元大洋被人扒了，请老板帮助协查。”
黄金荣一听他是吴佩孚的副官，肯定他是从山东来的，很可能为绑架裴于松·雷狄案提供点线索，便叫韩荣浦坐下，仔细讲了丢失大洋的情况。
原来韩荣浦是从临城乘火车来上海购买东西的，他从拥挤的人丛中走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突然发现肚兜里的一百块钱不翼而飞。
韩荣浦有个姓尚的同乡在法租界当巡捕，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去找同乡尚巡捕。尚巡捕替他报了失窃案后，又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
由于韩荣浦是吴佩孚的副官，熟悉行伍中的事，对孙美瑶匪首的情况略有所闻，便将听到的一些消息告诉黄金荣。
黄金荣一听有了线索，甚为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一百五十块大洋，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雷狄主教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立即赶回上海报信，将再给五百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
由于黄金荣慷慨解囊，打动了韩荣浦的心，他回到临城之后，几天时间就同孙美瑶的部下取得了联系，打听到雷狄主教被关押的地方。
黄金荣一听，激动得连脸上的麻点也兴奋得直跳，他想：这些天为雷狄主教绑架案，我黄某四处打探，巴不得能抢上头功，谁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竟把一个被偷走大洋的人送到我面前，真是额头角碰到天花板，我黄金荣要交好运罗！
黄金荣立即把知道的情况报告给总监华尔兹。华尔兹一听，立即命令黄金荣带领六个人前去营救，其中有一名翻译曹启民。一行七人到达峰县后，立即化装深入山区，侦查被掳雷狄主教的下落。
谁知事有凑巧，给黄金荣等人带队当向导的人名叫兴山，他曾和孙美瑶手下的一个喜子土匪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兴山在深山中采药时无意中与喜子打个照面。
喜子连忙叫道：“兴山哥，你到这里干什么？要是被孙美瑶的手下人看到，不把你当成奸细打死才怪呢！”
兴山问道：“你在这里干啥？”
喜子说：“我正煮饭呢。”
“给谁煮饭？”
喜子答道：“俺不知道底细，据同班弟兄说，前面山岙里有座山神庙，庙里新近住了一个外国人，每日送两次饭，都是我们的头儿亲自送饭。兴山哥，你问这些干啥？你赶快躲开，要是被我们头儿碰见了，就没命了。”
兴山把自己知道的事对黄金荣一说，黄金荣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黄又问道：“那山神庙到底在什么地方？”
兴山答道：“这个地方原是偏僻的地方，人迹罕见，是土匪出没的老巢。这山神庙坐落在何处，俺也不知。”
于是，黄金荣就从村子里请了几个上年纪的老乡，啖以酒肉，盘问这座山神庙的所在。内有一个老者说：
“山神庙离这里约有五十里地，其间还得翻过两个山头才能进入川脚，尽是迂回曲折的羊肠小道。俺在年轻时曾上这山神庙去过一次，如今相隔已有几十年了。常听人说那边山里有土匪盘踞，要到这山神庙，恐怕困难。”
黄金荣又问道：“除了被土匪盘踞的路外，还有其他道路能进入山神庙吗？”
另一老者说：“只有绕道去后山，到了那里，再问当地老乡，就知道了。”
于是黄金荣谢过老乡，便和曹启民等人磋商一番，然后乘着明月，连夜绕道向后山进发。直到天将微明，一行七人才找到小山村。
黄金荣随便吃点干粮，就向当地老乡探问山神庙的路径。一个老乡说：“只听人说山前有个山神庙，俺们从没去过，更不知从哪条路才能到达。”
于是黄金荣对当地几个老乡说：“如能探得出这山神庙的道路，我出一百元大洋的赏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两个壮年乡民应声而出道：“让俺先探，探不出着落，不领分文。”
黄金荣闻说大喜，遂叫向导兴山和两个乡民一同前往。三人饱餐一顿，并各带了干粮，认定方向，翻过几重丛林，绕过迂回险道，揣度已入山林深处。
从高崖上极目远望，山岙里隐约有一建筑物，三人不由喜出望外，精神顿时振奋，不顾步履艰险，迤逦向前走去。待至不远处眺望，一座年久失修的山神庙，历历在目。
黄金荣听了老乡们回来的报告，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当即重赏了两个老乡，并请他们吃酒，又许愿若成功，再行重赏。
这两个老乡自然愿意拼力效劳，当下便与黄金荣商讨如何深入古庙的计策。到了第二天早晨，两个老乡做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随带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留下的标志在离古庙不远处埋伏下来。
到了夜里两更时分，分成两队闯入破庙内。黄金荣一手擎着回光灯，一手握着勃朗宁手枪，走至廊屋门前，正欲推门，晃动的灯光，惊动了两个看押的人，问道：“谁呀？”
黄金荣等人一拥而人，把两个土匪捆绑起来。
黄金荣问道：“你们这里有几个人？外国人有几名？现在何处？要是如实说了，我饶你们两条命，还送些银两给你们回乡。”
那两个土匪浑身颤抖地说：“只有我们两人。离这不远有一哨所。外国人只有一个，要他到山下和官方谈话的，谁知病倒在这山神庙里。”
黄金荣和曹启民急忙走入隔壁屋内，用灯光一照，只见一个黄发披面的外国人僵卧在土炕上。这人见到灯光，又听到脚步声，惊慌得缩成一团，不断地用手在胸前划十字，像是在叫“上帝保佑”。
曹启民见到这个人，使用外语盘问他是哪国人，对方回答是法国人，名叫裴于松·雷狄。黄金荣一听，不由惊喜若狂，一齐把他扶起来，叫几个人抬着他走。
黄金荣等人把雷狄救出险境后，急忙备车将他护送至临城车站。在峄县等候的法国人脱司曼闻讯，也赶至临城车站，将雷狄主教护送至上海。
当黄金荣等人将要上车时，那同来的两个老乡和向导兴山，苦苦要求愿随他们前往上海，听候差遣，决无异心。征得雷狄同意，这三人也来到上海。
后来这三人，因效忠法国主子有功，一个名叫沈长赓的，做了麦兰捕房侦察队长；一个外号叫“山东码子”的，做了法租界花捐班稽查，并开了几家幺二堂子；兴山后来在十六铺巡捕房做捕头，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那些土匪们因慑于政府调来飞机、军队等相逼，最后被迫妥协，全部编为一个招安旅。6月12日，被绑外国人全部释放。后来，孙美瑶只做了六个月的“山东新编旅”旅长，便于次年的12月19日在枣庄被诱杀。
此次黄金荣冒了生命危险深入虎穴，救出雷狄主教，赢得法租界一致的推崇。黄因他杰出的办案能力和对法国主子的忠心，被立即提升为法租界麦兰捕房的督察长，成为华人在法租界巡捕房职位最高的人物。
其实在黄金荣营救雷狄主教之前，他已经十分活跃，他维持治安的范围已远超出法租界，而在上海社会成为破案高手。1922年3月18日的《申报》报道黄金荣率员一夜连破两案。
17日晚上七时，督察员黄金荣带着探目徐阿东、任水扬、刘友法、张惠泉和李连生等巡查到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发现一行迹可疑者，即上前盘问，那人突然拔出一把勃朗宁手枪反抗，被巡捕们奋勇拿住，查该人姓名徐老三。
另一案件是黄金荣与巡捕徐阿东、韩帮达、杨振富、任水扬和王芝芳等经过周密侦察，发现一盗匪隐藏于华界的方板桥寿祥里六十九号，于是即报告该地警局，17日晚，法租界巡捕协同华界警员同往缉拿，匪徒发现后顶住大门，然后准备越屋而逃，被巡捕登屋逮捕，并押回法租界总巡捕房审讯。
一周之后，黄金荣又破大盗王小弟案。王小弟为当时著名盗贼，专事抢劫，遇反抗或者警捕即提枪拿刀拒捕，前后竟然伤毙三十余人，当时上海各界谈王色变，人人自危，王小弟遂成为当时上海治安的大患。
后黄金荣的眼线侦知王贼躲藏在公共租界六马路（北海路）的三江旅馆内。
24日，黄即与探员沈德福、韩邦达、杨振富、任水扬等会同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对其一网打尽，捕获王及其同伙四人。一时轰动上海全城。
8月21日，居住在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长安里的妇女某氏在公共租界被人勒死后，藏于木板箱内抛弃。后经黄金荣及探目韩达的侦察，认定凶手为王惠根，并查知其匿迹之所，遂于21日前往搜索逮捕。
黄金荣升为督察长后，治绩也很显著，他曾捕获大批盗匪。
当时，上海连连出现杀人越货的案件，法租界总巡费沃利要求黄金荣火速破案。黄金荣与正副督察员沈德福、杨振富率探员金九龄、许培春、何土根、陈阿毛、任水扬、潘瑞福、王如枕等到处侦察，终于查得这些歹徒隐匿在闸北与公共租界交界处，经与各方商洽，16日，黄金荣与各员前往缉拿，一时警员密布，将十多名盗匪全部逮捕归案。受到各方赞扬。
自从黄金荣升为督察长，法国人还派去八个安南巡捕保护黄金荣的安全。
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如日中天。可以说，这是黄金荣的巡捕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而这一时期，除了在巡捕房的辉煌之外，他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创造了不小的“业绩”，黄金荣走向了人生的高潮。
立贩毒机关
中国近代鸦片泛滥。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既不是棉纱、棉布，也不是机器、钢材，而是鸦片。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便是毒品交易中心。上海的烟土业主要由广东帮商人垄断，但流氓帮会一直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烟毒弥漫，鸦片泛滥。
当时外国运往中国的鸦片，大多经上海流入内地，而四川、广东、云南等地的鸦片商，也将当地生产的鸦片大量运往上海，这样，上海成了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贩运鸦片活动十分猖獗，一些烟土行因此发了大财。
但烟土行的老板也有他们的苦恼，这就是鸦片在运抵上海进入烟土行前，经常遭人暗偷明抢，损失惨重。
运往上海的鸦片，大多走水路，由于黄浦江水浅，吨位大的轮船不能直接靠码台，只能停在江心将货用小船驳运上岸。这些小船经常莫名其妙地翻沉，大批鸦片沉入江中。
虽然政府已下令禁烟，但仍是屡禁不止，烟店公然开张，四处可见堆放在码头上的鸦片，也时常成箱成箱地不翼而飞。鸦片从码头运往烟土行途中，也经常被人持械拦截，抢夺一空。
这些偷抢鸦片的，是在码头一带活动的流氓，其中有一批水性很好的“水老虫”。黄浦江上驳运鸦片的小船就是常常被他们掀翻，然后潜入江底捞起鸦片偷走。
大小“八股党”是当时较为有实力的两个集团。
辛亥革命前后，以沈杏山为首的帮会集团控制着公共租界的原英租界的地盘，他纠集了季云卿、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人形成一个帮会流氓集团，号称“八股党”，其主要活动是从事利润最丰的鸦片走私。
最初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即抢劫鸦片。后来与控制鸦片贸易的潮帮土商谈妥，“八股党”收取保护费，为潮帮土商包接包运鸦片。
为此，“八股党”与公共租界巡捕房合作，华人探长谭绍良、尤阿根和陆连奎等均是其心腹弟兄，同时他们还以财物贿赂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然后通过该两营又打通了军队的关节，军队得了贿赂，派出士兵化装在沿途严加保护。
同时，“八股党”又在巡捕房内的成员和眼线的配合下，与公共租界警务处合伙，租界上下从“八股党”处拿定额津贴，而对其承运的鸦片予以特别关照。就这样，沈杏山的“八股党”依靠强有力的流氓及其背后的势力，从吴淞口外承接鸦片运入公共租界，交给潮帮土商，然后将部分鸦片再运出租界转入内地。
由于“八股党”的凶悍、高效率和出道早，其承运的鸦片远远超过了法租界的黄金荣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承运业，公共租界的土行烟馆也因此而日益繁荣。
对于沈杏山集团的异军突起，黄金荣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责成年轻而能干的后起之秀杜月笙负责争夺鸦片的承运权。由于鸦片业的无与伦比的高利润，这场两个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不仅是为了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更重要的是争夺今后对整个上海的控制权。
杜月笙针锋相对，从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地召来了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
这八人后来成为上海流氓帮会的骨干。顾嘉棠，上海人，出生在赵家桥（今常德路），小名泉根。早年在北新泾种花，人称“花园泉根”，会拳术，与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并称“四大金刚”。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购置房地产，有“沪西半边天”之称。
高鑫宝，上海人，出生在马立斯一带（今延安中路成都南路），幼时随父在球场上为外国人拾网球，能说英语，曾在怡和洋行当服务生，后在一家美资飞星车行当司机，与人组织“斧头党”；拜青帮王德霖为老头子。发迹后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设丽都舞厅（其址今为上海市政协内丽都俱乐部），人称“丽都之狼”。
叶焯山，又作叶焯三，或叶竹三。广东潮州人，生在上海，小名阿根。两臂有青龙纹身，擅长枪术。
芮庆荣，上海漕河泾人。小名阿荣，绰号“火老鸦”，早年打铁为生，生性暴烈残忍，青帮师父为季荣卿。在孙传芳统治上海时，芮曾任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杨、黄、姚、侯四人早年都曾做过工，因不务正业而沦为黑社会人物。
他们均身怀异技，如芮庆荣膂力超群；杨启棠心狠手辣；高鑫宝机敏过人，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叶焯山的驾驶技术极佳，论枪法则能击落空中的铜钱。他们又各自拥有成百上千的徒众，虽然平时散居于上海各处，但只要一声令下，即可组成一支人数可观的大军。
加入“小八股党”的帮会匪徒还有范恒德、杨顺铨、顾掌生、汪少丞、马汝祺、荣炳根、薄锦荣等。
停泊在黄浦江面走私鸦片的趸船，替外商和洋行赚取了难以估计的庞大利润，也替他们聚积了雄厚的经营资本在与“八股党”抢夺运土权的斗争中，杜月笙精于筹划的特长充分显露，每次行动前杜均周密调查，妥善布置，然后闪电般行动，又狡兔式逃逸。抢土的地点在“大八股党”（因有了杜月笙的“小八股党”，而人们称“八股党”为“大八股党”）从杨树浦一带的码头提运到土行的途中，他们常常利用夜黑风高、雨雪降临之际，看准时机，抢下一定数量的鸦片后，立即运至洋行街一零五号潮州会馆，或者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潮州山庄。并把烟土放入空棺材中，伺机再出手。
由于黄金荣的号召力，加上杜月笙的老谋深算，骨干队伍的精悍勇猛以及眼线的众多，“小八股党”迅速成为上海黑社会中一支剽悍凶猛的小型快速支队。
当时的上海报纸曾报道过“小八股党”大规模的抢劫行动：“有某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两，分装在两大皮箱及行李一件中，附搭‘日清公司’的‘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在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杜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即于当夜二时许，纠合党徒十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没有预防，贸然登轮提土，一经运上划船，即被杜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
在“小八股党”的狠狠打击下，沈杏山的“大八股党”遭到了挫折，但实力尚存，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于是，沈杏山联络各方势力，全力反击，双方展开了智斗和力战，但几乎每次均因沈杏山一方的实力、智谋和能量稍逊一筹而败北。
当黄金荣准备乘胜追击，以求全胜之时，年轻而深谋远虑的杜月笙建议黄金荣攻心为上，以智取胜。在众人的撮合下，黄金荣不仅与沈杏山讲和，而且后来还主动与沈杏山联姻，黄家二公子（养子）黄源涛与沈杏山的四千金沈静华结为连理。在鸦片提运方面，合伙分成，这样不仅使黄金荣集团消灭了最强大的敌人，而且化敌为友。
这一招不仅使沈杏山撑足面子，以后甘愿为黄金荣赴汤蹈火，还使上海的黑道对这位“麻皮金荣”另眼相看，称他心胸开阔，是做大事业的人。
另外，当时码头上还有一批号称“三十六股党”的流氓，以偷盗仓库和拦路抢劫的方式，也窃得了大批鸦片。
鸦片的大量失窃，使烟土行的老板叫苦不迭，纷纷要求巡捕房保护。法捕房虽然收了他们大量的好处，但还是破不了案。
但后来接连发生的事，使法捕房对此引起了重视。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上海开辟法租界后，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包运鸦片牟取了巨利，也顿时眼红起来。于是也仿效英国殖民者的做法，给外国鸦片贩子签订代运合约。
包运的办法是：由法国与外国鸦片贩子签订代运合约，然后外国鸦片贩子就把大量的鸦片，托付法国军舰运往上海，再由驻上海法军用军车押运到法军营房仓库，之后，外国鸦片贩子再把一箱箱鸦片卖给中国鸦片商人。
过去上海靠贩运鸦片为生的商人很多，单是上海就有鸦片商行一千家之多。只要把鸦片运到上海，这些鸦片商人便由武装流氓保镖，着人肩背白银，与外国鸦片贩子进行交易，因此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输出，为数之庞大，是难以胜计的。
当年从国外运来的鸦片，每箱净重一百市斤，按照当时价格，每箱鸦片要银元千块以上。一箱鸦片一千金，怎不引得地痞流氓们馋涎欲滴，眼红心痒呢？
在上海，黄金荣的夫人桂生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是“抢土”的专家。因此，鸦片的输入，无疑又给他们带来财富。
一天，杜月笙与他的流氓头目们商量如何抢夺鸦片之事。打不死李阿三开口说：“一箱鸦片值千金，我们宁愿豁出几条人命，也要从法国兵枪林弹雨中抢它几箱过来，不能再睁眼看着财神爷在我们眼前晃过。”
另一流氓范长宝插口道：“我们采用水陆两路夹攻之法。乘黄浦江涨潮时，我们泅水至码头边，先拖他们一两个下水。趁其余在码头上的法国兵来救援时，陆上的人就迅速下手。你们意下如何？”
杜月笙说道：“这两个计策都不大安全。以我之见，不如在路上越货强抢，较为安全。每辆军用卡车装运五十箱，只有几个法国兵押运。待军车在路上行驶时，我们乘其不备，把捆箱的绳索割断，迅速把车上的鸦片箱子翻下车来，乘机背跑。再用多人监视法国兵不准其开枪，待我们抢走了鸦片箱后，再撤退监视法国兵的弟兄。我看这样下手较为安全，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几个流氓头目听了杜月笙的一番计议，都点头称善。
一天下午，阴霾四布，细雨绵绵。新开河码头旁，在法国兵刺刀的监视下，有二十几名码头苦工从军舰上卸下一百多箱鸦片，分装在两辆军用卡车上，每辆卡车有三四个武装士兵押运。
因正逢微雨，押运的士兵均披着雨衣。待卡车经过一段坎坷不平的马路时，前一辆卡车已向西驶去，后一辆卡车还在这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
就在这时，突然从四面窜来四十余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一声吆喝，霍地窜上卡车，忙把押车的法国兵包围起来。不准他们手脚乱动乱说话。
此时，只见另一伙人以快速的动作，抽刀割断车上的绳索，把装在卡车上的鸦片箱掀落在地，迅速背起五箱鸦片，分头逃向预定的地点。在卡车上监视法国兵的人，见目的已达到，一个暗号，各自跳下车去，逃奔无踪。
这时缩在卡车上的几名押运兵，见包围他们的盗匪们已跳车而去，才取出枪，胡乱打了几枪。
法军头目一听鸦片被抢劫，不由得哇哇直叫，暴跳如雷。一面狠狠地训斥押运的士兵，一面打电话告诉法租界总监华尔兹，要其迅速缉获匪徒。
华尔兹接到电话，急忙派出探目和巡捕来到出事地点现场察看。其实不用查看，这些探目和巡捕都知道是哪帮流氓干的，但谁敢得罪这些流氓呢，于是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乐得做个人情。
尽管华尔兹三令五申，要追获这些鸦片，但谈何容易。这一次被抢劫去的鸦片尚未查获，谁知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在码头上抢劫鸦片的案件。
驻沪法军用卡车押运鸦片被抢劫后，便想出一个绝招，不再用卡车押运，而是用人力车押运。一辆人力车前后跟随二三十名武装士兵，持枪护卫，徐徐而行，使那些流氓们根本无法接近鸦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范长宝说：“码头上和路途中既然难以下手，那我们从水上下手！”
杜月笙问道：“在水上如何下手呢？”
范长宝得意地回答道：“我手下谙熟水性的弟兄多得是，挑选十几个水性好的，随带几根竹篙潜入水中，一次少的也可搞到四五箱鸦片。”
其他人听了，都觉得此主意甚妙。
于是范长宝在把兄弟中挑选了二十几个水性好的，来承担此任。
范长宝手下有个把兄弟，名叫何野郎，能在水上行走，水下潜游，在黄浦江里干了十余年水贼生活，从来没有失过一次风。
有一次何野郎与人打赌，每人肋下各挟黄酒一坛，从浦东泅水到浦西。他在水中从容不迫，待泅到浦西时，这酒坛上的泥封依然完好无损，由此可知这何野郎的水性功夫是如何之好了。
这天，范长宝带了众弟兄和几根竹篙，预先潜伏在新开河面上，待法军雇佣的码头苦工从军舰上背负鸦片箱踏上跳板时，预伏在江上的水贼彼此一个暗号，几个人用竹篙将跳板用力一顶，只听得“扑通扑通”几声，几个苦力背着鸦片同时落水。
这帮流氓，只图自己的利益，哪顾码头苦工的性命，早就抱着落在江中的鸦片烟箱，东钻西窜，随潮飘流。等到码头上的法国兵发觉向江上开枪时，这帮水贼早就泅得无影无踪了。
法国人又丢失了五箱鸦片，直急得法军头子搔首摸耳，无计可施。
但这些流氓们并未罢手，他们又买通码头上的苦工头目，让流氓们假扮苦工，把十箱鸦片连箱带人抛入黄浦江中，这批流氓个个满载而归。
法军头目恼羞成怒，定要华尔兹追获，并威胁道：如果不把这些鸦片追获，要向法国政府控告华尔兹办事不力。
华尔兹急忙唤来黄金荣，不问情由，一顿训斥，并限三天之内要将窃去的十箱鸦片完璧归赵，如有差池，撤职处分。
其实，黄金荣心里清楚这些鸦片到哪里去了，但他并不愿意讲出，因为这些鸦片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来的，况且分起赃来，自己还能独得一份。
但如果不去要回鸦片，不但华尔兹的总监职位保不住，就是自己刚上任的督察长之职也将化作乌有。事关切身利益，只好委屈手下的徒弟们了。
晚上，黄金荣把杜月笙等人集中起来，把上面的事讲了出来。杜月笙一听，要他们把十箱鸦片还出来，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他说：“我们虽然到手了十箱鸦片，可是我们却失踪了一位弟兄啊。”
“月笙，能不能替我想出一个主意，这次把十箱鸦片还给他们，以后我们便把这个活吃下来，省得偷来摸去，还不安全。”黄金荣诚恳地说。
“师父，这样吧，这几天华尔兹如果再给你加码，你就说你正在查，保证三天之内给他查获，这三天里，我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看行吗？”
“好，听你的。”
不出三天，杜月笙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由黄金荣、金廷荪和自己开一家公司，专门保护鸦片贩运，向鸦片商收取保护费。这样，法军也不愁丢失了，自己呢，也落到好处。
黄金荣听了，直叫好。第三天，黄金荣便把十箱鸦片交到华尔兹的手中，并说：“这次，我帮你查获了这十箱鸦片，以后如再发生，我将不再追查了。”
华尔兹派了十几名巡捕，把十箱鸦片送到法国军营。华尔兹赃物到手，说话的嗓门也亮了，他对法军头目说：
“这次失物查获归还于你，下次如再发生同类事件，我可不再担负此项责任了。我的职责是保护治安的，可不是代外商包运鸦片的，如今话说在先。”
法军头子听了华尔兹的话，直摇晃着脑袋说道：“以后该怎么办呢？真是为难。”
华尔兹这时突发妙想，低声说道：“我想出一个坐享其成的办法，你把外国鸦片贩子来货交给中国人去包销，每箱提取一定的银两，把护卫的任务交给中国人。如果丢失了的话，由中国人负责，岂不更好！”
法军头目一听，乐得直点头：“好呀，可谁敢承包呢？”
“这个，就由我来想办法。”华尔兹担下了此任。
再说杜月笙想出的点子和华尔兹的办法是殊途同归，但双方谁也不知道，这就要通过一个中间人来运作，这人是谁，便是黄金荣的好友曹显民。
一天，曹显民来到黄宅，黄金荣急忙请他坐下，说：“我现在有一件事求你。”
“说，都是自己人。”
“我的徒弟月笙提出由我们出面，组织一个公司，专门包销来上海的鸦片，只要船到上海，鸦片丢失与船主无关，武装护卫由我们来做。”黄金荣毫不隐瞒。
“啊呀，你们难道是预先谈好的？”曹显民惊讶地问。
“和谁谈好？”黄金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跟你实说了吧，华尔兹总监也有此意，我今天到贵府就是为此事而来的。”
“真的？”
“我还能骗你。”
“那太好了！”
“你别太急，明天华尔兹找你谈，你就当是听他的吩咐做的，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样，既迎合了华尔兹，你自己也赚了银子，多好呢。”曹显民技高一筹。
“真谢谢你了，如此事谈成，少不了你的好处。”
次日，华尔兹约定黄金荣，在曹显民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法军头子的办公室。双方商议包销鸦片事宜，并签署了鸦片的合约。合约除正文外，还附有两个具体条件：
（一）货到之日，必须先交货银而后提货；
（二）卸货上岸，由买方自己负责。如发生意外，不得向卖方提出交涉。
黄金荣当然一口应允。
回到家后，黄金荣立即找来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金廷荪等人，商量这公司叫什么名字，公司如何开。
还是范回春的头脑灵，他说；“开公司除了为钱，还是为钱，怎么也是为了钱，就叫‘三鑫’吧！”
黄金荣等人听了范回春的提议连声叫好，几个人当场拍板：这家公司取名为“三鑫公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黄金荣为首的“三大亨”开的公司。
1924年，三鑫公司正式成立，杜月笙任经理，负责掌握水陆码头，调动流氓打手。张啸林、范回春任副经理，张负责对付外地流氓组织，范负责掌管金钱收支。
黄金荣由于身为法捕房督察长，不便出头露面，就幕后操纵，充当后台，并负责与法捕房打通关节。
瘾君子三鑫公司成立后，即向各烟土行发出通知，今后凡在上海贩运鸦片，须向本公司交纳鸦片总金额百分之十的保险费，由本公司负责保护，遭意外本公司赔偿全部损失。
上海各烟土行的老板，听说三鑫公司是“三大亨”开的，又有法捕房撑腰，纷纷前来投靠，凡贩运鸦片，无不请三鑫公司保护。
于是上海街头出现了奇特的景象，只要有运送鸦片的轮船进港，码头就有大批安南巡捕站岗放哨，鸦片上岸后从码头运往烟土行，由三鑫公司流氓押送，沿途还有巡捕房的警备车护送。鸦片安全运到烟土行后，老板交出保险费，三鑫公司出具收条。
从此，上海的鸦片贩运果然太平无事，三鑫公司也因此获得了一笔巨额保险费，每年收入高达数千万元。
这些钱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分享。中六股赏给范回春、金廷荪、顾嘉棠等六个心腹。小八股则分给再次一等的流氓。
三鑫公司的开张，是黄金荣等人的又一幅绝世无比的“杰作”。在世界贩毒史上可以独占一章。
三鑫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中外鸦片烟商提供保护，并收取费用。公司成立之时便有二十一家潮帮土商加入了公司，资本额为二百七十万元。三鑫公司所营的主要是波斯土、川土、云土和北口土。波斯土在高桥的东海滩提取，云土先运至四川，然后和川土一起运到宜昌，再通过长江运到隆茂码头由三鑫公司派人提取；北口土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提货由公司职员在巡捕的保护下进行，公司的飞龙汽车队负责运送，沿途有安南巡捕武装押运。鸦片入库后，由公司和捕房分别开条盖戳，并从土商那里得到保护费，保护费通常是鸦片总值的10%。土商们缴纳了保护费，就如向保险公司保了险一样，如鸦片被抢劫偷盗，即由公司照价赔偿。
公司的另一项业务是垄断法租界的鸦片交易。它与法租界当局协商规定，凡租界内销售的烟土，都必须贴上公司的“三星”印花，否则不得出售；公司出卖印花可以得到大量收入。鸦片商人虽要缴纳保护费和印花税，但却可避免令人头痛的鸦片失窃，并得到租界和流氓帮会的双重保护，而这笔钱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因此他们都乐意依附在三鑫公司的门下。
法租界的烟馆和燕子窝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脔。公司规定对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三角，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佣数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同时，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涉及的地区更加广阔。
例如热河为民国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汤玉麟每年要将数百万银元的鸦片（北口土）运至上海，由三鑫公司销售。对鸦片业的垄断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三鑫公司营业的秘密性质，其年收入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史料中推算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概数。据参与其事的郁咏馥回忆，三鑫公司的毒款，每年可有几千万元。当时上海《字林西报》也刊文披露：“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之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最近在吴淞渔船中，查出大宗私土，值一百万元。曾经扣留若干时，后即开释……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若辈专为保护私贩，得安然在上海登岸，私土均分作一磅二磅包装，做圆球形，该机关收费，自半元至一元不等，另加保险费，每盎司一元，今年正月十号，某官吏谋私运土三百箱入吴淞，即由机关中人扣留，因事前未接洽，私土即将充没，幸经某武官及侦探到场调解，卒由该官照付巨费，将土领回云。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上，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两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
据此再加上烟枪税与自设烟馆的收入，则三鑫公司的年收入在五千万元左右，应不会有太大的出入。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竟相当于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6%—12%，真是富可敌国了。
这些巨款由公司职员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分润。公司的职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直接经营公司的上海流氓帮会人员，所获最多。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和“小八股”来分配。
所谓的“大三股”即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人，他们每年所得都在上百万元，其中又以黄金荣最丰。
“中六股”即金廷荪、沈杏山、顾嘉棠、叶焯三、徐采丞、芮庆荣等人，他们有的是三鑫公司的得力干将，有的是三大亨的铁杆亲信。
“小八股”指部分八股党及其徒子徒孙们，只要挂名为“检查员”者，都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数十元到数百元的好处。他们以及所有的公司职员除了薪水以外，还有三节分红（端午、中秋和过年），一个普通的杂役，也可分得六七百元，职员则数千至数万元不等。公司为收买人心，对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支付孝敬费，每人每月达三百大洋。
这些人包括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成、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
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包括烟馆土行的执照税、营业税、燕子窝的烟打捐等，作为法租界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一直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法租界内，上至法国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一般的捕员小吏，按照各自的官位尊卑，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均可分享鸦片之余利。其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仅总领事范迪尔每月到手的鸦片津贴就达十八万银元；而公董局、巡捕房等机构之所得也不少于该数。
不仅如此，法租界还经常借口特别支出而向公司“打秋风”，如法国将军麦兰来沪的招待费便是公司出账的。特别是1920年5月新任总巡费沃利上任，费氏见钱眼开，使黄金荣如鱼得水，营业更加红火。
潮帮烟土商人在黄金荣的羽翼下，也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比起他们独占的时代来1935年开张的仙乐斯舞厅说，要少得多，因此他们也时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尝试摆脱三鑫公司的控制，1923年，他们与青帮大字辈首领、原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贩毒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至长江北汉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
一时，三鑫公司曾经收入锐减，但好景不长，次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占领上海，潮帮的运土路线就此被卡住。最后，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屈膝于三鑫公司，在它的保护下分得余利。
同样，中国地方政府及军警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鸦片的好处。黄金荣凭借其上海地头蛇的特殊地位，前后与各种军阀势力结为莫逆。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杨善德，还是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银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会不时地相助军饷，因此黄金荣被军阀们引为知己。
20年代，军阀之间混战连连，但对黄金荣的三鑫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有时浑水正好摸鱼。
自1924年齐、卢江浙战争后的两年间，统治上海的军阀曾五易其手：卢永祥之后齐燮元据沪；到第二次奉直战争，齐燮元败逃，卢永祥再度返沪；不久卢永祥被奉军杨宇霆替代；随后孙传芳又将杨宇霆逐走。
总之，不管哪路军阀当权，黄金荣等总是作为被军阀们“争相罗致”的对象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如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加入奉军的张宗昌乘胜南下进入上海。张即通过其青帮大字辈师父李徵五的介绍结交了黄金荣，黄金荣邀请张宗昌到黄公馆吃喝玩乐，聚赌狎娼，然后对张言道：“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发给的经费，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在上海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些。”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立即同意并与之达成协议，以贩毒筹集军饷。
于是，张宗昌派军队保护三鑫公司麾下土行的毒品输入，而鸦片商人们则预付三百万元的“保险费”。当张部奉命撤离上海后，奉军命李奎元为驻沪办事处处长，专以上演机关布置连台京戏而著名的共舞台，创办于1917年，原名乾坤大戏院，原名乾坤大戏场，原属大世界游乐场的演出场地门负责与黄金荣等商洽护运鸦片以换款子事宜，并留下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输运。
1925年10月，孙传芳控制了上海，与黄金荣谈妥，以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与三鑫公司合作，照样派兵保护鸦片，并帮助公司取缔其他黑道上的对手。而公司每年支付孙传芳部队一千五百万元的报酬。
20年代也是中国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上海人民不断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而黄金荣等竟乘机大肆活动，趁“各界对土案不遑顾及……华界连日召集大小同行磋商推销营业办法，订立各城乡凡愿担任分销者，且由日销五十箱增至七十箱”，继续大量贩毒，以捞取金钱。
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当年舞厅一角三鑫公司巨额毒品利润对租界税收的支撑，使得法租界当局十分满意。
1925年5月下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再次与三鑫公司签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法租界内可以开设二十家鸦片零售店和一些土行；公司首先向巡捕房支付十四万元，以后每月向巡捕房预付烟税八万元，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等，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二百五十元，另外，每家烟土零售商还要每月向租界交纳五百元；在启运鸦片时须事先通知巡捕房；巡捕房将对非公司的土商等进行打击，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协议不仅扩大了公司的营业范围，而且进一步保证了三鑫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并巩固了公司与租界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
1926年，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华民国拒毒会的禁毒压力，被迫在租界内举行了一次搜查，尽管这次搜查是象征性的，但也已使部分鸦片零售商十分惊慌。这一来却又给三鑫公司以可乘之机。即营业重心从保运进而发展到保销。
时上海的报纸对帝国主义与流氓帮会合伙贩毒叙述颇详：“本埠烟上贩卖，自法租界当局，接受拒毒会之报告，举行一次搜查后，目下暗中有军舰为之保护，不受海关检查。各土行近日门市亦甚佳，大者每日千余元；小者亦至少六七十元。各土行每月之秘密费，每家至少亦须千元，各土贩设有两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销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获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保护，遂有恃无恐。”
三鑫公司的作用，一是对20世纪初中国鸦片走私的空前活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鸦片是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自19世纪初大量输入中国后，形成社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有二百多万人吸食毒品。此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06年，吸毒人口达到两千万人。
清末民初，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禁毒运动，进口洋烟和国产土烟均急剧增少，然而，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地军阀视鸦片交易为军饷之来源、割据之基础，从而大大刺激了毒品的流行。
三鑫公司等机构的出现，流氓帮会势力与军阀合作贩毒，进一步促进了毒品的泛滥。到20年代后期，中国的吸毒人口已经达到八千万人，由此而耻辱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在这个过程中，三鑫公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二是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使黄金荣集团与殖民者和地方军阀的联系大大加强，其政治能量空前增长；不仅如此，而且还使黄金荣集团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和同行，势力日益膨胀。
三是黄金荣集团因此而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为庞大、最有势力的近代城市帮会组织。而且，在黄金荣集团的内部，因杜月笙的周密部署，张啸林的对外联络，一里一外，两人地位迅速提高，到20年代初期，由创办三鑫公司前的黄金荣一人独尊，金廷荪、杜月笙、张啸林等为第二阶梯，而逐渐形成黄、张、杜三大亨的新格局。当然这是后话。
总之，三鑫公司的成立和发展是黄金荣达到“事业”巅峰的标志之一。
风云剧坛
民国时期是京剧拥有观众最多的时代之一。黄金荣对京剧痴迷一生，而且他始终以能控制上海的戏馆剧院为自豪，近代上海戏馆的兴衰大多与黄金荣有关联，后来上海滩上人称黄金荣为“众家老板”。
在近代中国，娱乐业因其社会演出、需要与警察等诸方面打交道的性质而多为流氓恶霸、帮会巨头所把持。自黄金荣涉足共舞台始，上海的流氓头目纷纷进军娱乐业，如杜月笙、顾竹轩等均成为了戏院、剧场的老板。其中涉足最深的要算是黄金荣了。
1940年，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曾有一个调查报告，题为《上海剧坛与帮会之关系》，内列上海六大剧场的经营关系：
剧场经营者与帮会的关系。
黄金大戏院金廷荪通字辈，王德霖的徒弟，黄金荣的密友。
更新舞台董兆斌悟字辈，陆连奎的徒弟。
荣记共舞台张善琨通字辈，王文奎的门徒。
1930年开幕的黄金大戏院，位于法大马路、敏休尼隐路，初映电影，不久改以演京剧为主。
鑫记大舞台范恒德悟字辈，师名不详，又为红帮杨庆山的徒弟。
天蟾舞台顾竹轩通字辈，刘登阶的门徒。
卡而登大戏院周翼华无帮籍。
这六大剧场中，黄金大戏院、荣记共舞台是黄金荣的产业，经营者中金廷荪是黄金荣的密友，张善琨、范恒德本身便是黄金荣的徒弟，董兆斌也是黄公馆的常客，对黄金荣以师礼相待。而周翼华虽非帮会中人，但却与帮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也是黄公馆的常客。
此外，流氓帮会头目染指娱乐业的还有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马祥生、仙乐斯舞厅老板谢葆生、恩派亚大戏院老板颜伯颖、新光大戏院经理夏连良等。
他们时常使用流氓手段，克扣演员的工资；或者强逼演员拜其为师，以完全控制演员。
当然，由于黄金荣等喜爱京剧，参与娱乐界后，招揽名角，广告捧场，推销而不遗余力，因此，客观上也曾推动了中国京剧等艺术的发展。
共舞台是黄金荣最早经营的戏馆，老共舞台原坐落在郑家木桥南堍，最早称共和哈京戏院。当时的剧场，舞台是方形的。观众厅内，前部设有方桌，桌后及两旁有座椅；后部则置条凳，让观众立着看演出。
黄金荣鼓励京剧男女演员同台演出，一时名角云集。如荀慧生（艺名白牡丹）、尚小云、杨小楼等曾在共舞台演出。
1917年，黄楚九建大世界时，在南侧建造乾坤大剧场，后被焚毁，重建后易名齐天舞台，并从大世界中脱出独立。但因经营不善而关闭。后黄金荣将其盘进，易名荣记共舞台。
1919年程砚秋来上海演戏，时名艳秋，仅仅打炮三天，便看得上海人心花怒放，街头巷尾，无数的戏迷争相模仿，都似患了感冒，用鼻腔大唱程腔，从此，程砚秋大红大紫起来。
黄金荣还延聘坤角名旦张文艳、罗小宝、林树林等名角，上演《阎瑞生与王莲英》，曾轰动一时。
1924年黄金荣为扩充共舞台的场地，使用流氓手段，以两担米的价格做搬家费，令共舞台旁边的居民、金陵中路五金杂货店店主叶庆祥在十五天内迁走。
叶据理力争，黄金荣竟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在黄金荣的策划下，叶被巡捕房抓走。叶妻虽到处奔走营救，但租界方面慑于黄金荣的权势和淫威，无人愿意出头相助。
最后，叶妻无路可走，只得备重礼到钧培里黄公馆，请求黄金荣开恩，答应尽快搬出，这样，叶庆祥才得以恢复自由，黄金荣如愿以偿。
1928年春，黄金荣将共舞台租与京剧名角夏月润，为期4个月。看来夏月润的经营并不景气，因此，到了秋天，夏又将共舞台交还给了黄金荣。此后，黄将共舞台交给了芮庆荣掌管。
1929年初，黄金荣延聘梅兰芳、王凤卿、李万春、谭富英等演出。期间黄金荣出资，为上海平民医院进行慈善募捐演出，每间包厢的售价尽管高达破天荒的一百大洋，但仍几乎客满。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黄金荣将共舞台租给了门徒张善琨，但名称仍为荣记共舞台。直到黄金荣死后的1954年荣记共舞台才移名共舞台（今址延安东路四百三十三号）。
安乐宫是黄金荣联合杜月笙于1928年开设的，最初名称是法国招牌“柏拉斯”，地址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五十七号楼上）。这个游乐场除设有舞池、酒吧外，还附设旅馆。1930年增设华都舞厅。
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外国水手酗酒作乐之地。1946年9月23日，美国水手饶德立克在安乐宫门口殴打人力车夫葛大咬子致死，酿成“葛大咬子事件”。
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并废除，舞厅改造成书场，后又改为“精武体育馆”。1976年归上海魔术团使用。后因开凿延安东路黄浦江隧道而拆除。这些都是后话。
大舞台初名文明大舞台，1909年12月30日开业，由童子卿创办。位于三马路，（今汉口路），以演出京剧为主。
上海市政府欢送梅兰芳访欧1919年由黄金荣承办，易名荣记大舞台。为上海著名京剧演出场所之一。
1934年“江南武松”盖叫天在此演出《狮子楼》时，不慎折断右腿，仍挺立舞台，一时传为美谈。
是年，黄金荣出巨资重建，大门由三马路移至靠近南京路的二马路（今九江路六百六十三号），新造的大舞台宏伟华丽，当时报称中国戏院的模范。因此，在9月10日重新开张时，黄金荣特请梅兰芳、马连良率叶盛兰、程继先、金少山等来演出揭幕戏。并在《申报》上大做广告，“大舞台”三个字做得比鸭蛋还大。“敦请中国剧坛二巨头为中国唯一伟大剧场揭幕”，戏目有《贩马记》、《借东风》、《一捧雪》等，票价从大洋三元到五角不等，还特设租车处，以方便观众。一时，上海滩上均呼“珠联璧合的好戏，千载难逢的机会”，观众纷纷拥进了大舞台。
黄金荣虽家财百万，但对大舞台的演员经常做手脚。如借故克扣演员的“戏份”（工资）；有时卖了“满堂”，对演员却说只卖了八成座。
国泰大戏院，位于霞飞路、迈而西爱路（今淮海中路、茂名南路）有一段时间，金少山在荣记大舞台演出，底包为每月六百元；可是黄金荣总是要千方百计榨取更多的利润，如星期天，不仅要求金少山演日场，还要安排独挑二本《连环套》。
见黄金荣如此不爽快，金少山便心中不悦，他本来就是狂放不羁之人，岂肯平白遭受耻辱，便时常用“误场”、“装病”等方法来耍弄黄金荣。
一次，金少山照例又是演星期日日场的《连环套》。金少山艺术精湛，正走红上海，上海观众十分喜欢看他的戏，戏票被一抢而空，当时俗称“关铁门”。
可是，就在那个星期天的午饭后，开场锣鼓已经响起，但管事的却到处找不到金少山的人影，黄金荣也急得团团转，连忙派人四处寻找。找了好一阵，才知道金少山到跑马厅去看跑马了。眼看金出场的时间已到，管事的只好改上其他人。观众都是冲着金少山来的，他们叫嚷着金少山不登台，我们退票。
这时，管事赶到跑马厅的看台上去催，但金少山仍稳坐在看台上。管事左一个“金老板”，右一个“金老板”，金少山就是不理，最后催急了，他叫开了铜锤花脸的大嗓门：“今个儿我不演了！退票！”他说到做到，就是不回大舞台，管事回来报告，逼得黄金荣只好忍痛退票。眼看到手的金钱飞了。爱钱如命的黄金荣气得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拍，破口大骂道：“娘的，不要他了，不要他了。”
后来，有人出来打圆场。黄金荣当然知道金少山是棵摇钱树，要是真的辞退了他，也真有点舍不得。于是决定下个星期日仍派金少山的《连环套》。想不到这次，金少山早早来到后台，仔细认真地勾脸扮戏。窦尔墩出场后，第一句点绛唇“膂力魁元”，他有意盖着唢呐唱，那嘹亮的嗓音真是声震屋瓦，观众疯狂地喝彩叫好。在花楼上监场的黄金荣也不禁叫绝。回头对着管事说：“娘的，还得要他！”于是，黄金荣不但没有辞退金少山，反而还加了他二百元包银。
1935年黄金荣将大舞台租赁给沈长赓，于是，大舞台的大门改开在九江路，更名康记大舞台。后来因经营不善，不到一年改由谢葆生、范恒德等长期租用经营，易名鑫记大舞台。
黄金大戏院是1929年黄金荣创办的，次年1月30日开业。戏院占地一亩九分，据说这块地原是黄金荣的姘妇阿桂姐的。初设日新池浴室，后黄金荣将从三鑫公司获得的暴利投资兴建。
这日新池浴室是黄金荣最早的产业之一。日新楼为二层建筑，楼下为澡堂，楼上是茶馆。后来，有了些商业眼光的黄金荣见如此好的地段只开个澡堂茶馆，太可惜了，使毁屋建成黄金大戏院。
黄金大戏院为三层，建筑面积3743平方米，设有1095个座位，又地处公馆马路（今金陵中路）、西藏路交界处，半个世纪以来，成为上海著名的演剧场所。
最初这里既放电影，也演京剧，后来成了专门上演京剧的场所。著名演员高庆奎、马连良和张君秋等均来此演出。中国私人开设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京剧艺术学校富连成社曾专程到黄金大戏院演出，名角有阎世善、高盛虹、李盛佐、艾世菊、茹富兰、叶盛长等，上演剧目有《吕布与貂蝉》、《坐楼杀惜》、《群英会》、《借赵云》、《黄鹤楼》等，他们还与在沪的赵桐珊（艺名芙蓉草）和刘斌昆等合演《金石盟》、与盖叫天合演的《武松》、《三岔口》等，受到上海戏迷的热烈欢迎。
原来富连成社与戏院签约演出两个月，因广受上海观众的欢迎，于是，又续演了一个月，仍上座不衰。尤其是南北两派的空前大合作，不仅轰动江南，而且还促进了京剧的交流发展。
富连成社余音未消，梅兰芳也率领他的承华社进入黄金大戏院。第一天的打炮戏是《奇双会》，梅兰芳饰演李桂枝，俞振飞演赵宠，姜妙香演李保童，萧长华演胡老爷，再次让上海戏迷过了瘾。
“一二八”事变后，黄金荣将这个戏院交给了门徒金廷荪经营，金廷荪为了招徕观众，专门登报招聘美貌小姐做招待，穿着统一的服装，并对戏院进行了全面装修。重新开幕的那天，杜月笙发表贺词，一批著名演员登台献艺，一时轰动了上海滩。
1933年9月，上海人民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上海戏剧协社联合电影界人士在此演出抗日救亡话剧《怒吼吧！中国》，引起轰动，屡遭租界当局禁演。
黄金大戏院是上海主要的京剧演出场所之一。1935年3月到次年年底，周信芳在此上演《明末遗恨》。次年6月，周信芳与裘盛戎、高盛麟、李玉茹等合演《徽钦二帝》，抨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投降思潮，鼓舞民众坚持爱国抗日，也曾轰动一时。
1936年，张君秋首次来沪演出，也在此粉墨登场。是年，早年在上海共舞台出名的孟小冬再返上海，在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演出，这次她振作精神，上演了《空城计》、《捉放曹》、《珠帘寨》、《盗宗卷》、《南阳关》和《乌盆计》等戏目，旧上海的色情娱乐场所——女子按摩院成为美谈。
1938年，马连良率团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春秋笔》。马连良饰演张恩，轰动一时。
1939年11月，以培养京昆剧演员为主的上海戏剧学校在马浪路（今马当路）创立。学员由校方统一取艺名，此即“正”字辈演员的来历。学习一年后，学员在教师的带领下，假黄金大戏院实习演出，博得赞誉。
抗日战争期间，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也为抗日活动和义演等提供了场地。“七七”事变后，周恩来曾到黄金大戏院后台与救国会、文化界人士会晤，商议抗战救国大事。1939年2月13日，为救济难民，上海各界在黄金大戏院举行越剧大会串义演。参加演出的有袁雪芬等。7月20日开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组织业余话剧界在这里举行慈善义演，为新四军募捐。上海剧艺社先后演出《上海屋檐下》、《大明英烈传》、《葛嫩娘》和《家》等，被誉为孤岛上的戏剧尖兵。1940年1月22日，黄金大戏院再次举办救济难民的慈善义演，周信芳等演出了传统京剧。
1930年，黄金荣又在康梯路（今建国东路十一号）开设荣金大戏院，上演电影和演出戏剧。后来也租赁给门生经营，因地段关系，不如黄金大戏院、大舞台等红火，但也是上海重要的演出场所。
当时上海的影戏院多集中于西北一带，而东南方面，商业虽繁荣，但影戏院却十分匮乏。1929年黄金荣与杜月笙、季云卿等出面组织鸿祥股份有限公司，集资十万元，在小东门北舟路口民国路（今人民路）上创建东南大戏院，并专门放映欧美影片。
这个影剧院由工程师潘情义模仿欧美最新戏院的样式设计，是年底，东南大戏院宣告建成，从此，南市和法租界东部的市民有了一个较好的娱乐场所。
此外，黄金荣还曾经营过一些浴室。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盆汤弄开设了畅园，紫来街开设了亦园，是为上海较早的澡堂。后来玉津池率先引进汽炉、冷热水龙头等，促进了澡堂业的发展。黄金荣经营的日新楼茶馆、日新池浴室，地点在八仙桥，拆毁后建成了黄金大戏院。
在黄金荣所从事的娱乐业中，最具影响的无疑是大世界游乐场。而黄金荣开设大世界游乐场确是有一番来历的。
巧取娱乐城
到“大世界”，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姓黄的了，他是鼎鼎有名的“上海闻人”。
说起这个人，在老上海的商界中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的上海，有三个半骗子：
一个是虞洽卿，他手中有一块钱的资本，能做十块钱的买卖，也就是移东补西，买空卖空来发横财；一个是黄楚九，他专做本轻利重的买卖，只要花小本而得大利，他都抢着去做；一个是徐重道，他到处开设药店，专门卖次药得利；另有半个滑头骗子，就是当年在南京路虹庙对面开设测字算命店的瞎子吴鉴光。
莫看他是瞎子，要是进了他的店门你只要一开口，他就能揣摸出你是否有钱，然后把你的钱骗来。过去上海投机买卖盛行一时，一般投机商人，常到吴鉴光的店里测字，以卜吉凶。
这就是旧上海三个半商人骗子的来历。
而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就是——黄楚九。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号磋玖，以字行，晚年自署“知足庐主人”。1872年4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
永安公司橱窗陈列黄楚九15岁那年，其父亡故，随母迁居上海。以后便在上海闯天下。这个曾在上海滩风云一时，有“众家经理”之称的黄楚九，一生经办过各种事业，大小有近万家之多。他擅长经营之道，但唯利是图，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时人称之为“大滑头”。
从1890年开设中法药房算起，四十年间，除了新药业、卷烟业之外，还开设过旅社、酒店、茶楼、浴室、银行、交易所等等。
不过，他最感兴趣、办得最成功、最有影响的还应数游乐场（或称游戏场、游艺场）。上海新兴娱乐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与黄楚九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1912年，黄楚九集资开设的新新舞台开幕，地址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取名“新新”，大抵有欲与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抗衡之意。黄楚九自任前台经理。
次年，他又与英国买办、地皮大王经润三集资，在新新舞台顶上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当时称“屋顶花园”）。楼外楼四周摆满了各色盆花，上演上海滩簧、曲艺、戏法等小型节目，并设有冷饮茶座。
最吸引人的是它用电梯送客上下，这在上海尚属首创；进门处又设置让人捧腹的哈哈镜，这也是当时很少有人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游客花上两角钱买张门票上楼，既有戏欣赏，又可纳凉品茗吃冷饭，眺望上海日夜风光。因此，“楼外楼”面积虽不大，演出也不算精彩，但它以其新颖的特色招徕游人，往往日夜客满，热闹非常。
秋去冬来，雨雪纷下，游客就逐渐减少，而“楼外楼”面积有限，难得地利之便。于是黄楚九与经润三再度合作，以“新业公司”名义，在静安寺路泥城桥附近“跑马厅”处建造三层楼房一座，开办“新世界”游戏场；于1915年正式开幕。
“新世界”里南北戏文曲艺1914年，澳洲华侨马应彪与黄焕南等人合股筹建先施公司，选址南京路浙江西北角“易安居”原址兴建大楼，1917年10月20日开业，先施公司是上海第一家由国人经营环球百货的大型商店，此后，南京路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杂呈，有大京班、大鼓、口技、杂技、三弦拉戏、文明戏、苏滩、申曲、说书、歌舞，还设置了电影院、溜冰场、弹子房等。
“新世界”里还另设菜馆，供应中西菜肴，各色小吃，各类糕点及水果、冷饮等。游客进场后可赏玩到半夜十二点，既饱眼福，又饱口福，且能自娱消遣。
“新世界”适合各方人士口味，生意盛极一时。
“楼外楼”和“新世界”的兴旺，带动了上海新兴娱乐事业的发展。“天外天”、“小云天”、“小世界”、“神仙世界”、“大干世界”等游戏场接踵而至。后来，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也在自己的楼顶上附设游乐场所，分别取名为“天韵楼”和“乐园”。
润三病故，其妻汪国贞行使股权，参与“新世界”的管理。
这个女人颇为能干，但同黄楚九之间经常意见相左，时时争权夺利，因而最终闹翻。黄楚九愤而撤股，宣布脱离“新世界”。
汪国贞大权独掌，委其外甥张石川为经理。
善于经营的黄楚九脱离“新世界”后，决心办一个规模更大的游乐场，与“新世界”争一日之短长。他组织了“大发公司”，集资八十万元，准备选址建场。
1916年末，黄楚九准备在“公共租界”择地建场。此事被法国驻沪领事甘司东得知，他特地派了领事馆的一个翻译与黄楚九联系，示意如果黄到法租界来开办游乐场，法国领事馆一定予以方便和保护。
当时，上海大大小小的十多个游乐场大多设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只有一家“云外楼”，规模小，设备又差。甘司东看到游乐场能使其周围地段繁荣起来，市面一繁荣，税收相应增加，所以乐意支持黄楚九。
有法国领事撑腰，黄楚九便转而在法租界爱多亚路西新桥租了一块地皮。1917年2月15日，黄楚九特在《申报》刊登了一则启事：
大发公司大世界
敬告脑筋新颖诸君：
本公司在西新桥英法交界繁盛之区，以基地九亩八分创建大世界花园大游戏场屋顶花园。现在绘图，下月初即当兴工建筑。敬告脑筋新颖诸君，如有特别游戏为沪上所未有者，或需设置机括或须建造房屋或欲设立特别商柜，可于午后二时至五时请至宁波路广西路转角本公司事务所与鄙人面商。进行或由发明之人承办、或由公司合办或聘请经办，以便从容设布为荷。
大发公司总经理黄楚九启
是年3月，“大世界”破土动工，7月落成，并于当月14日（法国国庆节）晚上正式开幕。黄楚九将游乐场取名为“大世界”，无疑包含了超过“新世界”的意思。
大上海华灯璀灿的不夜城“大世界”占地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米，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等等。其面积是“新世界”的两倍，日夜接纳的游客也超过“新世界”一倍以上。
“新世界”里的一套，“大世界”都有，但剧场里剧种后者比前者多得多。
此外还增添了许多新花样：底楼设“共和厅”，引沪上名妓轮流献艺，美其名曰：“群芳会唱”；在露天场地安装高空飞船，吸引儿童；“乾坤大剧场”上下两层，有座位千余，夜演京剧，开男女同台合演之先，是当时一些京剧著名女演员发迹之地；日映系列电影，如《七粒珠》、《黑衣盗》等侦探片及其他美国惊险打斗电影，以迎合一般市民的时尚。
为了招徕游客，黄楚九挖空心思，设置了许多新的游玩项目。他派人弄来了十多只小驴子，让看惯了黄包车、有轨电车的城市游客骑玩；他举办瓜会，搜集种种奇瓜供游客玩赏；他还搞了许多新奇玩意儿，如坐风车、拉杠铃、打弹子、套金刚、钓王八、吹橡皮牛、吃角子老虎等。
他知道上海人好奇，就千方百计地以“新”和“奇”去取悦市民，满足他们的心理欲望。
为了使大世界做到雅俗共赏，黄楚九特意请来了清代的遗老遗少、有闲居士，前来玩赏，请他们拟出了大观楼、小莲山、登云亭、螺旋阁、四望台、共和厅、雀屏、风廊、花畦等种种雅号。
1917年初建的大世界黄楚九还制作了大世界的“十景”：长阁流丹、层楼远眺、亭台秋爽、广厦延春、瀛海挥奇、霜天鹤泪、莺亭听曲、雀屏耀彩、风廊消夏、花畦赏月。大世界的亭台楼阁经文人这么一渲染，顿时雅趣倍增。
黄楚九在大世界里还添置了四十余处“诗谜摊”。游客来猜诗谜，不管猜中与否，均可获得大世界门票一张，如果猜得正确，还可赢得“司令牌”、“茄力克”听装香烟。
这种文人游戏，确实吸引了不少读书人，大文豪郭沫若就曾经到“诗谜摊”猜过诗谜。
在宣传方面，黄楚九更是有一套。他请著名的通俗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出山”，办起了一份名叫《大世界》的小报，八开四版，在大世界入口处由专人设摊出售，写稿者奉送“大世界”月券。
经过黄楚九的努力，大世界终于在上海游乐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市最大、最有名望的游乐场，每天接纳游客高达二万人次，花花绿绿的钞票，像流水一样地涌到黄楚九的手中。
“大世界”游客如云，“新世界”相形见绌。汪国贞岂肯就此认输？她首先想到的是拓展地盘。起初打算在马路对面建房，架铁桥贯通南北。但英租界工部局以“妨碍交通，难保游客安全”为由，不予批准。
汪国贞遂取开掘地道一途。建房、开地道这两项工程颇费时日，耗资又甚巨，还影响了新世界的正常营业。汪国贞不惟“争一口气”，她也知道，如果不标新立异，以后难免会被大世界挤垮，所以勉强支持，盼望竣工开张，捞回血本。
新世界以新面貌出现以后，门票由二角增至三角。起初游客大增，但过了一两个月，游客觉得较之大世界，它只是多一地道，而地道建筑质量不高，两壁流水，臭味难闻，空气流通又不畅，使游客不得不掩鼻而行。
新世界赖以翻身的地道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只得另辟财路。其中之一便是纠集一班无聊文人，撰文作诗，在上海名妓中选举什么“花国总统”、“花国总长”，在北部“自由厅”搞“群芳合唱”。但如此搞法终不敌大世界，汪国贞后来只好将它出盘了事。
在此之前，“大千世界”、“花花世界”、“神秘世界”等则纷纷因难以维持而关闭。
黄楚九的大世界之所以能在十里洋场独占鳌头，与他这个人善于花样翻新大有关系。他别出心裁，开办了一个游览储蓄部，除借以集资外，还赠送大世界门票来吸引游客，真是一举两得。
1919年，黄楚九又开设了“日夜银行”。说起日夜银行的创办，其中还有一段轶事。
黄楚九的私人秘书孙玉声曾介绍黄认识了昆曲艺人周凤林。周以演《刺梁》里的邬飞霞、《刺汤》里的雷艳娘而著名，兼演闺门且、贴旦等角色，有昆剧且角全才之称。周凤林与张勋素有交往，通过周的牵线，黄楚九又认识了张勋的姨太太王克琴。此后，黄便怂恿王克琴出资参加倡办日夜银行。
日夜银行总行设在大世界附近的爱多亚路，另在浙江路宁波路口和北四川路虬江路口设立了分行，一天二十四小时对外营业。银行存款办法分零存整取，整数存款、定期存款以及随存随取等。
定期存款最短的可以三个月为限，其他六个月、一足年或二三足年不等。开户不限存款多少，利息较一般略高，存取手续简便。凡一次存入百元以上，赠送大世界入场券二张。此外，银行还以半价出租“纯钢坚固新式保管箱”，供存户使用。
黄楚九采用这些办法，使银行的存户以其周围的小职员、工人、小商贩、仆佣、妓女等下层市民为主。日夜银行的开办同时也大大方便了附近赌场里的常客。
黄楚九的一系列成功，早让黄金荣眼馋了，但又没有空子可下手。
黄金荣的大世界的游乐场是当日上海市民消遣的场所1927年，上海西药业公会改组为新药业同业公会，黄楚九被推选为第一任主席，同时还担任了上海总商会执行委员，黄楚九的商业巨子地位得到了公认。
然而，黄楚九的事业却也正是从这一年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
早在大世界诞生之际，黄楚九就为没有及时地将其附近的地产全部经营起来而感到懊丧，黄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误。大世界使周围市面迅速繁荣，刺激附近地价上涨，经营者均获厚利，而大世界的主人却没有沾上多少光。1925年，坐落大世界不远，黄楚九私宅对面的“潮州坟区”打算迁往郊区，拟将地皮以投标方式出租。消息一经传出，地产商们竞相钻营。
黄楚九岂肯错过这一机会？他派人打探动向于外，运筹策划于内，志在必得。谁知讨论标价时，走漏了风声，结果投标时，一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
据说得标者后来仅转租延安东路龙门路转角一处小地皮，其所得便足以抵消承租全部“潮州坟山”的租金。
黄楚九在气恼之余，匆匆忙忙动用日夜银行的存款，以高价租下浙江路宁波路的一块地皮，动迁原有住户，翻造三层楼房一座。
本指望建成后可高价出租赚上一笔，不料楼房落成时，恰遇上海市面萧条，且浙江路面狭窄，市口并不算好，因此新房门面一时乏人承租，除一间租给电力公司做“样子间”，一间租给鞋子店外，其余十房九空。
黄楚九骑虎难下，只好延聘熟悉各行业的人才，开设了黄隆泰茶叶店、四合兴点心店、黄楚九艺堂中药铺、罗春阁茶楼等，还将他的九福堂笺纸店从别处迁来，勉强撑起市面。但各铺的营业都不景气，甚至出现亏损，不仅难以收回投资，反而增加了一笔支出。
中国第一间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在上海成立，创办人是盛宣怀投资房地产业受挫，日夜银行受到牵连，黄楚九整天为调“头寸”奔波，弄得精疲力尽。
此时此刻，黄金荣觉得机会难得，准备大干一场，搞垮黄楚九，抢走大世界。
逍遥池浴室的按摩间里，黄金荣浑身舒坦地躺着。下半身在雪白柔软的大浴巾中，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粗黑大腿，搁在一个按摩女郎膝盖上，任她揉、捏、抚、拍。
当按摩女郎揉捏完麻皮金荣的肩胛，正要翻身叩背时，门口一声咳嗽，小声地叫：“师父，我来了。”
“是阿裕吗？进来吧。”黄金荣半闭着眼睛，等来人进室后，麻皮向女郎努嘴：“你去吧，等一下再来——把门关紧。”
进来的人叫唐嘉鹏，小名阿裕，原是八仙桥一带的白相人，自从拜黄金荣为师父后，他自己又广收徒弟，人数多到一两千。到20年代至30年代，唐与另一个大流氓顾竹轩两人，已成了黄门中两大台柱。
“阿裕，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要调集两千人，没问题，师父，又有架打？”
“你啊，动不动就想打架，以后要多动脑筋。”
“那师父要我来干什么？”
“今天叫你来有笔生意要做。”
“啥生意？”
“让你手下人每天到日夜银行存二十元钱。”
“做啥？”
“在一星期存完。”
“那这笔款子谁出？”
“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告诉你，以后大世界要是归我了，你们还愁没钱吗？”黄金荣把自己的计划透给了唐嘉鹏。
徒弟心领神会，拍着手掌叫好，又拍着胸脯向师父打包票：“我敢打包票，一个星期之内，存完二十万，不用您掏半文腰包！”唐说完一拱手，转身退出房间。
京剧演出结束后演员与观众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大世界经理室灯光柔和，几炷檀香在宣德炉上燃着，袅袅青烟徐徐上升、荡漾、扩散，满室溢香。但这里的主人黄楚九气喘甚剧，病情沉重，入冬后才渐有痊复。
黄楚九懒洋洋地躺在逍遥椅上，闭目养神，他的年轻女秘书穿着睡衣在他身体前后按摩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黄楚九办公室的沉静。
那女秘书扭着屁股过去，尖尖手指抓起话筒：“喂，你是谁？喔，好的——经理，您的电话。”
黄楚九伸出左手来，接过话筒：“唔，是我。什么？……提款风？多少户？”
“有几百户，都是几十块的小户，但如此下去，恐怕会有大批储户涌来。”从话筒里传出沙哑的话音。
“为什么？”
“那些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日夜银行已经入不敷出了，黄经理由于心急，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
黄楚九一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预感到有人在兴风作浪，与他作对。但他毕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虽然自己现在疾病缠身，但应付目前这点小浪还是不成问题的。
在几秒钟内，他做出判断：“稳住，提多少付多少，不可慌！”
话筒里又传来声音：“黄经理，如果照这样提下去，恐怕款子不够呀。”
“能坚持多少时间？”
“——最多明天早晨。”
“好，一定要稳住，明晨七时左右，有一笔大款子进入日夜银行，一定要坚持住。”
黄楚九放下电话，揿了一下电铃，刚才那接电话的女秘书进来了：“经理叫我？”
“柳秘书，立即和廉先生联系好，我马上请他到鸿运楼去吃茶。”
“黄经理，现在已是晚上八点……”
“叫你去赶快去！”
等柳秘书的高跟鞋笃笃声消失在楼梯时，黄楚九才从逍遥椅上起来，到保险箱内取出一份房契，塞在自己的内衣口袋里。柳秘书去请的廉先生，名叫廉南湖，原是清末名士，他的夫人吴芝英便是革命烈士秋瑾的好朋友，也是当年收葬秋瑾遗骨并在西湖边修墓的主要发起人、赞助人。
在辛亥革命后，廉南湖觉得连年军阀内战，国事日非，不想做官，移居上海。前些日子，他干脆将家乡的田产、房产卖掉，筹了一笔资金准备在上海经商。
廉南湖原是个读书人，只会饮酒赋诗，对于生意经一窍不通，便只好请教好朋友黄楚九。黄借了一间房子给他做筹备处，日前廉先生已凑足了四十万款子，是开爿交易所还是做地皮生意，正举棋未定。
黄楚九现在日夜银行正急需钱，想把廉的那笔款子拿过来，怎样拿呢，黄准备将自己在浙江路弄堂房地产卖给他。
当天夜里，黄楚九用他那张生花的嘴巴将四十万款子归为己有，廉南湖用这笔款子换来了那幢卖不掉的房子。
第二天早晨七时光景，黄楚九的日夜银行经理打电话来，说日夜银行储备金已用完，怎么办？
黄楚九问道：“大概还要多少款子？”
“——看样子，大概需要八九十万。”
“怎么要这么多？”
“——现在小户已带动了大户，储户们都相信了谣言，恐怕今天所有的储户都会聚齐。”
“停兑半小时，写明布告。”
“——这不是火中加油吗？……”
“写明二十分钟后，金库现款马上运到，马上开兑。”黄楚九不慌不忙，胸有成竹。
钧培里黄金荣的密室这时也响起电话。那是在日夜银行门前做现场指挥的唐嘉鹏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向黄汇报刚才发生的情况：日夜银行营业柜台前，贴了张墨迹未干的布告：因去大金库运现款，放款暂停半小时，请各顾主包涵。
黄金荣听了这消息，心花怒放，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黄楚九呀，没想到吧，明天大世界就归我了！”
半小时后，热闹非凡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出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敞篷的小汽车上，坐着两人，其中一位老者年约六旬，身穿长袍，原先蜡黄的脸上涂抹着油彩，显得容光焕发，他强打精神端坐车门。
黄楚九此时哮喘病日趋严重，但他深知目前自己的健康关系到银行的安危，所以支撑起病体，由女婿陪同，到这万头攒动的兑款人群中露露面，以稳定人心。黄楚九的女婿从敞篷车上站起来，他大声说道：“各位主顾，请不要拥挤，大家都能取到款，我们的现款已经运到，请大家闪出一条路，让运款的卡车开进来。”
运款的卡车徐徐开了进来，卡车上坐着六个武装巡捕押送着现款。银行职员一看现款运到，忙来搬运，大约搬下二十多铅皮票箱。存户们一见黄楚九的实力如此雄厚，马上议论开了：“我们不提款了，我们存进去。”
打麻将牌的女人“哗啦”一下，原来受蒙骗的群众由取款马上变成存款，这可急坏了现场指挥的唐嘉鹏，他马上打电话向老头子报告。黄金荣一听，气得麻点直蹦：“撤！”
初次交锋，黄金荣败下阵来。
原来黄楚九“耍”了一下黄金荣，当面愚弄了储户。他从廉南湖那里弄来的四十万款子只够装四只大铅皮票箱，他又用报纸装满了其余十几只大铁皮票箱，那六个武装巡捕也是临时雇来的。后来，街头里弄传着两句俚语：老黄一出空城计，吓退大亨三千兵。
不到三天，黄金荣便摸透了黄楚九玩的花样。他知道，自己把对手看扁了。其实黄楚九的门槛、噱头不在自己之下，必须等待时日，瞅准机会，才能弄垮他。
面对黄金荣设置的种种障碍，黄楚九有心再抵抗一下，但他的病情却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1931年1月19日下午四时，黄楚九在“知足庐”寓所内病逝，终年59岁。
1月22日下午，上海各界为黄楚九举行大殓，往吊者甚众。当日《新闻报》上说：“爱多亚路知足庐门前，一时车水马龙，至为拥挤。黄氏灵柩系独副阴木制成，价值七千元。”
黄楚九在病中时，曾有遗言嘱托至友办理善后事宜。在他死后的当天晚上，由虞洽卿、王廷松、袁履登、叶山涛、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赵芹波等合议组织善后委员会。
委员会决定，除日夜银行及游览存款部暂行委托徐永祚会计师整理外，其余均照常营业。这无疑是宣告日夜银行的倒闭。
数日来，债主上门络绎不绝，一天竟有千人之多，而黄楚九的家属中无人掌握其生前经营事业之详情，局面一时不可收拾。一部分债权人遂组成债权团，延聘律师具文法租界“临时法庭”，申请以黄氏全部资产抵偿债务。
黄楚九的金银首饰全被人勒逼而去，他生前所置长袍上百件，也都挂在“知足庐”内拍卖。
本来，黄楚九所遗资产足以抵偿债务的，但法租界当局和黄金荣等人阻挠他人插手，日夜银行债权团因为黄金荣的门徒控制，借口清查，混水摸鱼，侵吞中饱，以致日夜银行的小额存款有相当一部分未获清偿，一批下层储户成了实际受害者。
这些人将含辛茹苦挣来的血汗钱存入日夜银行，现在却落得一场空。他们聚集在“知足庐”前，捶胸顿足，呼天号地，后来还发生了多起吞金、投河事件。
与此同时，法租界、公共租界的一大批买办、大投机家、大流氓正在为大世界的所有进行角逐。
四个月后，黄金荣凭借他的势力，以七十万元抵押价，从债权团手中盘入大世界。
1931年5月29日、6月1日，上海《新闻报》先后登载了黄金荣的“荣记胜利公司承租大世界”和“接办大世界”的两则启事。大世界招牌换姓，成了黄金荣的私产。
实际上，荣记大世界并非是黄金荣一人的股份，鲍琴轩、张善琨等均有巨资加入——因是黄金荣的徒弟，后来，其股份也被做师父的黄金荣一口吞没。1940年6月1日，《申报》曾刊登一则《黄金荣启事》，称：“荣记大世界自本年2月1日起，由张善琨君将其本人名下股本及各附股推并与敝人承受。”条件是张善琨继续担任大世界经理。所以后来，大世界便变成了黄金荣一人独资。
6月1日，荣记大世界开张，门票减到小洋二角，于是，大世界又重新热闹了起来。
荣记大世界又名“镛记大世界”，号称“中国最伟大游艺场”、中国第一大众俱乐部。所请剧团实力雄厚，大世界的戏码的确是常强盛的。这里以《申报》一天的广告为例：大剧场上演的月戏有陆零六的《祥梅寺》、童月娟的《六月雪》、赵连壁的《黄金台》、白艳琴和郭鸿雁的《双沙河》、沈光裕、孙筱楼、马永利的《界牌关》、孙继良的《捉放曹》、荣娇鸾的《孟姜女》、范永庆等的《大收关胜》；夜场有《彭公案》、大众话剧社上演的有蒋呆儿、张一鸣等十余人合演的日戏《金钱》、夜戏《梅花落》。南方歌剧有张鹏飞、沈伟侬、徐琴艳上演的日戏《三笑》，夜戏《孟丽君》。维扬大班有王秀清、潘喜云、崔少华的日戏《红鬃烈马》，夜戏《穿金宝扇恨》。绍兴文戏有《王华买父》、《唐棣花》等。还有轰动一时的歌舞班《万花团》上的“撩人情绪的铜像舞”，“发人谛思的土风舞”，“引人发笑的滑稽舞”，“动人快感的香艳舞”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鼎盛时期，大世界每日进出的游客达两三万人，节日更达到五万人。摊点就有七十七个。在这个“大世界”里，不但有娱乐，还有迷信，但黄金荣只知赚钱，管理方面基本继承了黄楚九的衣钵，甚至更加混乱。每日济公坛前香烟缭绕，善男信女磕头如捣蒜。而且流氓、扒手和诈骗活动层出不穷，秩序异常混乱。
说起济公坛，其实是黄金荣夺占了大世界后，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他变得越来越迷信佛教，而且不忘记要积阴德。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他总是一大早起床，漱洗完毕便去城隍庙烧头香。在他的大世界里，修建的肃穆庄严、美轮美奂的“济公坛”，是用重金请来的一个雕刻名家，精心制作的一尊济公活佛的铜像。在济公像前，他时常带了一批亲信随从来诵课念经。
为了能在社会上替自己塑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形象，他有时也发发善心，做一些“善事”。如后来的“八·一三”事变后，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浪潮，他腾出大世界，把这个游乐场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供给难民吃喝、衣物和药品，对死者还提供殓具。
在老西门、城隍庙、四明公所等处，他还施舍米粥给穷人和难民。他的这些“善举”使他赢得了“大善人”的雅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且说有一天下午，黄金荣正在逍遥池浴室洗澡，忽然手下人跑进来报告说：“老板，外面有个人口口声声要你救命。”
“什么人？”黄金荣懒洋洋地问道。
“不清楚。”手下人回答，“那人又高又大，如巨人一般。”
黄金荣一听，颇觉有趣，就吩咐道；“先把他带到浴室的账房间里去。”
手下人笑着说：“要他进那扇门只怕有点麻烦，那人高得出奇！”
黄金荣听了愈觉有趣，他吹灭烟灯，拿起衣服就向浴室门口走去。
大门外，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密密麻麻，人群里，鹤立鸡群般地站着一个巨人。
他四方脸，大耳朵，黑皮肤，骨架极其魁伟。见到黄金荣，那巨人连声喊道：“黄老太爷，我要饿死了，快救救我吧！”黄金荣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见他面黄肌瘦，一套衣服又破又脏，便招呼手下人先想办法让他进浴室洗洗澡。
为了要在老百姓面前显示自己的侧隐之心和菩萨心肠，黄金荣特地关照手下人：“去通知厨房间一声，多准备点吃的东西；还有，马上到金陵路、霞飞路去给他买一套衣服来。”说完他淡然一笑，驱车回黄公馆去了。
没多久，手下人便来报告有关巨人的情况。原来，那巨人姓张，身高2.50米。因为家乡发生旱灾，他只身逃往上海，被收容在收容所里。
他食量极大，每天可吃一斗米十斤肉。收容所里“皇粮”有限，每天只能给他吃半斤米饭，饿得他哇哇直叫。有人见他可怜，就叫他到逍遥池浴室来找黄金荣，说上海滩除了这位大亨，是没有人会收留他的。
黄金荣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连连点头说：“这倒也是，这倒也是。”
这时，去金陵路、霞飞路买衣服的回来报告说，跑遍附近的商店，根本买不到巨人所需要的衣裤鞋袜。
黄金荣便派人与厂方联系，定做特大号鞋子，同时叫来裁缝定制特大号衣服。吩咐完毕，他让手下人去大世界跑一趟，把经理叫到公馆来。
不一会儿，大世界经理急急地进来了，黄金荣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之后，说道：“我想，就让他到大世界门口去检票吧。哦，饭一定要让他吃饱。”
黄金荣自有他的打算，收留巨人，对他来说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那巨人只要往大世界门口一站，就是一个活广告。
果然，那巨人到大世界门口检票后，大世界的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上海人生性好奇，许多人为看一看巨人的模样，纷纷赶到大世界，给大世界送去了不少钞票。
与此同时，有关巨人的故事也不胫而走，使“大善人”黄金荣的身上又多了一圈光环。
大世界这个娱乐场也曾与一些政治事件有牵连。知名度最大的要算是1931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
20年代后期开始，国民党内及各地的军阀势力为争夺中央权力，展开了旷日持久而错综复杂的较量，期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汪精卫自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先是到广州与胡汉民等召开“非常会议”，但因为争夺国民党中委名额而两人决裂，汪精卫遂赶到上海，又向政敌蒋介石频送秋波，双方因为都有合作的需要，于是决定在上海举行密谈，蒋介石的代表是张群、陈希曾。会谈后，汪精卫方面需要选举产生十名汪派国民党中委，以便将来与蒋介石方面合作。为此，汪希望蒋介石代为寻找汪派改组派开会的场所，蒋与黄金荣商议，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提供大世界里的共和厅作为会场。这共和厅可是众所周知的妓女找嫖客的场所。
1931年12月3日早晨七时，大世界铁门紧闭，此日停止营业，大批安南巡捕和中国巡捕在四周警戒巡逻。黄金荣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程子卿等均亲自到场。上午九时，汪精卫等到场开会，到十二时选举出唐生智、张发奎、谷正纲、刘文辉等汪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十人，这些人被讥为“野鸡中委”。经过这次“汪记”的大世界选举，黄金荣与汪精卫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夺取了大世界，黄金荣又一次大出了风头，除此之外，黄金荣等“三大亨”又制造了一个“杰作”。
开最大赌场
黄金荣少年时代即好赌，虽然对赌博的门槛不精，但手下的众多门徒、朋友中不乏赌棍，如王茂亭、朱如山等，均是赌场之“俊杰”，黄金荣的门徒马雨亭还会做赌具，如在骰子里灌铅作弊。开赌场是无本万利的事情。
黄金荣与杜月笙、张啸林先后开设多个赌场。
最后成立的一百八十一号大公司规模最大。
旧上海福熙路一百八十一号，是30年代著名的大赌窟。这幢大洋房原系江丰银行买办席鹿笙之父所建，后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占有，在此开了一家当年上海滩最大的赌场，于是“一百八十一号”成了这座大赌场的代号。
其实，三大亨开赌场应该感谢“DDS酒吧”，他们是在那里得到灵感的。
这间DDS酒吧是美国流氓杰克·拉莱——“吃角子老虎”大王——开设的。
上海人将硬币称为角子，旧时市面流通的角子有银制和镍制的，分二角、一角两种。所谓的“吃角子老虎”是一种赌具，它体积不大，外形方方正正像只匣子，上面有一个可塞进角子的小孔，下面有大漏斗状的出口。
赌徒将一枚角子塞进小孔，再扳动匣子右方的铁柄开关，匣内的机械装置就转动起来，待停转后，下面的出口处有时会吐出二枚、四枚甚至大批的角子，这时，赌徒便赢了，也就是运气来了。
但大多数时，出口处一无所有，这是赌徒输了。由于这种赌具吃进角子一般都只进不出，似猛虎吞食，故当时上海人都称它是“吃角子老虎”。
到了30年代，“吃角子老虎”已遍布上海，凡舞厅、戏院、咖啡馆、游乐场等公开场所，到处可见，总数达数千台，杰克·拉莱成了“吃角子老虎”大王。
当时每台“吃角子老虎”平均每天能获利二百多元，由赌具的所有者和设置场地的主人按比例分成，杰克·拉莱因此暴发，从一个穷流氓变成了腰缠几十万美元的富翁，还在上海开了三家颇有气派的DDS酒吧。
坐在豪华讲究的DDS酒吧，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边喝着洋酒，边品头论足着“吃角子老虎”。“他妈的，你说这外国人也真能跑，赶到上海来开赌馆来了。”黄金荣咧开嘴巴说道。
“是啊，这中国人的钱统统都被外国人赚了，总有一天，我们也要到外国去赚他们钱去。”张啸林也大大咧咧地骂道。
“两位老兄，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能不能开家赌馆？”
杜月笙也插口道。
“怎么不能！”
“对，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开家赌馆呢？”
三人讨论开了。
第二天，三大亨又找来了金廷荪、顾嘉棠、范回春、马祥生等大流氓，在“三鑫公司”密室商议了半天后，一致认为开赌场和贩鸦片一样是桩好买卖。
他们说干便干，马上选定了环境幽静、装饰豪华的福熙路一百八十一号洋房作为赌窟。
大亨和流氓们看中这幢洋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赌场的安全问题。而“一百八十一号”前门是公共租界，后门是法租界，万一公共租界来捉赌，赌徒开后门逃到法租界；同样，如果法租界来捉赌，赌徒则可以开前门逃到公共租界去。
他们把赌场的名称改用新式的俱乐部名称，遂起名“富生公司”。
富生公司的董事长由张啸林担任，黄金荣、杜月笙、范回春、金廷荪、王茂亭、马再度和顾嘉棠等任董事。实际负责人是顾嘉棠。经理为钱曾宝，钱为青帮通字辈，是杜月笙的管家；原为法电公司买办，为赌中高手。主持赌博的是杜月笙的开山门徒弟江肇铭（又名江小棣），江自幼精于赌技，号称“上海摇缸第一把手”。公司的保卫则由青帮流氓顾苗根负责。
另外，高鑫宝、马祥生、蔡福棠、万墨林等均是高级干事。
嫖客叫局的“局票”这个号称上海滩上最大的赌场于1931年开张。最初这里只是三鑫公司成员的消遣场所，后来逐渐扩大。入场凭“会员证”，随带亲友不限。入内陈设豪华，赌具应有尽有，主要有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沙哈摇缸等。
一、二楼为赌场，仅进口的“蒙特卡罗式”的轮盘赌台就摆了八张，每张赌台有吃陪二人、管筹码二人、轮盘一人、望清一人、招待二人、管伙食二人和茶房二人，总共十二人。轮盘赌，是由西方经过澳门传到上海的。盘底共分三十七格，标明一到三十六号，另加单圈为三十七门，由司赌把一小玻璃弹子捺在轮盘边沿上，轮盘通上电流，后便旋转不停。玻璃弹子落入哪一格，便是哪一号码，即打中了某一门。赌徒们存侥幸发财的心理，认为下一元赌注，如能打中可赢赌注的三十六倍，这一比例吸引着赌徒疯狂地押赌注。哪知道要在三十七门中打中一门是非常难的。
二楼设大小赌室数十间，主要是玩牌九麻将等。如有达官贵人来此，则可进密室一试身手。三楼是休息所。备有名烟佳酿、中西大菜、上等云烟、冷热饮料。各个房间烟榻毕陈，赌客累了，可以上三楼，有美女负责接待，挑膏装烟，过瘾之后还能打情骂俏；赢者更加得意忘形，输者也会愁绪顿消。因此，这里每天消耗的鸦片烟泡达一千五百只以上。
富生公司的招待比昔日豪华的利生公司还要周全。它以“四白”相招出名，即白吃、白饮、白吸、白坐。这“白坐”就是公司备有汽车接送赌客。公司规定：凡徒步来者，免费送回家，凡坐车来者，司机每人发饭资5元，每辆车还奉送汽油；坐包车者每人二元。为吸引女性赌客，公司的营业时间从下午4时起，直到次日凌晨。
在30年代初期，上海滩上的各色有钱人无不以富生公司为销金窟。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七子升颐和七小姐、王奶奶，大赌棍李律阁等均为座上客。还有大量的官僚政客、工厂老板、银行经理、洋行买办、特务流氓、阔太太、高级妓女和交际花等。甚至下了台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安福系国会议长王揖堂、谭宗尧等竟从北平飞来此处一赌。
这个赌窟又不知使多少人由于沉湎在轮盘赌上而倾家荡产。
一百八十一号在法租界开张，租界方面的好处自然不会少。仅向法国总领事柯格霖交纳的“孝敬费”每月就要十八万元。所以，当时的法国驻沪总领事是个一等的肥职。
继任的梅理霭胃口更大，开口道：“从前十八万元，现在我要五十万元。”黄金荣赶忙要张啸林计算一下，能够加到多少。张啸林推算后讲，满打满算，“孝敬费”可以加到三十万元。
于是，请传话人报告总领事，梅理霭虽然初来上海，但黑社会的“讲斤头”却一点也不陌生。他的条件是四十万元，少一个子儿也不行。
黄金荣叹了口气：“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于是，梅理霭下令整顿租界秩序，坚决清除歪风邪气，从此，往昔车水马龙的一百八十一号，才就此衰弱了下去。
黄金荣“事业”蒸蒸日上，但他心里并不十分踏实，于是也做些“积德行善”之事。
有一次他陪一位朋友到浦东中学去参观，一入中学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铜像，这是上海浦东人杨斯盛的青铜铸像。
1908年，杨斯盛去世后，由袁世凯、黎元洪领衔捐款两千元，在浦东中学大操场北端建立了这座铜像，永志纪念。
黄金荣觉得，这样的事便不失为一件风光事，既积德又留名，于是决定在离自己办的共舞台不远的八仙桥地方办一所小学，取名“金荣小学”，由他的门生流氓律师金立人当校长。
经过半年的筹备，“金荣小学”终于正式开学。这是黄金荣几十年来做过的惟一的赔钱事业。
说起建这所小学，其实黄金荣最初的心思是由他的一桩心事引起的。是什么心事呢？
在黄金荣的一生中，最令他感到苦恼和无奈的事就是没有儿子。
黄金荣招赘到林家后，林桂生没有生育，因此较早时黄金荣就领养了一个儿子，小名福全，官名黄钧培。黄钧培长到17岁以后，脸色苍白，身子骨像狗尾巴草。
钧培是桂生姐的命根子，她曾雇了两个奶妈服侍，一个娘姨照顾。钧培5周岁时，还在吃奶，七岁时，桂生姐请来一个私塾老先生教识字，到11岁时，才进学堂读初小一年级。也就是这年，桂生姐把自己的养女李志清许配给钧培做童养媳。
前些年，林桂生从苏州买了一批小丫头，准备养几年，然后卖给妓院。其中有个丫头长得细皮白肉水灵灵的，又聪明伶俐，嘴巴又甜。桂生姐突发恻隐之心，不忍心把她卖到妓院，便收为养女。
这女孩长到十四五岁时，已出落成标致的大姑娘了。老头子有时露出了贪婪的目光，这引起了桂生姐的警觉。她干脆把养女配给儿子，让老头子死了这条心。
就这样，李志清便成了黄家“大少奶奶”。黄钧培长到17岁时，因病魔缠身，不治而死。李志清从此守了寡。黄金荣还有一个养子，名叫源涛，小名连弟，原是戏馆里一个武生的儿子，这武生死后，黄金荣就把他抱养过来。
功成名就之后，看着自己家的雄伟的房子，想想自己那数不尽的钱财，黄金荣不由得又为没有儿子而十分烦恼。
冬天的一个晚上，黄金荣招来两个门生，在钧培里的密室里交谈。这两人一个是“医学专家”黄振川，另一个是“算命专家”孟禄久。他将自己到现在无子的苦衷，向门生们倾诉以后便要两人出点子。
孟禄久闭着双眼，微动着嘴唇伸出左手掐算了老半天生辰八字，而后睁开眼，清了清喉咙说：“丁卯年庚寅日戌时生，虎兔相逢犬得利，二分山林一平阳。照命讲，不应无子。”
“命书有这种说法？”黄金荣一听不应命中无子，心头不由一喜，眼睛一亮，忙问：“还有希望？”
“也许还要再做点善事……”
对于星相把头孟禄久的胡说八道，“医学专家”黄振川是嗤之以鼻的。他带着不屑一驳的神情，向自己的师父进言：
“先生，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弄清原因再说。”
“这样的事怎么好去检查，从来没听说过。”算命先生反驳道。
那黄振川也不示弱：“这是在为师父想办法，不是在测字摊上骗钱。”
“你！”算命先生火了，气急败坏地说：“我们是照八字论命，赚的是良心钱，吃的是开口饭。不像有些人卖假药，包打胎，发姑娘财，伤阴德。”
“今天你们是怎么回事，都吃枪子啦？一讲话就抬杠。其实，你们讲的都有道理，让我想想再定。”
黄金荣站起身来，两个门生知趣地起身离去了。
黄金荣是相信命运的，觉得孟禄久的话有点道理。莫非是几桩人命案子的报应？再说自己向来奉行的是不赔钱主义，赔本生意从来不做，对社会救济的善事，都是不屑一顾，一推了之。
想到这里，麻皮金荣不禁打了个寒颤，耳边响起了“恶有恶报”的老话来，他觉得该做些善事来将功折罪，补救补救，寻思要办件积善行德的事。
黄金荣又想起“医学专家”黄振川的要他到医院检查的话。他想，难道我不行了，我不能使老婆生孩子，这我要搞个清楚。怎样弄清楚，当然是不能上医院去检查，那是件丢人现眼的事。
黄金荣自有他的办法：找几家合适的妓院，包下几个能生孩子的妓女，自己每天陪一位妓女睡觉，一个月后，如果妓女怀孕了，证明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要把怀孩子的妓女接出来，让她生过孩子再说。
黄金荣说干就干。
旧上海的妓女之多，不要说在全国称第一，有一阵子还号称全球之冠。
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总数超过六万多人。上海妓女星罗棋布，以四马路一带最为集中。一到晚上，妓院的霓虹灯就闪烁出红红绿绿的光来，一批涂脂抹粉的妓女倚门而立，向过往的行人眨着媚眼，频送秋波。上海夜生活的重要一幕开场了。
妓院的营业是根据不同男子对异性的需求，供给能言会笑，既美丽又有才艺的妓女，以满足嫖客精神、生理上的奢求，从而博取巨额利润。妓女是老板手中具有特殊功能，称之为摇钱树的活商品。近代上海高级妓院的妓女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官妓的特点，不仅出卖她们姣好的色相，同时也出卖她们良好的文化素养。就是说这些妓女不但身体商品化，而且精神文化的涵养也被商品化。
因此，一个妓女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她的色和艺，而她的音容笑貌、应酬手段则是招揽生意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她能对那些进入妓院寻求刺激、填补精神空虚，或处于性饥饿的男子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能使那些带着各种桂冠的男子们一见倾心、神魂颠倒、慷慨解囊、挥金如土，那么她就是老鸨们手中的奇货。
一般高等妓院对从各种渠道买来的贫家女子，自动进行各种训练，加上周围环境的耳染目濡，逐渐成为性格、心理、习惯都被扭曲的妓女。训练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习技艺，二习妩媚之术，三习床上功夫和应酬功夫。
一习技艺，中国妓女自唐代以来，嫖客大都是士大夫与官僚。这样，必须是多才多艺的佳人，才会使那些才子诗人名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近代上海的高等妓女中，精通琴、棋、书、画的也不乏其人。如称之为“天韵阁”的李萍香，工诗画，人称诗妓；四大金刚中的金小宝，“通翰墨，好弄笔砚，善画墨兰，尤其擅长唱词曲”，人称声妓。
上海高等妓院将琵琶、歌唱作为色情业的必修之艺，卖进妓院的雏妓必须学习。有的由老鸨亲自传授，多数拜师学艺，学费每月三千元。幼妓习唱必学昆曲、京调、小曲，还要学会几出戏曲，也有怀抱琵琶学弹唱的，因此，近代上海的烟花丛中，民国以来的名妓，如李三三，黄蕉林、林宝珠等人，以及后来名扬海内的四大金刚中的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等均工弹唱。
民国以前书寓、长三一局价三元，以每天三十局计算，林宝珠一天的局帐就达九十元，一个月则高达两千七百元，而林宝珠学艺一年才花老鸨三十六元。可见，老鸨为妓女延师习艺，目的是为日后敛取巨利的一种投资。
对于习成的妓女，老鸨千方百计榨她的血汗。凡歌唱者，唱多了必伤元气，致使音哑，老鸨便令跟脚婆姨带一把小银壶，里面盛洋参汤随之出局，唱时饮少许润喉，这样即使歌唱过多，喉音嘶哑，过一天仍能恢复如初。每当过度疲劳时，老鸨怂恿其吸鸦片烟以提神。林宝珠自与鸦片结缘后，一因烟毒，二因长期疲劳始终得不到恢复，容貌日益憔悴，身体虚弱。终因积劳过度，病倒暴死，年仅十八岁。临死前还高歌“目莲救母”一折，其声哀怨，令人听了肝肠寸断。由此可见妓院老板对幼妓投资习艺，是借以更残酷、更贪得无厌地吸尽妓女血汗的一种手段。
二习妩媚之术，即训练妓女的体态、姿势、音容、笑貌。卖进妓院的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女儿，一般都是天足。民国前后，社会崇尚小脚，高等妓院的妓女都必须缠足，美人必须是三寸莲，所谓有裙下双钩如纤笋。缠足女子因身受伤残，身躯必然瘦弱，走路摇摇晃晃，却美其名曰柳腰弱女，婀娜多姿。缠足便成为妓院改造妓女体态的第一要义。生着一双大脚的女子，即使有倾城倾国之貌，也只能充当娘姨大姐。
其次为姿势与言笑，尤其是眼神，要有秋波一转勾人魂魄的功夫。一般由老鸨亲自训练。平时命令女孩独自立于镜前，自摆姿势，细心研究。走路应作姗姗莲步，脚步不能太开。坐时形体不能僵直，应取倾斜姿势。眼神的训练，开始也命令妓女独自坐在镜子前，注视镜中双目，研究正面眼神，以眼珠圆活不脱不黏为佳。然后再研究侧面眼风，仍坐在镜子前，改正面为侧面，横波流盼，与镜中人做四目传情，互相顾盼。老鸨在旁边随时指点，如何能目光达意，如何能使眼角勾情，直到独自传神自如。
此外一颦一笑，一言一行，态度要温和自然，恰到好处。平时同院各妓女在一起都须互相实验。一旦正式接客，就能在不知不觉中颠倒芸芸众生。
三习密工，即应酬功夫及床上功夫。为名妓者有以艺胜，有以色胜，然而有许多名妓貌属中姿，艺也平平，但手腕圆融，辞令隽永，以应酬功夫胜。
密工，就是这种笼络周旋各类型嫖客的手腕。鸨儿老妓往往言传身教，命令幼妓从旁悉心体会，揣摸笼络方法。逢来客性刚者，以柔相对，懦弱者，以强相克；大言不惭、夜郎自大者，以高帽进；实业家，以米汤（奉承、拍马）进；对滑头、小开、阔少、年长者、年少者各有相应对策。欲取故与，欲擒故纵，再加以情意缠绵，酬应熨帖殷勤，使各种类型的嫖客失魂落魄，神魂颠倒，甘心情愿的倾空钱袋。凡此种种，妓女在正式接客之前必须一一熟记，正式做生意时更须因人而随机应变。
沪上由名妓所蓄养的幼妓，日后往往都能得其真传，也成名妓。如盛名几十年于上海的名妓胡宝玉，她所蓄养的胡玉梅、胡秀林等也都成为轰动一时、芳名四溢的名妓。
此外老妓还教授修饰、打扮以及床上功夫等。尤其是床上功夫，对妓女来说并不亚于应酬手段。老鸨命妓女“赤身裸体互相追逐，由开合迎拒，以至吐纳呼吸种种，”无不细心指点。因此，名妓都工于内媚术。
在“培训”期间，有妓女“学习”不认真的，老鸨就要给她点颜色看看，用针刺，甚至倒挂起来用鞭子抽打。
妓女满头珠翠，倚门卖笑，可她们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妓女接客没有达到“指标”，招待客人不周到，例假期间不肯接客，都要遭到鸨母的各种处罚：不给饭吃、罚跪、不准睡觉、关黑房等。
有一种刑罚，先把妓女捆在床上，把长着利爪的猫放进妓女的裤裆里，再扎紧裤腰裤腿，用棍子打那猫。猫痛得使用利爪乱抓妓女的阴部、腿部，妓女疼痛难忍，泪流满面。
政客商人打麻将、设酒宴都喜欢请高等妓女来唱曲助兴，斟酒陪席。
上海高等妓女出局极忙，每个晚上，一个妓女少则二十局，多则三四十局。局局都是唱曲、饮酒和划拳，妓女再疲劳，也得强打精神，每晚不到鸡叫三遍就别想休息。
三四等的野鸡院、烟花间的妓女，每天晚上必留一个客人，其他时候则来者不拒，少的三四人，多的几十人，一刻不停地供人践踏。
例假期的妓女运道好的最多休息一二天，绝大多数照常接客。妓女闹血崩，有五六个月身孕或产后未及满月，也得接客。有些未满14岁的幼女也被迫接客，嫖客一番摧残，连路也走不动。
一些红妓女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她们年轻貌美，技艺过人，终日宾客不断。鸨母对这些妓女采取另一种手段，免费让红妓女吸鸦片，关心地说“提提精神”。
红妓女有了烟瘾后，鸨母就不再免费供应鸦片了。红妓女欲罢不能，只能将私房钱全部用来买鸦片吸。这样，这些红妓女永远不能自己攒钱赎身，也不能从良嫁人，谁敢要一个烟鬼回家？
但有些红妓女则不受老鸨鸦片的诱惑，一心一意攒钱要从良，鸨母则软硬兼施地阻挠，阻挠不住，则对嫖客漫天要价，意在吓退嫖客，这一招不灵，则告诉嫖客，此红妓女另有相好。
但是鸨母们听到黄金荣来嫖妓，妓女如果怀孕则接出去养活后，她们巴不得如此。因为一旦自家有妓女怀孕，黄金荣则是她们的干女婿，那丈母娘还不横行霸道？
黄金荣选了三家的三个高等妓女做自己的定时妻子，在做定时妻子期间不准她们接客，时间一个月。
一个月三十天，每个妓女那里住上十天。黄金荣求子心切，每晚必睡一个妓女，每次去睡妓女必用全身心精力。一个月下来，黄金荣已是步履蹒跚，食宿不香。
你想，黄金荣每天晚上都和妓女同床，而且从不间断，不管妓女是否有例假、有病或不舒服，结果可想而知，三个妓女没有一个怀孕。
难道是自己真的不行了吗？黄金荣内心在想。鸨母好像看穿了黄老板的心思，便说：“黄老板，你这是在找未来的小妾，不是嫖妓，何必要专捡漂亮的呢？我给你找几个一窝能下两崽的女人，行吗？”
黄金荣一听有道理，便点头认可。
为了使时间不致浪费，他一边在妓女身上做试验，一边做积德之事，于是就有了“金荣小学”。
就在“金荣小学”开学的那天晚上，黄金荣站在校门口，遥看斜对面高楼上霓虹灯闪烁的三个大字：“大世界。”从小学门口望去，每个字足有一人多高，字的外圈猩红，像包着一团火；内圈碧绿，似乎嵌着翡翠。望着这一切，黄金荣心想，学校要办，名要扬，阴德要积，但大把的钱不能不赚。然而他没有想到，就在他救回雷狄主教，开办三鑫公司，强占大世界而大出风头时，自己却从高高的霸主位子上跌了下来，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又一奇闻。
究竟为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