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杜月笙敛影蛰居之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辽沈一役，蒋军几十万人马烟消云散；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又发起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又是上百万蒋军被歼，蒋家王朝危在旦夕。
1948年11月中旬，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上海与吴国帧商量，发起成立一个民间“自救救国运动”。
蒋介石获悉后大为赞叹，立即打电话给吴国帧，让杜月笙主持其事，并让市长潘公展通知杜月笙赴宁晋见。
在南京，蒋介石再次十分客气地接见了“杜先生”，希望他像11年前组织“共进会”一样组织自卫队，帮助“党国”克服困难，然此时，杜月笙已心也不足，力也不足了。
12月12日，“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在浦东同乡会杜厅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该会的组织大纲草案，草案一方面声称“本会以团结爱国人士发动人民力量，保障社会安全，督促政治与社会之革新，展开全国同胞自救救国反侵略运动为宗旨”，另一方面，又把“拥护元首，协助政府促进新政治革新，加强地方自治，发动人民自卫，防止一切破坏秩序之阴谋与活动”，“救助伤兵及难胞”作为其工作纲领。
在12月18日议会第一次常务要员会会议上，杜月笙、钱新之、徐寄顷被推定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并策划组织商团。
正在杜月笙他们在举行所谓的“自救救国”的时候，淮海战场上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不久，国共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攻克南京。接着，又以凌厉的攻势，席卷中华大地，国民党政权开始土崩瓦解。
一天，警备司令部通知杜月笙，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而且派专车来接。杜蒋见面后，因为蒋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首先对发行金圆券时扣押杜维屏一事再三解释，说事先他确实不知道，“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旋即，又慢慢说道，上海可能守不住，“建议”杜月笙在“适当的时机”携带全家迁到台湾去。并表示，如果不走，共产党决不会放过他，而他本人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话虽不多，但句句切中杜月笙的要害，聪明的杜月笙不会听不出来。
在蒋介石连逼带诱之下，杜月笙决定出走。但颇具戏剧色彩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他公开的理由是台湾天气较热，比较湿，对他的哮喘病不大相宜。实际上，他是极力想避开蒋介石。他清楚，自己孤身一人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台湾不去，留下又不行，百思之下，认为还是先赴香港为上策。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挥泪悄悄告别了留在上海的、年届80多岁的黄金荣，带着全家搭乘一艘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宝树云，离沪赴港。
在轮船上，杜月笙眼看着他熟悉的上海滩渐渐从眼中消失，不禁思绪万千：踯蹰的老外婆，赌输的大饼油条，失落的同胞妹妹，苦难的早逝双亲，还有他奋斗了几十年的基业，这所有的一切，都已逝去。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和那瘦骨嶙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一齐垮了下去。这可忙坏了他的小妾姚玉兰和孟小冬，在整个航行途中，她们俩人一起挤在杜月笙住的头等客舱内，轮流伺候这个落魄的闻人，好不容易熬到了香港。
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后，为了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团结各方人士，曾派章士钊去香港规劝杜月笙返回上海。当时已弃暗投明的杨虎，也曾对杜月笙派回上海探问情况的黄振世说：“我过去的坏事不比杜（月笙）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大陆来，保他无事。”但杜月笙在残余之年，毕竟未能选择党和人民给他指出的光明大路，仍然顽固地避居香港，最后落得个客死他乡的结果。
到了香港后，杜月笙的日子也不是特别的好过，一是他经济开始拮据，时时担心“坐吃山空”。二是他的威慑力已大大下降，再也比不得从前了，周围的朋友接二连三地遇到麻烦。三是他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哮喘病日益严重。为了冲冲喜，他还专门补办了与孟小冬的婚宴，第七次当新郎去掉一点晦气。
对前途的极度失望，使杜月笙不得不求助于问巫占卜，借江湖骗子的信口雌黄来维持心理理上的平衡。于是，当时香港的一些著名相士，如袁树珊、李栩庵，还有什么紫虚上人等，都相继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宾。这些相士们，为讨杜月笙欢心，专拣好听的说，袁树珊甚至推算出杜月笙还要再交十年好运，活到73岁后，方“福寿全归”。
依仗这些奉承话，杜月笙平日绷紧的神经才多少得到松弛。但时间一长，同样的奉承话听多了，杜月笙又担心别人在骗他，为了解除这种忧虑，证明自己听的是真话，杜月笙改名换姓，偷偷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生辰八字，寄给台湾一个号称“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先生，让他为自己算命。果不其然，那位“六月息馆主”复了一封信，上面批了两句话：“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克地冲难度过。”这对杜月笙来说简直是晴空霹雳，以相士的谎话作为生命支柱的杜月笙，同样被相士的胡言彻底打垮。从那以后，他完全病倒了，哮喘病也每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