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夸饰是为了凸显某一特征，而故意夸大或缩小；但这也有个限度，不能一味地虚夸，以致华而不实，就不恰当了，也即《文心雕龙？夸饰》所说：“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要做到“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但是，齐梁以来，能真正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不多，更多的是肆意骋辞、一味夸饰。这种情形，在墓志铭、行状、劝进表、颂赞、荐举、文集序等文体中，都特别明显：
高勋至德，振古绝伦。昔保衡翼殷，博陆匡汉，方斯蔑如也。（《策相国齐公》）
虽伊尹之执兹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任昉《封梁公诏》）
虽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训，方之蔑如也。（任昉《策梁公九锡文》）
这种句式源自东汉末潘勖《策魏公九锡文》“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其剽窃旧文，自相蹈袭且不说，只说其指称的内容。伊尹、周公匡复周室，戮心尽力，一心向国，早已是人所公认。至于齐梁，只不过偏安于江南一隅，更无力收复北方，又安能与伊尹、周公的功勋相比。这且不说，还有说萧衍、陈霸先恩泽遍润天下、普沾王化的夸饰：
功逾造物，德济苍生，泽无不渐，仁无不被，上达苍昊，下及川泉。文教与鹏翼齐举，武功与日车并运。（《齐禅梁策》）
武灵已畅，文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远，至于苍苍浴日，杳杳无雷，北洎丈夫之乡，南逾女子之国，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关。（徐陵《陈公九锡文》）
宇宙、万物，几乎无所不包了。特别是陈朝，疆域日蹙，在南朝中是最小的，不仅有后梁，益州也非复其有；但在徐陵的笔下，照样“北洎丈夫之乡，南逾女子之国”，都扣塞款关，屈膝膜拜——这就不能不是虚夸了。退一步，这些夸饰为了盛赞新朝的赫赫功勋，以获得正统，或民众的认可，也情有可原；但不分对象，一味夸赞，就不可谅解了。这种情况较多，因谈论文学，这里只以时人对文学才华的夸饰为例说明。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中说萧子良：
天才博赡，学综该明。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乐》分龙赵，《诗》析齐韩。陈农所未究，河间所未辑。有一于此，罔不兼综者与！昔沛献访对于云台，东平齐声于杨史，淮南取贵于食时，陈思见称于七步，方斯蔑如也。
陈农在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曾求遗书于天下；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用这两个典故，是说萧子良读书多，这还勉强说得过去。至于说沛献王刘辅云台知雨，东平宪王刘苍上《中兴颂》；淮南王刘安，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即上；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这些人的聪明才智、敏捷都比不上萧子良，就未免虚夸了。抛开刘辅、刘安等不说，只说曹植。钟嵘《诗品》称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样的人也只能甘拜下风。实际上，萧子良的文风在当时是比较质朴的，《言台使表》、《密启武帝》、《谏敛塘役钱启》等文，都基本上以散体写成，李兆洛就评“以朴语写俚事”，说白了，萧子良不仅不能比肩曹植，连时人任昉、王融、沈约都不能相提并论。《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仅载：“《净住子》二十卷，齐竟陵王萧子良撰。齐《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说明其还是有一些作品的。严可均《全齐文》卷七收录萧子良作品，共25篇，其中赋一篇（《梧桐赋》），序文二篇，其余的均是实用文体表、启、答书等，其文学色彩并不浓。其在学术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多是作为组织者、倡导者而存在。再如萧统，萧统英年早逝，时人痛惜之余，对其文学才华的夸饰、赞誉也称得上不遗余力：
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
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长卿徒善，既累为迟；少孺虽疾，俳优而已。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孔璋词赋，曹祖劝其修今；伯喈答赠，挚虞知其颇古。孟坚之颂，尚有似赞之讥；士衡之碑，犹闻类赋之贬。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
研精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金铣玉徽，霞章雾密；致深黄竹，文冠绿槐，控引解骚，包罗比兴。铭及盘盂，赞通图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则。（萧纲《昭明太子集序》）
王筠、刘孝绰都曾受到萧统特别的器重，“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也可能因这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同时受哀册庄重、典雅的限制，王筠的陈述还矜持持重一点。而到了发抒性灵、情感较自由的序文中，在刘孝绰的笔下就别是一番情形了：前代文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蔡邕、班固、陈琳、陆机等人，都不能与之抗衡、比肩——这岂不是明显浮夸吗？萧统可能饱读诗书，文才出众，但要超越这些汉魏以来公认的大家，恐怕还是做不到的。反过来，倒是萧统本人说得客观、实在一些：“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词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吾少好斯文，迄兹无倦。谭经之暇，断务之余，陟龙楼而静拱，掩鹤关而高卧。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陈述了自己多读书的情形和愿望。
再如，齐梁时人特别推崇博学，为此，作传、墓志铭、行状、文集序时，一般都不忘摇笔夸饰其博学，如王僧达《祭颜光禄文》中评颜延之“义穷几《彖》，文蔽班、扬。……才通汉魏，誉浃龟、沙”，超越班固、扬雄，誉满龟兹、流沙。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评任昉“耻一物之不知，惜寸阴之徒靡，下帷闭户，投斧悬梁。虽玄晏书淫，文胜经溢，康成之忽忘所往，公叔之颠坠硎岸，无以异也”，“耻一物之不知”、“书淫”皇甫谧和博学如郑玄都仅能相比。刘峻《广绝交论》中也说任昉“遒文丽藻，方驾曹、王”，与曹植、王粲并驾齐驱。任昉《王文宪集序》中评王俭“宏览载籍，博游才义”，“固以理穷言行，事该军国，岂直雕章缛采而已哉？”总之，“虽楚赵群才，汉魏众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一个“曾何足云”还不够，又加了一个。萧纲评新渝侯文更是“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一代文才曹植、左思、潘岳、陆机等一样都不在话下。同样又是萧纲，评王规“《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诵其心，谈天其口”，对九略百家，无不通晓了。《戎昭将军刘显墓铭》中评刘显“厌饫典坟，研精名理。一见弗忘，过目则记。若访贾逵，如问伯始。颖脱斯出，学优而仕。议狱既佐，芸兰乃握。搏凤池水，椎羊太学。”风行之下，甚至只是帝王，也文才斐然了，江淹《齐太祖诔》中赞扬齐高帝萧道成“宣敷五礼，优游六诗。……才罄艳采，笔尽丽辞”，沈约《梁武帝集序》中赞扬梁武帝“皆咏志摛藻，广命群臣，上与日月争光，下与钟石比韵，事同观海，义等窥天，观之而不测，游之而不知者矣”，这些都如出一炉。夸饰情形，可窥一斑。无疑，这些虚而不实的赞颂较严重地损害了文章的内容；这些实用文体，又占了现今所能见南朝作品的绝大部分，难怪后人多讥其华靡不实，评价较低了。
对于隶事，刘勰认为首先必须博览，“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才能织就鸿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是基础，还需要做到博约和精核，“ 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摭理须核”，这样才可能准确、切当，有骨力。上面的一味夸饰显然违背了这个原则，是一种不良的文风。
从另一个角度，这些实用文体齐梁时的骈文大多还是实用文体。更多的，要歌颂，要感恩戴德。这一点，在此际一度颇为兴盛的《谢某某赐某某启》一类题材中，表现得至为明显：
文筠析缕，香发海檀。肃肃清风，即令象簟非贵；依依散彩，便觉夏室含霜。（萧纲《谢赉扇启》）
才发紫函，雕奇溢目；始开泥检，丽饰交陈。已匹丹霞之晖，乍比青云之制。身文自贵，器用惟宜，寒暑兼华，左右相照。（萧纲《谢敕赉方诸剑等启》）
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裘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三旬沸海，团扇可捐。（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
阶边细草，犹推綟叶之光；户前桃树，反讶蓝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试顾采薪，皆成留客。（庾肩吾《谢东宫赉内人春衣启》）
簟，指用芦苇编制的席子，夏日多用；但一把扇子所带来的“肃肃清风”，就足以令象簟相形见绌，其轻轻摇动，竟能让夏日闷热的屋子满溢流霜。一把造作精工的宝剑，丽饰交陈，已能匹敌丹霞之丽、青云之制。而一个花纨簟，更能使“夏室已寒，冬裘可袭”，九伏天里，能捐弃祛凉的香粉和团扇。东宫所赐的春衣，让阶旁刚生出的细草、户前碧绿的桃叶惊讶春衣的艳丽色泽。这些都见出了夸饰的技巧，虽不无虚饰，但其联想、比拟的运用也委实高明。
$第四节 时人对骈俪文风的总结与评判
对当日弥漫上下的骈俪文风，时人加以理论的总结。《梁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载：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齐武帝萧赜永明（483—493）共十一年。“至是”承接上文，当指《传》中“中大通三年（531），王为皇太子，（庾肩吾）兼东宫通事舍人”，即萧纲为皇太子的时候；因为这一年四月萧统去世，七月萧纲被立为皇太子——这也正吻合下文“时太子”指萧纲的叙述。也正在这一年，萧纲可以直言裴鸿胪，而不需避忌；这是因为裴子野已在去年，即中大通二年卒。裴子野卒于鸿胪卿的任上。这样，“其人既往，其文克定”，直呼且有所评价，也是正常的了。
从永明初年到中大通三年，其间大约近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从“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发展到“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可见发展比较迅猛。萧纲《与湘东王书》（今存）中，一个鲜明的观点就是肯定“今文”，反对“古文”，特别是反对“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的京师文体；说白了，即是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制作多法古”的文体。显然，古文遭到了萧纲措辞较为激烈的批判，即《内则》、《酒诰》等经典是不宜用来吟咏情性、描写景致的，萧纲甚至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又，放荡一词的理解，王运熙解释为“乃不受束缚之意”，至于“放荡”的含义，可用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说的“至如文者，惟需绮糓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不过，萧纲与裴子野的关系较好，裴去世后，萧纲曾作《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言辞之下，语气还是比较委婉的。裴氏有《雕虫论》，这篇文章作于大通二年（528）前后的。因为文中直说“梁鸿胪卿裴子野又论”，而裴氏任鸿胪卿在大通元年（527），这一时期，裴子野声名鹊起。普通七年（526），北伐前夕裴子野授命作《喻虏檄文》。当时梁武帝以其事体大，召集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共集寿光殿斟酌品评文章；结果，“时并叹服”，武帝也止不住赞誉：“其形虽弱，其文甚壮。”这一篇章仍保留在《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就文章看确实是不尚靡丽，制作多法古式，较为雅正，如“矜此涂炭，用寝兵革，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四方同集，九服齐契，譬犹翻东海以注萤灂，倒昆仑以压蝼蚁，其身縻烂，岂假多力。……今也其时，昔由余入秦，礼以卿佐，日磾降汉，华貂七叶，苟有其才，岂无大位。”也一如萧纲所言，“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
裴氏从儒家经典出发，强调诗能“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是王化的根本，辞赋就是“枝叶”，“雕虫”小技。至于“摈落六艺，吟咏情性”等背离儒家经典的极端做法，则“非兴国”之音，甚至是“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这种批判不可谓不激切，只差没说是亡国之音了。据本《传》载，裴子野的做法，即“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这种“诋诃”操刀者，大约就是萧纲、萧绎类的人。只不过，由于武帝的强力支持，“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一时间萧纲也奈何不得；这是因为，普通七年裴子野五十八岁，萧纲仅二十四岁，萧绎更小，才十九岁。这种悬殊的年龄，自是不敢贸然造次。不过，时人“皆翕然重之”，也有其不可忽略的背景。之前一些声名卓著的文人多已作古，零落殆尽：天监四年（505），江淹卒；天监五年，谢朏、到沆卒；天监七年，任昉、丘迟卒；天监十二年，沈约卒；天监十六年，柳恽卒；天监十七年，何逊卒；普通元年（520），吴均卒；普通二年，刘峻卒；普通七年，陆倕、周舍卒。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这时岿然留存，有较大号召力的，裴子野无疑是其中的一员。萧纲指向裴氏也就理所当然了。萧纲视二者为水火，“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也侧见出论争的激烈。
实际上，这一时期以萧统、萧纲、萧绎为首的文人集团，明显有各自的风格、倾向。当然，还有一些人，如吴均、何逊、王籍等，是游离于这三大文学集团之外。先看萧统文人集团，成员主要为《南史》卷二十三《王铨传》所载的昭明十学士，即张缵、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等，以及《梁书》卷三十三《刘孝绰传》所说的殷芸等。天监元年（502）十一月，两岁的萧统立为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萧统五岁在天监四年（505），这一年，梁置五经博士，“初开五馆，以玚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博通经传”的明山宾“首膺其选”，伴皇子侍读；天监八年（509），又于寿安殿讲《孝经》。显然，武帝是以儒家思想来教导、砥砺年幼的萧统；或者说，作为皇位继承人，萧衍有意以儒家思想来培育未来的接班人。如再考察一下“尽为一时之选”“昭明十学士”的文风，就可看出梁武的真实意图：他需要的是继承帝位的储君，有治理国家才干的太子，而不是写旖旎情思的文士。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等人的文风都不是特别绮艳。梁中期最有成就的作家首推王筠、刘孝绰。王筠在《自序》中就直言：“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立抄。”这也不难理解，琅邪王氏“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受儒学浸润较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的人伴侍萧统左右，萧统的儒家思想自然比较浓厚，其指责陶渊明《闲情赋》“白璧微瑕”，萧统《陶渊明集序》。不正是这种思想的直接流露；这种儒家思想还直接浸润在其创作理想中，即“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也对此观点进行了肯定。不过，即便如此，萧统也未能完全摆落藻饰时风的影响，其《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虽作为选文标准尚有探讨余地，但作为选文的重要倾向，却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从《文选》选文时不予收录的作品，如吴声、西曲等能明显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