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就有写这部书的冲动,最初的构思是定位在农村男青年找对象难这么一个主题上,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男多女少》。写作的动因与我太多的耳闻目睹有关系。
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家乡从外地引进了不少操着不同方言的小伙子,我们村子也有不少,我们当地人对于那些人有一个很不好听的蔑称——种马。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就是来给没有儿子的人们当上门女婿,专门给人传宗接代的。他们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实或多或少都遭受了当地人的一些歧视,认为他们是一些很没出息的人。
那时,我们家乡的女孩子并不缺少,本地的男青年一般是不屑入赘到女方家的,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经过了解,我才知道,那些外地男之所以倒插门,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他们家乡的女孩子太少了,至于为什么少,有的说,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生了男孩,多多益善皆大欢喜,生了女孩,不是偷偷地送掉,就是才一出生就给弄死。如果传言属实,那些做父母的种下的恶果,在他们的孩子的身上得到了报应。身为男孩,总要娶媳妇成家,女孩奇缺,那就只能远走他乡寻找资源。外乡的女孩,多半只允许他们当上门女婿,是不会跟着他们嫁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的。
我听说有一个家庭有五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在家乡成了家,其余的四个各自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倒插门,假如那个家庭也发生过遗弃女婴的事件,那个家庭的父母应该是肠子都该悔青了吧。生再多的儿子,也没有几个留在身边。
不曾料到,男多女少也慢慢辐射到了我的家乡,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我的乡民的足够的重视,虽然我的乡亲并没有效法别人遗弃女婴或者弄死女婴,成因尽管也是多方面的,但终究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他们有比遗弃和弄死更高明的手段,花点钱请医生用B超等仪器对未出生儿做性别鉴定,不想要的就给做掉,可谓异曲同工。最重要的还是某个生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不够科学,第一胎如果生了男孩,就不准再生了,这就造成了女孩出现了大量的缺口。
男女性别比失调,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村男青年。女孩稀少,一些利益为重的家庭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彩礼的价码,一家开了头,其余的不仅纷纷跟风,并且不断攀升,男婚女嫁有点像市场上的交易一样,因为礼金没有达到女方要求而悔婚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原本淳朴的民风也便变味了。女孩缺少,男青年在择偶的问题上也不得不收敛他们的所谓的个性,小心翼翼地看女孩的脸色行事,唯命是从,两性之间的天平明显向女青年倾斜,这样的倾斜使得女青年自我膨胀,家庭关系也变得不怎么和谐了。这就是思想观念的蜕变。二胎全面放开,这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性别比失调的严重性。一个光棍比比皆是的社会,是无从谈得上安定和谐的,这也就要求执政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有前瞻性,不能只图眼前之利。
而今让我痛心的是,很多的村庄都能看到找不到对象的过了找对象年龄的男人,成立家庭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但他们非常的无奈非常的痛苦。这难道不是社会之痛吗?
进入写作后,我又发现,仅仅是反应男多女少,主题显然有些单薄,不足以体现农村生活的全部。在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农村也没有排斥在发展和变化之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的确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想象不到的巨变,我所在的村庄,那种泥瓦结构的房子全部不见了踪影,就连家家户户的路都换成了水泥路。但随着大量人口外流,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
农民挣钱不仅辛苦,更加心酸,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留守妇女,说起来,都是一把心酸的泪水。有多少农民工兄弟,挤在城市狭小的工棚里,有家不敢回,与自己的伴侣长久地两地分居,漫漫长夜如何度过?没有谁去关心他们的这个问题,压抑和苦闷如影相随,由此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问题也一样不容小觑。关注农村和农民,这才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将这一新问题和男多女少结合到一块来写,小说也便有了很强的现实性。我最终还是弱化了留守儿童这个问题,因为近几年,写留守儿童的小说太多了,人们早就对此有过太多的关注,并不是我不想去重复别人,而实在是我挖不出什么新的内涵来。
在这个全面转型时代,纷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符合日新月异的生活规律的。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在诞生,每天又会有新的矛盾在滋长,源源不断的新,也注定了人们的扑朔迷离,思想和观念一时也难以成型,困惑和迷惘在所难免。但是,纷乱不是动乱,说穿了,它是新的生活的一个细胞,是一种呼吸,就潜藏在生活之中,有生活就会有纷乱的影子。本篇不是为了渲染社会是怎样怎样的乱,而是通过这些可以想象可以预见的乱,带给人们一些新的思考。
写这篇小说,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接地气,用最质朴的文字,表现最真实的生活,小说中不少的人物的原型就来源于我的身边。某些重要的情节,也都有事实根据。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引发更多的共鸣。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造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山,女人是水,有山有水,也便有了琴瑟和谐。山塌了,水也便失去了依靠,或成为无法流动的死水,或没有规律的流淌;水枯竭了,山还能呈现出它应有的生机吗?所能有的只有枝枯叶黄,只有纷乱浮妄,只有无措的绝望。
——题记