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是对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谎话，是对客观情况的虚假反映。我们一生中都要说许多话，有实话，也难免有谎话。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这本身就是谎话；如果你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这本身未必是实话。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曾就“实话与谎话”开展过讨论。有一位心理学教授说，他们对全国7个省13个城市的家庭进行过调查，发现从三岁开始就有52%的孩子说谎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比例越来越高，到九岁时，说过谎话的已上升到70%，谎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正比。成人说过谎话的就更多了。大概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大力倡导说实话吧。
谁都认为自己喜欢说实话，听实话，不喜欢说谎话，听谎话。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实话与谎话总是掺杂在一起，并不那么容易分辨。你认为是实话，可能是谎话；你认为是谎话，可能是实话。正如庄子与惠施所做的著名论辩一样，庄子见鱼“出游从容”，认为是“鱼之乐也”，惠施却不以为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据己意反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不喜欢名牌西装，这句实话说出来就可能被人当成谎话不予相信，有人认为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或你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才如此朴素，甚至认为你刻意矫俗装名士。可见说实话，并让人相信是实话还不那么容易。
有人说做人难，难就难在说话，而说话难，难就难在实话被人当成谎话，谎话被人当成实话。安徒生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衣》是人们所熟知的。皇帝身边的人慑于皇帝的残暴对皇帝说的都是谎话，而皇帝却把谎话当成了实话，结果自己出了大丑还蒙在鼓里，最后还是一个小孩说了大实话。
实话与谎话性质不同、效果不同，但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的人喜欢听实话，有的人喜欢听谎话。喜欢听实话，才有人说实话；喜欢听谎话，才有人说谎话。
古人邹忌看来是个讲实话的人，他把妻妾对他的“私爱”当作比方说给齐威王听，是为了使齐威王明白“臣谄君蔽”的道理。然而，就是这个邹忌，何尝不喜欢听谎话呢？他明知自己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但当妻妾们怕他而不得不说谎话，而且他明知妻妾在用谎话糊弄他时，却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还心满意足。因为这种谎话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在许多情况下，有的谎话是迫于压力、迫于无奈才说的。如邹忌的妻妾明知邹忌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不说实话而说谎话，是因为她们惧怕丈夫。如果实话实说，就有被“休”掉的危险，迫于这种压力才不得不说谎话。所以谎话有时是违心的话，而实话才是真心的话。说实话而不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
亚历山大国王多禄米生性残暴。他在学几何时，问数学家欧几里得有没有捷径可走，欧几里德实话实说：“乡下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供老百姓走的，一条是供皇家走的，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有一条路，没有什么皇家大道可走。”说得亚力山大国王哑口无言，大概他当时心情还好，不然欧几里德早就一命呜呼了。的确，实话有时是很难听的话，谎话是很动听的话。实话“难听”是因为它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不一致；谎话“动听”是因为它能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相吻合。但是，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就顾不了这么多。实话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某个人；谎话尊重的是某个人，而不是事实。
所以，真君子往往说实话，伪君子往往说谎话。然而，说实话者往往因此四处碰壁，万般困厄；说谎话者却每每左右逢源，志得意满。这种状况在封建、落后的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屈原说实话，遭到放逐；郑袖说谎话，当权得势。张说不作伪证，受到迫害；张昌宗诬谄好人，反受恩宠。海瑞秉笔直言，却身陷囹圄；严嵩坑害忠良，得志猖狂。尽管如此，许多历史经验证明，说谎话者虽得一时之利，但终究会被历史所唾弃；说实话者虽遭一时之殃，但终究会被历史所铭记。
当然，说实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谎话，说谎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实话。说实话的人说点谎话，有时是一种策略，是为了更好地说实话；说谎话的人说点实话，则是一种遮掩，是为了更多地说谎话。
对于实话与谎话，人人心里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这就是时间和事实。时间愈久，谎话就愈丑，真相暴露得也愈充分；事实胜于雄辩，再大的谎话，迟早会被过硬的事实击得粉碎。
我们倡导的是多说实话，不说谎话。因为“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海涅语）。有人说，谎话是草梢上的露水，实话是大海里的珍珠。这是颇有道理的。
实话与谎话还有善恶之分。善意的实话是真诚的，恶意的实话则是愚蠢的；善意的谎话是美丽的，恶意的谎话则是丑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