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到1948年，上海金钱黑市买卖和套汇活动非常猖撅，沪地金融界人士惊呼：经济崩溃就在眼前了！成立不久的上海金融管理局决定，狠狠打击一下非法交易活动。打击令发出后，金融管理局通过同它搭档的“源通行”向黑市交易商一下子抛出200大条（2000两）黄金作为钓饵，随即由警察局派出20余名经济科便衣警察在黑市交易点秘密守候。
当“源通行”同黑市交易商在电话中谈妥了黄金收售的数量和价格，约定了对钱交货的地点后，经济科便衣警察便假扮“源通行”的人员来到约定地点。正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际，便衣警察亮出身份，这样一来，人赃俱获，投机商们大惊失色，连呼上当，纷纷束手就擒。
紧接着，金融管理局会同警察局，又立即采取了取缔套汇的活动。
当时，从事套汇的商业机构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必须通过私设电台与香港会报行情后才能行动。如果把这些私营电台封闭，首先打掉套汇活动的耳目，使投机商失去信息，就能有效地遏制套汇活动。于是，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一方面严格查封私营电台，一方面暗中让“源通行”设两部电台，把香港的套汇电讯集中到自己手里，在对这些电讯进行了周密分析之后，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当机立断，宣布40余家商行被封闭，这些商行的所有账册都封存冻结。
顿时，套汇的投机商行慌了手脚。
当时，有家正明商行，董事长叫姜钟麟，因经营黄鼠狼皮的出口贸易，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他个人独资创办的姜源泰贸易行，是专营黄鼠狼毛皮出口的机构。姜钟麟手中有套购来的大量外汇。
某日，姜手下的一个白俄籍会计向警察告密，警察局立即抄获了姜源行全部套汇暗账。姜钟麟生怕大难临头，赶忙到处托人说情，最后主动交出10万美金，另交纳了相当于3万美金的法币罚款，才算了结此事。
在打击黑市交易活动中，金融管理局和警察局没收到一大批黄金和货款，并向法庭移送了一批为首的投机商犯，其中有三个人最后被判了徒刑。
就此，大金钞案似乎可以收场，其实不然，在大金钞案的背后许多官方的黑市交易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展。
比如，在抛售金条那一天，吃进金条最多的一个户头，竟是拜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为老头子的银楼老板。当便衣警察在交易中要带走这个老板时，这个老板连忙打电话找来这个处长。结果，金条是退还了，但是，人不许带走。
又如，有家干套汇生意的私营电台，其后台老板居然是稽查处经济科科长张亚民。警察局根据中央银行指示封闭了这家电台后，稽查处找借口又抄了“源通行”的电台，进行报复。
类似这种依仗权势挟嫌与诬陷报复的事，当时层出不穷。所以，当时任上海金融管理局局长才半年的李立侠先生，在大金钞案处理过后，对整顿金融、控制物价彻底失去了信心，愤愤辞职而去。
到了1948年夏天，法币贬值更加厉害，物价的上涨更加惊人，加上与共产党作战的节节失利，蒋介石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
当时，蒋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大金钞案过后，蒋介石依然想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这时，他又想起了上海滩上神通广大的杜月笙来。
蒋介石先后几次给杜月笙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月笙很清楚，自己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接到电报，他与身边的几个智囊人物商量了两夜，大家都认为只有停止内战、修养生息、严格吏治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才能有效，但如此之观点是不可向蒋介石提的，他便要个滑头，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他想对于老蒋这样的家伙，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肝胆相照的。
蒋介石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复电很不满意，又来电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
想敷衍一下看来是不行了，杜月笙只好大范围地找了一批谋士，经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才可望得以稳定。
想出这个办法，杜月笙很得意，恰逢孔祥熙来上海，孔祥熙连声说：“好，好！”停了一会儿，他又不无担心地说：“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
蒋介石接到杜月笙的这套方案后，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月笙相同。最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
这不但是蒋介石所始料不及的，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南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了下去呢？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月笙头上。他认为，杜月笙不是存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
杜月笙是大叫冤枉，但蒋介石却根本不听辩解。
一着不成，蒋介石又来一着。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下了一道“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会”，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令民间所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蒋介石想用这剂强心剂，来挽救濒于死亡的经济。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月笙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月笙很担心，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请他到南京，是在打招呼，要他帮忙。可经济的运行自有它本身的规律，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又如何能扭转呢？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物价便不客气地开始上涨了。
8月21日，国民政府规定，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区是俞鸿钧，天津区是张厉生，广州区是宋子文。不久，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上海区督导副专员，以“太子”身份亲自来上海督战。
蒋经国上任不久，便一本正经地扬言：“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绝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还让人编了所谓“打虎”歌，到处宣传，歌日：“督导大员蒋经国，不拍苍蝇老虎捉，捉罢大虎捉小奸，誓将奸商一网缚！笑尔奸商擅作福，而今但闻一家哭，安分百姓拍手道，国泰民安天下乐。”
老奸巨猾的杜月笙从蒋经国的派头中，已经嗅到几分于己不利的异样气味，便故意耍了一个滑头，假装拥护《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姿态，让长子杜维藩当众打开了他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一个巨型保险箱。人们都认为这只巨型保险箱里会有大量金银珠宝，但打开一看，里面只有银元372块，大家都心知肚明，杜月笙手中的金银外币，只拿出了九牛一毛。
但杜月笙却宣称他的所有金银都存放在这只保险箱中，让杜维藩拿了这些银元去银行调换金元券，并假装正经地对他周围的人说：“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知道，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奉劝你们一句，这次中央颁布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严格执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此规矩，在限期以内一定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杜月笙周围的人自然能听出他此话的弦外之意，而且杜月笙已给他们做出了如何应付的办法，于是都竭尽全力藏匿金银外币，有的还勾结官僚集团的某些要人，进行投机倒把。
由于广大群众和民族资本家的抵制，加上各类奸商纷纷以滑头态度对付《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蒋介石政权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初期并未捞到多大好处。情急之下，决定“杀鸡儆猴，以一做百。”蒋介石政府以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为理由，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抓了起来。监察院并因此“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在上海，蒋经国则于9月3日，下令逮捕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以及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等人。
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靠着杜月笙的势力，经常搞投机倒把。这次他在交易所外面仅仅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两千八百多股，实在是很小的一桩事，未料蒋经国却在这桩“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
此外，蒋经国还将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当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处时，蒋经国态度十分冷淡，连坐都不让他坐，严厉呵斥道：“你过去犯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历历在人耳目，今后上海米的供应你要全权负责，上海有一天缺米，你的生命就会结束。”万墨林十分恐慌，肚子里虽不服，嘴上却连连称是。
蒋经国抓杜维屏，训万墨林，无异是公开掴杜月笙的耳光，不给杜月笙面子，几乎把杜气死过去。他连续几天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见客，也不出门。有一天，范绍曾去看杜月笙，杜对这位把兄弟怨恨地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都被他抓起来了。”哮喘了一阵之后，杜又无限凄凉地连叹几声说：“现在没有租界了，我也没什么用了。”当时一部分和杜月笙关系密切的报纸，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分别举行了编辑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决定把重点宣传放在同时被捕的其他人，对杜维屏则略带一笔，不显在标题上。蒋经国曾将杜维屏被捕照片送交《申报》和《时事新报》，要求他们制版登出。但两报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且未将照片全部登出。蒋经国看后十分生气，派人查问时，两报推说是技术不精、印刷时间紧凑所致。
富有心计的杜月笙，沉默了一阵后，决定发动攻势，采取公开拥护，暗中抵制的方法加以反击。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宣称说：“我的儿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绝不去保他。”另一方面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概意思是说，他看到香港有报纸写道：杜月笙因为儿子被捕，曾三次请见蒋经国，均被挡驾，所以颇为怨恨云云，十分奇怪，曾去信要求纠正，并说：“此次小儿维屏，以经营场外交易，违反交易所法，适逢抛纱案发，实为天经地义。其间绝无请托，绝未说情，港报所载三度请谒均被挡驾之说，全是向壁虚构，毫无故实。20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而港报遽以暴力、革命等字句相加，当不值识者一笑也。”
同时，杜月笙为了转移蒋经国的注意力，派许多人秘密调查了孔祥熙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情况，掌握了不少确凿证据。然后当面对蒋经国说：“我的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否则，难服万众。”此话一出，蒋经国骑虎难下，没有办法，只得派员去扬子公司搜查。
结果确与杜月笙揭发的情况相符，无奈只好当场把该公司主事人扣留起来。孔令侃闻讯，连夜打电话给他母亲宋蔼龄告急，宋蔼龄随即找其妹宋美龄说情，不到三天，蒋经国便接到蒋介石“严谕”，令将此事“从轻发落”。杜维屏虽然被蒋经国捉住了“所外交易”的把柄，但仅凭这一条罪名，也无法判重刑，况且当时问题比杜严重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还大有人在，因而只好将杜送到法院，仅仅判了八个月徒刑。
杜维屏自然不肯罢休，立刻声明不服，延聘几个律师上诉，拖到十一月间，法院改判为六个月，随即被潘公展保释了出来。蒋经国原以为抓到杜维屏“以一儆百”就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他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便先停止，灰头土脸地跑回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